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当讲真话习惯被奖励
云南省政府设重奖向社会征集诤言这两天来受到了普遍质疑，究其原因，是[b]我们[/b]这个社会“说真话”的制度与环境还不够完善，与这种间歇性发作的奖励相比，显然建设一个可持续说真话的环境要重要得多，也可靠得多。为什么纳税人[b]对讲[/b]真话的后果心存忧虑，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彭水诗案”已经有所体现。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民众相信只要没有“彭水版权力”的压制与干预，真话将随处可见，根本用不着政府来奖励；另一方面，当政府以奖励的形式“悬赏诤言”，并称这是为了鼓励民众讲真话、讲实话，实际上也在暗地里完成了对民众“污名化”的过程，仿佛一个社会唯唯诺诺、缺少真话完全是民众的过错，仿佛民众没有一点责任心，偶尔有两三句真话只是为了钱财。顺着这根逻辑链条，人们不难发现，政府有关诤言奖的倡议与描述，更像是一次居高临下的“完美切割”，使政府与“社会缺少真话”撇清了关系。
社会[b]控制[/b]通常是通过“惩罚”与“奖励”来完成。什么是惩罚，“彭水诗案”中的秦中飞们已经亲历。至于“奖励”，更是一种心理控制术。在一定情况下，习惯于被奖励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平常心都会失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复述一下心理学上的一个经典故事：有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是他家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孩子们天天追逐打闹，吵得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办法是什么呢？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就是一分钱也不给。结果，孩子们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就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打闹了。
在这里，这个聪明的老人利用的是一种心理现象，即社会心理学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
这一社会心理现象更可用来解释奖励如何操纵社会。显然，老人所做的不过是个心理控制的实验，简单地说，是一场通过操控“奖励”终于使孩子失声的试验。在这个故事场景中，孩子们原本有自己的[b]生活[/b]，他们在村子里嬉戏喊叫，一切都是真实而朴素的。然而，当老人别有用心奖励他们喊叫时，无知的孩子开始不知不觉地卷入一场竞赛，原来最真实的、发乎心灵的情感与乐趣开始让位于老人“奖励”的操弄。直到最后，孩子们抱怨老人不公正，并且以“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为由不再喊叫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彻底丢失了自己生活的动机与意义。奖励的设置与取消，像变魔术一样使孩子们失声了。
回到诤言奖吧，既然孩子们为了奖励叫出的声音不是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政府设立诤言奖不会为社会增加多少真话与实话。真话与实话就像是童声，原本是生活中最纯朴的东西，惩罚与奖励都会扭曲它天籁般的真实。
批评与叫喊一样，不需要理由。回想这些孩子不言不语、悻悻地从老人的房屋旁边走开，他们竟不知道自己被虚拟的理由愚弄了。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获得奖励而去言说，他已经失去了言说的根本。更不幸的是，如果他终日沉醉于对这种奖励的追逐，有朝一日，当这种奖励失去时，恐怕他连生活的乐趣都找不着了。
来源：现代快报 痛快。
说句直白的，诤言奖之类，和贼喊捉贼，属于一个路径。 官方语言的丰富就在于同一桩物事，当要奖励就可以变成诤言，当要威罚就可以变成谤。这里奖的诤言，用一个老式的叫法，也可以叫“民谤”。听不到民谤一直以来就是不会犯头痛病的一个基本要件，突然吧，想到了以民为本，就想要听民谤了，想想民谤毕竟不是好名称，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谤都可以被认可为“民”之“谤”的，就像所有的民不能都为本一样。所以要奖一部分民的一部分谤，如何奖呢？就要经过科学的鉴定，合乎发展观的讨论，先把这部分谤的名称改了，曰：“诤言”。标准在哪里？估计肯定不会是那种某某书记不该设秘女书之类的，而是这里应设一个公共汽车站之类的，关乎民生的大事。能解决大事的诤言当然得有奖，因为，解决了大事的政绩变成工程，就可以换来更耀眼的光，当然不会是闪在被奖的脸上，而是发在发奖的脸上。
至于不是诤言的其他民谤呢？没有奖到，就等于没有，反正从前不想头痛的时候就是没有民谤的，或者，加两个字，就是没有听到民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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