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征集]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请77、78、79级的网友留下自己的高考印记(页 1) - 历史•反思 - 燕谈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3 23:05

[转帖][讨论][征集]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请77、78、79级的网友留下自己的高考印记

编辑说明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作为头三界的考生，肯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回忆，恳请77、78、79年的考生们写写自己的考试经历。在这个不允许纪念的国度，总会有一些方法留下什么的。高考三十年 发信站：天益社区（<a href="http://bbs.tecn.cn/">http://bbs.tecn.cn</a>），版面：散文随笔 本文链接：<a href="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03941">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03941</a> 高考三十年沐　杉 　　敲打这篇文字的兴致，缘于前几天与天益几位年轻人的聊天。大家聊到自己儿时的“可怜”，勾起了我的回忆。现在的年轻人，小时候再怎么可怜，与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无法相比的。　　我出生、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小矿山，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那里。那段漫长的岁月，使我充分体验了什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极度贫困！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正好是文革十年。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可想象得到当时物质匮乏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使处于生长期的我们几乎个个营养不良。相反，我们男孩子还要时常帮家里干砍柴、扛柴等重体力活，后来一个个都长成了“二等残废”（七八十年代指称找对象时个头不高的男人）。当时，广播里几乎天天宣称，外国人民、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开放之后才发现，真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物质的匮乏，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极度贫困。　　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小矿山里所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书籍几乎都被清剿殆尽。而我从小又是一个特爱学习、求知欲特强的人。那时候上学，没有正规的教材。《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就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历史、地理课从未上过。数学、物理、化学课还是70年代邓小平临时主政时断断续续上过一些。对此，我极不满足，便钻墙打洞、四处找寻散落民间的各种书籍。找到一本便会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即便如此，当时的阅读面之窄、知识面之浅也是可想而知的。实在无聊，我又开始自学起了绘画。当地没有老师，只好自己瞎琢磨，并经常外出写生、画速写。那时，小矿山里时常放映露天电影，几个样板戏来回地放。我很少去看，总是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画画。　　而这一切，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政治气氛是“读书无用论”，崇尚的典型是张铁生（“白卷先生”）、黄帅（“反潮流勇士”）。但父母当时反对的理由则是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读书、画画又不能当饭吃！”他们经常这样训斥我，并责令我去经营自家开垦的自留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排行老大）。我只好每天放学后便先到公共厕所去偷粪便(当时那可也是公共财产)，挑到菜地去施肥、灌溉。干完活再偷偷看书、画画。为此，还真没少挨过父亲的揍。　　若干年后，父母说起此事时总是很懊悔。但我理解他们。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没读过书的人，怎能料到日后还会恢复高考？怎能预见还会有读书有用之时？　　1975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开始实行每家可有一名子女留城的新政策，不用上山下乡了。家里便想方设法为我去找份临时工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养路工，每天都要在烈日下、风雨里碎石、铺路，月工资16元。这在当时养活自己已不成问题。但我老是不小心砸伤自己的手指，只好又去找别的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干过砖瓦窑的挑夫、机械厂的车工、民兵连的巡逻队员等。因为发现我能写会画，后来矿里一个车间把我调去专门出墙报，并兼任食堂管理员，居然享受了临时干部的待遇。到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我已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家机械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要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正式编制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许是过于自信，第一年我报考了理科。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只要是考试，我就是第一名。但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我的自信。考试结果出来，我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只好改报文科。对此，我并没有把握，不敢放弃正式工作，只好白天坚持上班，晚上自己复习。那时也不知市里办有补习班，全凭自己死记硬背。尤为可气的是，我们集体宿舍所在的区域属于贫民窟，几乎一到夜晚就停电。我只好跑到一家电影院的候映走廊去看书。那里的阿姨也许是被我的精神所打动吧，一见我去就主动倒杯水给我。　　努力终有回报。那年我终于考上了本科，成绩还超出了本科录取线20多分。可惜的是，数学只考了36分。否则也许可以进一所更好的大学。但我当时已经非常满足了，哪想得到那么多！当时的录取比例极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的就是那时的情形。在我的同伴，乃至整个小矿山的所有学生中，我是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这能不让我异常满足、极度兴奋、彻夜难眠么？　　我终于有机会进入知识的海洋，彻底摆脱精神的贫困！所以，我们那几届大学生尽管年龄参差不齐（我班上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16岁），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习异常刻苦！因为我们都是经受了苦难而换取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异常珍惜！　　岁月的流逝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年就匆匆过去了。三十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的人生轨迹应验了“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么多年的打拼中，我们那批人基本上都成了同龄人中的中坚。但有些遗憾是那场高考改变不了的，有些先天不足是后天无法弥补的。我们儿时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古文、古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很不扎实（少数家境较好、父母有知识的除外），外语普遍都很差（上大学才开始学ABC，毕业后又长期用不上——用进废退）。这对我们日后的发展以及工作、生活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外语不行，电脑操作就时常遇到障碍，一看到那些英文提示就傻了眼。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激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它使我摆脱了苦难，获得了重生。从此，它也使一茬又一茬的中国人通过相对公平的渠道走向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1896420[/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3 23:14

最近几天的媒体及网络，一直有人在吵吵要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了。与几个老同学碰头，也说起这事来着。自己写不出什么，看到这一篇，转过来。但是并不是说我喜欢这样的文字。30年过去了，恐怕更重要的是要反思一下，这次翻烙饼式的变革留下的教训。[em05]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7-6-14 01:56

我贴的PP也不看看，俺早在老哥到瑞士腐败之际已经开始纪念了。可惜，响应的不多。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4 11:21

当然是看见了的[em04]不过俺觉得那只是“纪录”，还不是“纪念”[em01]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7-6-14 21:46

君子曰：纪念纪念，把纪录拿出来念一念。[em01][em01]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4 22:36

<table height="1"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7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width="60%"><div align="left">写在前边——三十年前的一个梦 　　差不多正好是整整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曾经有过一次急剧的转弯：失学十年之後，神迹般地又突然得到重新读书的机会。像是一路赶车不上的旅客，我们荒不择路地紧紧抓住擦身而过的列车，不管它是从那里开来，也不管它是驶往何方，一把攥紧，捷足先登。 　　于是我选修了石器时代考古，而小青则着手研读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史。诚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用时人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无功无利，味同嚼蜡的两个行当。但坦白地讲，当年我们是抱着十二万分的欣喜和热情，如今其实也仍在暗自庆幸：总算没有选择据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修身对我们来讲已经足够了。 　　记得那个时候有年冬天，小青每天清早就从西直门挤车赶到柏林寺那边的北图分馆去读线装书。柏林寺的阅读室里有几只取暖的大火炉，午饭就在随身带来的饭盒里，放在火炉上随时温热充饥。直到夕阳落到大庙的红墙後面，这才开始收拾东西回家。 　　一天傍晚，小青回到家里，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今天可是读到一本好书。问她是本什么书，她对我讲：是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撰写的《职方外纪》。 　　问她里面讲了些什么？小青得意地拿出笔记，选出一段念给我听：“以西把尼亚。欧罗巴之极西曰以西把尼亚，南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度，东起六度，西至十八度，周一万二千五百里，疆域遍跨他国。世称天下相连一处者，中国为冠；若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尼亚为冠。以西把尼亚本地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山曰北勒搦何，产骏马、五金、丝棉、细绒、白糖之属。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馀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 　　念罢，两人自是高兴，但又不免黯然：已经三百多年过去，我们对西班牙的所知，距离艾儒略当年的描绘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于是我们商定：若是有朝一日得了机会，定要到西班牙去看个究竟，看看“一曰多来多城，在山之巅，取山下之水……”；看看“一曰西未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还要去看看“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石为城池。……” 　　话虽如此说，心中只当是梦中戏语，人生凭空哪里会有这等好事？ 　　不想三十年过去，这样的机会终于有了。今年的五月，我们恣意行走在西班牙。行前，小青特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影印出《职方外纪》里面记载西班牙的章节；归来，我们得意于艾儒略当初栩栩描述的胜景至今犹在，当然，还有他三百多年前无法领略的种种风情。 　　更加令人不免得意的是：由此而自审，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对功名的企图心仍然不大，对世界的好奇心依旧不小。 　　既是上天待我等不薄，那又何不顺手写下所观所感，算是留下浅近的梦痕？ <div align="right">二ＯＯ七年五月月三十一日，维一识于二闲堂。 </div> </div></td><td valign="top" width="2%"><img src="http://www.edubridge.com/img/space1.gif" width="20" border="0" alt="" /></td></tr></tbody></table>

老皮皮鲁 发表于 2007-6-15 17:45

我代我哥留个印记，可是我哥根本就没考上大学，生活的负担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来上网（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电脑），他们那代人真可怜，虽然好学却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清楚的记得我哥为了去高考，在高考前让读小学2年级的我教了他几天拼音，后来没能考上只有去当了工人，在后来他下岗了，只好做点小生意糊口。真的，那代人虽然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绝大部分人是这个年代日子过得最苦的人。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5 22:38

这个帖子如何成了一个号召贴了？俺并没有这个意思呀!既然如此，先贴一个自己的回忆——过去发过的，但是把时间记错了，上海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几号？那天和几个同学回忆了一阵子，也想不起来。 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15 23:32

30年过去，真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年高考的恢复。现在我们都知道是邓大人坚持77年就立即恢复高考，这在当时的小道消息也是这样传的。仔细想想，这真是一石多鸟的政治谋略。实际上这是在“两个凡是”——尽管当时没有提，但在正式文件上明白写着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同时又使这位大人获得了一大批潜在精英分子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尤其是到了78年的高考，大人还坚持大大放宽家庭成分限制，更是使读书人感激泣零。被这样高度政治策略化的恢复高考政策，在大人获得广泛支持、进而得逞其志、执掌大权后，就不再被大人重视了。他要忙着摸着石头规划大局蓝图，这等小事就赋予了一批从纷纷从牛棚、干校杀回权力岗位的人士了。而这批人士也忙着全面否定文革、抓批三种人等等的要务，对于高考以及高教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是一个极端崇尚辩证法的时代：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核桃两半分，错误的反面，肯定就是正确。既然文革是错误了，那么来个兜底翻，凡是文革批判的都是正确的，都要恢复之。另外这又是一个极端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就是真理，实践已经证明了，还容他人置喙？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的答案，因为这是科学的解释！于是高考恢复成为标准答案之辨。从小学开始的一切文化学习，都被纳入到这个体系：设置标准答案、灌输标准答案、考核标准答案。终于成为标准的教育指挥棒。30年过去，这根指挥棒下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套路”教育。主管教育的一茬又一茬官员，从来没有人愿意费神去想一想，除了参加高考，读书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对于一个10亿人口的贫穷大国，注定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纳入高等教育的校园，也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学究，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少年人来说，陪太子读书有什么意义？即使是能够通过高考的幸运儿，他满脑子的标准答案究竟于国计民生、自我谋生何益？民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经常有“某某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之说，不过30多年当中，还是出了不少到了共和国时代依然被称为“大师”的学者。而有的从防空洞及棚屋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海外读了研究生后，终于获得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获得过诺贝尔奖。共和国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和平局面，尽管内斗很多，终于安静的书桌也放到了30年的时间。可是这30年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即使也到了海外读过了研究生，好像还看不到有得大奖的前景。在国内“没有大师”却成为总理的焦虑，越过了他的部长来直接问责大学校长。30年了，人要“而立”，高考是否也“而立”了？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7-6-17 12:01

先把只篮子，容我慢慢写来，不过肯定不是为了春光的话题。

采采发表于 2007-6-19 07:24

替我父亲记一笔父亲的舅舅是一个优秀的船舶工程师，但很年轻便死于日军炸弹之下，他听着舅舅的故事长大，便一心想考交大船舶系。父亲成绩优异，照理说没有考不进的道理，可是他是58年的毕业生，而我的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奶奶是右派，因此毕业生履历表上老师给添了一笔：家庭成份XXX。他连考三年，没有学校敢收，终于放弃--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妹，爷爷奶奶都给关起来了，他必须担起养家的责任。多年后，我也成了当年在父亲履历表上添了那一笔的老师的学生，他得知我父亲是谁之后，亲自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道歉--现在父亲每次回国都会去拜访他，上次回国还替他操办了九十大寿（当然是学生版的）。回到高考，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要去参加考试，厂里死活不放他的档案。于是时隔二十年，父亲又失去一次上大学的机会。78年，我母亲，一个相当泼辣也能煮一手好菜的女子，请了父亲的厂长和书记来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母亲提起让父亲读书的事，厂长和书记说：我们少了他不行。母亲事先做了一番功课，知道78年上海业余工大开始招生，就说：你们至少可以让他半脱产读书吧！厂长和书记想了想说：那好，反正我们不放档案，他就是读了也得回来。我母亲到现在还在后悔自己太草率地将父亲塞到业余工大去，不过父亲老是说那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经历的运动太多，受过的冲击太多，变得胆小如鼠，什么事都不敢与上级顶撞，其实当时他如果直接去考研究生的话，根本不需要厂里的档案。不过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三十八岁高龄终于坐进了大学课堂，虽然学的不是他梦想的船舶制造，但毕竟真的是大学生了。对了，父亲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着是大学生，因为他在五八年的确上过一年民办大学，当时只有那间由解放军卫生学校改编的医科大学敢收他，学校位于甘肃的荒岭，上一个星期课，开三个星期荒，十个月之后索性解散，父亲再赶回上海参加59年的高考。我小时候好几次骄傲地在作文里写道：我和父亲同一天毕业：我小学毕业，父亲大学毕业！[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2209582[/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杜雅萍 发表于 2007-6-19 17:55

采采的父亲是一位值得骄傲的父亲。[em22][em23]

maychang 发表于 2007-6-19 19:53

我在77年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不过我并不想谈我自己，倒是想谈点别人的事。有个同学，聪明绝顶，功课一流，就是出身不行。他考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科第一名，并且数学拿了满分（这里解释一下，那年是各省市自行出题，所以各省市之间无法比较）。他报的志愿是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为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开了常委扩大会（为一个考生开自治区常委扩大会，也算世界记录）。录取不录取？这是个问题。不录取吧，本区第一名，第一名不录取，你可考的什么？录取吧，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因言获罪，还在监狱里。常委扩大会决定：不能取到中文系，录取到数学系，理由是他数学考了满分。偏偏这个主儿虽然数学考了满分，却不想学数学，坚决不同意。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录取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呜呼！

童志刚 发表于 2007-6-20 15:02

“新三届”杂感[《楚天都市报》以“新三届”为总标题，请77、78、79三年考入大学的人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叙述经历和感受。我应邀写了此文。时在1998年9月。] 作为一个群体，“新三届”无疑要比“老三届”复杂得多。“新三届”与后来各届大学生本质上的最大不同——这也是“新三届”之所以“特殊”的根本原因——就是：它是由身份有着很大差异的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另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工厂的工人、部队的军人、机关的干部甚至城镇的待业青年。后者或多或少的社会实践经验及其丰富的阅读经历，再加上人数上的相对优势，决定了他们在“新三届“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大家谈论“新三届”时，把后者作为主要对象那是很自然也很必然的。 我是属于“新三届”中从校门到校门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所以说到“求学经历”之类的话题，我们这批人几乎无话可谈。虽然我们也花了许多时间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但毕竟是在学校里，如果你愿意，读书（有用没用另说）总归是你的“正业”，社会实践经验则约等于没有，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就更谈不上了。我们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很窄很单调，但绝对说不上是坎坷。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相比，他们的不幸是把青春的最好时光浪费在无效的或者成效甚微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上了。除了肉体上的重压，他们更需忍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我们的不幸则是，在我们上学读书的十年（1968—1978）里，所有的名著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历史、经济的，都在遭到严厉批判之后被销毁或者封存了。所以我们这批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帮八股”里摸爬该打。“十七年”的教育固然也有其缺憾，但比起后来的文革十年，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从荒废的角度上说，哥哥姐姐们被荒废了十年，我们也被荒废了十年。 那十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无书可读，或者严格地说是没有好书可读。我从有能力读书之日起，便开始了找书和借书的艰苦历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我们家堆放杂物的阁楼，因为曾经在那里找到过几本《儿童时代》和一本连环画《孙安动本》（我记得是这么几个音节，不知道对不对），这使我对阁楼充满了幻想，总希望在那里能有新的发现。后来姐姐说：别翻了，早都烧光了。到了1975年前后，好像各方面管得不那么严了，一些人偷偷地把家里残存的旧书拿出来摆摊出租，我便每天下午从我们住的矿区走7里路到市里一个没有花草的公园去，直到把那里摊子上的旧书一一看完为止。那时候读书主要靠“借”，但从图书馆里只能借到《艳阳天》《铁旋风》《新来的小石柱》之类，想看点“封资修”的东西就得去求有“根底”的哥哥姐姐们了。但因为怕我们少不更事走漏风声，所以借书之路上也就写满了一个求知少年的苦辣辛酸……这也是上大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几乎无法与兄辈同学们正常对话的原因之一——他们能从《神曲》、《失乐园》说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从柏拉图、丹纳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我们能说的，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便只有《雷锋之歌》、《牛田洋》、《春潮急》了。巨大的反差逼使我们不得不日夜苦读。大学四年，他们要做的是追回青春，我们要做的是追上他们。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2323090[/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杜雅萍 发表于 2007-6-21 11:00

老童大哥拿以前的应景的东东交作业，不能给高分，重做的说。还有不交卷子的，什么时候作完？[em10][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2394946[/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21 11:53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这个俺也赞同的说。尽管俺不是直接高中考的，作为一个7字头中学毕业生，在这样的年级里受到的教育熏陶难以语言概括。

童志刚 发表于 2007-6-21 11:59

1977年的高考实在特殊，年底考试，第二年3月才入学，结果，这些人本科才读了不到三年半就毕业了？由于考试时间的特殊，造成了77级的大学生里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的，要么是已经毕业近半年，其中不少还已经换上了知青的行头，要么是还在等待毕业的在校高三的学生。这恐怕是教育史上少见的情况（战争年代或许也有吧？）。78级的学生也很特殊。我觉得一个特殊情况是：我的同学（我是78级的）里有人是77年被录取却自己放弃了的，而且人数还不少，可能有1/6的比例，我们寝室6个人就有2个是这样的。他们的原因是，觉得77年录取他们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接下去的政策很有信心的表现。后来很长时间的政策是，如果你被录取而拒绝入学，三年内是不许再参加高考的。77年，我作为在校的高三学生参加过那场考试，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是晕了2天。虽然题目在今天看来是突出地简单，却几乎做不出什么来，结果也是，我们辽源矿务局8所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包括我的那个第二年考上北大的厉害同学。77年有个政策不好，就是不通知分数，不知道其他省份是不是这样的政策？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21 12:09

各地有所不同，77级上海是在1978年的2月底入学的。77级确实几乎没有77年毕业的高中生，好像上海等地在恢复高考的文件下达后都立即将77届高中生延长一年学制，78年毕业参加高考。77级的录取工作完全是1965年的模式，不公布成绩，注重政审家庭出身，这导致相当多的人没有能够录取。另外一个情况是，很多高校来不及恢复招生，是在高考后才补充到录取学校来的，从落榜生中招了一批人，发了通知，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当时允许参加下一次高考。77年的高考各地分头进行，考题水平各个不同。印象里上海文科卷的数学实在简单得可以，史地卷稍微复杂一点，语文才两部分：前面是10题文言文解释字词，才10分，后面90分是作文，两个题目，一个是驳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个是记身边的新人新事。政治考的什么完全不记得了。

李兆苗 发表于 2007-6-21 14:53

继续梦游，拖延答卷。但是嘴还是要插的。入学后发现，我是最小的之一，虽然下面还有几个76届的垫底，但我因为入学时有小姨“押送”，还托付给几个同寝室的同学，木匠就很得意地率先做起了哥哥，其实他也是同寝室里小字辈的。后来发现，在政教系，还有中学里的老师金润圭，记得他是在我中学俩年纪的时候从农场上调到学校来的，那是农场青年回城都很激动，我就记得他在学校欢迎大会上说“我是教育战线的心病”云云。不曾想几年以后还变成了同学。（金老师后来在师大也是一个了得的风云人物）。79年研究生考试恢复，我又看到了方智范老师，他考的是古籍。对于我的同学，我从心里感激，因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长，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轮，更在为人和学识成为我们这些小弟弟的师范。高考作文，我做的是“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复习时，邻居有亲戚在负担，拿来了复旦编印的复习资料，里面又有一个作文复习题目，唤作“批判四人帮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反动观点”，正好我认真写过。考试时就觉得老天开眼，出了这样巧的题目，立即选了这个题目，手一路颤抖着写完。[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2409681[/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童志刚 发表于 2007-6-21 15:04

“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甲”？一轮？

李兆苗 发表于 2007-6-21 15:07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童志刚在2007-06-21 03:04:40的发言： “不仅年龄长我整整一甲”？一轮？</div>啊呀！，写错了，就去改，谢谢老童。

pommy 发表于 2007-6-23 22:44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老皮皮鲁在2007-06-15 17:45:14的发言： 我代我哥留个印记，可是我哥根本就没考上大学，生活的负担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来上网（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电脑），他们那代人真可怜，虽然好学却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清楚的记得我哥为了去高考，在高考前让读小学2年级的我教了他几天拼音，后来没能考上只有去当了工人，在后来他下岗了，只好做点小生意糊口。真的，那代人虽然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绝大部分人是这个年代日子过得最苦的人。</div>有多少人给耽误了？我是八零的，本来没我什么事，来敲个边鼓凑个热闹。我们上山下乡没轮上，它就寿终正寝了；正准备上高中呢，第一届高考开始了，77、78、79有点像连滚带爬地赶上了高考，自我们开始是从容地迎接高考，说来我们可能是最幸运的，进了大学不仅不拿学费，还有助学金（区别仅仅是多与少的问题）呢，毕业了还包分配。看了《蹉跎岁月》等反映知青的电影和电视，我们没怎么吃苦，真的，我认为是大我们一些的GG和JJ们代我们咽下了，可很多我们的同龄人无此感受。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6-25 19:23

许纪霖：知识导向与社会公正——恢复高考三十年的省思    ● 许纪霖      一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恢复高考不仅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个人而言也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恢复高考便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文革”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劳动，是体力而非知识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已经开始衰退，人们也纷纷开始考虑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是知识，而不是革命的乌托邦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因此，“文革”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以恢复高考作为改革突破口，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由乱而治。      其实，高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个通过选拔社会精英来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文革”中高考被废止，人才出现严重断层，期间虽然也选拔工农兵进入大学学习，但录取的标准却是政治成分，而不是知识取向，这样，便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入大学的荒谬事件。在革命的政治标准的导向下，全社会都拼命去赢得政治，而不是努力学习知识。因为只要在政治上红了，哪怕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照样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物。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在20世纪中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恢复高考的意义，都并不为过。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于1977年底举行，1978年2月正式入学。我对参加高考的经历，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母亲支内在重庆的一个工厂工作，我正好去探亲，在归途的船上，从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重大新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觉得前途豁然开朗。其实，我读书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在农村劳动三年，也并没有放弃读书，这倒并非是为个人前途做准备，而是觉得读书是那时唯一的乐趣。我回到上海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复习，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虽然没有读完高中，但平时基础一直比较好。我们当时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老三届的学生，他们学得比我们扎实，但我们比他们年轻。后来，经过几天的高考，终于梦想成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      恢复高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用“解放”两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把精英解放出来，把国家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高考用知识取向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准，知识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恢复高考之初的三年竞争非常激烈，录取率分别只有4.8％、6.6％和5.9％，再加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所以当时大学生的社会地位是神圣而崇高的，其受尊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博士生。恢复高考激发了一代人的热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总之，所以1977年的恢复高考不仅建立起了招生、教育和就业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且也是中国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为。          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统一的高考制度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高考也在非议中经历了由统一趋向多元的变革。恢复高考后的30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5年和后15年。如果说前15年高考起到了解放思想、以考促学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后15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其实，高考的弊端并非后来始有，而是与考试这一选才方式相伴而生的，只是在恢复高考伊始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它的解放作用。在今天，现代化已经不只是依靠知识的量的堆积便能实现的，而更需要创新才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又具体体现为知识的创新。对于知识的创新，也就是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高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考什么，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取人，年轻的精英就会往哪个方向努力，从而变会影响整个文化的风气。就这一目标而言，我们发现，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和方式比过去要科学的多，但客观题的分量则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面，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发挥的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题目，客观的成份越来越强，使考试内容和方法变成了检阅学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外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评价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      尽管我们的教育领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强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但却依然无法扭转应试教育的大趋势。虽然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招生录取依然是以知识取人。要竞争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要在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就必须对知识进行非常精致化的掌握和钻研，所以今天就形成一个精致化的应试教育考试方式。归根到底，高考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这种精致化的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严重脱节。大学的目标是培养适应世界潮流的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除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外，还需要创新精神和个性品格。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高考并非围绕创新来选拔学生，而是以维护公平作为第一要务。      为什么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遭受了那么多批评，甚至从教育官员到中学教师再到学生和家长都认为高考制度不合理，但却一直难以废除呢？这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高考在中国目前承担了一个非教育的使命：维护社会公平。从考试形式而言，高考是目前为止形式最公平的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问金钱，唯有分数决定成败，这给许多底层、特别是农村来的读书人带来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一传统源自于古代的科举制度。尽管大家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具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民众和舆论却有不断强化它的趋势，说到底是因为高考制度维系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具有形式公正的合理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下，高考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竞争机会，维护了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公正原则，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可以说，除了考试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代替高考，所以高考这种客观化的考试方式也许是最让底层老百姓觉得放心的一个制度。换作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就此而言，高考绝不仅仅具有纯粹的知识功能，而且还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角色。正因为高考起着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因此其考试模式还具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并且还从高考蔓延到了研究生考试。今年在教育学、历史学和数学三个学科试行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改革，使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高考。这样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内地学生的赞同，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分数来与城市的学生进行平等的竞争。当然这是另一问题，恕不详述。          三          众所周知，2006年复旦和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有益尝试。两校主要以面试成绩而不是文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这代表了高考制度另外一种方式。对于这次改革尝试，我的个人态度是矛盾的。首先我赞成这个富有意义的改革，因为这一招生方式并非中国首创，发达国家的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基本如此，其实质不是挑选考试机器，而是选拔全面发展、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这与欧美国家大学博雅教育的目标是吻合的。所以我非常赞同改革的方向，但对具体的做法如何更加完善还可以再研究讨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改革目前还不适合在全国推广，而只适合在少数大城市中试行。      我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多元化的，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之所以要两条腿走路，是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教育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按照知识的合理原则，那么30年前的那套高考选拔方式，应该废除了，因为这套制度只是培养考试机器，在选拔导向上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选拔具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制度，必须具备很多客观条件。比如在城乡差别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考试选拔的公平性。如果以客观化的书本知识来选拔人才，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的考生还是相对公平的，正如科举时代一样，农村学生只要发愤苦读，仍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如果要以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来选拔学生的话，城乡之间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不公平就会凸显出来。若要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中脱颖而出，必定需要很高的成本。要考查学生的艺术修养，譬如是否会弹钢琴，是否有广博的人文及科技知识，这取决于几个条件：一是考生是否具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二是家庭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是考生所生活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发展的空间。譬如要考炒股的问题，那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考生就有垄断性的优势，因为他的父母可能就在炒股；然而西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部农村的考生虽然可能是很好的读书种子，但因为周围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炒股，所以这对他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总之，从我们目前的国情来看，只能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传统的统一考试的形式，另一方面适当地扩大像复旦交大这种自主招生的模式，但也只能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大城市适当推广。同时，自主招生的比例也不能太高，最多不能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否则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          四          公正可以分为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张力的，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难以同时兼顾。所以在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满足形式的公正，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制度除了形式公正之外，还要符合更高的实质公正的原则。就高考而言，虽然它的形式是很公正的，但却很难说做到了实质公正，还存在很多实质不公的问题。交大、复旦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要达到实质公正的目的，这与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是符合的，也就是使学生在素质和能力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的选拔方式，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社会发展和地区差异没有我们这么大。而在中国实行就可能会问题百出，因为我们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相互纠葛在一起，很难保证各地的学生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美国的大学招生主要是种族间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所以他们依照补偿原则，通过“肯定性行动计划”来解决少数族裔的入学问题。中国的族群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高考中通过加分的形式对他们给予补偿。所以在高考中给少数民族学生补偿，实行加分政策。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阶层的差异，地区的差异，城乡的差异，如果按照美国补偿的方式来做，那么如何补偿，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这里牵涉到很多的因素，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之一。在现有的信用制度下，很难说农民一定是贫困的，即使他是农民，但他非常有商业头脑，并已经发家致富了，但其出身却还是农民。而在国外则不同，他们的收入非常透明，信用制度健全，富人没法冒充穷人。总之，如果中国要执行美国的弱势补偿原则，恐怕目前还难以做到，而且各种配套改革措施都难以跟上。      其实，中国现在问题是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区，其高考名额分配也多，越是贫困的地区高考名额反而是弱势，从某种意义来看，它的实质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需要改变的。这就需要对高校的招生比例进行某种调节，但如何调节还涉及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大学产权不明确，比如说复旦大学，它是国立大学，产权归国家所有，但另一方面，因为是“985”工程院校，有一部分经费来自上海市，其教师的收入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上海市财政。那么，既然地方投资办学，就必然会要求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所以就会在招生中有所体现。当然北大清华是一个例外，北大清华没要北京的钱，但是在北京却招生这么多，当然北京的生源比较好，这也符合两校的招收高素质学生的要求，这是一种所谓的实质合理性。但如果按照公平的补偿原则，这样的招生就是不合理的。北大和清华用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按理来说是纳税越多的地区，招生名额也应越多。科举时代科名的分配就是依照赋税来分配名额的，就是后来的庚款留学的名额分配也大体如此。出资方应该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回报，这也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一种合理性。如果像中国政法大学那样按照人口比例招生，显然得益的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山东、河南等，而西部地区反而更吃亏，因为西部人口基数少。假设中国政法大学在宁夏原来的招生计划有10个，但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招生，可能连10个也达不到，所以按人口比例招生对西部地区很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很难找到圆满的答案，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我们还是应鼓励高校进行各种合理性的试验，在改革中总结经验，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的地区差异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用一种合理性来抹煞另一种合理性，在几种合理性之间需要恰当的平衡。大学的所谓创新型人才要求，是一个合理性；富裕地区，因为纳税多，所以名额分配多一些，这也是一个合理性；贫困地区需要照顾弱势群体的补偿原则，也是一个合理性。关键是如何来协调这几种合理性，这也是我们在操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实际上，当前许多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要面临这一问题，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社会公正的理论分析。我们的公共政策之所以在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下随社会舆论及长官意志的左右摇摆而相互矛盾，就是缺乏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面对各种各样的合理性，究竟哪种合理性是优先的，哪种是次优先的，我们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持。当年美国在肯尼迪总统时期，实行平权法案，遭到的社会阻力也非常大，在大学入学中对黑人的少数族裔实行优惠政策，就遇到了很多质疑，为什么成绩差的黑人学生进入了大学而成绩相对较好的白人学生则遭到拒绝？凭什么黑人小孩要到白人的贵族学校来读书？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就全面论证这一问题。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至于如何来安排社会正义，他提供了一个理论，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上，从照顾弱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补偿原则，以追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套非常复杂精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为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公正奠定了一个哲学基础，并且在很多领域还被制度化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比美国更为复杂，但如何从制度上来安排，以协调因地区差异而带来的巨大的冲突，我们还缺乏一个全局的整体的思考，缺乏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理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对策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共政策伦理背后的正当性问题。高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义理论，而现在我们缺乏理论工作者来论证这一问题，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的改革和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策层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是造成今天改革比较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如何平衡高考改革中的各种合理性，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对公正概念及原则的一种理性选择。      高考改革的策略，应在确定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下，允许若干大学进行各种自主招生模式的改革，探索招考制度的最佳模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因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使得改革至为复杂，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实行一刀切，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一刀切的方案，中国没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包治百病的模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应该允许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高考改革需要大胆地试验，谨慎地推广，特别是改革试点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开。而现实的改革则刚好相反，可谓是“小心试验、大胆推广”，教育行政部门一道行政命令下来，在没有各方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全面推开，改革的善良的愿望，就很可能变成了行政长官的意志。          （原载《招生考试研究》2007年第2期，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李立峰博士的协助，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许纪霖，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菜农发表于 2007-6-29 11:59

77年下半年，突然回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我们农村，我家里的二叔和一些教我们的老师，积极复习，准备高考，但是他们的基础实在太差，都来找我父亲补课，补也补不上了，只好硬背一些公式，赶鸭子上架。二叔考了回来和我父亲讲题目，其中一到物理题目，说在斜面上的物体，受到自然重力下滑，要计算一个加速度，由于不告诉物体质量，结果二叔束手无策，父亲根据题目已知条件一解，结果发现质量M可以约去的，一声叹息。我的二叔和一帮老师全部没有考取，从此开始了悲惨的命运。先是种田，后来买车子搞运输，在进社办厂做供销，后来自己开店，资本不够而失败，只好向他的弟弟学电器修理技术，开一个维修铺，勉强度日。而三叔在77年读初一，78年参加中考，第一志愿选择中专，当时中专录取通知较晚，所以先进入重点高中读了一个月，中专通知来了，赶紧去上中专，是闵行电机制造学校，毕业出来发觉自己的水平可以考上大学，所以在去交大上自学大学，考试得了专科文凭。由于三叔电气学得扎实，刻苦钻研，开了电器修理铺，本事大到能修理上海地铁的事故，所以生意兴隆，赚了大钱，基本上没有用文凭，现在别墅买在交大旁边。恰好三叔的儿子今年高考，昨天得知已经顺利进入交大读书了，了却一桩心愿。

夏加坤 发表于 2007-6-29 23:17

聆听前辈们的故事，向前辈们学习！

泡人发表于 2007-7-7 20:34

贴一篇，去年写的：金榜题名时     1978年3月27日午休过后，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工具室的葛师傅来找我，说接到电话，让我去建工学院去取录取通知书。我带着满手油污，站起身来，苦笑着说：     “葛师傅，您就别逗我了。”     “怎么逗你？真的！建工学院真来电话了！”葛师傅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     “真的？”我仍然疑惑着。     “可不真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骗你？快收拾收拾去吧！”     我半信半疑地洗了手，不敢跟任何人说，只跟班长请了假。心想，要是假的，就认倒霉。     乘无轨电车40多分钟，再走一站地才到建工学院。熟悉的灰色罗马式建筑主楼，仍然那么高大雄伟。我曾无数次从它面前走过，却从没进过门。     进哪个办公室我忘了。只记得一个女老师问：叫什么名？哪个单位的？我说，锅炉厂，叫什么什么。她说，啊，有。将一叠信封略翻了一翻，拣出一个递给我。我接过信封一看，见上面写着：“哈尔滨锅炉厂十九车间×××收”，下款是铅印的红色宋体字：“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的手有些哆嗦了。     怎么出的办公室忘了。在走廊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顿时，泪水涌满了我的眼眶。     我把通知书重新装好，小心地揣在内衣的口袋里，出门来到大街上。太阳明亮地照耀着，街上所有的汽车、行人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走出100多米，我忍不住停下来，伸手从兜里掏出信封，把通知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是真的！     多年以后，读到清朝袁中郎中进士时写的一首诗，头两句是：     “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正是我当年的写照。    1977年我30岁，年底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又长了一岁。后来得知，那年考生540万人，实际录取了27万人。其中如我一样大龄的考生中，有一个因高考作文出名的阎阳生，有人大概还能记得。他的作文写的正是，如我们一代青年如何渴望学习的故事。这篇作文读来催人泪下，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保存至今。     要上大学最难的不是考试，而是报名。我从开始就受阻——车间不同意。幸亏我妻子有一个要好的同事的丈夫是厂生产科的，也是个老中专生，很同情我，求他说情，才报上名。直到以后好几年，每年过年我们两口都得去他家送点儿礼，以示感谢。     复习、体检、考试不必说，单说录取这一段。     从考完试那天我就天天盼着邮局的来信，总不见。心想，也许会在厂前的布告栏里公布吧，于是，天天上、下班时盯住布告栏看，也没有。直到三月初，报上说，新生上课了，我的心才彻底凉。从报考那天开始，我上班就一声不敢吱（照常上班），这回，更得“夹起尾巴，重新做人”了。     谁知道天不灭曹！居然有扩招“走读生”的事。所谓走读生，是因为学校住宿条件不够，只得“走读”的新生，其他一切不变。我有幸名列其间。然而至今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我这儿，录取通知书变成了自取，弄得我好一顿难受。也许是因为人少，且都是本市的吧。     至于说到我为什么没被第一批录取，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大，为了平衡新生年龄，而被挤下来的吧。因为我的分数并不低，比多数正式录取的分数还要高很多。比如我数学得了103分，正式题满分100分,20分的一道加分题，我得了3分。这个成绩很可以了。只是语文差些，仅63分。所以直到现在，我写作文还是跑题。哈哈！    闲言少叙。我怀揣录取通知书回到车间。头顶的天车仍在轰响，身边的焊花仍在飞溅。而此刻在我看来，那无疑是喜庆的鞭炮，节日的焰火。     我先向葛师傅报告，说，是真的。她笑着问：“拿什么谢我？”我说：“请你喝酒！”（事实上后来没请）。     又向班长销假，告以实情。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就是他，曾经说我瞧不起工人阶级，不安心工作，走白专道路……     我重新换上工作服。我知道，我在这里干活的时间不会多于两天了。     我正低头装配那个我自己设计的齿轮箱，一个老同事走过来，笑着问我：“怎么这么大的事还瞒着？”他是1957年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右派分子，在车间当工人20年了，别人都欺负他，只有我，他觉得还能谈一点儿。     “不是瞒。我要走了，想最后把这点儿活干完。”     “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早晚也是要走的！”     我不再说什么，埋头干活，直到下班铃声响起，才飞快地换了衣服。班后会嘛，恕不奉陪了。我要到我妻子下班的道上去迎她，好一块儿上幼儿园接我三岁的女儿。                2006-01-25

傻瓜也快乐 发表于 2007-7-7 23:09

高考往事（贴一篇旧文，响应老木匠号召）

高考往事 一 女儿的高考分数下来了，数学考了满分。妹妹得知后说，不错啊，比我当年厉害，我考了99分呢。她的话不由得让我回忆起当年高考的一段往事。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我和妹妹都投入到了紧张的迎考中。妹妹在农场务农，高考是她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所以压力特别大也更用功。一次她拿来一道数学题问我怎么解，那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简单的讲解了一遍，她没听明白又问。我突然火起，对她喝道：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这么个笨脑袋怎么考大学……（其实我也是心里替她急）妹妹抹着眼泪走了。不一会儿母亲过来了，把我好好数落了一顿。我再过去教她时，妹妹说什么也不干了，她说从此我不会再问你，我到外面上补习班去。 妹妹去了一个私人补习班，每节课5元，这对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的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何况为了高考她已请假在家没了收入。在工厂工作的我收入比她多十几块。我悄悄把钱塞给了母亲，就说是家里替她付了。 临近高考，不知是因为太累了休息太少，还是因为太紧张，妹妹病倒了。上吐下泻高烧不退，住进了农场医院。（高考在农场所在地进行）。开考那天，拔掉了输液管，姐姐用车子驮着她，带着冰块、水、药、毛巾毯送到了考场。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不时的递水送毛巾，而我妹妹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着。考完一门就赶紧到医院继续治疗。 考数学那天，妹妹做完了试题就频频的看表，然后对监考老师说，不对不对，我的表坏了，怎么才过了那么点时间，请告知确切时间。老师一对表，说，没坏啊，是你做题快呢。这时才过了四十几分钟。于是妹妹来回反复的看啊检查啊。老师忍不住对她说，可以了，你还是下场休息吧，这是一份很漂亮的考卷呢。 成绩下来了，99分。妹妹至今耿耿于怀，到底哪里扣了她一分。更加耿耿于怀的是我当年对她的一喝，这耿耿于怀里还带点得意，我这个骂她笨脑袋的人数学考的还不如她…… 二 高考考完后妹妹和别人对答案，除了数学她自认不错，其它一点也没把握。对下来很不一样，别人就对她说“你错了你错了”。妹妹回家后就天天哭。她从小就是个哭包，一点小事都要哭上一阵，这下就更有理由哭了。我们也由着她去，不理她。哭声惊动了邻居于阿姨，于阿姨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你哭什么啊？她回答，我高考考砸了呀，我离不开农场了，我回不了家了，呜呜呜……于阿姨说，通知下来了吗？没下来，那你哭什么，等通知出来确定你进不了大学了哭也来得及。妹妹想，也对啊，这么哭要哭多少天啊。哭声终于止住了。 通知下来了，妹妹考了农场第一，进了大学后知道，她还考了系里第一。此事成了我们家里饭桌上保留的笑话…… 三 当年大学录取单下来后，马路上经常有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的很热闹。那时能进入大学是件很光荣的事。我对单位有关人员说，报喜就不用了，派辆车送我去报到吧。人事科就在我们团委旁边，科长老高和我较熟。他笑说，报喜是要请客的，你到想省了请客钱还省车钱啊。我说你就忍心我丢了工作没了收入，还要肩抗手提，大包小件的，孤苦伶仃的去学校报到啊。老高原是运输科科长会开车。他说，好好，我开车送你，报到那天我来接你。那天一早，老高开着车来了，我下楼一看。哇！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更不可思议的是车上还满满装着货物。一箱箱我们厂的产品——汽车喇叭。我问，老高你这是送人呢还是送货。老高解释，厂里这天正好没空闲的车，这辆车装好了货物准备发货的，他拦截了先送我再送货。说着抓起我的行李往驾驶车厢里一扔，又拽着我上了车（那车厢真高）。就这样，一辆东风牌载重卡车驮着一座小山，轰隆隆的带着我上路了。又轰隆隆的开进了我就读的大学校园…… 前几天我又遇到了老高，笑谈起这段往事。老高说当初让你受委屈了，要放今天怎么也让你坐个帕刹特<personname productid="别克" wst="on"></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别克<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personname>君威的。我说虽然坐的是大卡车，可我感觉比坐那凯迪拉克还舒服呢，因为这也是你老高的一片心意啊……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3821582[/lastedittime]编辑过][/color][/align]

傻瓜也快乐 发表于 2007-7-7 23:17

怎么字有大有小阿，怎么编辑也不成，郁闷。。。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7-8 09:52

梁治平：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从军队医院大院里的孩子成长为国内第一流的法理学家，梁治平对少年时光最有 感情：“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 活。” 　　 　　　　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外 国法制史专业。 　　 　　　　1985年至199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93年起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 化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后担任该所副所长、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书斋 与社会之间》、《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意与人情》、《法辨》、《寻求自然 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等。 　　 　　　　记者手记 　　 　　　　跟同时代的学人相比，梁治平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平淡无奇”，但也 许正好因为这样“平淡无奇”的经历，形成了梁治平朴实的治学风格。 　　 　　　　在法学界梁治平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么说也许不太确切，因为他主要的一 些文章基本上都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以专业来看，梁治平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比较法 律史、法律文化、法律与社会等方面。他倡导跨学科研究，注重方法论，置法律现象于更 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和话语空间；如此一来 ，梁治平不在法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就可以理解。 　　 　　　　在梁治平的自传体文章中他曾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话：“儒有君子小人 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唯务雕虫 ，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 ，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看来，他 是以“君子儒”自期的。 　　 　　　　中学，住的地方像仓库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医。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每隔几年就会调 动，我的小学和中学因此也在不同的地方度过。大约是1970年，父母调到湖北应城汤池地 方的一所军队医院。医院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非常偏僻，生活不方便，对孩子受教育 尤其不利。 　　 　　　　中学离家有十几里路，只能住读。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地方是个 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面摆了20多个高低床。窗子是木板做的，没有玻璃，关上之后整 个屋子就黑了。房间里没有天花板，抬头就可以看到大梁。屋顶是瓦片压着牛毛毡。冬天 的时候，我们带着棉帽睡觉，因为风会钻进来。下雪的时候，雪粒会从屋顶漏下来，住在 上铺的人要在被子上罩上一层塑料布。学校的伙食也很差。 　　 　　　　每到周六，上完中午最后一堂课后，我们都饿着肚子徒步走回家吃上一顿好饭。 周日再回学校的时候，家里会给准备一点炒好的菜，装在玻璃瓶里带去学校。上中学的第 一年，条件就是这样。后来我们有了自行车，可以中间回家补充些“给养”，回家也不需 要步行了。 　　 　　　　当时的中学同现在的中学完全不同。第一要讲阶级斗争。班上的学生分成好学生 和坏学生两类，好学生坏学生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表现，跟成绩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好同 学和坏同学的矛盾可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动向。记得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孩，她人 很瘦小，但是阶级斗争意识很强，跟坏学生斗争的时候特别凶。我们的班主任也很利害， 严肃的时候让人有点害怕。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玩，也被班干部们看成是阶 级斗争的苗头。 　　 　　　　还有一次，有个学生表示说：“我好想有一支美国枪啊。”结果校长在开全校大 会的时候狠狠批评了这件事，说这是崇拜美帝国主义。 　　 　　　　军队医院学到的东西多 　　 　　　　虽然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并不多，但那些年也不是什么也学不到。其实学习的途 径很多，可以学的东西也很多。那时的军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才，不但有体育方面的、文艺方面的，还有很多有比较好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军队 医院里这样的人尤其多。高中一年级那年，我休学了一整年，有很多时间是和住院的部队 病号泡在一起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从那些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时我很快乐， 一点也没有因为休学而沮丧，也没有觉得孤独。其实最让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没有书读。整 个中学时代都是如此。 　　 　　　　除了这些，我对自己那时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满意的。当然，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生活在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有的自由感和无忧感。现在的孩子们 负担太重，而且没有自由。他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生活。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活。 　　 　　　　我1975年高中毕业，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我哥哥下乡插队，根据当时的政 策，我可以留在父母身边。 　　 　　　　开始的时候我在县里一个农机制造厂做钳工，说是在父母身边，但是离家也有四 十多里路。那时候也没有明确地想法去做什么，只是感觉很无望。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公 社小厂去做一件什么事，看到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钳工在钻床上工作。我在旁边看着那个 少年机械地工作着，心里觉得很悲哀，心想这就是我的命运。有一次我从家里回到工厂， 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走向坟墓。我开始找种种借口回家，有时候会连续几 个月不去工厂。工友们也是用一种多少有点特殊的眼光看我，他们也觉得我呆不长，迟早 是要走的。 　　 　　　　在那个工厂工作了差不多一年半，我去了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属于湖北省军区 ，它的建制和管理也都与部队的方式相接近。我熟悉这样的背景，因此也很适应那里的生 活。当时工厂里大概有2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富有朝气，这些都与我过去所在的工 厂有很大不同。所以过去之后，我精神上的苦闷也没有了。那时“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 ，政治气氛还很浓，工厂里也少不了宣传活动。我能写写画画，所以经常被抽调出来帮着 车间的文书做一些宣传工作。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开始独立担任车间文书 的工作。在那里又过了半年，我就考上大学走了。 　　 　　　　高考，法律是第三志愿 　　 　　　　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对我们那一代人太重要了。第一届高考，我曾经想考美 术学院，但是咨询了一些人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当时社会上有太 多的人要报考美术学院，竞争很激烈，而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好，就这样犹犹豫豫，考试 的机会就错过了。第二年我报考文科，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其实那时对法律也没有什么 概念，只是因为可供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多，师范类学校我又不愿去。最后第一志愿报了 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报的好像是北师大的教育心理学专业，第三志愿是西南政法学 院。 　　 　　　　大学四年在我的生活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生活里也没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那是所谓“思想解放”的时代，报纸上，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 日报》，经常会发表一些令人振奋的文章，或者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打破了一些禁 区或者教条。当时有些报告文学也会传诵一时，这样的文章出来了，大家会争相阅读。此 外，大学里一些思想比较成熟的同学也很引人注目，他们办墙报，写文章，也吸引了很多 同学观看和参与讨论。不过我从来没有参加那类活动和讨论，我生性不喜欢凑热闹。 　　 　　　　要说大学里都学了什么东西，好像也说不出多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律大概屈指可数，法学教育也才刚刚恢复， 指望系统地学习法律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老师也不是太多。但重要的是，校园里有一种 自由探索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氛围。我们那一届学生平均年龄应该是二十四五岁，但大家学 习都很刻苦努力，而且怀抱理想。 　　 　　　　记得入学第一个学期，我的三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秀”。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呢？刚入校的时候我只想学好老师要求我学的东西，所以各科成绩都很好。但是 后来我发现那远远不够。因为有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本身就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我 开始不满足于课堂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而开始选择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这样就要给自 己订学习目标和计划，自己决定学什么和怎么学，至于学习成绩，基本上是我喜欢的课成 绩一定好，不喜欢的课只求通过，分数高低就无所谓了。 　　 　　　　当然，大学里也有一些老师给我和其他同学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教我们外国法 制史的一位林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杨老师和夏老师夫妇，还有一位教我们中国法制史的张 警老师，这位张老师是一位老先生，讲话口音重，但是他学问好，人又极敬业，同学们都 很尊敬他。别的老师到下课时间还不结束，学生们会敲碗表示抗议。 　　 　　　　张老师耳朵不太好，有时听不到下课铃声，但是底下没有哪个学生敢敲碗。 　　 　　　　在《读书》上以文会友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当时并没有觉得北京有特 别的吸引力，但是到了北京之后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我很适应北京的生活，感 觉很愉快。研究生的课业本来就少，加上我的导师很开明，不给我布置什么任务，而是让 我自己决定学什么，同时给我提供一些学习上的便利，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那几年我经 常骑自行车满北京跑，买书、看展览等等。 　　 　　　　我毕业的时候，国内思想界非常活跃。当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大概两三千字， 内容是关于王国维和清末学术风气的，跟法学没有什么关系，写完之后投给了《读书》， 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不断在《读书》上写文章，1986、1987两年写的最 多。当时《读书》杂志经常举办读书服务日，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的一些后来 一直同我保持着友谊，直到今天。 　　 　　　　198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辨”的文章，许多朋友读 了都很喜欢，还有《读书》上的那些文章，也有不少读者。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会同时在同 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家以文会友，好像就多了不少联系。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加入了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委会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界年轻人，大家一同做事 ，也经常聚会，弹琴、唱歌、聊天、野游。虽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居住条件也差，但 是生活可以说既充实又快乐，想来令人难忘。 　　 　　　　自然，这个编委会早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那些朋友也已经星散，现在说起这些 ，倒有几分京城文化旧事的味道了。 　　 　　　　口述：梁治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a href="http://cul.sina.com.cn/o/2005-08-05/0946138071.html" target="_blank">http://cul.sina.com.cn/o/2005-08-05/0946138071.html</a>

夏加坤 发表于 2007-7-10 00:33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童志刚在2007-06-21 11:59:39的发言： 1977年的高考实在特殊，年底考试，第二年3月才入学，结果，这些人本科才读了不到三年半就毕业了？由于考试时间的特殊，造成了77级的大学生里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的，要么是已经毕业近半年，其中不少还已经换上了知青的行头，要么是还在等待毕业的在校高三的学生。这恐怕是教育史上少见的情况（战争年代或许也有吧？）。78级的学生也很特殊。我觉得一个特殊情况是：我的同学（我是78级的）里有人是77年被录取却自己放弃了的，而且人数还不少，可能有1/6的比例，我们寝室6个人就有2个是这样的。他们的原因是，觉得77年录取他们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接下去的政策很有信心的表现。后来很长时间的政策是，如果你被录取而拒绝入学，三年内是不许再参加高考的。77年，我作为在校的高三学生参加过那场考试，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是晕了2天。虽然题目在今天看来是突出地简单，却几乎做不出什么来，结果也是，我们辽源矿务局8所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包括我的那个第二年考上北大的厉害同学。77年有个政策不好，就是不通知分数，不知道其他省份是不是这样的政策？</div> 原来老童是77年参加高考的，比我早了20年. 我是97年. 叫一声老前辈啊. 敬礼!

psyzjs 发表于 2007-7-16 23:3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夏加坤在2007-07-10 00:33:53的发言：  原来老童是77年参加高考的，比我早了20年. 我是97年. 叫一声老前辈啊. 敬礼!</div>老夏,你还比我早一年呢,所以要称年兄.[em04]

老李1234 发表于 2007-8-18 00:55

我上不了相片.我保留着1974我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书(没有上成),有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复习作业.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11-22 23:04

七七级　　

南帆

来源：左岸文化

学术中国 >> 学者之苑 >> 2007年11月B >> 随笔发布时间：2007-11-20

　　1

　　报纸宣称，近些年冒出了许多文学神童，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好诗，甚至直接写多卷本长篇小说。但是，我还没有听说哪一个文学神童打算写回忆录。回忆至少是年过半百的老家伙才能玩得动的游戏。这些哥们儿曾经彻夜不眠地谈事业，谈女人，谈如何周游世界的五湖四海；现在，他们腆起肚子，膝软牙松，裤兜里藏一瓶救心丹，空闲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聊养生。一把年纪的人已经写不出动人的情书，要写的话只能是回忆录。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许多故事经典性的第一句。他们的故事得从哪里开始呢?许多人毫不犹豫地直奔三十年前——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七年是一大批人共有的幸运年份。这些人老少不一，天各一方，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广袤的田野或者破旧的厂房。一九七七年的时候，尘封已久的大学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他们就在这个时刻一起苏醒了过来。社会上的许多人还来不及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成为第一批历史的受惠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七七级”。刚刚跨过大学门坎的时候，这一批人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或者梳着长长的辫子，几件行李草草地塞在木板箱子里，偶尔也会因为打破了热水瓶或者丢失了一两本杂志烦恼拌嘴。但是，不俗的书生意气是这一批人共有的特殊神情。据说一九七七年大学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被挑上的多少都算个人物。我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这一届学生不仅读书用功，而且擅长在辩论中使用政治大概念，演话剧、诗歌朗诵、大合唱或者各种球类运动都能露一手。三十年弹指之间，“七七级”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身居要津，目光远大。公众舆论之中，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的二十七万人逐渐成为一个神秘的方阵，“七七级”如同他们之间特殊的联络暗号。“七七级的吗?”“七七级的。”于是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九七七年迄今已经有三千多万的考生闯关夺隘涌入大学。尽管可以听到大大小小的天才们许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光荣只能属于个人——后来的考生再也享受不到“七七级”这种特殊的集体荣誉。

　　尽管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可是对于写作这一篇回忆仍然犹豫再三。我不太愿意利用这个集体荣誉怂恿自恋主义情绪。“七七级”之中的确藏龙卧虎：一些人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熟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围在乡村的火塘旁边议论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些人隐在北京的平房里或者在白洋淀的芦苇荡写出一批风格神秘的诗句；还有一些人始终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或者外语，仿佛早就在那儿等待破冰的一刻。至于各地的小头目、小秀才、小名流，“七七级”之中比比皆是。一个家伙感叹地说，他在当地好歹也算一个跺跺脚地皮就会抖的人物，怎么搁到了“七七级”就无声无息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的种子，精英气质，未来的栋梁，这些事后的褒扬渐渐汇聚成了“七七级”的固定评语。“七七级”如同一个掠过夜空的彗星，它的明亮尾巴一直拖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

　　可是，这似乎不太像我。虽然我已经出版了若干部著作，提出了几个略为得意的文学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经历简单，资质平平。那个时候，我表情冷漠地游荡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心灰意冷地对付“知识青年”的困窘生活。我的确暗地里下过决心，要像一只皮球那般顽强，无论被按到多深的水里都要竭力上浮。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倔强的生活信念，丝毫不存在对于社会乃至历史的真知灼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坦白，我的期待只不过做一个不错的乡村木匠，在砰砰的斧凿声和清香的木板刨花之中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一九七七年的时候，中学功课的残存碎片帮助我冲破了那几张考卷设置的栅栏，这或许是幸运的偶然。我们这些混入“七七级”队伍的庸常之辈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就不要再借用“七七级”的名义为自己做什么文章了。不写也罢。

　　改变我这些想法的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民工。因为修缮房子，我需要买一些建筑材料。我在社区门口的一堆沙子和几摞砖头旁边看见了这个晒得黝黑的家伙。他纠集另外几个民工，干一些欺行霸市的勾当。他的沙子和砖头卖得特别贵。如果社区居民到别处购买建筑材料，他就会想方设法刁难运输的车子，甚至把他们打跑。我用江湖气十足的口吻和他搭讪了一阵，暗示说我有一个当警察的弟弟，这多少吓住了他。压下了价格之后我点支烟和他聊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年不过差了两分没能考上大学，只好离开家乡满世界混生活，因为脑袋好使周围几个老乡成了他的喽啰。我当时心里格登了一下——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许我也是这副模样?我历来不太善于将自己的形象估计得高大一些。因为意外的运气而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某种神秘秉赋而过上特殊的日子，这种幻想在我的脑子里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没错，不进大学我也能活得头头是道，只不过我的全部才能恐怕得挥洒在尘土飞扬的街头。

　　我就是在此刻明白过来：我的确用不上“七七级”的崇高声望——我只配享用附加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小小主题：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一张录取通知书神奇地将生活截成两段。湿滑的田埂，水田里叮在大腿上的蚂蟥，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割稻子，压得人直不起腰的担子，楼梯边上的大坟茔，房子后面那一口冰凉彻骨的水井，跟着手电筒光圈曲折蜿蜒的银环蛇，夜风里零零落落的几声犬吠……这些灰头土脸、汗水腌透的日子被远远地阻拦在大学围墙之外，如同另一个时代拍摄的黑白老电影。一九七七年开始，我的日子仿佛用透明塑料薄膜仔细裹好藏进了保鲜柜，鲜嫩光滑。如今看来，入学与否的确是人生途中的分岔口。当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考上各类学校，毕业之后安居乐业。剩余的知识青年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返回城市，前几年多半又陆续下岗待业。

　　2

　　我依然记得，二○○二年的时候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小文《分量》，纪念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分量》之中保存了一些记忆、心情和若干的细节，干脆全文照录——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衫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学”这个字眼距离我的生活己经十分遥远，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可是，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周围都在蠢蠢欲动，考试终于成了一件事。当然，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我不允许自己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学术如同天方夜谭，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的慷慨大方。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这是中断了十年之后的大学考试，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有趣的是，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的数学兴趣。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乐不思蜀，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日后得知，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这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奇怪的是，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零星片断：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因为嗅不出三个小瓶子里汽油、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如此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

　　忙乱过去之后，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一年将尽，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他忽然提到，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我起身回家——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片：厦门大学中文系。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一时百感难言。这一刻开始，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

　　3

　　一排“七七级”的新生聚集在厦门大学门口，等待各系辅导员分别把自己的人领走。一个辅导员高声问道：“有数学系的吗?”“有!”两个男生应声而出，周围嗡的一片低声议论。一本著名的文学刊物刚刚发表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即是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中文系的吗?”另一个辅导员高声发问。“有!”另外几个新生站了出来，周围又嗡地响起一阵低语——谁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华丽文辞出自著名作家徐迟之手。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浑身湿淋淋地站在水田里听到了大学恢复考试的传闻。当时的环境之中，考上一所大学远比考上什么专业重要得多。我报考中文系，并不是因为讨厌数学系、物理系或者经济系。一片新大陆突如其来地浮现，惊喜之后就是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游向彼岸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甄别、分辨自己的内心兴趣。仰仗中学课堂和父亲闲聊时传授的文学常识决定后半辈子的专业，这不啻于一场冒险的赌博。幸运的是，我押对了。

　　据我所知，许多大学里面的中文系“七七级”风头甚健。这里聚集了一批各地的才子，缠绵的情诗或者情节离奇的小说雪片般地抛出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历史造就了一个短暂的文学时代。激动人心的启蒙号角，交织在苦难之中的爱情，指点江山和纵论历史的气氛，这一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温床。只要一首小诗就可以赢得校园之内众目睽睽的仰望，诗人的风度、说话手势、阅读的书目以及起居习惯立即享有了特殊的威望。多数人把中文系的课程想象为躺在床上跷起脚读小说，枯燥的文字训诂和繁杂的文学史资料没有多少人问津。不少人听说过拜伦的名言：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可是只有诗和小说才能如此惊世骇俗。那个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这些学科还在埋头积累，只有中文系的才子们趾高气扬，风流倜傥。不久前遇到一个经济系毕业的教授，他至今仍然愤愤不平：当年中文系的才子们掠走了他们周围的多少芳心，以至于他们暗地里开始策划一场雪耻的斗殴。

　　当时我决心专攻小说。即使到了今天，写小说仍然是我内心的一段斑斓的残梦。我相信所有的“七七级”大学生都曾听说过复旦大学的卢新华。据说他的小说《伤痕》先是张贴在教室走廊的墙上，随后被报纸转载。文学史记载了这个短篇小说赢得的巨大声望，但是，文学史没有记载这个短篇小说如何在“七七级”制造了一个小说写作的大潮。一个在东北就读大学的友人转述过一个壮观的景象：他们在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晚自修，只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毛孩呆头呆脑地背诵教授们的笔记。教室的后两排一溜明灭的烟头，所有的人都在低头奋笔疾书——写小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一天：社会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律师的崇敬远远超过了作家。

　　世事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总之，数学不吃香了。一个数学系主任负气地说，如果校方允许，数学系宁可加入文学院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为伍。混迹于诸多财大气粗的理工科，囊中羞涩的数学系时常成了受气包。其实，文学也不行了。众多名噪一时的刊物频频告急，出版社的仓库里积压的多半是文学读物。我们的偶像卢新华正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一家赌馆里发扑克牌。昔日叽叽喳喳地环绕在诗人周围的美女如同候鸟一般地迁徙，纷纷栖息到房地产业、汽车业或者演艺圈。的确，相对于几十亿资金的流向、各路大亨手中的巨额利润以及惊险的股票行情，诗人的浅吟低唱或者流行小说编造的恩怨情仇又算什么呢?可笑的是，我很迟才从华而不实的文学梦之中惊醒过来。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在京城的一个饭局上遇到了一位经济学出身的“七七级”。酒过三巡，他开始吹嘘每年过手的钱财有多少个亿，认识多少要人，决定过多少重大项目。看着他那么大的口气和那么大的肚腩，我意识到了文学的渺小。许多当年的文学狂热分子早已撤离，撰写房地产广告词或者起草一份公文的余暇，他们时常后悔青春期的幼稚激情。我与一些昔日的文学同道一起喝茶闲聊，谈房价、谈温室效应、谈交通堵塞、谈张三与李四的绯闻——就是不谈文学。这年头还在那儿搬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这些术语，看起来就像在炫耀自己读了几本书。一些中文系毕业的故人或许会在寒暄之际客气地问一问文学动态，明智的方法是找一两句俏皮话搪塞。如果一本正经地开讲座，对方的茫然眼神一定会让演讲者羞愧地住口。

　　可是，我仍然说我幸运地押对了。写出一个精彩的句子足够快活一个上午；阅读一部杰作就是一次迷醉。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就是放纵地享受这种快乐，这不叫幸运又叫什么?虽然文学已经从“经国之大业”的目录上撤销，可是文学始终盘踞在心里。我相信文学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世俗的风沙纷纷扬扬，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实惠主义，手执计算器不停地盘点收支状况。职务，工资，奖金，上司的眼色，菜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水电费刚刚收过怎么又来了——一张脸皱得像一颗苦瓜，皮肤粗糙，心事重重，要么用尖刻的言辞八方讨伐，要么用讨好的笑容四面逢迎。对于他们说来，文学早就死去。他们忘记了，文学是市侩的天敌。只要内心埋藏了文学的种子，激昂慷慨之气或者浪漫情怀就会在某一刻突然觉醒。这时的凡夫俗子敢于横眉冷对，敢于拍案而起，他们懂得了侠肝义胆和缠绵悱恻，也懂得了如何对那些俗不可耐的嘁嘁喳喳轻蔑地嗤之以鼻。文学的地盘可能一天天地缩小，但是文学决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慌慌张张地撞入厦门大学，随手从书架摸下几本文学经典磕磕巴巴地读起来。三十年之后文学殿堂人去楼空，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这儿是我一辈子的栖息之地。

　　4

　　我觉得想道理远比讲道理有趣。于是，离开大学之后我远远地躲开了教师的岗位而在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工作至今。大约算知识分子吧。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有哪些想象?戴厚厚的眼镜?咬着笔杆子盯着天空等待灵感?面容苍白，身材单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一直认为“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会那么单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他们或者肩上还搁着粪桶，或者跟在牛屁股背后扶着犁耙，或者正拉着板车走街串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外语口音不够纯正，没有拿到钢琴考级证书，四书五经、“子曰诗云”背不出三两句，三步四步的交际舞跳得很蹩脚，甚至从未听说过牛津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名。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打起了领带，穿着皮鞋橐橐地登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台，或者在某一个万人瞩目的场合慷慨激昂地演讲。但是，我相信这些积累仍然潜伏在身体的某一处，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复活。只要坐上一趟每个小站都要停靠的慢车置于一大堆民工的方言、扁担、麻袋、臭汗及打牌的吆喝和争夺座位的拌嘴之间，以往的全部感觉一下子就全回来了。这生活始终压缩在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之中。

　　“七七级”这一批人于八十年代初期从大学返回社会，他们的性格多大地成就了当时的文化气氛？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八十年代的时候，诗人如同口念咒语的巫师令人敬畏；一大堆人心甘情愿地被种种艰深的哲学著作憋得胸部发痛；另一些人二两白酒下肚就开始辩论神秘主义，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常常把自己吓得脸色发青。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书斋式人物没有市场，文化沙龙的主角多半是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名流，他们或机智或叛逆的妙论与满脸的大络腮胡给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记忆。那时的女孩儿对于出身豪门的白马王子视若无睹，另一些牛仔裤包着瘦弱小屁股的白面书生也上不了台面，她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海明威或者高仓健式的男子汉，如果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就更好。至于房契、存折、结婚证书或者学位证书无非一些庸俗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是曲折的人生履历——至少也得曾经下乡插队，打过几场架或者偷过农民的鸡鸭。八十年代有的是放肆的激情，没有一点狂狷的个性简直可耻。那时的做生意开拓市场也仿佛是神圣的启蒙运动，商人们锱铢必较的精明很久以后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七七级”这一批人不会忘记历史的赐予，他们投入各种文化运动也就是想继续为历史做些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七七级”这一批人多半已经人到中年。中年人也就是疯过了，狂过了，现在身体有些发福，要歇口气整理一下人生了。中年人开始务实，瞻前顾后，小市民性格、暮气或者狡诈算计同时悄悄地附上身来。九十年代的社会也稳重了许多。稳重的社会就是懂得了算账，不再把柴米油盐视为不登大雅的累赘俗务。这当然就是经济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中文系擅长的浪漫气势渐渐式微，经济学的算盘噼里啪啦地响彻每一个角落。

　　稳重的社会惊人之论逐渐减少，人们开始强调“言必有据”。“言必有据”在大众传媒上制造了一个开场的短语：“专家认为”。专家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于是，教授、博士隆重出场。大学里面早已经将各种学衔穿成一根前后相随的长长链条，并且在不同的系列之间设定了兑换率——例如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多长时间可以当教授。各种学衔并非免费领取的午餐，每一种学衔必须得到规定业绩的支持。从发表论文的学术刊物等级、一个课题的研究历史到概念术语的来龙去脉、引文注释的数量和格式，每一个步骤都有章可循。这时，那些仅仅仰仗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的才子们终于傻了眼。现今的教授、博士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他们经历了答辩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填过了无数的表格，脸上的表情已经训练得四平八稳。求证：这个问题几个解?甲、乙、丙、丁，A、B、C、D，他们的解答有条不紊，身后一摞子参考书形象地说明什么叫学术。我对于这一套指标体系毕恭毕敬，遇到某些“七七级”课堂上没有见识过的内容就老老实实地补课。尽管这是跻身专家队伍的必要修行，某些时候我还是会暗地里犯嘀咕：一大片中规中矩的面孔之间，那些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之论是不是愈来愈罕见了?

　　当然，严谨或者中规中矩的教授、博士并非僵硬的机器人。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在表格或者引文注释的掩护下斗气，耍小心眼，占了便宜之后言辞之间就会流露出一些小得意。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一个教授逮住了另一个教授的一处史料讹误。纠正无疑是必要的，可是他脸上盛气凌人的表情让我不太舒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利用对方的粗疏狠狠地踩痛他的脚板，这种胜利有些无聊。至于他们内部的“人脉”关系，常常以学术的名义形成某种互利互惠的联盟。我有幸聆听一位学术大佬指点迷津。从国际汉学界到京城的著名学府，某人是某人的嫡传，某个大师与另一个大师结过何种恩怨，某个大学与某个大学之间如何互相挖墙脚，打口水战。一大堆内幕消息人物众多，情节生动，听起来与武侠小说之中的帮派关系或者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如出一辙。还有一些教授、博士无所谓哪一个门派的提携而甘于单打独斗。他们口才好，人气旺，大众传媒一下子把他们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爆炸性人物。与大众传媒的合作不仅可以像明星一般赢得追捧，而且可能像明星一般大把大把地挣钱。这些教授、博士无疑是给学术乃至文化添砖加瓦，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与我当年的幼稚想象相距甚远。一九七七年的考试把我引入一个崭新的大学空间。我受宠若惊地站在图书馆和教学大楼之间东张西望，天真地认为这儿只有学术或谢绝权术或者别的什么术。当时我丝毫意识不到，这些地方有时也要讲辈分，拜码头，赔小心，打躬作揖，机缘凑巧也能淘得出万两黄金。

　　听到有些“七七级”已经退休，心中悚然一惊。凝神算了算，的确是三十年的时光。我的三十年，白了双鬓，添了皱纹，换得了一句“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也就是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功名可以轻轻一笑，荣辱也可以轻轻一笑。身外之物一松手就可以丢弃。念念不忘“七七级”，不是炫耀某种资历，而是因为那一种集体性格。见识过一些风雨，不那么温顺，喜欢用亲身经验衡量书本的知识，这一批人始终不是只懂得引经据典的迂夫子。一九七七年我从水田里一头闯入大学，暗自庆幸自己可以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

何毓玲 发表于 2007-11-23 05:14

我的1977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6][color=#000000]我的1977[/color][/size][/font][/align][/align][size=12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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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我是老高二的，[/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我在工厂当工人。一个秋天的早晨，上班的路上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中传出一条新闻：恢复中断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的高考，还要特别关注老三届。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到来啦。[/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了，我在人生的长河中沉浮，因眼睛高度近视办了病退留城，自费学过医，当过街道的赤脚医生，当过代课教师，当过工人。上大学，是我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在猛烈的心跳中，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当年省重点中学尖子班的学生，从小爱好文学，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这么多年没有放弃过读书写作，我只要复习好数学，考上大学应当不成问题。[/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当天晚上，我找到最要好的朋友——[/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商量，她大力支持我抓住这个机会，奋力一搏。我当时就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从初一的数学题做起。整整一个月，我白天[/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小时上班，下班就做数学题，一直做到高一。做题的间隙，作为调节我还背背历史、地理、政治。[/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考前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填高考志愿。我从识字始就爱读书，小学四年级的外号就叫“老秀才”；五年级读《青春之歌》，别人都爱林道静、卢嘉川，我独偏爱余永泽，立志像他一样穿长衫抱线装书、钻故纸堆作大学究；小学、初中的作文都大得语文老师的欢心，篇篇作文都当范文朗读、张贴；中学就自学了《诗经》《古文观止》中的篇章[/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考中文系，是肯定的。考什么学校，却犯了大难，以我当年的眼光是非北大不读的，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的磨难却磨光了我的锐气，我不敢填北大，只求上一大学足矣。反复斟酌半天，最后第一志愿填了四川师范学院。当天夜里，我思来想去，辗转难眠，实在不甘心只上一个师院，终于在半夜近[/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点钟时，在父亲的陪同下，敲开高考办公室的门，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四川大学。谁料到这仍然太保守了，来年才知我的语文考了全省最高分（本来是满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省里不批，压到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9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总分也超过北大录取线[/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5[/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就这样，从小的“梦中情人”北大，与我失之交臂，到今天，这件事仍是我难以释怀的痛。这是后话，接着说我[/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的故事。[/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离我们工厂最近的考点是巴县三中，需步行半个小时，而且尽是田坎小路，小溪石桥，很难走。当年的考期是两天，考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四场。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上午考完，步行回家吃饭，饭后再步行去赶下午的考试，中午学校是不管饭的。幸亏那两天没下雨，否则道路泥泞，就更难走了。[/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的冬天，真冷，是南方特有的潮湿的冷，考场上手脚冻得僵硬（当地的风俗从不关窗、从不烤火），写出的字很难看。第一场考语文，基础知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有文字、语音、修辞的内容，对于我这个教过三年初中语文的老师来说，这太简单了，我几分钟就搞定了。作文[/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7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阅读一篇报道，写一篇读后感。我用最快速度读完报道，理出几条要点，形成我的作文大纲，开始作文。第一段用“报载”极精练的几句话概括了报道的全文，再用三个“何等好啊”排比句式开头，抒发了我的感想，大约[/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0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字，要说的话基本说完，准备想一个精彩的结尾，就算大功告成。谁知一看手表，只有[/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5[/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钟了，心中大慌，来不及了，怎么办？情急之下，信笔写了一首七绝，四句话[/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个字结了尾。我来不及再检查试卷，更来不及修改，便匆匆交卷，跑出考场。出了考场，外边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人，不像现在全社会都关注，大门外家长、商家云集，大门内保安如临大敌。交卷的铃声应当随我出考场的脚步声响起，怎么我出来几分钟了还没响呀？我满心狐疑，再仔细算算时间，原来我刚才算错时间了，早出来了半小时。此时后悔也没意思了，我只好独自一人怏怏离去。[/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中午时分回到家，父亲一边给我下面条，一边听我汇报考试情况，听到我早出来半小时，他比我还着急：“你考中文系就靠语文分，还看错了时间，怎么这么粗心？”为了安慰他，我只好说：“您别急嘛，我考得再不好，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您总不能不给我饭吃吧。”[/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下午考数学，好几道题把我难倒了，我不禁叹气。旁边的监考老师忍不住安慰我：“别着急，您上午考得挺好的。”[/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可能正因为我看错了时间，以诗结尾，文章结构更精美、别致；又没有一处涂改，卷面格外干净，所以歪打正着得了高分。转过年就从县里传来消息，巴县（[/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万人口的大县）的文科状元语文[/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9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是以诗结的尾。春节后就接到了川大的录取通知书。进校时，我的名字排在中文系的第一名，并代表全校新生写了发言稿，在开学典礼上发言。[/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这就是我在[/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的故事。[/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此后，我读大学、读研究生，分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副编审、正编审，一路走来，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读书改变命运，信然！[/size][/font][size=12pt][/size][/color]
[size=12pt][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

[/font][/color][/size]
[color=#000000][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发表于《北京考试报》[/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00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5[/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1[/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日[/size][/font][/color][size=12pt][/size]

何毓玲 发表于 2007-11-23 05:17

我早就开始纪念了——感谢考试

[align=center][align=center][color=#000000][font=隶书][size=22pt]感谢考试[/size][/font][font=隶书][size=22pt][/size][/font][/color][/align][/align][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 [/font][font=宋体]那一年，我[/font][font=Times New Roman]18[/font][font=宋体]岁，读高二。忽如一夜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热血沸腾，连夜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欢呼打碎了枷锁，从此天下无考试！私下里小心眼儿窃喜，可以不考试，轻轻松松上大学了！[/font][/color]
[font=宋体][color=#000000]谁知我们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这一去就是十年！[/color][/font]
[color=#000000][font=宋体]十年中，我们串联，抄大字报，撒传单，辩论，武斗[/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天下大乱，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然后，我们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我们的伙伴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谋生：北疆的荒原、南国的胶林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天山牧马、东海捕鱼，下矿井，放木排，我们什么没干过？我们读着“社会”这本大书，有着比高尔基《在人间》还惨痛的体验。[/font][/color]
[font=宋体][color=#000000]考试没有了，大学也没有了。已有的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军营接受改造，脱胎换骨。几年后，也有过推荐入学、七二一大学等名目的所谓大学，但学生基础薄弱，所学也多是政治运动、文化补课。更糟糕的是“推荐”，名额本就极少，又多给予了有背景、有特权的人。而那些苦苦追索知识、坚持读书自学的学子则被冠以“白专”“不务正业”的罪名，被排斥在大学校门外。求知的路，好漫长，好艰辛，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看不见一丝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color][/font]
[color=#000000][font=宋体]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fon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font=宋体]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高音喇叭向全世界宣布：恢复高考！只有这时，只有经历了十年人生磨练而永不放弃大学梦的我们，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考试，好可爱！考试，好伟大！感谢考试给了我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圆了大学梦！于是，我们凭借十年的自学，凭借一个月的复习，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从此，天高云淡，月白风清，前程一派光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晋级，副高，正高[/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我们一路走好，全仗了层层级级的考试！[/font][/color]
[color=#000000][font=宋体]现在，我女儿[/font][font=Times New Roman]15[/font][font=宋体]岁，读初三。如我当年一样，她上了一个重点中学，学业很重，考试不断，且愈来愈难。女儿苦不堪言，每每向我诉苦：“妈妈，世界上没有考试就好了！”我总是正色言道：“万万不可！没有考试，妈妈就不能从工人成为教授；没有考试，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一切；没有考试，国家就选不出大批优秀的人才，就不可能有这[/font][font=Times New Roman]20 [/font][font=宋体]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句话，没有考试，天下就大乱了，人生就更苦了！”我还会絮絮地告诉她，我们经历过的那段没有考试的日子；我还会心有余悸地祈祷，愿那种梦魇永不在我女儿身上重现！[/font][/color]
[font=宋体][color=#000000]考试，是人生长路中的一个个台阶，我们只有踏着它，才能步步向上攀缘。当然，这台阶有可能倾斜破损，有可能陡峭艰险，需要完善，需要治理，更需要认真对待，但却万万不可废除取消！[/color][/font]
[font=宋体][color=#000000]女儿马上面临中考，以后还有高考，还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衷心祝愿她，祝愿天下的考生一路斩关夺隘，旌旗飘飘，凯歌高扬！[/color][/font]
[color=#000000][/color]
[color=#000000][font=Times New Roman] [/font][font=宋体]发表于《中学生》[/font][font=Times New Roman]2003[/font][font=宋体]年第[/font][font=Times New Roman]11[/font][font=宋体]期[/font][/color]
[font=Times New Roman][color=#000000] [/colo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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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Times New Roman][color=#000000] [/color][/font]

杜雅萍 发表于 2007-11-24 23:10

何姐姐也是77级:flowerd
好像还有漏网之鱼……

何毓玲 发表于 2007-11-26 13:46

《四川日报》关于恢复高考的专稿（记者：胡敏）

冬眠的肌体开始有血脉的涌动

“没有那场考试，我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自己会是怎样。”
7月21日，当记者通过电子邮件与远在北京的何毓玲联系时，她对27年前的高考记忆犹新。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44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那一年，何毓玲28岁。 18岁那年，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连夜上街游行。从此天下无考试，可以轻轻松松上大学了！”“何毓玲们”没有想到的是，“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1977年10月21日早晨，已经是兵工厂工人的何毓玲像往常一样走在上班路上。高音喇叭又响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特别关注老三届。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猛烈地跳起来。”当天晚上，何毓玲找到最好的朋友——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整整一个月，她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题。次年春，以语文考分全省第一的成绩，何毓玲如愿走进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她是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部文科首席编辑。
何毓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并不鲜见。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数据显示，1974年至1977年3年间，高校在川招生人数仅为34847人，尚不足现在在川年度招生人数的1/6。与此同时，由于高校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致使“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盛，高校似有实无，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遭遇空前“解构”。
“人才断档、青黄不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校园杂草丛生，大学老教授痛心疾首。 1977年7月，供职于省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锡宇接到命令，赴绵阳、遂宁、内江、宜宾等地摸底调查我省中学生使用教材情况。“没有明确说为什么要搞调查，但我们预感到高校招生可能有变化。”王锡宇回忆道。变化终于在一个月后初现端倪。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京召开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44天的会议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接到北京来的电话。”王锡宇那本27年前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每通电话的时间和内容。“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私底下，这一消息在教育界不胫而走，人们欣喜若狂。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动”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肌体仍处于僵硬状态，但冬眠的肌体的脉管，开始有血液在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枝青绿……
“各种询问信雪片似地飞来。”王锡宇说，那是他进入省招委后最忙碌的一个秋天。青春的气息让1977年的冬天充满暖意。仅四川报考大学的人数就达61.1万！如此庞大的考试群体，仅考试用纸就达2000吨。
时年，我省获准录取高校新生1.9万人，占全国当年高校录取新生总数的6.95%，录取率为32：1。省招生办公室的班子是临时抽调起来的。
身为考务组成员的王锡宇忙得几天几夜没合眼，“几十号人住在滨江饭店的录取场内，与外界断绝一切来往。尽管睡的是木板床，但心里却‘暖’得很。”
1982年春，“文革”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新鲜“出炉”，随即被一抢而光。此后20余年间，我省近百万学子步入“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
在最近一次大型民意调查中，“恢复高考”被评为20年来“青年首选的社会事件”，55.5%的被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仅如此，恢复高考还被誉为“一场意义不亚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中国最根本性的人力资源投资”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时至今日，何毓玲的同学已经遍布政界、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多个行业。“知识改变命运。”2004年2月25日，何毓玲与部分大学同学再聚首，而今，她感慨良多。
《四川日报》8月中旬邓小平百年纪念专刊专稿（记者：胡敏）

老木匠 发表于 2007-12-9 20:16

一九七七的高考  ——小物件串起的往事

新民晚报    2007－12－09

◆李辉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
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
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
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
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4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
6年最佳散文家”。

准考证上的照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有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号码：04013——高考报名号码。
三十年前的准考证，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马被激活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让
我的回忆也就有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
按照今天的标准，准考证印制得再简陋不过了。长，十三厘米，宽，不到十厘米。它
不过是一张小纸片。但是，小纸片上却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正面上端，印着“湖北省高
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的字样，下面紧挨着以花边加框醒目地印着三个字“准考证
”。然后依次为照片、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考试时间表。反面则是“考生注意事
项”，一共五条，简明扼要，该提醒的一点儿也没拉下。如今的准考证是什么样的，我没
有见过，想必精致考究了许多。
仔细一看，姓名一栏“李辉”二字是手写的，不是我的字，想必准考证均统一由家乡
湖北随县（今易名随州市）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圆珠笔填写。报名号码、报考类别、
考试地点三栏倒是正规得多，是用印章盖的。但不知为何其中有两项盖的红色，一项盖的
则是紫色。无意为之，还是刻意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个人照。说是一寸标准照，可是，却非正面照，身体有点儿斜，右
耳几乎看不清楚，还戴着一顶单帽，把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照片不正规也不讲究。在今天
，恐怕任何证件上都不允许使用它，何况壁垒森严严加防范连一只苍蝇或耳机也不让混入
的高考现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一九七七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圆圆的脸，
初看沉着，再看稚气犹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样，哪里像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两年半、参
加工作整一年、已经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翻出旧相册，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才发现，
准考证上张贴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上高中之前拍摄的。距离一九七七年，
虽只五年多，但一般来说，这五年，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外貌和个头发生很大变化
的时期。把它与我一九七七年的照片相比，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一九七七年的我，
脸已不再是圆的，而是显得清瘦，那副模样倒真的成熟了许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张照片，贴在准考证上。是来不及照一张新的
，还是敝帚自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我就是拿着这样一张印制简陋、照片也贴得毫
不严谨和规范的准考证，一路放行，走进了高考——后来，人们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

面对试卷，何止是汗颜
高考后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大约一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乡，一位与我同
时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来看我，送给我一份特殊礼物——我参加高考的所有试
卷。怎么得到的？
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他没说，只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的确不怎么样。我报考的是文科，有五门考试科目，但只需参加四门。英语是参考科
目，可不参加，我没怎么学过，当然乐于放弃。其余四门成绩分别为：语文74分，数学62
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与如今动辄6
00分的高考录取相比真是汗颜！不过，当时听说，这也不算低分。可见当时分数普遍不高
。
每份试卷，都写有自己的名字和报考号码。（听说现在只让写号码，不能写考生名字
，不知确否。）高考试卷居然回到自己手里，实属偶然，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三十
年后，尤显珍贵。当年全国参加七七年高考的考生有数百万之众，是否还有别的人与我一
样有此机缘，就不得而知了。面对旧物，汗颜而庆幸。
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而寒酸。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
、政治，只有三十二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十六开版心大小。
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
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那
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
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
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
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试卷的题目，今天的一个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应对。数学且不提，试举另外
三门部分考题为例。
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解释词语”，占10分，举出五个词语，分别是：诚实；俭朴
；伎俩；纲举目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们如此简单，其余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史
地试卷，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
历史部分有七个问答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是
谁？各提出什么战斗口号？这些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占12分；第二个问题
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哪四大发明？”占4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问答两类考题，填空占12分，诸如地球分为几大洲几大洋，我国最
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是哪些，等等。问答题其中一个为：“从北京到南宁
，坐火车要走哪几条铁路线，穿过哪些大平原，越过哪些东西走向的山脉，纵贯哪几条大
河的流域，经过哪几个省、自治区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8分。
政治试卷分为政治词语解释、问答题、论述题三类。词语解释共占30分，六个词语分
别是：党的十一大路线；四个现代化；“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
义，唯心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答题之一为：“在党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
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谁？毛主席总结历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占10分。
论述题之一为：“简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客观必要
性和有利条件。”占20分。
摆在我们湖北文科考生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简单的考题。但它们还是难倒了大量考
生。
我也没有得到高分。三十年后，重看自己的试卷，不由得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
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
，连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的开头这样写道：“学习雷锋好
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
荡漾着这曲调欢快昂扬的歌声。它发自亿万人民的肺腑，它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它激
励着亿万人民前进！歌声中，雷锋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歌声中，无数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
；歌声中，又有多少学雷锋的故事在传颂……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
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我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在
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一九七四年，伴随“文革”走过了八年，游行
、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
，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
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破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
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十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
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
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
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
，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
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
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三十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他是谁？我也不知
道。

复旦大学“入学注意事项”
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
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
。“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当时
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
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
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
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
中国地图册》里，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十六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
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
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三十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
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
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
开给学生本人。”
第六条让人感到母校带来的最初的温馨：“学生须带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
、被褥、蚊帐、餐具、雨具、热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学习等用品。”
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
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
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
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
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几年前，复旦大学百年诞辰纪念，七七一一的同学们相聚母校。这一次，几位热心的
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在登记表
上，我见到了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之际的我。当然不戴帽子，也不侧着身体，中规中矩，
与准考证上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我，模样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证——试卷——入学注意事项——入学登记表，四个小物件，把三十年前那一刻
的记忆串联起来，具体而生动，令人温暖至今。登记表上填表日期为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
一个多月后，在大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
影。未来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完稿于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

caidanzhou 发表于 2007-12-27 14:02

俺在车间监督劳动时，有一位朋友对俺说，原高教部长蒋南翔先生已经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三结合，出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可是这位蒋先生到清华上任后一看，就对老毛的工农兵大学生做出如下的评价：

“正规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采用的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教材，培养出的是小学生的水平，还有幼儿园里小朋友的脾气！”

俺听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认为是蒋南翔先生说出了俺不敢说的话。可是很快蒋先生又被撤了职！因为他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6-17 21:06

我的高考经历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8-6-18 00:05

永遠忘不了的高考

一、
那時我正在上海崇明島的前進農場，屬於“兩万只蟹”之一。崇明方言說啥就是説蟹，我在那裏做了兩年不到的農場職工，也就光榮的成爲了“蟹”，而且是一只想著爬囘到上海彼岸的“蟹”。
高考來了，我卻猶豫了，雖然連隊的連長和同事，都叫我“張春橋”，一來因爲我瘦得很，正好像當時一個上海獨角戲裏嘲笑張春橋的戲詞所說，臉無四兩肉；二來我當時做著連隊的宣傳幹事，算有幾滴墨水的。但是，我的性格使我不敢報名，結果，我的連長代我報了名，回想起來，至今仍然感激他，並為後來他來找我而沒有好好接待他後悔。
那時，農場以改造鍛煉爲首務，從來就怕職工閑著，比如，以當時農場的條件，种二熟制可以達到每一熟制收穫500斤，年產畝產1000斤，卻爲了鍛煉改造，要我們种三熟制，結果是300斤一熟制，三三得九，少了一百斤，人還忙得沒有時間。所以，高考復習一直是只能零敲碎打。連隊有熄燈指，很多時間都只能打著手電在床上復習。
到了77年黃梅季節，我囘上海休假，這給我一個機會：曠工的機會，不過那時因爲農閑，可以打著續假的旗號，行“曠工”之實，那位連長還是為我罩著，所以在上海休了兩個月的假，這段時光對我復習高考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爲時間的保證，使我能夠有了一個系統的惡補。而我這時得到了所有老師，鄰居以及親友的幫助，他們利用了所有的渠道，為我找來了復習資料。

[[i] 本帖最后由自觉的梦游人于 2008-6-18 01:23 编辑 [/i]]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8-6-21 11:50

二

那時，根本沒有書。連隊圖書館都是一些浩然的小説，要不就是大批判資料。我在那個時候和很多人一樣，有的書就是《毛澤東選集》。突然要復習高考了，就像一道動員令，動員起了我的所有的親人，他們四處為我尋找書。我的小姨拖著殘疾的腿腳，到處托人借書。我終生難忘的是，爲了我的高考，她為我抄了好幾本數學書的題目，可惜的是，那些都是散頁抄的，沒法保存，在我離開了農場之後，這些散頁抄的，大小不一的數學題也就只能扔掉了。
我排行老二，按照75屆上海的中學畢業生的分配，本來可以留在上海讀技校，但是那時班主任安老師讓我做同學的下鄉工作，我做了，就覺得自己應該下鄉，這樣一次次沒有聼懂安老師的暗示，堅持了自己的想法：動員了別人就不能自己往後縮，否則就是良心上對不起同學，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很膽虛的上山下鄉干革命的衝動。
這樣的下鄉過程使安老師感到了很大的壓力，覺得她沒有保護好我，沒有安排好我的工作。見到我母親就覺得很過意不去，因爲作爲她的得意的學生，本來是可以安排得好一點的，至少她可以讓我不離開上海。而在知道我下鄉后不很適應農村，她更是想著怎麽幫我回到上海。恢復高考消息傳來，她立即讓我和她聯係，要我認真復習，爭取攷囘上海。她的先生程老師是上海某所中學的地理老師，為我專門做了好幾次的輔導，特別提醒我要注意臺灣的地理。他還告訴我，近代史的孫中山要注意。後來，在高考中，他的輔導的基本都出現在試卷上，使我得分不少。
我的女友也全力幫助我，回家復習的日子裏，她和我一起復習。她的數理化比我好，很多習題都得到了她的幫助。她的父母是做醫學翻譯工作的，家學淵博，對於選擇入學志願，對我幫助很大。我當時不敢想復旦和師大，她卻堅持認爲我完全行，要我填復旦新聞係。我就照著做了，把復旦作爲第一志願，師大作爲第二志願。因爲自己認爲文筆還可以，選的都是中文和新聞，因爲師大沒有新聞，才在第二志願的第二選項裏填了歷史。沒有想到後來就是這樣的選擇讓我進了師大。

[[i] 本帖最后由自觉的梦游人于 2008-8-2 15:48 编辑 [/i]]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8-6-22 17:13

三
後來，我們這一批參加上海高考的考生才知道，那一年的高考試卷時有復旦和師大出的。從復旦出的那一年的高考復習資料來看，文科試卷應該是復旦出的。我當時住在海寧路的一個朝北的小房閒裏，鄰居共八家，擠在一個石庫門小樓裏，樓上四家，樓下四家。我們樓上的四家都有人參加高考。正樓的周家有一個親戚在復旦中文係，送來了復旦出的高考復習資料。我借來了看。基本作了其中的文科習題，包括了其中的作文。
我一直喜歡寫論述文，看到了一個《試析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觀點》的作文題目，我就寫了一篇，後來高考，二選一的作文題之一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嗎？》，我一陣興奮，就憑著記憶，把自己寫過的那篇作文重新在試卷上寫了一遍。
回想起來，我還是感到自己的幸運，那一年我們海寧路樓上的四個考生，就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復旦的高考復習資料上，他們三個都在找正式出版的教材，唯有我總是在用這本高考資料。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都要上班，我呢，休假加上“曠工”，用上了兩個月的時間集中看了這本高考復習資料，正好是時間都用在了刀刃上。那一年，海寧路老家中，就我考上了。

高考雖然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是，從當時來講，我的志向並不是想著要到歷史專業做點啥，更多的就是想著通過高考，回到上海。爲了我回到上海，使我脫去“蟹殼”，我才猶猶豫豫地參加了高考，並考上了，使我的母親了卻了一樁心事。

周泽雄 发表于 2008-6-22 17:25

读梦子的高考经历，很亲切。
我姐当时也在崇明农场，先是在较苦的前哨，后转到较好的长征。高考前一年暑假，我在农场里呆了一周时间，也接触了几位试图通过高考脱掉蟹气的知青，其中一位，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他奋斗了三年，始终没能考上。
当时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考上的，似乎自自然然就考上了；没考上的，也就自自然然地落榜了。回头来看，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我高考时，入学率为7%，之前的几届，还要低。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 15:11

6月22日出差去了，回来没有注意到梦子又更新了。读了真是感慨！

我还不知道还有复旦、师大卷之分的说法。

我的小姨拖著殘疾的腿腳，到處托人借書。我終生難忘的是，爲了我的高考，她為我抄了好幾本數學書的題目，可喜的是，那些都是散頁抄的，沒法保存，在我離開了農場之後，這些散頁抄的，大小不一的數學題也就只能扔掉了。

可喜——可惜吧？

另外，那天晚上是你小姨送你来的？好像没有脚高脚低的印象。

[[i] 本帖最后由老木匠于 2008-8-2 15:12 编辑 [/i]]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8-8-2 15:43

打错了一个字。我的小姨不仅送我到师大，还把我托付给几位阿哥，从进去第一天就是一个小弟弟，这番场景想来亲切，但在当时，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男生，没有几个是要人送来的。但是我的小姨实在是太为小外甥高兴了，坚持要送我，我不敢违迕她的高兴，惟有听命。
最叫我气沮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不“守住”小弟弟的名分，就有人提起这件事，说“侬是侬阿姨投给阿拉的”，木匠老哥也是这种人之一，哼！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 16:15

[quote]原帖由 [i]自觉的梦游人[/i] 于 2008-8-2 15:43 发表 [url=http://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76349&ptid=75047][img]http://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打错了一个字。我的小姨不仅送我到师大，还把我托付给几位阿哥，从进去第一天就是一个小弟弟，这番场景想来亲切，但在当时，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男生，没有几个是要人送来的。但是我的小姨实在是太为小外甥高兴了，坚持要送我，我不敢违迕她的高兴，惟有听命。
最叫我气沮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不“守住”小弟弟的名分，就有人提起这件事，说“侬是侬阿姨投给阿拉的”，木匠老哥也是这种人之一，哼！ [/quote]

哈哈，不是“投”是“托”，是托付的托，也就是法律上的监护权，由侬阿姨委托我们监护侬！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08-8-2 16:21

又打错了一个，脸红ING。 :32tb

酱香老范 发表于 2009-3-10 01:38

转帖文友竹乡老陆一文，较有可读性。

裹着棉袄考大学

作者：陆霖 2007-6-27

　　一年一度的高考虽已偃旗息鼓，而有关高考的话题还在延续。今年又恰逢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于是高考的话题里更添加了几分怀旧的意绪。好友江南闵俊是88年的考生，忆及当年“蹉跎岁月”，写下《光着膀子考大学》的博文，引发博友们几多感慨，惜乎其中少了张当年“光膀子”猛男写真，终为小憾。
　　说起来倒是有趣，算是77年的“老生”吧，回想自己30年前参加的高考，与江南闵俊“光膀子”的境遇截然相反，却是“裹着棉袄考大学”，其间感受，无妨抖落些许供诸君一哂。
　　原因是，在77年秋季召开的全国科技教育座谈会上，邓公毅然拍板——当年就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由于时间仓促，使得77年的高考日期只能破例安排在寒冷的冬季。
　　证实高考之事已是在10月中下旬。尽管此前“小道消息”满天飞，版本诸多。而自己作为插队刚满3个月的知青，此时正扛着锄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高考之事似乎离自己很是遥远。小学中学倒是读满了10年，但不幸恰与文革同行，学的是“最高指示”，写的是大批判文章，批封资修、批林批孔批《水浒》，若是写批判文章倒是驾轻就熟，可惜这不是对付高考的路数。而一个多月后就开考了，而考什么，如何考，心中一片茫然。最要命的是高复资料也严重缺货，谁手上有几册油印的资料，便牛气得很。再者就是10年累积，藏龙卧虎，特别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功底扎实，而在我就读过的中学，听说有不少老师也跃跃欲试，师生同场竞技，做学生的能有多少胜算？
　　而正插队务农呢，请假复习也是个问题。倒不是舍不下几个工分，（生产小队“定级”6分半，年底分红每天大概6角钱）而是公社领导已经发话：“劳动学习两不误”。那时公社领导的话还是有相当分量的。于是只好“两不误”，晚上学习，白天干活，出工前裤兜里塞几页写着资料的纸片，空闲时掏出来背背读读，纸片上记着些数学公式，一些史地知识，譬如陈胜吴广起义是公元前哪一年，譬如北京时间与美国东部的时差，马六甲海峡在海运中的重要意义……真正亲眼目睹马六甲海峡是在1998年的夏天，在异国他乡，眺望着远处灰蒙蒙的马六甲海峡，心里想，亲爱的马六甲啊，俺当年在田间地头还念叨你呢！
　　由于文革十年未考——其实此前的一次高考是在1965年，到1977年累积已12届，考生积压太多，主管部门不得不对所有报名者进行一次初试，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初赛，考语数两门，淘汰了一半。同一次高考居然要考两个回合，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
　　正式“决赛”安排在12月中旬，三九寒天，东北话是“贼冷”。30年前当然不知空调为何物，所谓保暖就是多穿衣服了。因为冷，也因为紧张，裹紧厚实的棉袄还直哆嗦，手中的钢笔也不听使唤。首场考语文，监考的老师也紧张，想说几句开场白，原意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你们才有高考的机会，结果话一出口，却将两个关键词说错了位置，政治上错大了。老师自己也吓住了，呆了好一会，才想起该读考生须知的事。
　　1977年高考来不及实行全国统一试卷，由省市区自行命题，试卷也就两三页，哪像现在一大叠的。各地作文题蛮有时代气息，如北京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黑龙江省是“每当唱起《东方红》的时候”；上海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河南省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我们浙江的作文题是“路”，不知人家这路走得是否顺畅，而我始终云里雾里，不知“路”在何方。一出考场，等在门口的语文老师知情后气坏了，怎么搞的？啊，鲁迅那句路的名言忘啦？啊，你就写上山下乡这条路也切题啊，啊……我耷拉着脑袋，心想老师您再“啊”也没用，卷子人家收走了，要不讨回来重做？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过年前终于发榜，上线的红榜贴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大概60多人，自己侥幸上榜，名字且还列在首位。其实排序与考分高低无关，只因是准考证号码在前，有不知情者，以为俺混了个状元郎呢。小小虚荣心使然，记得那几天常溜达于红榜前的人堆里。按博友说法，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人生仅有的一次“涨停”，此后再也摸不着新高了……
　　1978年的春天，告别了不到一年的知青生活，远赴浙南一所师范院校学习。班里的同学年龄及人生阅历差异很大，被任命的班长30好几，膝下已有一双儿女，而年龄最小者不足17岁，班长的夫人携女“探班”，女孩喊他叔叔时，该叔叔脸刷地红了。而当我得知我的上铺入学前插队有6年之多，此后再不敢说自己也曾经是知青。
1977年的冬天，文革后恢复高考，一晃整整30年了。记得那一年全国580万考生中约有27万人幸运地跨进大学的校门。那一年冬季的高考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历史正渐行渐远，而有幸作为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每每想起这段旧事，感觉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温暖。

童志刚 发表于 2009-3-10 10:38

[quote]原帖由 [i]周泽雄[/i] 于 2008-6-22 17:25 发表 [url=http://www.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68760&ptid=75047][img]http://www.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读梦子的高考经历，很亲切。
我姐当时也在崇明农场，先是在较苦的前哨，后转到较好的长征。高考前一年暑假，我在农场里呆了一周时间，也接触了几位试图通过高考脱掉蟹气的知青，其中一位，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他奋斗了三年，始终没能考上。
当时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考上的，似乎自自然然就考上了；没考上的，也就自自然然地落榜了。回头来看，考上大学的机率极低。我高考时，入学率为7%，之前的几届，还要低。 [/quote]

确实，当年对于能不能上大学，基本上不是看得很重，有些当工人的只要工种好或者是在国营大企业，就觉得无所谓。社会的观念、家长的观念以及考生自己的观念，都跟今天有巨大区别。

何毓玲 发表于 2009-3-10 20:10

当年四川的录取率为32：1
我们班最小的1962年出生，最大的1945年出生，小的直接跟大的叫叔叔！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3-13 10:26

“老八舍相逢20年”——《思君月正圆》（洋布）

一九九七年入秋后，北京仍酷热难当。要不是收到老黄寄来的月饼，我还想不想几天后即是中秋节。平时家里收到邮包之类，大凡是儿子先拆，碰上他喜欢的东西，自然就截留了。这一次，儿子隐约知道邮包的特殊含义，未敢先下手。中秋之夜，一家人分享这来自岭南的佳肴，儿子稚齿留香，还有呐呐地问：“爸，你们同学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月正圆。儿子的发问，启开了我心窖里那瓶陈年老酒的瓶塞——我连明月也不邀，独自浅酌低斟起来……
二十年前的深秋，我以比正常大学新生大一旬的年龄，带着那一代人独有的憔悴和疲惫走上了珞珈山。当年的校园，铅华不染，樱花道上的落英可以沏上东湖水啜饮。不同年龄、经历和秉性的年轻人，顷刻便被“同学”的标准同化了，被校园净化了。正当年的青春和失而复得的青春，在一间间狭小的寝室里赤条条地重聚、冲动，塑造出一个个不加修饰的故事。
我们原学生八舍103室住的六个人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弓克、刘亚虎、杨胜群、段书伟、夏武全、童志刚。最大的二十八九岁，最小的十八九岁，少长咸集，也风云际会。寝室长是段书伟，他常去开会领会精神，但大量的日常事务却由什么职务都没担任的童志刚处理。比如，晚上自习时，因不时有人从哪里弄出点噪声来，他就用火柴盒制作了一个画着骷髅的“令牌”，对肇事者示罚。这办法开始两天还灵，大家连嗽都不改咳，但很快就实行不下去了。原因是，那“令牌”和那举牌的动作往往引起一场哄笑，制造出更大的噪声来。后来采取的是疏导政策。隔几天晚上举行一次知识问答(由每个人出一道题，抓阄回答)，让大家宣泄一下之后再进入自习。童、弓、夏出的题，大都是“××歌由谁首唱”、“××交响乐首句是怎样的”之类。我是听着牧歌和妈妈的纺车声长大的，回答这类问题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报复，我有一次出了一道属于当代人物知识的题：“童志刚身上缺了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偏题、怪题，答不出来。还是童自己清楚，眼睛在玻璃片后眨巴一下，崩脆地不关风地回答说：“少了一颗门牙！”
同室六个人中，段书伟是“兴福大哥”。他组装了一只电炉子，间常弄得满室飘香，不幸的是后来让学校电工侦破后给砸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忠于职守的电工凶神恶煞的样子，和寝室内外群情激愤的场面，后怕弄出什么“潮”、什么“风”来。其实风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五一”节假日里，未向任何人报告，全室人员买舟东下，上了庐山。六个人疯遍了牯岭，偏偏要把脏话仍在仙人洞，把臭脚丫子印在美庐的红地毯上。那天登上含鄱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一位过山的农民无意间说起，山那边二十里还有一处胜景，名叫观音桥。相传观世童还未脱俗时，曾经撩罗裙，漫移莲步(附会，观世音原是男身)，踏过此桥。如今那桥上还留有她余香袅袅的脚印。段、弓一时兴起，定要去寻访仙姝芳踪。我向来无豪举，刘亚虎、夏武全喜稳扎稳打，童志刚那天不知为什么也缺了往日的勇气，不主张去。一番上“纲”上“线”的争执之后，还是分道扬镳，段、弓义无反顾，我们四人沿原路下山。暮春时节的庐山更是难识其真面目，刚刚是云蒸霞蔚，一下子便乱云飞渡。我们四人刚回到旅馆，一场山雨便瓢泼而下。开始，我们庆幸自己没遭到这场雨淋，还幸灾乐祸地猜测段、弓的情形。有说他们正在观音桥上演《雷雨颂》；有说，他们正携“制芰荷以为裳”、“纫秋兰以为佩”的山鬼作雨中游……尽往浪漫处说。待雨越下越大，山影淡入夜幕，还不见他们回来时，我们着急起来，又尽往坏处想，谁说他们肯定是迷失在那片半原始森林了；谁说这两小子完了，至少有一个掉进了山谷……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无法实施救援，只能守株待兔。大家和衣而卧，盲目地做着什么准备。六个人一下子少了两个，灯光昏暗，檐边积雨时紧时慢，好生凄切。也不知什么时候，段弓二人趋趔着回来了，脸色苍白，一不吭声二不出气，任凭我们折腾着剥去无一根干纱的衣服，塞进被子……既然人回来了，我们四人又幸灾乐祸起来，“高度”评价他们，求索“美人”兮，“虽九死而未悔”。第二天，我们问起他们的观音桥之行，两人闪烁其辞，似乎是仙机不可道破。他们究竟是如愿以偿，在观音桥上与仙姝良宵共度？还是虽寻着了那桥，但“哀高丘之无女”？抑或是根本就没有找着那桥，而单相思地在山野里瞎闯了半日半夜呢？至今是一个谜。这次活动完全是秘密组织的，但还是被“当局”知道了。这并不是有人告密，103室三天三夜柴扉紧闭，焉能不让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为肯定是受到了批评，在多大的范围受到什么程度的批评，现在已说不清楚了。后来发生的一件同类性质的事，倒是说得清楚。真是树砍静而风水止。我们寝室的两个人和别的寝室的几个人，竟敢在毕业前夕需要特别“表现”的时候，擅自去游了一趟黄山。红男绿女归来不看岳，让人羡慕不已。但很快东窗事发，受到校方通报批评。作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寝室长段书伟被接连找去问话。每次问话回来，我们就像《红岩》里接“老许”似的，拥上去安慰他。
103室还真有一个“老许”经常光顾，并受到欢迎。他就是许向明。这不仅因为每个暑假返校，他都要往我们屋里扔下一串福建龙眼，还因为他有一手绝活。那时学校吃供给制，餐票统一发放，固定日期餐期，过期作废，1日的票到2日就不能服，早餐的票到中餐就不能用。老许能化腐朽为神奇，用一支碳素铅笔，在废票上轻轻勾勒、点染，就使它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每逢食堂吃包子的早晨，总有三五个人排着队请他斧正废票以便能吃上双份。等到把大家打发走，老许自己赶到食堂时，往往包子已经告罄，只能吃上两个剩馒头。这事偶尔也败露过。有一次，李德伦先生在老斋舍的学生俱乐部讲交响乐，我不知怎么也心血来潮，想去一睹“中国的卡拉扬”的风采，就请老许临摹了一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却还是被把门的学生会干部发出了破绽，没让我进。多年后，见着老许谈到各人的故伎，他说，他于此道，早已洗手不干了。
那时，不少集体活动是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的。我们小组除103室六人外，还有汪芳(方方)、张磊、张国安、霍鹏远。汪芳是唯一的女生，全年级六个女生之一。我们小组在文娱活动方面是不错的，年级或系里搞联欢会，我们都有节目出，而且大多是自编自演。例如“李谷二乐团”、“快乐的仆人”等哑剧，现在重排，可能还是精彩的。有一次系里搞联欢会，童志刚、汪芳、弓克等从欧洲剧典里挑了一台独幕话剧(忘了叫什么名字)要排演。他们要我出演一个大臣，并说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我生平第一次出演了一个剧的角色——尽管总共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我披着一条被单，一躬身对着头戴用画报纸做成的皇冠的夏武全说：“陛下，请饶恕他吧！”我的普通话二十年后还是“塑料”水平，当年就可想而知了。演出后，我谦虚地说：“我演砸了”。童、汪、弓却说：“很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过，后来排什么话剧，他们再也没有起用过我了。
珞珈山的樱花几度开谢之后，便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正值武汉夏季，一条条关于分配的“最新消息”口耳相传，掀起一阵阵与热浪交织的躁动与喧嚣。这时我因犯头晕的毛病搭伙搬到进修教师楼寄住，对发生在一间间寝室里的故事知道得很少了。
好在我们这一届同学分配的流向，主要集中在武汉、北京两地，分在北京的十几个人，在寇勤、李为民、隋圻等古道热肠者的张罗下，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延续着同窗的情谊和校园的话题。虽然我们一个个都在一些牌子大得吓人的单位工作，但好多年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却比当学生时好不了多少。聚会常常是各人自带面包，或者每人凑三、五元钱。大家各自住着集体宿舍，串门自然也不太方便。后来，我有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房子，谁戏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记得，赵健曾在这里闭门写作，拈断数茎须，写出了一篇《北京市为什么有大事而没有豆腐买》的经济评论；当时还挤大篷车的汪芳，在这里风风火地煮过挂面；李军为写研究《世说新语》的硕士毕业论文，曾在这里小住，他那臃肿的南方大棉袄使小屋显得更小……不曾想，这间小屋会与后来的一代名流有这样缘分。而今小屋早已不再归我，同学们聚会也已是登堂入室，并常唤取红巾翠袖把酒添杯了。
相聚总是有期的，离别却是无期的。
前年大雁南飞的时节，我到广东出差，在珠江两岸，寻不着细雨如丝、淑女凭栏的情调，怅惘不已。但是，却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是见到了毕业后一直未见过面的黄应镐、王华敏和也有多年未见的师月会、骆苗。在广州，老黄驱车陪我去郊外的世界公园游览。晚上在那里看仿百老汇歌舞表演时，我们坐在前排特留的最好的们置上，旁若无人地叙旧……舞台上诱人的裙裾与身段，视而未见。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师月会请吃饭，一杯酒下肚，他和赵健就侃股票，直至我明确表示不满，他们才把话题收到故人旧事上来，倒也新意迭起。举杯临高，指看即将回归的香港灯火，壮怀激烈，不欲归去。在离开深圳的那天早晨，王华敏匆匆赶来，我们一起吃了顿“广东早茶”。一别十六年，品茶粤海，看着他那微微发白的鬓角，我黯然伤神：岁月催着地老天荒，其淫威和肆虐，连人身上的茎毫末都不肯放过！
记得读中学写记人的作文，常常喜欢写年近半百的人，似乎半百人生才是展开的好描写的人生。如今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时，感觉常常却是收缩和紧迫，有时甚至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恐慌袭上心头。但是，只要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我又感到自己年轻了，似乎又回到从前——尽管常常和刘亚虎、徐江等一起被寇勤呼为“老家伙”。
月正圆，月桂常开不败。我在心里想：年轻属于同学，同学永远年轻！

陆东洋西 发表于 2009-4-18 14:09

很惭愧没有及时相应，因为回帖一多就有些害怕花时间看。

高考前，本人在沪市某一集体企业工作，要比上山下乡的朋友幸运一些，但是当时不慎腿骨折在家休养，全靠母亲打点吃的、看的，多亏她是教师，还能够搞一些复习资料，但是考数学的时候，居然忘了准考证，因为脚上石膏，所以请同学回家拿，但那位没有看到本人，心急火燎进了考场时将准考证给了门卫，幸亏考场正是母校——黄埔区金陵中学，校长用喇叭叫唤，才使本人差十几分钟及时进入考场，否则数学考分全完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惊险异常，又觉得冥冥之中，如有天助。

此外，虽然文不对题，我还是觉得应该说一说当时没有考大学的人。那时本人在上海某集体企业打工，所以立意要改变现状。但是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好几位相当优秀的同学不敢考大学，他们大多进入企业（这都是兄姐们义无反顾地用他们的上山下乡换来的位置，凝聚着家族的期待），所以害怕读了大学以后会分配到外地，当时上海的情形，大学生如果到外地去，真的还不如在上海的企业（这可能会被其他地方的朋友所哂笑，但是当时上海人的真情实感）。我想：当时要考他们一定会考上，一时犹豫，后来就越来越难考了。只是当时没有考、或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除非后来进修的或经商做老板的，大多明显就被边缘化了。每想至此，不禁为之扼腕太息：人生之路居然如此为了一念之差而大相径庭。

回过头来想，也不能全部责怪那些不敢考大学的人，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毛时代对知识人（本人强烈建议放弃使用“知识分子”称呼，而改“知识人”）的歧视和压制，而能够得到相当的尊重，即使去外地也并非人生的失败和灾难。一是精神上的歧视和自卑，二是物质生活的低下，三是上海本地的工作由兄姐做出牺牲换取难以轻易放弃（如果你到外地可以换取兄姐的回沪又当别论），这足以让人踌躇再三，不敢轻举妄动。

[[i] 本帖最后由陆东洋西于 2009-4-18 17:15 编辑 [/i]]

老木匠 发表于 2009-4-18 17:32

赞一个陆兄的回忆！

32年前的事情真是现在人不可理解的。

我中学同学、单位同事里成绩最好的，参加77年高考的人很少。他们绝大多数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愿意去背臭老九的牌子，更不愿冒再次分配的险。还有的是不愿意吃工资的亏：4年没有了工资收入，读书毕业后48元/月，也不比36元/月的工资高多少，要补回4年损失很难，更何况4年里还有涨工资的可能。

现在很多同学都下了岗。只有我这个因为不满意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工作危险的人，现在倒捡了一个便宜。

杜雅萍 发表于 2009-4-18 17:40

:flowerd :flowerd :flowerd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是往往“近忧”让人觉得无法逾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未来充满变数的时代和国度。

何毓玲 发表于 2009-4-18 18:17

回木匠，巧了，我当年也是不满意身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才义无返顾地去考大学，我父母还直安慰我，不要太紧张，考不上还可顶替妈妈上班。
而那些有了好工作的人似乎不屑于考试。二三十年后，人生的际遇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都五十退休，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我经常感叹：考试改变命运！我那篇《感谢考试》就是应《中国考试》的邀约有感而发的。

陆东洋西 发表于 2009-4-18 18:22

大变动的时代，恐怕无法用常理去思考，但是不用常理去思考，又过于冒险。

反过来说，我们在此为高考的中而庆幸，但是世道常变。本人所在小区的老板原来不过是福建某乡人武部长，多年前断然从银行贷款，进沪一博，果然上下其手，成为房地产的大老板之一，多少大学生，供其驱使，据说夫人也换了。

不读大学也罢，那就做老板么，但是同学中此等人极少，也许印证了余秋雨所谓上海人适于做高级白领之论断。问木匠兄，目前老板有多少读过大学？很多据说派秘书上课、考试，混几个文凭不过是小菜一碟。

老木匠 发表于 2009-4-18 22:14

做老板和大学没有关系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真正的老板也很少有再到大学来骗文凭的，陆兄搞错了。大学生给老板打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感叹的。读书多和赚钱多完全是两回事。过去现在可想见的将来，都是如此。

到大学来混文凭的主要都是公务员、国企干部。民营老板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

能够让秘书来代读书的，在上海至少要局级以上了。比如那位市长，居然还是我们师大的校友哩。

陆东洋西 发表于 2009-4-18 22:47

真没有接触过多少老板，尤其和木匠兄相比的话，所以问外行话。

此外，感叹是对55楼杜版主所说而发。因为前一阵子原来毕业的学生本来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居然立意要考公务员，因为现在私企好像大不如前，目前公务员收入不仅稳定而且超过一般企业，另外退休工资也很优惠。曾经是大量公务员下海经商，目前反过来大家则又开始热衷于回归当公务员。

不过，这些似与恢复高考无关，只是有关于读大学以后的职业选择而已，就此打住。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4-18 23:57

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考入大学的，现在也大多达到退休年龄了，如果此人大学毕业后到国企工作，即便是高级工程师退休，以常熟为例，月退休工资不过是1500到2000之间，而环卫处拉粪车、扫大街退休的，因为是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在2000到3000之间。单从收入来看，关键还是看大学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最近几年，GDP的增长是10%多一点，而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30%左右，掌勺者自肥，自己给自己定工资，公务员的待遇能不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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