张五常：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
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br/>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br/><br/>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br/><br/>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br/><br/>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br/><br/>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br/><br/>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br/><br/>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br/><br/>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br/><br/>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br/><br/>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br/><br/>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br/><br/>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br/><br/>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br/><br/>“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p></p><p>转一篇相关的帖子：队友忆往事</p><p>毛主席鼓掌称赞<br/> 1958年，世界劲旅匈牙利国家队首次访华，先后在京、沪、穗与中国国家队及地方队作赛，当时匈牙队拥有人气最盛的欧洲冠军别尔切克和前世界冠军西多。别尔切克是一位非常稳健的削球手，1957年的世界锦标赛中打得十分出色，其削球的强烈旋转曾被中国教练誉为“用起重机也拉不起来”。在北京对中国队比赛中，王传耀打败了他，但容国团却因为战术不当而以1比2输了。到广州比赛时，别尔切克终被容国团所击败，再一次粉碎了别尔切克不可战胜的神话。当时，正值毛泽东主席在广州接见省市领导人，当他从收音机中听到容国团打败欧洲冠军的消息时，高兴得鼓掌大笑，对在座的人说：“我们的乒乓小将破除对洋人的迷信了！”那个时期，他正向全国人民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丢掉洋拐棍”，不要迷信洋人，容国团对此作出了好榜样。第二天清晨，广东省体委主任陈远高按着市委书记的指示特地赶到二沙头，向体工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传达了这一情况，并鼓励大家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敢于胜利……</p><p> 多才多艺<br/> 由于容国团在香港的工人俱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因利乘便地在值班时博览群书和播放音乐，使他爱上了古典音乐和下象棋。记得在广州，每逢假日，他常常拉上我一起去永汉北路（现北京路）财厅前的“音乐沙龙”，一边喝咖啡，一边听古典音乐，陶冶性情，舒展心怀。到了国家队，相信许多人都会不时听到他哼着《天鹅湖》《第五交响乐》《卡门》等名调，兴致起来还会抱着吉他边弹边唱一曲《梭罗河》，他暇时喜欢找人对弈，虽然棋艺不算高，但兴致盎然。记得1959年秋代表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我们刚好和象棋队住在一起，晚上空余便与杨官璘、陈松顺等大师下一两盘象棋，对方或让双车或让车马跑，但输得还是我们。棋艺与球艺，互相交流，因为杨官璘等大师都非常喜欢打乒乓球。<br/> 容国团不单是乒乓球了得，而且非常喜欢踢足球和游泳，每次与兄弟队的足球赛总少不了他这个前锋，可惜他太爱盘球了；他游泳是自由式，他向我吹嘘曾在香港跟“泳王”黄潭圣学过，姿势不错，也游得很快，遗憾的是两臂用力不平均，呈弧形前进，碰到了“水线”才修正航向。1962、1963年容国团热衷于“练大块”，效果不错，胸肌大发，穿起紧身T恤，顾盼自豪。只可惜双腿仍如竹筒，因此夏天上街时他必穿长裤，不敢“暴露”。</p><p> 心中一点苦恼<br/> 1963年，中国女队在第27届世乒赛中成绩全面倒退，领导决定任命容国团到女队当主教练，挑起千斤重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女队球员的技术明显进步。到了1964年底，容国团到我房间聊天，谈起他最近一个心结：他主管的四名团体赛主力队员（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梁丽珍）都先后入了党。而自己作为她们的教练，却还是个团员，总不是个滋味。我说：你可以争取入党嘛！领导对你是非常重视和信任的。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我知道，我也想争取，但是我条件不够，勉强入党也容易招人非议。况且自己自由惯了，过去香港的一些习气还没有完全改掉，唯有努力创造条件吧。<br/> 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中国女队大翻身，打败了日本劲敌，与男队共享五项锦标之殊荣。凯旋之后，领导上进一步加紧对容国团的培养，而容本人也更积极争取，但可惜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p><p> 耿耿于怀两件事<br/> 容国团为人豁达爽朗，极少动气，我与他相处多年，只有两年事令他气愤难平。1956年，体工队教务科派来了一个干部担任广东乒乓球队的领队，此人做事主观专横。冬训前，全队讨论训练计划，当教练冯国浩将训练计划宣读之后，这位领队却横蛮地把计划推翻，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写的所谓计划，此一“创举”顿时令众人哗然：一个不会打乒乓球而且来队才几个月的行政干部，竟会悍然全盘否定了由一位资深教练为历届全国前几名的球队所制订的训练计划，简直荒天下之大谬！这一份不伦不类的“训练计划”立即遭到全体队员的齐声反对，他才不得不悻然收回。<br/> 1958年4月，刚回国几个月的容国团和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打败了以原国家队组成的北京队和上海等劲旅，以全胜战绩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单打比赛中容与我又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使球队同仁军心大振。5月份，民主德国乒乓球队访穗，与广东队作赛，容和我先后击败了去年世界单打季军席乃德，可是整个男队却以4：5输掉了。本来输一场友谊赛乃兵家常事，可是我们却像犯了弥天大罪。那位领队立即召开大小会议展开批评，指责容国团骄傲自满，放松对自己的改造，要我们写详细的检讨。这还不止，当我和容国团在6月初北上访问朝鲜时，这个领队在火车上对我们两人疲劳轰炸了一天一夜，还在报章上宣传“某领队专程对容国团加强教育”。这种作法令容国团非常气愤，十分反感。<br/> 1960年初，天津举行了全国乒乓球表演赛，广东队在参赛期间为容国团、胡克明和我进行工资级别补评。事前说明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各人可以根据几年来的成绩、表现等自行提出建议，再由全队一起评定。刚拿了世界冠军的容国团先谦虚了一番：功劳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自己只是尽了努力，然后说自己要求不高，只希望向姜永宁看齐。姜是1952年归国，并获得全国单打冠军，工资级别是“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工资分许多级别，最高是一级，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卓越贡献的人，在大家心目中，容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评第一级也不为过），月薪是135元人民币。容自报之后，我们都感到他说得十分谦逊合理，谁知道这位领队竟然指着容国团大声斥责：“容国团，你太骄傲了！你以为拿了世界冠军便可以随便向党伸手……”突如其来的一轮炮火弄得容国团脸色骤变，难堪之极。他抗议说：“领队，你不是叫我们自报公议吗？我报了我的意见，合不合适由大家讨论评定，你不应该给我扣帽子！”可是，这个领队一顿批评之后，提出容国团只能评第六级（接近100元），大权在手，谁敢不从？结果这个评级因过了中央规定期限而宣告无效。<br/> 以上两件事，使容国团一直耿耿于怀，我从来没有见到他那么生气。（乒乓世界）◆ </p> [IMG]http://cn-tt.com/ewebeditor/UploadFile/2006110152150186.JPG[/IMG]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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