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对母校失去了敬意？
我们为何对母校失去了敬意？忝为人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学生对学校越来越缺乏好感、失去敬意。不少毕业生提到母校都是一脸的不屑，我亲耳听某名牌大学一个女硕士发誓：此生我绝对不会提到是哪里毕业的，它让我感到耻辱!原来她报考该校研究生时两次名列第一，却都被拒之门外。
后来甚至连复试资格都没有给她。要不是具有秋菊性格的她四处鸣冤惊动了媒体，又有当地的亲戚帮着张罗，恐怕她熬更苦读的两年时光都只能付诸东流。
公平的丧失在今日的高校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加大，各种各样的怪事层出不穷。考博已经沦为“考钱”和“考权”，某学院招博时居然演出一幕“慧眼识珠”的精彩好戏，将第一至第七名统统淘汰，单单挑中了第八名。还有一个够狠的导师干脆将其他考生一律判在六十分之下，而给目标对象打出九十八的高分，这样即便该考生公共课不合格也可以以“专业优异”作理由为之申请破格录取。
某教授曾说他—个在京城做博导的亲戚，其门下招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批课题、拉赞助、出专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该教授言语间那副得意洋洋、仰之弥高的神色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某校老师困惑的是，总有那么一些学生，明明分数没有及格，但却能顺利毕业。试想一下，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生活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对教育者心生敬意、心怀感激？
高校官僚化事实上是一切弊端的渊薮。在以部、厅、处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模式中，作为专业权威的“教授”成为一种标签更多地贴在了“书记”、“处长”们身上，而真正的学者大都在核心权力和核心利益之外。有人感叹说，以前是教授做官，现在是官做教授。对官本位者来说，大学的职位和其他任何机关的职位一样，都只是一种权力来源，最重要的是理顺上下级关系，而不是追求某种独立精神。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之下，为了讨好党政领导而邀请其来学校做兼职教授、博导就成了高校的流行风景，某省两所学校为争夺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来本校做客座教授而费尽心机，最终如愿者洋洋得意地宣称这是该院当年的头一件大事。
媚权的同时，高校还比赛似地媚俗，今天你聘赵本山做教授，明天我就请“超女”做演讲。
你破格录取奥运冠军，我就让人家硕博连读。你提供免费食宿，我就让导师上门辅导。高校本应该是学术至上、探求真理的圣殿，结果却变成了三教九流的大秀场。学术的尊严被当作儿戏，教授的头衔被廉价地甩卖。
还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学生和学校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对峙。
不少教师感叹：现在的学生思想上真是彻底“市场化”了，动不动就嚷嚷 “我交了钱的，我有权利要求……”但问题是，“产业化”的规律本应该如此。要人家交钱时视人家为产业对象，在质量保证、“产品”推销时却又不想履行“生产者”的职责。难怪有人感叹：我们有着世界上唯一收费的“义务教育”，还有着世界上唯一不负责任的“产业教”!
古希腊神教、俗权、学术形成“三权分立”关系的说辞，都有着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和尊贵。
也正是这样一种信仰，让哈佛、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婉拒了授予美国总统里根名誉博士的要求，谢绝了阿拉伯巨商千万巨款的捐赠。即便是身处军阀压力之下的清华大学，也曾经于1923年有过拒绝黎元洪、冯国璋两位总统大人的公子免试入学的举动。现在的大学一个个嗓门高昂地宣称要“创世界一流大学”，但如果连自己的学子都无法心生敬意，这样的“世界一流”和空中楼阁会有什么区别。 感叹，问题都清楚，但毫无办法。文化大革命可恶，但比文化大革命更可恶的是，除了革命，没别的办法。因为不存在改良的可能。
今天上课给学生说，我们身上流的是权力的血，不是权利的血。讲权利，就得讲公正，讲平等，讲自由。但我们骨子里没有公正、自由、平等这种观念，我们骨子里流的是人上人的血，所以我们只认权力，不认权利。手上没有权力，就得有钱，有钱可以买通权力。既没有权，又没有钱，就得会搞关系，也就是会舔。如果连舔都不会，那就是窝囊废了。
不必提希腊，谈不到那么高。问题很简单，但就是没有办法，这才是根本问题。所以，有时我会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奇怪的。当然，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结果是更恶、更暴。 哈哈哈哈，“既没有权，又没有钱，就得会搞关系，也就是会舔。如果连舔都不会，那就是窝囊废了。”
你居然会用“舔”，笑死。舔什么？“舔屁眼”，你应该完整地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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