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中国人得诺贝尔奖并不难
笑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又与中国无缘,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却一块诺贝尔奖也摊不到,实在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情。尽管我们在[b]国际[/b]性的体育盛会上拿的[b]金牌[/b]不少,但在体育[b]竞技[/b]中拿多少金牌,都无法弥补诺奖空缺的遗憾,毕竟,我们从来都以文明古国自许,而不是以五大三粗自许。争夺诺奖则不是普通的竞技,本质上是文明的竞技,所展示的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综合水准。体育金牌拿的再多,都不可能让世界服气,诺奖则易于证明一个民族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易于做实一个民族的自信。
当然,诺奖不是提升民族自尊的惟一路径。对于那些已经通过别的路径证明了自己,其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早已经举世公认的民族来说,得不得诺奖几乎无足轻重,根本不需要在这方面劳心费力。譬如冰岛,譬如挪威。他们的文明水准几乎已经发展到天人合一的地步,他们的人生已经跨入了典型的审美人生的境界,诺奖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
但是中国还做不到这样从容淡定,这个忧患百年的老大民族,这个失落百年的老大民族,要在国际社会中完全淡泊名利,显然是陈义过高了。中国需要证明自己。从[b]经济[/b]上,军事上证明自己不难,这方面中国已经证明得很充分了,但单单是这种形而下的证明,其证明效能实际上非常有限,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尊重。无论我们多么富足,无论我们的拳头多么硬,在人家的视野里,我们的身上仿佛仍然留有过去的胎记,即不开化时代的那种胎记。那种胎记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每天都在让我们蒙受羞辱,给我们的心灵投下阴影。
无疑,中国还需要从别的角度来提升自己,证明自己。这就是形而上的角度,也就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现代文明的要义,无非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整体的、抽象的人,而只能是具体的人,是人人,即每个人。只有当每个人的权利都落到实处,每个人的尊严都落到实处,这个社会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这就需要发育出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来支撑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权利。
在这方面,留待我们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在这方面成就如何,也是跟人类福祉关系最密切。中国人的诺奖梦要想实现,在这方面无疑蕴涵着无限广阔的可能性。曾经有很多人断言,中国人得诺奖,机会最多的是[b]经济学[/b]领域,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为成功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至少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兑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全世界都走向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的今天,如果哪个大国进展过小,而迟迟走不出前现代,就不免令人侧目。仅仅物质领域的单向突破,是不能补偿这种亏空的。要在这方面问心无愧,要在这方面得到世界尊重,就必须从形而上入手,从提升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入手,舍此我们已经别无他途。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会师,就将改变全世界的文明进程,因此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期待,也为全世界所乐见。这点上但凡有所突破,都是我们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都能给我们带来至高的荣誉,那时要拿一个诺贝尔奖,岂不有如探囊取物?
这即是说,我们现在相对落后的领域,恰恰是我们机会最多的领域,是中国政治家,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荣誉富矿。就此而言,我们拿一个诺贝尔奖其实并不难,问题只在于我们的决心,我们的胆魄,当然,还取决于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李大苗:比照霍维茨，对诺奖基本可以绝望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霍维茨和其他两位研究博弈的经济学家。说起来，霍维茨的贡献不是阐述什么经济学事理，而是将数学分析应用到机制分析中，这如同若干年前的纳什一样。纳什的贡献被称作“纳什均衡”，霍维茨的贡献呢，似乎应当称作“激励的兼容性”（incentive compatibility）。纳什关心的是结果最优与否，也就是“帕累托有效”的数学证实，而霍维茨呢，着眼的是由初始所决定的必然，也是数学证实。霍维茨的分析，纵然可以从不对称的信息系统这个假定开始推进，但用更简单的说法来叙述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表达，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不真实的表述。博弈就是由这个条件开始，在足够多的参与者的情形下，产生了某种必然的、机械性的过程和结果。这样，在哈耶克那里用社会逻辑证实的制度效应，在霍维茨这里以“激励的兼容性”的公式下，一层层地用数学关系解析出来。
在每一个人都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情形下，策略性的激励约束会导致离散行为的“道德意外”（moral hazard），而信息性的激励约束会导致离散信息状态下的“逆向挑选”（adverse selection）困境。正是这两个激励约束，使得一揽子的社会统筹与协调成为不可能。这样，霍维茨以数学手段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正当选择，而计划经济则必然最终导致灾难。但“激励的兼容性”的分析并不止步于此，经由包括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同时获得者的聪明才智，这个数学分析公式还证明了寡头政治的运作形式与必然结局。
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贝克，成功地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在不同领域的行为机制，将经济学渗入到诸如政治、人际关系、婚姻、犯罪等等旁门左道。经济学以其高超的阐述力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此，索罗斯嘲弄地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而霍维茨长期浸心搭建玄妙的分析模型，在对经济作统计意义上的计量分析之外，用数学方程式的方式分析了人类的行为选择，解释了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必然机制。
用数学工具揭示社会现象的机制，从二战后就开始了，到今天，可以说付出了一代人的努力，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论，当然并非只有诸如纳什和霍维茨这些深谙数学的怪杰，但我们今天已经能更清晰地看到，数学逻辑比形式逻辑能更深层地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对人类行为做出更底层同时也更统一的解释。作为趋势，其实早已为人所知，而作为成就，霍维茨的努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想象。
这实在是一宗令人气馁的事情。其实，回想起来，这从纳什那里就开始了。若没有自利这个人的本能假设，就不会有博弈，纳什的博弈最优的模型也就无从树立。而更令人绝望的是，在霍维茨的框架下，任命制的激励机制在于特权，也正是受到策略性的激励约束，才使得任命制走不出道德风险，霍维茨的数学模型还可以精湛揭示任命制条件下的官场现象的数学原理。这样，我们无疑可以断定，这样的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传统道德，不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仅为我们所拒绝，也无论如何不是博大的仁义礼智信所能发现和所能创造。霍维茨理论那里，在正当和正常社会中，仁义礼智信基本上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意外”（hazard）。
想起林毅夫前些日子的预言，他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学人更有条件和机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这样的说法我一开始就极度疑惑，因为，比如美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也很不错，不仅如此，其经济发展模式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创新层出不穷，但依然没有经济学家为此名声大噪。而如致力于经济实务的尤努斯获得的是和平奖，并非经济学奖。可见，以经济实务判断贡献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差距如何。
依我理解，古典自由主义一路走来，哈耶克从政治哲学的视野预见了社会制度的必然，弗雷德曼、贝克论证了自由经济的普世和持恒效力。1960年，霍维茨第一次提出“机制设计理论”，经过四十多年的完善和补充，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方式最终获得全面认可。这样就思想体系而言，古典自由主义是唯一一个拥有数学解释基础的思想体系。而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数学公式同时证明了诸如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以及政府干预等等不仅是无效的也是不可为继的，甚至更是灾难的。
顺便说，我怀疑“机制设计理论”这个术语并不能准确翻译霍维茨理论的本意。在霍维茨那里，“Mechanism Design Theory”中的mechanism在更多的场合和领域里是“机械主义”或者“机械论”，表示某种既定性和刚性过程的系统特征，而“机制”则有明显不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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