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的乡村及其教育
作者：李文倩乡村个案的整体描述
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的认识和描述，除了社会学家们所能提供的干瘪的数字统计以外，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城市中人，他们依靠一些片面的报道加上自己贫乏的想象，把乡村设想为一片穷山恶水，并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眼光自觉地将乡村视为野蛮、落后与传统的代名词。这种情况除了少数人的别有用心之外，反映了当代中国一种普遍的乡村仇视现象，即将乡村视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的包袱。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切以发展为中心，经济发展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另一种对于乡村的认识是将乡村想象为理想中的“桃源”世界，而对现实中的乡村缺乏必要的认识。乡村在这种人的现实生活中，除了为他们提供一个虚构的精神家园之外，恐怕剩下的只有充当谈资这一用途了。现实的乡村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外，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他者”，而真正生活在乡村的人却没有言说自身生存境遇的权利。乡村，就这样在现代强大的传媒社会中沉默着，一如它原来的模样。
农历八月中旬的时候，我趁学校安排实习的机会，回老家过中秋节。我的老家在甘肃榆中县北山地区，榆中县为是国家级贫困县，与以贫穷而闻名的定西地区接壤。北山地区的八个乡为榆中县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年人均收入仅有一千余元。近几年开始，我们村每年有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加上一部分通过升学、搬迁而离开乡村的人口，继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作物种植结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调整。原来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豌豆，杂以胡麻、莜麦、洋芋等，农产品除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以外，很少有作为商品而出售的。经济形态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致从2000年开始，种小麦、豌豆的人开始减少，而将大面积的土地用来种植洋芋、玉米等经济类作物。由于北山地区人口稀少，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有种十几亩、二十亩洋芋的人家。尽管有了这样的改变，但由于近几年连年干旱，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开始走出了乡村，在城市谋求生存之路，土地被大量闲置。估计要不了几年，家乡就会变成一个“空村”，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村文化的破碎和人文生态的恶化。
乡村“灰化”现象
到家的第一天，就听见村里有打鼓的声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回来后说乡镇中学里的[b]学生[/b]在练鼓，说是县上有人要扶贫我们村皮鞋，要学生们提前练习练习，好到时候打鼓迎接。过了两天，县上扶贫的车子就来了，拉了四百多双皮鞋，听说样式很多，分给了我们村和邻村，主要是救济村里的鳏寡孤独及残疾人。而这种扶贫实际上操作起来，就会有走很大的样，好一点的、合适的皮鞋大多会被村干部及其亲戚拿走，真正到需要救济的人手里的，往往是他们淘汰过的废品。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庄上的一个半疯半傻的光棍领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几双高跟的女士皮鞋。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我们村已经形成了如谭同学在《乡村灰化的路径与社会基础》（《天涯》2007年第3期）一文谈到的“银县”的格局，即乡村结构在外人看来风平浪静，而实际上却被“灰化”了。所谓“灰化”，即界于黑与白之间，一些村干部与乡一级政府相勾结，充当了乡村恶霸的角色。村民非常气愤，但由于自顾自式的明哲保身，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只能任凭村干部私吐各种扶贫款项及物资。我在村里听到村民议论较多的主要有这样几件事：一是近几年政府每年都有扶贫的地膜，免费提供给村民，鼓励村民种植各种经济类作物。地膜的市场价为每卷70元，村书记一人就拿走了70卷，卖给了外地人。二是政府为鼓励农户发展养殖业，免费引进新疆细毛羊，也被村书记村长两家占了，其他村民根本就没见到羊的影子。三是前几年政府为解决北山地区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免费发放水泥挖集流窖、打院子，部分也被村干部霸占了，后以每袋10元（低于水泥的出厂价）的价格出售了。另外，我们村在前两年曾被确认为甘肃省整村脱贫项目村，据说全村拨款50万元，有一部分也被村干部私吞。可能有的人会说，村民怎么不去上告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基层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的，村民即使去上告，也会由于证据不足以及地方法院的偏袒等原因而宣告失败。没有人会为了这样的结局而铤而走险，况且即使侥幸成功了，受益的也是全体村民、而非个人。
乡村文化的瓦解及现代理念的“阙如”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传统乡村文化价值已经瓦解，现代价值理念又无法真正深入，从而导致乡村生活价值的虚化，利益本位，家族本位（实质上还是利益本位）成为乡村生活的基本取向。”（刘铁芳：《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一文。见《天涯》2007年第3期，P25。）随着地方经济的逐步发展，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处于强势地位的城市文化开始冲击古老的乡村文化，直接促成了乡村文化的瓦解。据我了解，现在能够引起村民共同兴趣的事情只有赌博。在大多数的乡村，打麻将绝不是为了娱乐，更多的是用于赌博、为了赢钱。另外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也演变为一些村干部及村民进行敛财的手段，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盖庙。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盖庙、烧香拜神仙，绝对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很少有人想通过这一途径为个人谋私利。现在的状况是，村里的一些所谓的“能人”就是以盖庙、塑“老爷”、念经等名义不断向村民收钱，而其中的一部分就流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乡村文化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乡村公共生活形式的瓦解，原来集体劳动的方式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已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个人单干成为最基本的劳动形式。除劳动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外，乡村集体文化活动也日趋衰落。即使是春节，村里也很少有人再组织社火队、唱秦腔了，更没有人去看什么露天电影了，村民们重又恢复了他们的历史面目，个人顾个人，成为一盘散沙。乡村文化价值的瓦解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各家各户高墙垒筑、相互防范，淳朴的民风荡然无存。我这次回家时，就听村里人谈论，邻村某几家的猪被别人偷了，还有一家的两头驴也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母亲忧心忡忡，说我们家的猪都上千元了，被人偷走就太划不来了，一直在想保险一点的防范措施。
乡村文化价值已经瓦解，古老的乡村道德秩序已被破坏，而现代法治理念尚未真正渗透到乡村权利结构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较高组织性的乡村恶霸势力，加上基层政府的支持，即当选为村干部。他们的表现一般虽然没有到侵害村民生命健康财产的程度，但是他们私自占有了大量扶贫款项，引起了村民的愤怒。我去年寒假回家时，父亲给我讲了我们村选举乡人大代表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我们村进行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并没有举行集体投票仪式，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进行的。我们村的某小学[b]老师[/b]和乡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一起，抱着投票箱，拿着选票，挨家挨户找人填。由于该小学教师在村里有些威信，在填选票的过程中，便明确指出要选某某某，很多人碍于情面、也会照办。轮到父亲的时候，他们还指使说一定要选某某某，父亲一时气愤，谁都没选，选了自己，同时在母亲的选票上也填上了自己的名字。选举结果出来后，父亲只有两票，还是自己投的。父亲所在中学的其他老师，都拿这事当笑话，因为谁都没把这当回事。
乡村教育危机重重
在我实习的中学，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乡村学校在教学上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乡村学生不能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所学校共有七个教学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初三多一个补习班。学生们上中学[b]学习[/b]，就是为了考试、上县里的重点中学。除中考要考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之外，其他的诸如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美术、体育、音乐、计算机等课程大多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专业老师，“辅课”一般由其他老师兼任，很多时候都不上，拿来上“主课”或者让学生上自习。音体美三科，正所学校没有一个专业老师，上音乐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无非是学生们跟着年轻一点的老师唱唱流行歌曲。美术课基本上不上。体育课无非就是跑跑步，然后扔给学生一个篮球，让他们自己去玩。这两年学校改善了条件，有了二十多台计算机，由于没有网络，也限于让学生摸摸键盘、开机关机等阶段。而就是在开设的“主课”中，如化学与物理，学生们也几乎没有做过一次实验。学校倒是有实验室，各种途径捐献来的教学仪器也不少，但大多数教师对此并不怎么重视，因为做不做实验，并不能影响中考成绩。学校的图书馆也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少部分老师有时候借一两本看一看。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课外阅读，唯一的阅读材料就是语文教材，知识面相对狭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学生不愿意进行课外阅读，相反，他们在此方面的热情很高。除了没有好的书可看之外，中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一般还会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方面是家长不允许，他们认为那些都是“闲书”，与考试无益，是不应该看的；另一个方面，部分教师也将阅读课外书视为“洪水猛兽”、大肆追缴，打击了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积极性。上面所谈的是乡村教育或者说乡村学校教学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在我看来，乡村教育最大的问题绝不在此。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将城市与乡村割裂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城市文化代表先进、文明，而乡村文化就成了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中国乡村教育也演变成了对城市教育模式的简单追逐，但是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诸如师资力量、硬件等，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以城市教育为基础展开的各种教育改革活动，什么[b]素质教育[/b]，什么新课程改革，到了一般的乡村学校，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的乡村学校，基本上是扯淡。口头上说一说很过瘾，表明自己很有水平，但哪个乡村学校的教师如果跟着那些所谓专家们的步子走，你就别想考上一个学生，更不要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了。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大一统的教育改革模式，是不是像我们的某些自己拿着高薪的教育专家说的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而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对乡村文化的否定与排斥，很多老师鼓励学习的话语是：“好好学习，以后好走出这个地方”。乡村少年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不会因为自己的乡村生活经历而变得更加自信、反而是更自卑，而教育的的结果往往是他们对于乡村生活的漠视和疏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一个接受了较多教育的人如果回到乡村，他的生存能力很多时候反而不如一个接受了较低学校教育的人。目前的基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少乡村少年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当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不能进入高等院校读书时，教育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更多的失败体验，而不是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沦为“流民”（可参阅王学泰《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下面我以我一位堂弟的经历来说明这一事实。我的堂弟初中毕业，成绩很差上不了高中，后来通过一位在城里工作的堂叔的关系，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实际上，那时候的中专学校，已经很少有人去了，但是堂弟坚持自己要念书，家里人只得让他去上。结果他上了不到两年，就被迫退学了，原因是他根本没有交学费。从家里拿走的钱，被他拿上网吧打游戏请客吃饭了，而且还欠了一家饭馆不少钱。回到家没呆几天，他又呆不住了，家里的农活也不干，跑出去打工了。后来听说，他也没有正经去打工，原因是自己没有什么技术，一般的力气活又干不下来，只得到处胡混，花的还是家里拿的一点钱。后来有了一个当兵的机会，家里人又花钱走后门，让他去当兵，结果两年以后又回家来了，什么也没干成。后来又听说他到城里当过一段时间的保安，但听说没过多久又不干了。他就那样在城市里胡混，很多时候花的还是家里务庄稼卖的一点钱。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乡村教育，或许应该有另外的纬度，而具体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2007年10月4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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