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还是不要忘了经济学的好--读《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
<font size="4">秋风最近在《万科周刊》发表文章《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主要意思是批驳张五常的“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的观点。这个问题正是我所关心的，因为我也对张教授的结论表示疑惑，因此刚开始读的时候对秋风的文章还是充满期待的，但通篇文章读下来，却很令我失望。本来以为批驳“中国市场比美国自由”这样的观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列举两国市场自由度的具体指标，通过具体分析来证伪这个判断。而秋风却并不直接批驳张五常的观点，而是直接高屋建瓴地指出张五常等的经济学是物质主义，太狭隘，只看到 GDP，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关心宪政、法治，是给专制唱赞歌等等。<br/><br/>对于秋风的观点，很多我同意。例如宪政、法治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然而这和张五常的问题有关系吗？到文章的最后秋风也没有证明张五常的“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的结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而只是在讨论张五常及其“追随者”的立场问题，仿佛证明了立场问题就证明了观点的正误。<br/><br/>经济学是否等于物质主义<br/><br/>尤其是对所谓经济学是“物质主义”的批判实在有点牵强。因为是“物质主义”还是“精神主义”是哲学领域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领域的问题。<br/><br/>斯密认为，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而秋风认为这种利益的定义，至少从培根那里开始，就已经完全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我想斯密、培根和其他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人会认可秋风的观点，因为很显然形而上的、精神的追求和物质的追求一样是追求自身利益，一样构成了需求的来源，从而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人们研究学问、欣赏艺术品、欣赏音乐都会产生对学术书籍、艺术品、音乐会、CD、音响、乐器的需求，同时社会道德和宗教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偏好，从而影响到市场，如果你说市场需求仅仅来源于人们对肉体欲望的追求，我相信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很容易证伪的。<br/><br/>经济学不是研究动机的，也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因为那不是经济学的疆域，不会去研究产生市场需求的动机是填饱肚子还是追求艺术、还是思考人类命运、追求人类解放，而只研究从你的需求变成市场信号的那一刻起的选择，因为这是可以量度的，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哲学。所以说，经济学和物质主义无关，经济学只不过是研究人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的科学，而不是哲学、也不是艺术，也不进行价值判断。<br/><br/>至于国民或者国家的选择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或者以清谈扯淡为中心，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偏好而已，经济学不负责人们的偏好，宗教、道德可能会承担这样的任务，但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的任务只不过是指出人们的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以扯淡为中心会有什么后果，仅此而已。秋风把“在缺乏超验精神背景、尤其是缺乏建制化教会之教化的东亚国家，物质主义倾向尤其明显，这也是形成发展型国家的精神基础：国民同意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此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原因归结于经济学，就好比把出门摔跤归罪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荒谬。<br/><br/>经济学=物质主义，如果说这是外行说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秋风是对经济学有着多年的潜心研究的，说出这样的话，就难免让人有些唏嘘，也许是秋风的思想最近更接近儒家文化有关吧，不得而知。<br/><br/>宪政、法治当然重要<br/><br/>而秋风却得出结论，认为正是经济学传统中的“物质主义”，才使得一些当前中国一些“半吊子”的经济学人排斥法治、民主、工会结社、劳工权利“这些健全的、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中独立的价值”。对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辩解。<br/><br/>首先，我不认为坚持经济自由的中国经济学人会排斥秋风所列举的那些“价值”，其次，我认为上述价值并不是与经济学无关的独立价值。<br/><br/>秋风认为宪法和法治重要，我完全同意。秋风在文中说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大概意思也是在说经济学是技术问题，而宪政、法治才是值得研究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先忘掉经济学，一起建立宪政的框架然后再来谈经济制度这种“宪政框架下的技术问题”。<br/><br/>这一点我不同意。政治学只不过是经济学在公共选择领域的延伸，政治学本身固然有一套不同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仍然需要经济学的基础。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才能给予宪政、法治以坚实的基础，才能让我们对自由有着更强的信心。<br/><br/>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基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而按照秋风老师的药方“忘掉经济学”大家坐在一起来立宪，对于这种脱离自由市场经济实践、脱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所谓“宪政”将会是什么样的宪政，对于单凭“民主原则”、阶层政治博弈所产生的“宪政”，我只能持疑虑态度。<br/><br/>所谓宪政、法治是对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边界的一个划定，这个边界如何划定将影响到政府和个人的行为和选择。一部好的宪法应该是规定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和政府的边界，严格限制征税的范围和政府行为的范围，宪法里应当严格规定除非万不得已，任何人不得制定征税和扩大福利的法律。我们如果没有对经济制度框架的充分争论，没有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没有在公众中形成对政府这个天然恶棍的警惕的概念，而仅仅通过“民主原则”制定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很可能是一个为福利社会张目，政府权力边界过大，对私有产权缺乏保护的宪法，如果是这样，哪怕这个宪法下的政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我们也有理由保持悲观。<br/><br/>那么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如何判断？在没有确定宪政、法治的原则下，经济自由能否单兵突进？事实证明当然可以，通过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将会逐步在事实上确立产权制度，在形成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既成事实之后，经济自由化之后，用宪政、民主将这样的制度固定下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目前在中国，如同西方的那种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问题多多、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福利制度仍然没有在中国建立，工会的霸权更无从谈起，企业尚未受到环保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妇女政策这样的“政治正确”政策的侵扰，自由度尚高，这样的制度框架无意中暗合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在没有被西方福利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所毒化之前这些制度就正式纳入宪法和法治的框架，那么在中国将产生比西方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无疑是中华之幸。当然了，我的这个观点被秋风评为本年度最黑色幽默的观点。<br/><br/>劳工权利是一个什么权利？<br/><br/>秋风认为工人应当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当然对，这个没人能反对。<br/><br/>然而，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个人自愿结社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缔约自由的权利，就已经蕴含了所谓“劳工权利”和“组成工会的权利”。宪法只需要保障公民自愿结社、自由交易的权利就可以，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所谓“劳工的权利”呢？单独提出“劳工的权利”“组成工会的权利”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超越普通公民权利的特殊权利呢？在宪政制度下，还能允许谁享有特权吗？<br/><br/>工人自由组成工会，以集体向资方进行交易，或者维护工人自身的合法权利，这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这种权利应当以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为原则，而西方普遍存在的工会的特权在于他们往往损害别人的权利而得不到惩罚，例如动不动就罢工，等于不履行与资方签订的合约，单方面要求提高工资，也是对契约原则的破坏。工会使用暴力阻止不愿意参与罢工的工人继续工作，就是对别人的权利的侵害。这样的工会就是一个特权组织，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破坏。<br/><br/>抛开普适的公民自由，如言论、结社、出版、新闻自由，而单独的提出什么“劳工权利”“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住房权”“吃饭权” “幸福权”是左派的惯用的混淆是非的伎俩，是在向公众撒娇，索要一种超越法治原则的特权。但愿以自由主义者（这是中国语境下的定义，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保守主义右派）自居的秋风不至于如此。<br/><br/>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可靠的福利制度<br/><br/>关于福利，赞同者往往将悲天悯人的情怀带入讨论。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有意忽略的就是：有什么比给大家来带经济繁荣和财富的自由市场经济更好的福利制度？<br/><br/>三十年前至少在国有企业和城市里面人们享有普遍的福利，但那是什么样的福利？混几十年混一个筒子间，粮食凭票供应，市场上什么都买不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几斤肉，冬天只有凭票供应的大白菜，那样的福利，今天即使是最穷的阶层也不屑于去享受吧。而自由市场经济在30年来所创造的实质性的福利，岂是30年前那些在公有制下“幸福”地生活的人们所能够奢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最可靠的福利制度。<br/><br/>西方国家所实行的福利制度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代价如何？可以说那是一个奢侈的制度，且不说OECD国家的税收达到了GDP的35%-50%，就说福利所造成的看不见的效率损失就很难让人想象了。西方国家底子厚，尚能够折腾，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受用那样奢侈的制度？<br/><br/>当然，国家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救济、对贫困而即将饿死的人进行救助是必要的。国家救济自古以来就是政府的责任之一，这个从来没有人反对。即便是最没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中国古代王朝，也将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之后的社会救济当作自己的当然责任，无论是张五常还是新制度学派的其他人，或者是其“信徒”，谁也没有讲过不要国家救济这样的话。秋风也许是无意，也许是不了解对方的观点，而将“反对救济”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使得对方的观点显得极端化，我觉得就有必要进行解释。<br/><br/>中国市场是不是比美国更自由？<br/><br/>现在我们来看看张五常的“中国的市场比美国更自由。”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无论正确与否，它都是一个可以证伪的科学命题。要对它进行反驳是应该通过具体的数据和分析来进行，而不是高来高去地从理念到理念。<br/><br/>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每年都会发布一个相当权威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与此同时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和美国卡托研究所也会发布一个弗雷泽/卡托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我认为像这样的研究才算是正确的方法。<br/><br/>这两项指数的评估范围都包括：制度政策的连续一致性，政府规模（公共开支水平和税收水平），通胀水平，工资与物价水平，贸易自由度（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程度），货币政策，货币兑换自由度，资本流通程度，金融市场自由度，市场主导程度（国有企业比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等。数据来源包括世界银行， IMF， WTO，OECD（经合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如果要对张五常的结论进行批驳，我认为用这样的一套指数来进行衡量比高来高去地去指责对方“物质主义”、 “拍马屁”“经济学高手，政治幼稚”之类的要靠谱一些。当然，目前这个工作量相当大。<br/><br/>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张五常具体对比中美两国经济自由度的文章，所以只能从我们生活在中国的经验大致进行评估。<br/><br/>具体说来，我认为中国比美国经济自由度要高的地方在于：<br/><br/>1、不存在独立的拥有过渡权力的工会；劳动力市场相对比较自由。<br/><br/>2、尚未建立普遍的福利制度，企业的负担比美国要轻。<br/><br/>3、公共开支和税收水平要低于美国。<br/><br/>4、中国企业受到环境、劳工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妇女政策等的影响较小。<br/><br/>而自由度不如美国的地方：<br/><br/>1、产权保护政策不到位；<br/><br/>2、国有企业比重仍然较大，资源行业、基础行业仍然高度垄断；<br/><br/>3、政府对经济仍然过度干预，管制仍存在于各个领域；<br/><br/>4、货币自由度（当然，就这一点来说，张五常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货币制度更优）<br/><br/>5、金融市场自由度不够。<br/><br/>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整体经济自由度仍然比美国相差很远，但在一些具体的指标上，要比美国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过长期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经过民主制度下左派力量对美国立国时确立的宪政原则的侵蚀，福利和政府的扩张已经尾大不掉，通过民主程序已经很难根除。而中国从绝对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下走出，通过威权政府一力推行，尤其是邓小平力排众议的推行市场化改革，其后继者也大体沿着邓小平确立的经济自由化方向而行，使得经济的自由化成为20 多年来的主旋律。很多方面的自由化程度已经很高，而福利负担大大减少。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事实上的经济联邦制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地方作为利益主体，离当地老百姓比中央更近，其政策能够更加理性，地方间的竞争使得优良的制度选择能够胜出并且被广泛仿效。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国的某些经济自由度指标已然超过美国。<br/><br/>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br/><br/>秋风认为历史主义的研究是不可靠的，这一点我恰恰不同意秋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困难之处在于它无法在实验室里验证一种理论。而历史案例则给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提供了这样的检验。对历史案例的研究本来就需要把握各种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准确判断具有相关性的各种事件和因素之间是不是具有因果关系，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好的研究者能够在相关性的因素当中分辨出必然的因果关系，秋风举的例子当中把“重商主义”当作经济增长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结论。<br/><br/>这本来不过是一个方法的问题，秋风却以此否定“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不用案例进行研究，我们如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br/><br/>就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当然不会没有原因。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br/><br/>张五常认为地方政府的竞争导致的制度创新、中央领导的制度选择，包括货币制度和财政政策、放松管制政策、福利制度的不完备、工会力量的缺乏，威权政府的存在、民主的缺乏是主要原因，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这些因素的确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如果说秋风及其支持者认为这种正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那么他们就应该拿出实证研究的证据来证伪这种判断，或者证明经济增长是其他的什么原因。<br/><br/>我的确不知道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超过美国”的判断从何而来，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当然不同意张五常的说法。但我们应当尊重张五常这个判断后面的事理依据和张五常的学养，至少不应该轻易否定，或许他掌握我们并不知道的材料，或许他拥有我们尚未领略到的逻辑。因为张五常“吹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变革并不是这几年的事情，在他扯上税案官司之前就一直在赞赏中国的自由度和领导人的政策，说张五常在不顾事实有意奉承当局肯定有失偏颇。<br/><br/>原载《万科经济人俱乐部》</font> <br/> <p>经济学当然要研究动机,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p><p>LZ这样说,意欲何为?</p>[em05]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西宁宝贝</i>在2007-1-16 8:16:00的发言：</b><br/><font size="4">……<br/>那么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如何判断？在没有确定宪政、法治的原则下，经济自由能否单兵突进？事实证明当然可以，通过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将会逐步在事实上确立产权制度，在形成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既成事实之后，经济自由化之后，用宪政、民主将这样的制度固定下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目前在中国，如同西方的那种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问题多多、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福利制度仍然没有在中国建立，工会的霸权更无从谈起，企业尚未受到环保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妇女政策这样的“政治正确”政策的侵扰，自由度尚高，这样的制度框架无意中暗合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在没有被西方福利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所毒化之前这些制度就正式纳入宪法和法治的框架，那么在中国将产生比西方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无疑是中华之幸。当然了，<strong>我的这个观点被秋风评为本年度最黑色幽默的观点</strong>。<br/>…………</font></div><p>黑色可能只限于字体，但是幽默确是一流的水准[em01][em01]</p> 秋风：对加西亚文章的回复<br/><br/><font size="4">我在文章中提到张五常，但对其人的理论，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只不过他最夸张地表现了单一经济学思维之荒谬，所以才随手把他扯来。其实，我的文章也包括对那些赞美地方政府竞争、以及成天只知道嚷嚷放松管制的张某某、甚至周某某等人的批评。但一一说明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评论我的文章，大可以忽略张或者任何人的名字。<br/><br/><br/><br/>我所要批评是单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本身。<br/><br/>更进一步，我要批评乃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本身。经济学是一门带有强烈的近代唯理主义色彩的学科，它正是整个世界趋向物质主义——及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在我看来，斯密的贡献主要不是经济学，而是其道德哲学。我现在已经大体明白，哈耶克为什么拒绝接受米塞斯的整套体系。因为，试图建立一个解释人的行为的整全学科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狂妄。米塞斯身上有太强烈的18世纪法国色彩。<br/><br/>上面所说的这些结论，涉及到复杂的哲学与观念史问题，十分繁难，我尚无力驾驭。这只是一点初步观感而已。<br/><br/>我当然不反对经济学，但那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乃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就是我在文章所说的，把简单的经济学当作逻辑唯一有效、科学的逻辑。——今天这个时代，当某人在研究社会、人的领域中宣称自己正在搞科学的时候，我总是保持警惕。当某群人狂热地要用科学新发现来推进对于人的行为的解释的时候，我会避而远之。因为，理解人的学科，必然在最古老的学科中，比如神学，伦理学，或政治学，而不可能在最时髦的学科中，因为人是一种古老的物种，而不是电子消费品在天天更新换代。<br/><br/><br/><br/><br/>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唱了主角，某些经济学预设变成了伦理规范，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悲哀。恐怕这正是中国近些年来有增长而无转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只是一种治国技术之学，官房经济学如此，重商主义如此，自由贸易学说如此，新老制度经济学或货币主义也都是如此。它是忠臣的学问，幕僚的学问。而今天，即使面对经济问题，所需要也是立宪的知识。这也正是哈耶克、布坎南高明的地方，兆丰去布坎南所在大学是去对了地方。事实上，斯密主要是道德哲学家和哲学哲学家，从他自己最早写道德情操论到临终修改道德情操论，就可以看出。<br/><br/>考虑到这一背景，中美两国经济自由度根本没有可比性。<br/><br/><br/><br/>这些话随意写来，不算正式见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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