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李阳背后的民族精神疾病
在伯克利的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美国人：他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但说话很吃力，语速极慢，而且逻辑混乱。我再看他衣衫不整，须发凌乱，眼神游离，就知道他是一个常见的精神病人。但是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会说中文，手里还拿着一个记满了中文单词的小本子，于是和他聊了一会儿。通过很艰难的对话，我大概明白了他的经历。十八岁的时候，他是美国一家名校的大[b]学生[/b]，而且是登山队的主力。有一次，他从山崖上摔下来，颅脑严重受伤。经过治疗以后，他成了一名智力残障人士，不能继续上学，也不能工作，靠救济度日。在生命的黑暗中挣扎了二十多年后，他被人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南方一个城市里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还交上了中国女朋友。按照美国的规定，他要领救济，就不能工作，因此三年之后他又返回美国。但是中国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生命之光，所以他努力[b]学习[/b]中文，争取再次去中国，找回那份工作。“在这里女人们都不和我睡觉”，他说。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故事让我非常难受。一方面，我对他的遭遇充满同情，为他的奋斗而感动，甚至为中国能给予他的生命一丝光亮而高兴。另一方面，我为一个文化弱势民族而深感悲哀。尽管一名智残者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的母语能力也还对中国学生有用，但是他的故事背后，毕竟是一个民族在英语学习上的畸形生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希望讲述它既没有冒犯残疾人，也没有冒犯李阳和所有的英语老师，但是这些天关于李阳的新闻让我想起了它。先是在包头一所中学，李阳号召学生集体下跪以谢师恩，随后又在武汉一所高校，他鼓动女大学生“剃发明志”，成为其“亲传弟子”。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李阳损害学生人格尊严，不配为人师表，李阳则坚称其行为正当，还要发扬光大。
李阳辩称下跪和鞠躬和点头一样，都是一种感情表达方式，显然没有说服力。那么多人向他点头，他怎么不放到博客里？下跪无疑是一种极端的形式，和后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从“疯狂英语”的商业诉求上，我倒是十分理解李阳的做法，这本身就符合那种把事情做到极端的“疯狂”之道。听听李阳的名言：“暂时把脸皮放进口袋，只管去大声说吧！”“重要的不是现在丢脸，而是将来少丢脸！”就应该知道他的态度。
李阳无疑对中国人[b]学习英语[/b]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就像我说那位智残的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贡献一样，事情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学习英语而至于“疯狂”，一幕幕气功现场或者宗教仪式般的学习场景，本身就带有精神疾病的特征。任何宗教仪式的背后，都是普罗大众对自我的迷惘、对现实的怀疑和对救赎的渴望。把学好一种语言当作救赎，把英语老师当作救世主，是一种病态现实的写照。如果说外国人学汉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诚实地说，在“疯狂英语”培训班里，在[b]新东方学校[/b]里，在书店里堆积如山的英语工具书后面，大部分学习英语的人，都怀着出国的梦想，甚至是一种逃离的渴望。首先应该检讨的，是现实社会的贫乏和压抑。
仅仅学好一种语言，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在这种“疯狂”的背后，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如今，大部分中国人，都学了十年以上的英语，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能应用。要想应用，还得跪拜于李阳这样的老师门下。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个民族的类似例子。我所知道的外国人中，学习汉语一两年的，都能进行基本的交流，远远好过学习十年英语的中国人。从此一门学科可以想象，学习了十年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只是有些学科不像英语这么好检验罢了。
这种诡异的教学效率，导致另外一种严重的民族精神疾病症状，那就是英语学习方面的“高分低能”。这种“能”倒不是听说英语的能力，而是综合的人文素养。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一个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学好英语，势必耽误其他方面的学习。换个角度说，其他方面学习很好的学生，英语未必是强项。于是，我见过许多这样的留洋人士（以人文学科为主）：他们除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脑袋里空空如也，眼界狭窄，思想浮浅，言行轻薄，热衷名利。但是他们利用文化的尊卑和隔膜占尽便宜，在国外冒充中国文化的使者，让外国人以为中国人都这么弱智；回国来又拿留洋历经来蒙骗中国人，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在民族精神病征表现为集体自卑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简单的崇洋媚外者，言必夹带英语单词；如今民族精神病征越来越多地转向集体自大了，他们又摇头一变，成了最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声称外国的丑事见多了，动辄就要捍卫中华文明。其实，这种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外国，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主要精力都用来学外语，在外国的时候又主要在吹嘘中国。一些头脑清醒的留学生，给了他们一个刻薄的外号，叫做“精装白痴”。
用“白痴”来骂人当然不对，但是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做一个调查：那些“疯狂英语”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些被教唆不怕“现在丢脸”的人，将来是不是真的“少丢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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