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中国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分类
<p> </p><p> 中国中产阶级生长缓慢与不公正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中国要想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必须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而要想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必须立即着手改变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 </p><p>作者：张炜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p><p> 每当人们谈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似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中产阶级的概念却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定义。<br/> 在社会阶级划分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按照他的方法，社会阶级应该根据一个三维衡量体系来划分：一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体系中的相对经济关系；二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三是他们的政党属性。有人根据这一方法将社会化分为上等阶级、中等阶级、下等阶级以及等外阶级。随后又有人进一步将中等阶级分为上、中、下三等，但是总体上仍然属于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br/> 在现实中，即使在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国度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划分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以收入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即家庭收入在二万五千美元和十万美元之间（有的则认为家庭收入在四万至二十五万之间）。有的以职业为标准，即主要指白领职员和中小企业主。当然，也有的按照其经济生活的独立性、拥有住房和汽车等为标准。<br/> 虽然以上的各项划分中产阶级的指标具有相关性，但是按照不同标准来界定，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例如，收入较高的蓝领工人，如果按照收入标准的界定应该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采用职业标准，他们则不属于中产阶级。<br/> 不仅如此，不同的国家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按收入来看，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法定收入，不仅低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即使在其他中等发达国家，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下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中国却是实实在在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凌驾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上等阶级或统治阶级。<br/> 正因为如此，我更倾向于按照相对收入的综合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而且，人们不妨根据分析问题的重点和目的的不同，来采用不同的中产阶级的定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主要关心的是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影响，所以我更倾向于采用收入标准。<br/> 根据收入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应该是这样的家庭，他们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包括制度外的收入；因此能够有能力购买住房、私人汽车以及包括电脑、手机等在内的现代生活用品；并且能够支付子女大学教育的费用。根据这个标准，按照终生收入的净现值计算，中国中产阶级当前的年均净收入应该不少于六万五千元人民币。<br/> 按照这个标准来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中产阶级的两个显著特征。<br/> 一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比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要小得多。例如，在美国，年收入在2.5万美元和1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大约占60%以上，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和东南亚新型的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也都高于50%。在中国，根据2003年进行的一项涉及五万城市家庭的调查，只有10%的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到与年均6.5千元人民币的标准接近。如果除去其中的高收入家庭，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在一千五百万户左右，相当于城市家庭总数的8%，全国家庭总数的4%。<br/>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中产阶级在现阶段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太多，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是却缺乏支付消费的能力；而富人们的消费也是有限的，一是他们的人数有限，而是他们的个人消费需求有限。他们通常会将收入的相当一个比重用于投资。而既有消费需求、有具备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则是保证社会总消费需求稳定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br/> 中国的增长模式映证了这一理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消费的比重偏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而投资和出口的波动性都比较大。投资增长受人们对经济发展信心的影响很大，而这种信心常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至于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不仅会导致出口国大量的福利损失，而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这些都对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的增长不利。<br/> 显然，中国中产阶级的生长速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匹配。篇幅的限制使我们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详尽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这里只需指出一个基本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生长缓慢与不公正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太多的财富聚集在极少数的富人手中，这少数富人引导着一种投资拉动型的中国经济结构；同时又有太多的障碍防止穷人通过诚实劳动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而制约了健康的消费带动型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国要想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必须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而要想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必须立即着手改变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br/></p>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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