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与创新能力被磨灭
最近几天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奖公布时间，中国媒体上“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之类的讨论热火朝天。可真正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原因的文字，却不多见。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是“经济实力还是不太够”，因为能拿到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资金投入都非常大，中国目前没有那么多科研经费。可是，回顾一下诺贝尔奖历史，不难发现许多获得者从事的都是基础理论研究，并没有花很多钱。显然，“经济实力还是不太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有人说，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很长时间”。代表人物是80高龄娶了个年轻美眉做老婆的美籍华人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他在华中科技[b]大学[/b]演讲时说：“再等10年至20年，中国肯定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在某一方面有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有了成果才有资格说接受时间的考验。中国目前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研究处在世界最前沿？杨振宁先生没说，可能他也回答不出来。一点眉目都没有，就敢肯定10年至20年后拿诺贝尔奖，杨振宁先生不是在安慰大家，就是在信口开河。
还有说法更离谱，竟然怀疑诺贝尔奖评审不是很公正。一位颇有名气经济学家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自己投自己的票，由于评审委员会当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少，所以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无法辨别这位经济学家是吹牛还是开玩笑。我想提醒这位经济学家的是，你笑掉了我的大牙，当心我找你赔医药费！
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其实应该从有没有创造能力方面入手。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的每一个奖项，实质上都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中国人缺少的恰巧就是创新能力。虽然现在没人再用“古代四大发明”来遮丑了，但当代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发明创造，确实是寥寥无几。
而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又是中国教育模式的必然结果。
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吴勇，出过一本书叫《牛津感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本书中，作者有一个关于牛津如何重视[b]学生[/b]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录取学生必须经过面试，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当时的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请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疏通。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听了这个故事，也就很容易理解牛津学子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又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政治领袖了，因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新能力强。
牛津最引以为豪的是学院制和导师制。牛津教授上课较普遍的模式是：首先是在课堂上开展自己与自己的学术讨论，在自我讨论结束以后，再听取学生的观点，并加以解释、评论和总结。听者既能了解主题的内容事实和研究的前沿，也能听到主讲教授本人的学术观点。牛津的每一个学术讲座都有一个规范的程序：首先，事实情况是什么；其次，多数人的观点是怎样的；第三，还有少数人对此持有这样的看法是怎样的；第四，我本人的研究结论是怎样的；最后，还有哪几个问题有待研究。最后一项尤其可贵，它说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没有终点，可以不断深入。
再来看中国的[b]大学教育[/b]，同工厂的生产车间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学生就象流水线上的产品，每门课程相当于一道工序，每道工序过了就表示学业完成了，然后批发出厂。最要命的是，中国的大学里还不容许你有太多自己的思想。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只不过是对《文学概论》中的某些观点表示异议，就曾被老师骂了个狗血淋头。正是那些教条僵化思想禁锢了学生的头脑，磨灭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失去了创造能力的中国人，还会有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吗？还有希望拿到诺贝尔奖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这篇文章很好。但观点实际上重复了杨振宁的。杨振宁就说过，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不鼓励创新，学生没有创新精神。伊来的几个贴子，也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还应该认真考虑邱成桐的看法。中国教育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生根本就没有融会贯通地理解知识，而考试掩盖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前天给学生上课，正好讲到这个问题，有教育部专家组的人来听课，我还是这样讲：中国老师干的是马戏团驯兽员干的事。
比如，驯兽员能训练小狗算“2＋3＝5”。有一个大算盘，驯兽员先拔2个珠子，再拔3个珠子，这时小狗叫5声。于是观众都以为小狗会算2＋3＝5.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狗脑并没有人脑的新皮质区，它们不可能学数学。那么它们学会的是什么？学会的是斯金纳所说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这是动物的学习。中国教师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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