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经济的难点（张炜）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50" bgcolor="#ffffee"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 border="0"><font face="Helvetica, Arial,sans-serif" color="#000000"><span style="FONT-SIZE: 14pt;"><b></b></span></font></td></tr><tr><td align="center">中国经济的难点（张炜）</td></tr></tbody></table><p><font face="Helvetica, Arial,sans-serif" color="#000000"><span style="FONT-SIZE: 12pt; LINE-HEIGHT: 25px; LETTER-SPACING: normal;">（作者为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张炜 ）<br/><br/>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既给中国带来了骄傲，也给政府带来了尴尬。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 <p>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p><p>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 </p><p>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p><p>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p><p>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p><p>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零点四六。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p><p>正因为如此，胡温执掌政权以来，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p><p>从口头上看，胡温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 </p><p>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p><p><br/></p></span></font></p><p>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p><p>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 </p><p>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p><p>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p><p>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p><p>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零点四六。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p><p>正因为如此，胡温执掌政权以来，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p><p>从口头上看，胡温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 </p><p>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p><p><br/></p> <p>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p><p>===============================</p><p>呵呵，不是拿不出钱来， 而是拿出钱来发不下去！出人意料吧？去年今上就说钱多了，找俩题目各发几十亿吧，下面不敢接：没有相应的机构，这钱到了下面一定出问题，钦命的事到时候落个钦查，犯得着吗？搞来搞去，还是给公务员加薪最不容易出事，这不，过年前都加了。</p>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三个政治看点张炜
北京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引起了不少关注。根据北京的政治游戏规则，出席全会的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一百六十多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并没有决策权。说到底，全会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所有的政治妥协都已经在全会之前完成，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已经在全会之前决定。但是由于北京的政治决策过程极端的不透明，中央全会、党代会、人代会等仍然发挥着窗口的作用。通过这个窗口，人们总能够捕捉到一些令人兴奋的看点，对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进行预测。
阅读会议的公报和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为这次全会配发的新闻和评论，撇去那些令人雾里看花的陈词老调，在我看来，这次中央全会在政治上至少有三个看点。
政治改革
第一个看点是中国的决策层决定继续地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几个月里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密集地公开谈话，这一现象引起了海内外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无限遐想，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共在政治上走向开明的一个迹象。无论温家宝的讲话是发自真心还是向公众做秀，这次全会的公报清楚地表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们决定对他的呼吁进行冷处理。
在会议公告中，关于改革的段落大约二百五十个字左右，“改革”这个词出现了十一次之多，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提到一次，不仅完全淹没在“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金融改革”“行政改革”等空洞的口号之中，而且还被特别地加上了“稳妥”之类的限制词。其实，这一届领导层下决心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赵紫阳在临终前曾经对他们做过一个中肯的评价：“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和远见”。更何况，他们的任期只剩下两年，又有关于下一届权力分配的“头等大事”要处理，恐怕也没有多少余力来考虑政改了。
“包容性增长”的位置？
第二个看点是胡锦涛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新提法没有被全会公报接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首次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个词。随后不少中国重量级的官方学者在中央媒体上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不少人甚至预测这一概念会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概念写入“十二五计划”。
然而，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以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建议”为主要议程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却对“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不置一词。不知道全会没有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太过含混，还是因为担心对这一概念的过渡解读可能引起普通民众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过高期待。但是，拒绝使用喜欢提出新概念的胡总书记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政治意义不可小觑。至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能否最终在“十二五计划”中“起死回生”，值得进一步关注。
人事问题
第三个看点便是习近平终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去年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没有如同预期那样进入中央军委引起了不少猜测。当时不少人认为这表明中央高层的接班问题仍然具有悬念。习近平不是胡锦涛属意的第一人选早已经是路人皆知。虽然习是胡锦涛可以接受的人选，但是作为一把手，在选定接班人的前夜被人突然袭击，被迫接受其他人选，这不能不说是胡锦涛政治生涯的一个滑铁卢。也正因为如此，在下一届领导人的布局上，胡锦涛如何动作便一直是政治分析家的关注焦点。
现在看来，胡锦涛在过去三年中虽然在各路诸侯的安排上对“团派”细心照顾，但是这些被胡视为嫡系的人马大多数操作能力不强，政绩不大。更由于中共现有的体制结构，他们对于最高层的接班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胡虽然在接班人一事上对“被安排”甚感不满，但是经过三年的政治运作，终于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从而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习近平的进一步“就位”，为两年后的顺利接班进一步铺平了道路，而第五代的领导核心也将以此为中心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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