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下跪拜师，你怎么看？
[按：“牛人”钱文忠教授在CCTV下跪拜师，引起网民议论，这里是一篇“声讨”季羡林先生和钱文忠教授的文章。转贴不代表转贴者的观点，但是仍然希望看到各位高见。]作者：田奇壮
昨天（2008年元月20日），央视播出了钱文忠跪倒在地，给季羡林三次磕头的画面。一个被誉为当今国学泰斗，一个号称新锐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徒儿跪拜大礼，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屈膝俯首以头触地。在个人尊严日益受到尊重的今天，他们是不是发疯了？[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他们在传播自己的价值取向。说的更清楚一点，季、钱作为重量级公众人物，央视作为头号公共信息平台，就是以此示范引导国人回归尊卑有序的礼教。[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5年，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新文化运动。那时的国人通过思想启蒙，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中国要想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推翻专制统治。要想推翻专制制度，必须打倒孔家店。用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的先进文化，取代愚昧、屈辱、迷信、落后的儒家文化。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历代仁人志士，特别是许多共产党先烈的共识。[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谁能想到，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在华夏大地，孔家店居然越开越多。一批又一批继承了儒家衣钵的孝子贤孙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第一媒体——央视屏幕，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新一轮愚民说教。[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不容否认，儒教在中国流传几千年，必有其合理成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维护皇权专制，教化国人循规蹈矩地当奴才、奴隶。正是由于这种酱缸文化的荼毒，国人的膝盖弯曲了几千年，国人的头低了几千年，国人的心理更是压抑了几千年。直到今天，亿万国人仍然没有成为公民的自觉，没有行使公民权利的主动，更没有享受过当家作主的公民人格尊严。[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虽然说民国成立之初就废除了磕头下跪礼仪，但季羡林、钱文忠作为师徒关系，私下里别说磕头，就是亲吻脚趾、端尿盆别人也管不着，那是你们愿打愿挨的事。可是作为颇具影响的公众人物，你们在举国观看的大众媒体面前，身体力行地复辟有辱尊严的磕头下跪礼仪，就是对良知的亵渎。央视传播这样的礼仪，就是对公民政治的挑衅。[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季羡林作出如此表率并非偶然。有媒体报道，北京奥组委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征求奥运会艺术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就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如果说那一次季大师只是说的话，这一次就是做了。他与钱文忠上演的这一幕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维持尊卑秩序才能实现他所认定的“和谐”。[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法国总统萨科齐说，一个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季羡林、钱文忠表演的磕头下跪礼仪，尽管能得到央视吹捧，但是我不相信国际社会能认可这样的价值理念。而且，国人中除了那些高高在上领受磕头的人，少数患膝盖软骨病者，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如此价值观。[color=#ffffff](chinesenewsnet.com)[/color]
中国要想成为世人尊敬的大国，首先要学会自重。如果季羡林、钱文忠和央视还没有发疯，请你们立即停止如此丑陋的表演。 [url=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80849&extra=page%3D1]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80849&extra=page%3D1[/url] 抱歉，我既不认可季羡林，也不认可钱文忠的这种行为。季羡林声称“半句论语治天下”，高唱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才能治愈当今全球的科学隐患，鼓吹“送去主义”，这些都是迂腐之极的言论。在奥运会上把孔子抬出来，这恐怕不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恰恰相反，是民族自卑感的表现。“和谐”，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孔子才有的思想。我以为中国人不必过于尊重年龄，季羡林的学问和作品几乎毫无创见，离大师差的太远，不必他自己“辞大师”才能明了。 不好意思，发重了。请班长帮助删了 呵呵，补充一句，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水平远不如我们的泽雄兄，再说，九十余岁了，该颐养天年了，还出来闹腾啥？ 同意城骁。
昨蒙田随笔集，对这老头儿写的序，都想绕过不读呢。说不上为什么，非常不喜欢特别能闹腾的人。我对能折腾能闹的人，总是怀有毫没来由的偏见。 有视频没有？
结合我个人的信息，我大概可以认为，钱文忠先生本身没有作秀之意，他以这种方式拜师，出于至诚。——我记得曾经听他提起过，但内容是，他当初入季先生门下时，曾经用符合仪范的古礼，向季先生拜过师了。看上去，这次是再拜一回。为何要再拜一回，我就不懂了。
如主帖所言，作为个人的选择，别人只能尊重。——当然也不妨嘀咕几句，但总的原则应该是尊重。
如果央视想借机提倡点什么，那就是发昏了。
没看到具体内容，不敢多说。 党和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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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cctv播出复旦大牌钱文忠向泰斗大师国宝季羡林拜师三磕头.对我,震槭甚于胡紫薇抢曝张斌.
上网,本是防阿茨海默症.
cctv,老季这一手,别具疗效,多播多放,全国老人的老年痴呆症发病率最起码下降2-5百分点,功甚大也!
钱文忠,何许人?说来惭愧,本人一无所知.想必,尚不能到cctv混眼熟份上.向谁磕头?老季吗?非也!向党向国宝位也!老季如拎不清,则党性全"与日俱进"光了,还不如笑对来取文气才气的过气的港台影星林青霞,再或"续弦教国宝"去.
解放初北大清华,老季是小季,小季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大师老教授而积极份子而入党,而最年青的360元/月一级教授,而北大东语系主任,而北大副校长,而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一肩挑,而泰斗大师国宝.全是党给的.老季呀老季,难道忘了批过武训了?批过孔老二了?批过傅斯年了?批过梁漱溟了?可全是你山东老乡呀!
春节快到,轻松点,大伙别装正经.A国B说的后现,一脸革命气的新左,宫女话老毛的老左,总设计师不离嘴的改革派,期望明君贤臣能吏的人民...俱往矣!
多磕头,少装蒜! 拜师叩头，是私人行为；但是官媒来炒作这事，就变成个公共事务了。 我打算支持：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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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浸淫儒学到97岁高龄的老人，又一直被当作国宝对待，我以为老季一定很清楚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又有央视辅助，其动机基本上昭然若揭了。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钱跪季”开脱成为一件私秘的事。而即使老季真的有下跪之类的嗜好，央视的反复播报，也已经证明了有某种势力计划着将此行为当成“德政”的标杆。所以我们完全以将此事件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对道统的弘扬或宣扬。在这种意义上讲，关于下跪，我以为当得起儒学的最高仪式了。
仪式是固化精神的策略，不可或缺。
只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对于那些侍奉儒学或道统的学人志士，做得还不够透彻。实践证明，在中国，光有倡议没有制度跟进，一般会流于空泛，其结果会让老季之流的举止，沦落为毫无力量感的抱残守缺。
既然老季已经准备向整个世界推销儒学了，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要跪干脆就跪得惊天动地，要建议政府和学府为下跪出台辅律。行政条理对国民生活的“关怀”已经事无巨细了，再增加一条辅律又能如何呢？
这条辅律我考虑了一下，可行性是极高的，这就是让天下所有的儒之追随者，统统执行下跪制度，凡是见到比自己位阶高的儒人，全都得跪下（至于有人是否愿意趴下？这可以在儒圈内进行讨论）。谁要是胆敢不跪，打也打得他跪下为止，一点不能含糊。
但这还不算完。儒学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言说自己是国内第一大教，索性和我们的D互通有无，把这项仪式的制度化在D内和儒内打成一片（不是打架的打哦！）。当然，D是不会给儒下跪的，（反了教了我还真不信这邪！）谁要是胆敢不跪，我打出他屎来！直到将儒学的学子和拥趸的腿，培养成见到上级就打颤的程度。到那时候，真的过瘾。到处都是下跪的国人，那真是一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景。
我甚至设想，当H总和W总出巡，到地方上随便一走，黑压压跪倒一片，绝对爽翻了！
不过，那些不是儒内的人士，诸如我之类的，不在下跪的行列。当然，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享受别人给自己下跪的生之乐趣！有些遗憾。但我们可以在旁边观看下跪的风景，如此这般，就能够让整个世界看出儒学学子的教养，和我们的野蛮行径，竟然不知道膝盖生来就是用来下跪的，否则怎么会有弯曲的功能。
这些日子我一直很陶醉，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些行文的逻辑，潜词造句，都被乐淘淘的盛世情怀稀释掉了。
直抒胸臆吧！ 季老先生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里，属于比较倾向革命、靠近组织的，难脱“热衷”二字。
钱老弟才气大家都是知道的，他跪不跪倒不要紧，但太爱上电视是很危险的。 晓得磕头的，当然晓得磕头含义。投靠山门是一个理由，真传弟子是另一个理由。江湖上，没有磕头的则不是亲传，磕头了，才是徒弟，还要给个字号，于是就成了亲传。
完全的个人行为
季羡林为何“走俏”？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季羡林拜年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季羡林热”，这种“热”的程度，连季羡林先生自己也开玩笑地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曾经说过：“对季老这种异乎寻常的珍惜和尊崇，让我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我自己也确实有些“看不懂”。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最要紧的办法无疑是要真正地了解，进而理解季羡林先生本人。倘若离开了“人”，而去谈论评说关于某“人”的“热”，那注定是隔靴搔痒的，至多也只会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见。
按照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物要看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还有比较简单的说法，那就是搁置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的“立功”，把着眼点放在相对而言个人比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季羡林先生已是96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73岁，年过古稀。撇开季羡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那些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
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乐于写“序”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是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北大并担任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40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时，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轰动北大，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替学生看行李
在学术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
季先生穿着极其地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仅仅是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就是来自于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价值就以亿论了吧。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
他不是“国学”大师
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划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谢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
季先生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
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
孤独的老人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4岁到65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
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1946年到“文革”前的20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
只有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也没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
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
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撰稿／钱文忠 稿件来源：新民周刊 呵呵，哥哥们姐姐们太厉害了，对这样的事情很是热心呵呵。我不怎么关心这类事情。我今天才写了一个说思想的文章，是受到一个帖子的启发写出来的。是说，希望生命找到自己。
实际上，这样的办法，很有意义的：针对钱个人而言。这样的举动的社会意义是没有什么的。中国的学问，向来是做在“人”上，而不是做在学问本身呵呵。一次认师傅，实际上可以带来有系列的好处，针对钱。其众多意义中，所谓尊师重学的成分是非常少的。
如果看看一个作家的师傅（其师傅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与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想起来，我也想找人写序言什么的 了，我以为找一个没名没位的小孩子，比如六七岁的小孩子来给我的什么文章写个序言，那一定比这样的形式更有价值。因为，我不欣赏这种“人”的关系，呵呵，这也是不怎么推崇现在很多朋友一大堆头衔的原因呵呵。真的做学问的人大致不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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