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日固红极一时；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闳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凭借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亦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 “划时代的著作”；钱锺书亦对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其余如《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等，虽有可观，然已归于平淡，不复《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矣。
晚近日知(林志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虽片面而有可采，或可视作李氏比较史学的继者欤？
诗曰：群学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正榜头领之三十三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则以整体胜。
吕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有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生前辑为《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贯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文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 “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 仁兄此言，可有证据？ [i=s]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10-8-13 11:48 编辑 [/i]
[quote]胡文这篇点将录，可说全为抄袭之作。胡文辉曾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本文当属自画像。
[size=2][color=#999999]季风貌 发表于 2010-8-13 04:42[/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44365&ptid=82680][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这是一定需要依据的，拿不出依据，就涉嫌诽谤了。
说“全为抄袭”，提供三个依据，是最起码的。最好提供十来个，假如能完成点播，那就没说的了。比如，别人任意点其中哪位，都可以拿出证据。
论坛上发言，标准可略低些，但，也不会低到一个证据也不需要的程度。 有些叙述性的东西，大体雷同，也没什么。如对萧公权博士论文引起的反响的叙述，汪荣祖已经写过，所以我看着眼熟。但我想依然不至于是抄袭。 老帖焕发青春，全赖季风貌的投石入水！
期待着！！！！ 同期待，可惜这位季风貌先生话只说一半啊。 正榜头领之三十四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杨树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室名积微居、耐林庼；湖南长沙人。
杨氏有《温故知新说》一文，指“温故而不能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他私下于日记中说明：“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实隐然以既能温故亦能知新者自居。而观其实际，则似为七分温故三分知新，尚温故有余而知新不足也。
清代朴学，大体以小学为正轨，以训诂为中心，至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而登峰造极。而杨氏论学，最尊王氏父子，尝谓“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徵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风气者也”；至其本人，即多承高邮宗旨而有所变通。如“徵实”方面，因循王氏因声求义的旧旨，融会欧洲语源学的新法，乃由声类溯语源，其论述辞少而量多，汇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晚年又以其法转治甲骨金文，先后成《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捣虚”方面，“仿《经传释词》之体”，融会西方语法学而成《词诠》。“交会虚实”方面，有《淮南子证闻》、《汉书窥管》，亦承袭《读书杂志》的余绪而作辩证；校订子、史诸书的《积微居读书记》、《盐铁论要释》，性质实亦略同。
大抵杨氏仍以训诂学为重，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自有后来居上者在，故时人举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
此外撰述尚多，如《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网罗汉代以前相关古训，虽述而不作，犹胜于疏而不证；《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承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皆发凡起例之作；治《汉书》之余，有汇辑社会史料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抗战时为“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有借古寓今的《春秋大义述》；其他语法、修辞、文字的讲义种种，尤其次要耳。故余嘉锡感叹：“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
杨氏早年任教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曾旁听其课；1919年湖南组成代表团晋京请愿，欲驱逐督军张敬尧，杨、毛皆为代表。故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会见杨氏，三度回复杨氏信函，并将杨函转予中国科学院。既与最高领袖有此老乡、老师的关系，杨氏自备受礼遇，其著作虽不合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亦能在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不断刊布，实属学界的异数。
按：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实为掌控全局的官方学术领袖，杨著《甲文说》交郭审订，郭提议删削若干他不同意的篇目，杨氏格于形势，亦“不能不从其意有所删薙”。但私下则牢骚满腹，指郭“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又云：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按：董作宾)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更讥郭氏为人势利翻覆。
又，陈垣1952年致杨函有云：“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盖劝杨氏舍王念孙之学而宗毛泽东思想。杨以此转告陈寅恪，陈乃复函戏言：“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励)耘主人未知之耳。”陈寅恪意谓自己生于长沙，则亦“居近韶山”，政治风水自佳，使陈垣(励耘主人)闻知，当亦建议他“法韶山”矣。
按：五十年代，陈氏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虽得重版，但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两编、新著《柳如是别传》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则自世俗而言，陈氏虽得身后之名，自不及杨氏家近韶山，能享生前之荣也。
侄杨伯峻，能承杨氏之学，所著《春秋左氏注》、《论语译注》、《列子集释》，皆有传古之功。
诗曰：积微著述为谁删，出版须过郭老关。毕竟生前胜寒柳，长沙风水近韶山。 正榜头领之三十五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正榜头领之三十六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奂)彬，号直山、直心、郋园，室名双楳(梅)景闇、观古堂；湖南湘潭人。
胡适二十年代曾感慨：“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此语未免照远不照近，今日回顾，则当日纵非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亦可谓白银时代。然而由胡适此语，亦可知叶氏虽属“没有条理系统”的“旧式学者”，但仍赢得新派学者的相当认同，要为不可多得的学林异材。
叶父雨村，以经营茶业致富，在长沙有钱铺及货行。叶氏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任吏部主事，以家资丰厚，薄京官而不为，未几即请长假返湘，惟以藏书治学为业。其著述遍及四部，尤以文字学(小学)、文献学(版本目录)用力最深，但他于文字学能守旧而不能出新，终以文献学鸣世。
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著有《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籀文考证》，合刊为《郋园小学四种》。治文献，则鉴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遂仿叶昌炽《语石》体例，著《书林清话》及《书林余话》，综考历代图书刊刻的相关事项，贯穿群籍，厚积薄发，与《藏书纪事诗》各有偏重，皆为书史的空前名著。其他如《藏书十约》自述其藏书观，《郋园读书志》汇录其藏书题跋，《书目答问斠补》订补《书目答问》的疏略，皆本色当行之作。此外，于经学有《经学通诂》，于书画碑帖有《游艺厄言》、《观画百咏》，于钱币有《古泉杂咏》，正经杂学，皆能贯通。统而观之，张舜徽指他“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惟所撰《书林清话》及《余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搉得失，语多精辟。知其一生所长，仍在版本之学”，大体可作定论。
叶氏处世，为海内名士，亦为地方一霸；以好书称，亦以好色称。其好书，“所藏几二十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其好色，则逛青楼，捧旦角，粉头断臂，男女通杀。其好书亦如好色，故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规条，又有诗云“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妾衰爱渐弛，书旧芳益烈。……买书胜买妾，书淫过渔色”；其好色而及于书，故又不辞诲淫之讥，汇辑房中、香艳诸书为《双梅景闇丛书》。则比之为学林浪子，岂不相宜？
叶氏思想保守，性格顽劣，大抵改良时代则反对改良，革命时代则反对革命，自谓“天子不得而臣，国人皆曰可杀”，最可见其风貌。戊戌维新时以卫道自居，丑诋康有为、梁启超，所编《翼教丛编》、《觉迷要录》耸动一时；辛亥革命后敌视民国，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以侮弄民国元勋黄兴；又先后为都督府军政部长唐蟒、督军汤芗铭逮捕下狱，而幸免于难。然至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湖南农民暴动蜂起，叶氏复作联语“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讥之，遂被中共控制下的农民协会处决。据传后来毛泽东引以为憾事云。
又，叶氏不得善终，未刊稿多至二十种。他平素特重清人《乾嘉诗坛点将录》，并留意搜求清人诗文集，《诗坛点将录》中有名者已得百余家；原已开始起草《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一稿，自称于“国运之盛衰，人材之消长，以及诗派之变迁，一一采录甚详，自谓必传之作”，惜乎人亡书废，天壤间不复有此作矣。
门下士以杨树达最显于世。杨氏民国时有《郋园全书序》之作，于叶氏极鼓吹之能事；而1949年后，叶为“反革命”，为“土豪劣绅”，于其人不能不有所避讳。于是举世但知杨氏曾为毛泽东师，岂知叶氏曾为杨树达师耶？
诗曰：如何头角总难驯，名士收场竟劣绅。书与老婆都不借，叶公原是性情人。 正榜头领之三十九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 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副榜头领之一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
余氏曾称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每一时期各有其“中心人物”：清末为梁启超，民国为胡适，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而余氏本人，则可谓近二十年的“中心人物”。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胡、郭则转向思想文化的舞台，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故自梁、胡、郭而余，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在学问上渐趋于专门，对政治社会的作用则渐趋于萎缩，此亦余氏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
尽管如此，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皆理念明澈，时有灼见谠言，犹不失梁、胡余风，近乎雷蒙·阿隆所谓“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故拟为神机军师，居地煞之首。
五十年代前期，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而在此之前，余氏流徙于内地，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底色，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在此之后，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
他早年的英文论著，有《东汉生死观》、《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偏重分析及概括，遵循西方著述规范，亦较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七十年代以来，转以中文写作为主，专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集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融入本土的学术传统，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
余氏论学，不专骛于一门，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甚至在方法创新、领域开拓、考证深入方面亦未远过群侪；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眼光透彻，善分析，具通识，论述周到而绵密。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有裁断，有去取，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如盐入水，而不显生硬。尝谓“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之相倚不倒……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可见他趋新法而不弃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
余氏治学术思想史，本以古代为主业，而出其余力，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有论列：于其师钱穆，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钱氏的学术身份定位，与新儒家划清界限；于陈寅恪，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始发陈氏“晚年心境”一大公案；于胡适有《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于顾颉刚有《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由学术而内心，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按：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清代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借，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 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轮”，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说终隔一层。
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余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未打算离开大陆。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余氏赴港探亲，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但北行列车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小时，余氏当时心念忽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是为余氏“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若非他一念之间，岂有今日的余英时？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其中本应有多少余英时耶？
诗曰：幸及罗湖通海时，剑桥新亚转多师。还将寒柳笺诗法，反治晚年寒柳诗。 天益的天火兄贴的要全，图文并茂，推荐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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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例言
一、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和伟人史，但一部学术史，确实相当程度就是杰出学人史。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帐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虽不要求学术史文献的堆彻，却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此外，以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为可贵，以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为可贵，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张舜徽、吴世昌、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径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故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这决定了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六经注我”式的比附，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了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了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附：叶德辉之死真相
2007年03月22日 14:50 南方周末
谭伯牛
叶德辉因何而死？一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写对联辱骂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取灭亡。一说，他奸污乡间少女，后来，此女参加革命，当了“干部”，遂将叶氏“劣迹”报告省党部，由组织出面，处死叶氏，为她讨回“公道”。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然而，一直以来流传甚广，读者信之不疑。在对迄今所见相关史料详加考辨的基础上，谭伯牛撰成此文，以澄清叶德辉之死的真相。同时，此文参考了当代学者对叶氏之学行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尝试为叶德辉画一幅不同以往的历史肖像。
60岁生日将至，叶德辉写了一篇自叙，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数十年轰轰烈烈，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之叶德辉，至是而年始六十。”这个长句很有意思，一边是悼怀伤往，牢愁郁怒，一边又孤傲自矜，老健自喜；既是性情的写真，也是生涯的总结。更有趣的是，若将“天子不得臣”以下4句作为提纲，稍加说明，恰可为叶氏写一篇小传。
叶德辉其人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又号絤园。他的祖籍是苏州吴县，因幼年随父至湖南，遂注籍为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自叙所谓“天子不得臣”，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然不作官好办，事亲养家，日常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呢？德辉早有盘算。其父本是商人，在当时长沙的黄金地段———坡子街，拥有一间旺铺，叫做“叶公和”酱园，一向生意兴隆。及至德辉衣锦回乡，且不说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事，至少，能避开一般商人经常遇到的无妄之灾，以保证家族生意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德辉之弃官从商，即在西风渐染的清末，也是一桩“另类”的事情。传统中国士大夫或不讳言利，其上者讲经世济民之学，为国谋利；其下者，则不免营私舞弊，追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论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耻言商业，更不必说亲自参与商业经营。这自然是受了重农贱商传统影响的结果。德辉则不信这一套。据其弟子的记叙，他非但不耻言商业，甚至“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在那个时代，什么是“高尚”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才是“高尚”；书读得好，能中进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则弄月吟风，不亲俗务，口不言钱，这才是“高尚”。德辉竟以此为耻，可见他的特立独行，可见他的思想开放。但是，德辉并不以商业盈利为人生目标。对他来说，拥有丰厚收入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专心治学、不为他累。以学术为志业，聊适我心；不以学术为职业，借敷我口。德辉于此，庶几近之。
那么，德辉的学术水平又如何呢？传统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评价学人，大皆看他的经学造诣如何。然而清代学风不同于前代，学者喜治小学（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于是，评价某人的学术，多看他在小学上的成就。德辉在小学方面的著作，有《说文读若字考》、《六书古微》等书。近代学者杨树达是德辉的弟子，评价乃师著述，仅许以“编摩之久，用力之勤”8个字，赞扬他的勤奋，却避而不谈他的成就；另一位学者张舜徽（是德辉的同乡后进），不必为尊者讳，遂直言德辉“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杨、张是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小学大师，评价如此，德辉的正统学问水平可想而知，不算高明。然而，话又说回来，毕竟清代经学、小学的成就太大，任何人要出类拔萃，绝非易易。德辉不能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实在不必遗憾。何况，他自有一门学问，惊世骇俗，堪称一代之冠。这就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渐完善，国力大张，汲汲于崛起，国学风行，念念乎复兴，遂有一桩事体随之发达，这就是藏书。今日，神州各省各市各县乃至一些居民小区都举办评选藏书家的活动，可见藏书之风的兴起。然藏书而能名家，亦有流别。有的人将藏书等同于集邮、集火花、集小人书、集九九金条，束书不观，株守以待升值；有的人附庸风雅，书名记得一堆，大字不识几个，相君之背，不过书店店员，相君之面，确系发行科科员；有的人夸夸其谈，颇有章学诚所谓“横通”的风味，实则道听途说，鲁莽灭裂，书之于彼，不过是拙劣的妆饰。此外，则有二三志士，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勤于比勘，精于鉴别。他们的兴趣，始于册籍而终于学问；他们的收藏，量于财力而乐于分享。他们或非学术的原创者，但必是学术的识途老马，凡有志于学的人皆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叶德辉，就是这种藏书家的前辈。他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书目》及《絤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则已成为学林的经典。除了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这在书籍流通远不如今日方便的传统中国，更是一桩大功德。以此，他自赞“海内诵其著述”，不是虚言。
至于“遐荒识其姓名”，说的是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清末，日本人来华访学之风甚盛，到了湖南，非见不可的人有3位——王闿运、王先谦及叶德辉。三人中，德辉年最少，风头最劲，试看他与诸桥辙次的笔谈，可见一斑。诸桥氏恭维他，说：“湖南是清末学者之渊丛，若曾文正公、王闿运、王先谦诸先生，概观之于历代儒林传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谢（按，时为1920年，曾与二王皆已死）。此间独有先生之学深识高，固是湖南学界之幸，抑亦中国学界之幸也。”对此，德辉欣然领受，且作补充说明，云：“敝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馀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俨然把自己当作价重鸡林、名播东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犹有不及德辉之处，那就是德辉不仅有在外的名声，还有异国的徒弟。
他比较欣赏的日本弟子有两个。一是得了他“曲学”真传的盐谷温，其人在中国著名，最通俗的事迹就是陈西滢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地剽窃”了盐谷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然，据学者考证，这并非事实。另一位，是得了他“小学”真传的松崎鹤雄，其人在日军侵华时参与保护江南“嘉业堂”藏书，有功于华夏。此外，他主办《辽东诗坛》，刊载德辉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谣传，亦可谓有功于师门。其他与德辉交往频繁的学者，则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龙平、竹添光鸿、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岛田瀚、后藤朝太郎等人。
德辉既有这么多的日籍友人，可想而知，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极有好感。然而，终身没去过日本的他，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理解乃至同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从德辉写于民国3年（1914）的一句诗，能探得一些消息。诗赠日本人山田饮江，云：“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国首都北京，在德辉的笔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么，套句俗词儿，他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对句即是答案———日本。他何以对日本推崇若是呢？妄作解人，尝试替他作答。首先，日本于甲午（1894）一役战胜清国，国人对这个“蕞尔小邦”不得不刮目相看，德辉不能例外。10年后，日本又战胜俄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黄种人首次打败白种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大震撼，德辉亦不能例外。其次，日本维新，成效卓著，但仍保留帝制，这对自觉“丧国”（取消帝制）、“亡天下”（民国代清）的德辉来说，更是一个震撼。原来，辛亥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帝制与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国内接触的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无不令他触景生情，恍然亲接萦怀绕梦的古典中国。日本来华的学者，其真实目的或有非德辉所能知者（如间谍），但是，他们爱慕华夏文物，言动举止追求“唐风汉韵”，则系实情。德辉尝下榻于汉口日租界的松乃旅舍，看到日本人“皆席地而坐。卧则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女子高髻如云，腰缠锦带，俨然是晋、唐画像中的人物。由此，德辉不禁啧啧称奇，以为彼邦士人尽皆“东方古君子”也。最后，清末民初之际，学风大变，人皆趋新，犹自“抱残守缺”的德辉在国人中找不到几个“商量旧学”的同志，反而在异邦人士身上见到求知若渴的精神，更令他对日本及日本人生发好感。此外，德辉对日本的观感，还可用近代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作背书。1898—1910这10年，被学者称为近代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革命党几乎以日本为反清大本营；保皇党也寄踪东瀛，受到庇护；国内新旧各派，皆能从邻邦的改革实践中获取营养。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对当时“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德辉不能超越时代，对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国人皆欲杀
但是，正因处身吊诡多变的时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子呼来不上船、剩有文章惊海外（德辉谓日本“无不知有鄙人者”，故略改杜诗成句）的叶德辉，才会屡屡面对“国人皆欲杀”的人生险境，以至最终丧命于“国人”之手。
德辉曾写诗自况，云：“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所谓“箕口”，用他弟子的话说，就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用张之洞的评语，则是“叶某不庄”———德辉对这条评语很满意，喜曰：“此一字荣褒真可谓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时每与讲学论事，杂以诙谐，其为不庄甚矣，岂非吾一生定评哉。”曾经亲接德辉风采的同乡后辈胡耐安，写过一段生动的文字，有助于吾人了解德辉的“不庄”，其辞曰：“（德辉）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语言诙谐，有些话用长沙方言说来，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难得的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地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正是因为“兴之所至，便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德辉才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门关上“来去”徘徊。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推行制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是新、旧两派以政见相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叶德辉作为旧派领袖，其名载诸历史教科书，即在此时。然通常所说的新旧之争，总认为旧派在地方上则官绅勾结，与朝廷则互通情报，上下并举，合力“绞杀”新兴势力。其实，若以湖南为例，平情而论，则知旧派如德辉之徒，当时实在是进退维谷，苦苦支持。
首先，旧派绝不敢公然反对改革。因为变法之诏由皇帝颁布，地方官绅俱有奉遵执行的责任与义务。紫禁城里或有表里不一的政治暗战，但是，千里之外的士绅，何能了然于心？如此，旧派若公然反对，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万万不敢也。其次，旧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挠改革。须知当时主持变法的是湖南巡抚，襄助变法的是名满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有行政权力，有舆论阵地（报纸与学堂、学会）。旧派有什么呢？几支笔，几张嘴而已。他们联名上书，巡抚置之不理；他们编写《翼教丛编》，销路与影响都不足抗衡康、梁师徒的著述；乱说乱动太招人厌，旧派还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倾轧，甚或有性命之虞———梁启超即尝试请皇帝降旨，杀了王先谦与叶德辉；事虽不行，但可想见，其时做一个旧派并非多么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研究当时情势，还可发现，旧派并不反对“真正的”西学，并不全盘抵制改革，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康（有为）学”，以及新政其名、渔利其实的资源分配方式。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日战争的惨败，若说传统士大夫还不懂得“船坚炮利”的好处，那是侮辱他们的智商。由此，若说当时确有一批士大夫，虽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强臻于富强之奥妙，绝非信口乱道。甚至，素常认他是顽固已极反动已极，但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较上，他的见识或还高于新派。譬如，叶德辉对“保（孔子）教”问题，发言即较康有为中肯。康氏主张变法而不忘“保教”，众所周知。德辉则说：“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不怕说改制，不讳言民权，对传统充满自信，姑不论其说之确否，至少看得出他的开通。至于具体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德辉所持立场简直比新派还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认为新派的熊希龄，曾连续数年不断举报德辉串合外国人，偷卖中国矿产，意欲置之死地，其实，德辉不过应邀为一宗中奥合作开矿的合同作公证而已。此外，对于比要求变法的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德辉的态度更是迥异于寻常所说的保守党、顽固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发动武昌起义失败，随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促湖南巡抚俞廉三在本省搜捕党徒，德辉即向俞氏进言，说，“此辈书生无非受人诱惑”，“何忍出于穷搜？”并出据保释了不少党人。如此义举，简直可称之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时，德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见，或与政府不尽一致，集中体现于戊戌前后的言行。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谋国的孤忠，问心无愧；而自政府各级代表看来，他并未逾越效忠帝制、遵信儒家的范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动用暴力解决他的问题。及至民国肇造，德辉的不合时宜、好作谠论就有点危险了。
民国元年（1912）10月，开国元勋黄兴回到故乡，湖南都督谭延?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听到这个消息，德辉很生气。他在感情上对前朝或曰对君主制极为留恋。他无力阻止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吾辈虽居草莽，岂无故国之思”？纪年不用民国年号，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装、西装之类），交往不用新式礼节；这是他寄托“故国之思”的惟一办法。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符号体系”内，他可以维持旧日的生活方式，以“遗民”自居，聊尽馀生。他人可以尊称黄兴为开国伟人，德辉不妨认他为“乱臣贼子”，只要不以思想、言论定罪，双方尽可相安无事。如今，却要将故国旧称“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无疑伤害了他的感情。更叫德辉着恼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一旦改名为黄兴街，那么，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黄兴”及其代表的中华民国所侵扰，原本勉强达成的遗民与新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德辉很生气。
但没等他发泄怒火，极有风度的黄兴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决定后不过一个月，便致函谭延?，婉言谢绝将德润门、坡子街改称黄兴名号。谭氏对此表示理解，随后，两处地名恢复了原称。按说此事告结，不应再起波澜，谁料德辉意犹未已，于次年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对黄兴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在文中时而将黄兴贬为“妇人女子”，时而将黄兴拟为“鸡公鸭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惜文长不能具引，只能抄下文章结尾的一句，略明其意。他先做铺垫，说苏州城有个胥门，乃因吴人为了纪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矣”。如今，“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善颂善祷者固当急去之（谓黄兴门之号）以助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馀何问焉”！这句话不啻诅咒，十分恶毒。然而，德辉并未因这分“口业”付出代价。这不是他的侥幸，而是黄兴的宽厚有以致之；或者说，这是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保障，有以致之。
不过，没多久，德辉再次攻击政府长官，差点杀身成仁，这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汤芗铭。汤氏继谭延?为都督，上任之后，一则大肆诛杀国民党员，前任财政司长、警察局长、会计检查院长等人，只因挂了党籍，被他一律枪决；一则紊乱财政，随意更变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德辉见义勇为，为民伸冤，致函杨度，托其将汤氏劣迹转告总统袁世凯。不巧的是，《亚细亚报》主编看到这封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为之刊布。汤氏大怒，乃于民国3年春间抓捕德辉，欲行杀害。德辉的朋友易培基闻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请他出面营救；随后，徐世昌、徐树铮、叶恭绰、李燮和等达官名流纷纷致电湖南，严诫汤芗铭，不要轻举妄动；甚至，前此欲对德辉下杀手的熊希龄与梁启超，也来声援他。最终，托各路贵人之福，德辉逃过一劫。
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九死关头来去惯”的大言，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辛亥革命并未从本质上改换传统中国的门庭，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才是翻天覆地的真革命。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的新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试图通过摧毁一切达到创造一切的目的的狂热时代。当北伐战争的枪声打响，当北洋军阀势力即将消亡，当国共合作、团结工农的局面逐渐形成，时局的发展终于超出了德辉能够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师友能够控制的程度。
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前，国共合作下的农民运动已经迅速发动。毫无疑问，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历史著作对之推扬备至不足为奇，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1926）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北伐军控制湖南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但是，在追求平等、实现均权的过程中，农民协会轻于使用暴力的霹雳手段，不免令人遗憾。叶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
民国16年（1927）4月11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判处叶德辉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吾人今天都听说过“程序正义”，也知道判罪要有“法律依据”，那么，特别法庭处死德辉，合不合乎“程序正义”，有没有“法律依据”呢？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当年1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特别法庭，随后，各县纷纷成立特别法庭。15日，制定《组织条例》，第九条云：“各（特别法庭）委员会之审判，第一审须委员会2人、第二审须委员4人之同意，始得判决之。”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符合规定。其中，吴鸿骞时任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冯天柱时任湖南省高级军法官；戴述人、谢觉斋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易礼容则是湖南农协负责人。分析委员之组成，可知5个委员中，两位是省政府人员，两位是省党部人员，一位是省农协人员。这正符合《组织条例》第六条对省特别法庭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规定。同时，《组织条例》第二三条规定，须先经县特别法庭一审，再经省特别法庭二审，方可定罪；德辉于4月8日经长沙县特别法庭审理，11日转交省庭二审，亦符合规定。可见，“程序正义”做到了。
再说“法律依据”。《暂行条例》于是年1月28日经省党部执委会三读通过，第一条第一至四款，谓：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俱“依本条例惩处之”。第二条谓：犯本条例第一条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而据特别法庭侦讯德辉的“犯罪证据，计分五点”，分别是：一，戊戌政变，惨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按，谓湖南分会），促成袁氏称帝；三，主张赵恒惕受北京政府任命；四，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五点罪证，是否一一核实，不能无疑。说德辉在戊戌政变时杀害革命人物，似无确证，判词封他一个“内幕主张”，或是弥缝之辞。第二、三、四点，皆有实事，德辉不必否认———他的朋友多系北洋中人；军阀赵恒惕在湖南对他敬礼有加，他对赵氏也有知己之感；他一贯支持帝制反对共和，言为心声，写几篇“反文”不足为怪。惟最末一条直接将他定性为“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决无确据。因为，从特别法庭成立那天起，乃至从省政府军事厅张贴《铲除土豪劣绅布告》那一日（1926年12月17日）起，对于“反动领袖”、“土豪劣绅”的概念就从来没有定义过，更不必说区分“著名”与“非著名”的等级。德辉遭此恶谥，实在不能令他心服。当然，既有第二、三、四条的证据，判他死刑，终算是有“法律依据”，不是乱来。
程序对了，依据有了，于是，4月11日下午4点，德辉被押往长沙县浏阳门外识字岭，明正典刑。据其子叶尚农报告，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那么，前谓“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竟说错了？不然，因为鄙人预先打了埋伏，说，所谓“程序正义”，所谓“法律依据”，仅限“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吾人只要稍知何谓大革命，何谓革命的暴力，就能知道，这是特别法庭在特别时期对特别人物实行的特别处罚。特别，就是不一般，就是不合常理。在特别二字的限定下，谈什么法律，谈什么正义，那都是痴人说梦。其实，身为审判委员同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指挥者的易礼容，早在此前就揭破了谜底，1927年3月25日，《湖南民报》刊登了他的讲稿《农民问题》，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按为1926年12月28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饭接客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呵！”看到这段话，吾人不得不联想同年同月毛泽东撰写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警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如此引证，是否揭示了德辉之死的真相？是否比流俗相传德辉是因为写对联讽刺农会（朱健《叶德辉之死》），或因强奸了未来的革命女干部（周作人《叶德辉案》）而被处死的谣言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是否在暗示德辉不死于法，而死于国民党，死于国民党领导的革命的恐怖？是否在为德辉鸣冤，要控诉谋杀他的人，要控诉“暴民”，要为以地主为代表的“精英”平反？窃谓非也非也，大谬不然。因为，若真如此，那这个世界的是非黑白也太容易分辨了；若真如此，吾人仍未突破胡适在民国20年（1931）写的那首打油诗所反映出来的比较低级的人生境界，他的诗是这样写的：“絤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首先，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第二，不是德辉能杀康、梁，而是启超要借刀杀德辉。其次，胡适犯了一个“大胆假设”的错误。“一样杀人来翼教”这句话，揆诸前述德辉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吾人有理由相信，他不大会选择以杀止杀，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当然，适之先生学与年俱进，他最终如何评论叶德辉之死，鄙人无从揣知，亦不敢代言。鄙人只能再引两段闲话，冀能帮助读者从另外的角度观照德辉之死。
其一是黄兆枚《叶絤园先生传》开头的话：“笲笲盱匕，陵轹险怪，犷悍之气充弥都野之间，譬则猛虎磨牙于前，洪流滔天而至，其杀溺人亦何取择。法既无有，何冤可言？此絤园所以死也。”
其一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馀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特别感谢任继甫先生提供史料线索） 昨日中午在图书馆翻了翻《现代学林点将录》。
特地到ishare找到了胡文辉先生大作下载地址，将续贴下去，呵呵。
【资源】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url]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179404.html?from=isnom[/url] [i=s]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1-3-11 09:35 编辑 [/i]
[size=22pt][b]39[font=宋体]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font][/b][/size][size=22pt][/size]
[size=10.5pt] [size=4]方豪[font=Times New Roman](1910-1980),[/font][font=宋体]字傑人[/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后改杰人；生于杭州[/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自以杭县为籍贯。[/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晚清以来[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故民国前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 皆幼年受洗[/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徐松石为牧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基督新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徐宗泽、方豪为神父[/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天主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尤以神职而 兼学人者也。[/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方氏十二岁时[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家贫而入修道院[/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至二十六岁晋升司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神父[/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在研修、传教之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自习文史而终能出人头地。四十年代先后执教于浙江、复旦、辅仁大 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1949[/font][font=宋体]年赴台[/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后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教士而为院士[/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于宗教及学术两界皆称异 数。大抵其一生事功[/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神父而兼任教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虽治学而不废传道[/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史学与天主之间”一语可以概括。胡适致方氏函曾谓“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之中[/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你是最有研究成 绩的学人”[/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牟润孙亦称“民国以来[/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公教司铎治中国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主讲成均[/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誉满中外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杰人为第一人焉”[/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信非虚语。[/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方氏为学[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始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史及中外交通史鸣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成就亦以此最为杰出。所作如《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 入我国之关系》、《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等[/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题目重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引证丰瞻[/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且多以其教史知识及外文 素养为凭藉[/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故能为他人之所不能。其于红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长文[/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出其所长而独辟蹊径。以后复综贯上下[/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著《中西交通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为至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详博的通史。[/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4][size=10.5pt] [size=4]按[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垣为教徒中的学术先进[/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于中外交通史及宗教史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尤为一代开山；方氏治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即以私淑陈垣起步[/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无论研究取向或著述风格[/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可见陈氏旨趣。仅以宗教史 研究而论[/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垣以基督教入华史为开端[/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进而遍考一赐乐业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犹太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火祅教、摩尼教、回回教等西来宗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再转治本土化的佛教、道教；而方氏的学术处女作 即《浙江天主教小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第一篇在教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浙江外来宗教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旁及景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基督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摩尼教、犹太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晚年又研讨宋代佛教。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氏治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最重 史料[/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善作专题；而方氏亦始终标举“历史专题研究”的旗帜[/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论学随文献而转移[/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为史料学派的正宗。故方氏虽非陈垣正式门徒[/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但陈门高弟牟润孙却称许他得陈 氏真传[/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为“新会学案中[/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当列方司铎为第一传人”。陈、方二氏[/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以教会中人而治教会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今拟方氏为地勇星[/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期与天勇星陈垣相呼应耳[/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方氏迁台以后[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时过境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治学重心转向宋史及台湾史。于前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通论性的《宋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以宋代佛教史领域最有成绩；于后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则在早期台湾史料的挖掘及整理 方面用力最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尤对台湾商业史上“郊”[/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同业工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的系列研究最具开拓性。惜于中外交通史渐无以为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他本人也有“斯学反觉寂寞[/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每念故人[/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不胜欷歔”之 叹。[/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size=10.5pt] [size=4]其平生所撰[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专著不少[/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论文尤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最可观。早年汇编为《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晚年扩充为《方豪六十 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诚洋洋大观[/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其撰作之勤[/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题材之广[/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史料之丰[/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气魄之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实近世学林所罕见。较之陈 垣[/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精密或有不及[/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气象固无逊色也。[/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其治学尚有一特色[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所谓“近身之学”。其弟子章群总结[/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 湾[/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余敢必言[/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先生治宋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遂造绝峰。”则取材本地[/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寄托情怀[/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不亦为学之一径欤[/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size=4]方氏晚年[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喜言“人要死得其所”[/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并于傅斯年死在台湾省参议会、胡适死在中研院院士会议、姚从吾死在研究室[/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屡有钦羡之辞。而方氏终在台北基督教青年会台湾史研讨会中昏倒[/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延至一周后去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死得其所矣。[/font][/size][/size][size=10.5pt][/size]
[size=4][size=10.5pt]诗曰[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中华归主自东南[/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佚史明清仔细探。教会论才谁健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杰人气象继援庵。[/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2008-2-3[/size][size=10.5pt][/size][/size] 40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 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 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 ”,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 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 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 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 《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 《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 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 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氏为清 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见,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 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 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 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 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今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41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小名福林；生于河北望都县。
对于早期甲骨学史,唐兰曾有著名概括:“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 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然雪堂搜集甲骨、考释文字,仅发其端；观堂印证古史,鼎堂论说社会,亦未遑周到。至四十年代,乃有于省吾、胡厚宣相继而起,于氏于 文字解读,胡氏于甲骨文献及殷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皆已度越前人。
胡氏1928年至1934年间就读于北大,正值北平名家荟萃,为现代学术史的流金岁月；其时胡适讲中古思想史,陈垣讲中国史籍名著,钱穆讲近三百年学术史 及汉魏史,最为胡氏所乐闻。甲骨学尤为新兴显学,“那时在北大教甲骨文的教授有好几位,常常几门甲骨文课在中文、史学两系同开。此外容庚先生在燕京,商承 祚先生在师大,辅仁有于省吾,清华有吴其昌,北京图书馆有刘节,一流的学者,几乎云集北京……”处此氛围,遂形成他对甲骨学的兴味。
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氏得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先追随梁思永参与殷墟发掘,复协助董作宾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与董氏合编《甲骨年表》,由此奠定其学 术根柢。抗战期间,应顾颉刚的聘请,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以而立之年,用力精勤,仅数年间即完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为其一生 论著的最高峰。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钩沉殷代宗法,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以为宗法起源于周代之误,《一甲十癸辨》廓清 殷历问题的误说,《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论先民的聚落环境,《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综述技术史与自然史,皆藉详实的 甲骨例证以出其创见。《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篇,以卜辞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等传世文献相证,问题虽小,意义却大,尤为轰动一时。
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胡氏尤为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他个人先后著录甲骨资料集多达八种；晚年主持完成《甲骨文合集》,为出土甲骨的空前总汇,被官方 视为“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故他自称“我掌握的甲骨材料,全国第一,近百年来著录甲骨最多,所写文章必有别人见不到的新资料”,虽似自负,实 甚客观。
大体而言,胡氏早岁即脱颖而出,于甲骨证史发明甚多,进境极速,为己之学较多；惜中年以后,后劲稍逊,精力多消耗于甲骨董理,为人之学较多。原拟在《商史论丛》基础上著《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而历经半世纪,终亦不了了之。
胡氏《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证,以刘体智(善斋)所藏一片骨辞最为关键；而此片骨辞曾为郭沫若《殷契粹编》剔除未收,故胡文实不啻证明郭氏的疏误。此外, 胡著《殷非奴隶社会论》、《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亦一反郭说。不过胡氏所辨,皆据实立说,就事论事；而郭氏亦不失学者风度,以后当面承认《粹编》未收 四方风卜辞为误。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氏挂名主编,在实际编务中无所作为,然藉其政治地位,于此巨著的出版实有助力。郭氏身后,胡感念再三,非无因也。
诗曰:卜辞发见四方风,山海遗经竟贯通。还似静庵考王亥,古书新证此同功。 42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单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 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印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 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 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凡八大类。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 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 有《经学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诸论》；史学，有 《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 《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 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寜頁新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 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 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 拟之为百胜将。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国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备，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其治学方法不出文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 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然为学贵精不贵多， 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 一生的学术际遇。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 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 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 力的支持，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章士钊诗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
2008-3-9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胡先生序列学林，但没有给钱钟书先生排号。 43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庵）、寐叟，室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
电影界有所谓小资导演者，虽作品晦涩、票房低迷而能获国际声誉；若求之于近世学林，则似有二人约略近之：一为革命派的黄侃，一为遗老派的沈曾植。
光绪年间，沈氏官刑部凡十八年，复外派江西广信、南昌任知府，至安徽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任上，以得罪权贵而辞官；未久辛亥革命发生，一朝典章制度付诸流水，他遂“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
中国传统形态的士大夫，大抵亦官亦学，风雅不坠；故入民国初年，遗老群体在政治上虽退居边缘，在文化上仍不失声望，不复达官，仍为名士。沈氏处身“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通中外，尤为遗老派名流的典型。王国维在祝寿时恭维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 以降之学……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 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挽联又称他“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Keyserling）谓“盎 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 ”，皆备极推扬。晚近葛兆光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钩沉佚史而不无煽情，似亦颇能挽其声价。
然揆诸实际，其人学问固极淹博，而著述则实甚零落。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著录其史地专著近二十种，而实多未成稿，有目而无书而已。身后由孙德 谦、张尔田等校理刊行者，不过《元秘史补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数种；其书承续晚清四裔史地之学，而与当时西方汉学界的风气遥相呼应， 惟筚路蓝缕，不免粗枝大叶。钱仲联复汇辑其札记为《海日楼札丛》八卷、《海日楼题跋》三卷，广涉经学小学、国史异族、中外舆地、典章文献、哲学方术、内学 外道、诗词曲乐、书画碑帖诸多方面，最可见其治学规模，亦当为其最可传世之作矣。
按：与沈氏同时代的文廷式，有《纯常子枝语》存世，体裁与沈著《札丛》相当，可并列为清代学术笔记的殿军。然两书皆系未定稿的杂纂，方面虽广，而积累未丰，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枝语》于三教九流无所不究，旁涉外域知识尤多，而芜杂亦尤甚。
王国维寓居上海时与沈氏交往密切，于音韵小学，于西北史地，皆曾受其启发；对外尊其人至无以复加，而私下却颇有讥弹：如罗振玉1916年6月致王函 谓沈氏“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若果有它生之说，但可资来世之智慧耳”，则可知王氏曾指沈为“博学无成”；同年12月王氏致罗函则谓沈 氏“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次年10月函更称“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比之为小时了了的孔融（文举），则尤 见苛刻。张尔田亦谓“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实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此外，杨 联陞颇推许其《札丛》，并说“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然自反面看，不也 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故于沈氏其人其学，殊不必神化过甚也。
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沈氏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即指沈氏而言，盖以复辟时学部尚书的虚衔尊之耳。
诗曰：佛学艰深海日楼，岛夷黑鞑考源流。昙花一觉清廷梦，剩说光宣四十秋。 44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三十年代，岑氏尚籍籍无名，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复函云：“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企代致景佩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至五十年代，岑、陈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遂得聚首于珠江南畔的康乐园。当其时，历史系强手如云，号称有八大教授，后来戏称“八大金刚”；其中尤以岑、陈一聋一盲，年辈最高，学问最深，又皆以中古史名世，故尊之为“二老”云。
岑氏撰作极勤，而以隋唐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成绩最为丰硕。于传世史籍，有《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而《金石论丛》所载论文，亦以关涉隋唐时代者为多；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散篇论著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亦多见其心得；书中对陈寅恪批评甚多，不无角力争雄的心理。
按：大凡学术争执，多易混杂门户之见、人事之争；就学术论学术，似易而实难。现代以来如鲁实先之于董作宾，徐复观之于胡适，何炳棣之于张光直，陈启云之于余英时，或多或少皆流于意气用事。相比之下，岑氏纵不免争胜之心，但他向来主张“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其批评也未逾越学术界限，实亦无可厚非。
又，晚近的隋唐史名家黄永年，针对陈寅恪的见解亦多有驳难，则岑前黄后，堪称寒柳史学的两大“苦手”矣。
岑氏著作的另一大宗，为边疆民族与地理方面。于西域陆路及南海海路，有专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西北国族，则集中在突厥史领域，有《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就时代关联性而言，可视作岑氏隋唐史研究的外编。此外，尚有《黄河变迁史》一种，亦属于历史地理范畴的特殊专题，今拟其为圣水将，亦由此耳。
总而论之，岑氏所研治的隋唐文史与边疆史地两大领域，一涉内一涉外，大体皆属中古时代；另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之作，属先秦史范围，但仅是其学问的旁支而已。在方法上，涉内课题以史料疏证为主，尤重视对不同来源史料的对勘，大抵以正史史料与别史史料互证，以史部史料与集部史料互证，以文献史料与金石史料互证，校其异同，订其源流，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是他最用力处，也是他最得力处；而涉外课题则受近代学风熏染，考订语源、地名多滥用对音方法，是其一病。尤其他依赖此法，断定伊兰族（古波斯）、涂兰族（古突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影响，联想过于轻率，比附过于鲁莽，在论证方式上即不可取，宜乎其结论终亦无人响应。
岑氏早岁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先后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四十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得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时已年过半百，可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三十年代初他曾在广州圣心中学（原石室圣心书院）主持教务四年，业余所作论学札记，连篇累牍载于该校《圣心》校刊，几令《圣心》成为他个人的学术专刊；而正因为他将《圣心》寄呈陈垣等学界大老，得显身手，此后方能一跃而登龙门也。
按：岑氏以外，现代史家早年曾任教中学者实甚多，如陈垣、吕思勉、蒙文通、钱穆、徐中舒、谢国桢、陈乐素、聂崇歧、牟润孙等等皆是；其他治文献者如鲁实先、王叔岷，治文学者如刘永济、缪钺，治语言者如罗常培，治书画者如启功，也都有执教中学经历。由此可见民国时中学教育之济济多士，亦可见当时学术界提拔人才之不拘一格。盖学人亦如豪杰，又何须问出处耶？
诗曰：断石残金校异同，西疆南海证交通。隋唐史学谁相左，康乐盲聋两病翁。
2008-3-23 45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惕先,室名郦亭；浙江海盐人。
晚清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为强化其反清排满的政治意识,多援引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张扬国魂,砥砺气节。其表现在文学上,为南社群体；表现在学术上,为国粹派群体。而作为章太炎弟子,朱氏在师承上,在学问上,皆属国粹派的余裔。
朱氏一生著作繁杂,而以史学为重,史学之中,又以史料考订为重。自纵向观察,则上溯先秦,贯穿唐宋,下及明清；自横向观察,则史籍、史学史,而边裔国 族、历史地理,而金石、古钱币,而诸子、文学史,无不有所论列。其中于南明史文献最殚精竭虑,有《明季史籍题跋》近七十篇、考证近三十篇,但多属初步的史 料整理工作,计划中的《南明史》因抗战骤起而终未着手。统而论之,所著似未臻精锐之境,涉猎杂多而未免支离,然选题多取其冷僻,辑其残佚,补其空白,终有 可观。
朱氏论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将政治意念投射于学术,使史学兼具“批判的武器”的意味。如三十年代所著《伪楚录辑补》、《伪齐录 校补》,藉两宋之际张邦昌(大楚)、刘豫(大齐)的傀儡政权指涉满洲国；又著《杨么事迹考证》,藉南宋时高扬均贫富旗号的杨么指涉共产党,为最显著的个 案。
按:民国前后,史学影射实甚多见,如郭沫若论秦始皇、吴晗论朱元璋、范文澜论曾国藩,皆借古非今,暗斥当时蒋介石的独裁,此左派 史家之例；如杨树达钩沉“春秋大义”,余嘉锡发掘杨家将抗辽故事,陈垣考索南宋初、明末清初的宗教遗民事迹,皆所以宣扬民族意识、表彰抗战精神,此无党派 史家之例；而朱氏自亲国民党立场出发,借杨么以针砭共产党,则右派史家之例。此类史学影射,虽于学术中寄托政治情怀,然若能坚持史学本位,亦未必损其学术 价值；较之五六十年代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形近而神异,固未可等量齐观也。
朱氏的另一特点,则是将民族情绪贯注于学术,视史学 为国族精神的载体。他相信“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中国在宋末曾灭于元,不百年而复,在明末又灭于清,不三百年而复,盖 吾族自有其历史,决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将史学的政治价值推崇至无以复加；出于此种民族史 观,他对于各类血缘外来论最表敌视:针对清末的黄帝(汉族)西来说,有《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针对陈寅恪、刘盼遂的 唐朝皇室源于外族说,有《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针对傅斯年、李晋华的永乐帝为异族碽妃之子说,又有《明成祖生母记疑 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甚至指责此类论说“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
按:朱 氏女婿罗香林,为陈寅恪门人,亦知名史学家。抗战时重庆胜利出版社拟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分别出版传记,以鼓舞民族精神；其中《唐太宗传》一种,议请陈寅恪 撰写,而陈氏则转而推荐罗香林执笔,后来更开玩笑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 照岳丈的说法呢?”陈氏所言,即就他与朱氏的论战而发。惜罗氏未成其书,世人终不知他在师尊与岳父两造之间,到底拟如何调停矣。
无论 假借史学作政治影射,或于史学中贯注民族情绪,实皆渊源于国粹派的学术思想作风,意在通史致用,以“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故朱氏可谓近代民族史学的代 表。以其好作论辨,火气甚盛,有类于今日网络之愤青,姑拟为神火将焉。尽管如此,朱氏始终重视史料的搜集及考辨,所谓“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 ”、“去取务权轻重”；故他虽以民族主义为始,而能以实证主义为归,大体仍不失学人本色也。
女朱倓,能承其学,著有《明季社党研究》；子朱偰,于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经济学、文学皆多有著述。
诗曰:南明文献最能谙,民族精神史笔涵。不信李唐出胡种,却教佳婿两难堪。
2008-4-6 46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元伯,原姓爱新觉罗；满洲正蓝旗人,清朝皇族后裔。
近代的书画学可分二途:一为新派的美术史,重在提示历史演变的线索,属于西化的、外部的研究,如郑昶、滕固、傅抱石、童书业者是；一为旧式的书画考述, 以书画创作及鉴藏的经验取胜,属于传统的、内部的研究,如黄宾虹、林志钧、余绍宋、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等皆是,启氏亦其亚也。
启氏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学者之林。他早年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 斋、齐白石等名宿问艺,于书画及诗文已具相当造诣,此时复受陈垣学风的熏陶,书画趣味与考据方法两相结合,遂转向书画考证一途。他后来自述“年逾二十,始 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时私嗜书画,试笔多就古书画取材”,夫子自道,最可见其学术渊源。
启氏成果的精要,已汇辑为《启功丛稿》。其中较标准的论著见于《论文卷》,书学史方面,有对《急就章》、《平复帖》、《兰亭帖》的考述；画学史方面,有 对“戾家”、山水画南北宗、董其昌代笔问题的论辩；文学史方面,有对“绝妙好辞”故事、《红楼梦》、八股文的研讨。其余短章零札,则收入《题跋卷》。此外 单行小册,尚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以题目所限,综述多而发明少,尤其次耳。总观其功力成就,书画与文学之中,自以书 画精于文学；书画之中,则以书学尤精于画学；而书学之中,又以帖学更精于碑学。盖启氏生平在创作上,用力于书画最多,而尤以书法为重；其于书法一道,则一 反近世风气,重帖轻碑,所谓“师笔不师刀”也。故其学问正与其创作互为贯通,亦互为依榜。
而他将学问(书学)与创作(书艺)结合得最 为精粹之作,则当数《论书绝句》一种。此编以我手写我诗,采取纪事诗的体裁,以书法大家的眼光评点历代书学,融会诗、书、史于一炉,虽非正规的高头讲章, 却系启氏一生修为的结穴,实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
启氏曾与陈垣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云:“您作 《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氏乃笑谓:“后边是启元白。”此虽系一时戏言,实亦切合实际。 诗、书、画三者,为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象征,而启氏一身兼之,以后进的满族血统,翻成最汉化最古雅的标志人物,不可谓“清东域人华化”的殿军乎?
启氏为人,和光同尘,与世无违,然身历政治挟持学术的时代,终不期然而卷入所谓“兰亭论辩”之中。按:王羲之《兰亭序帖》为中国书法之冠,而《兰亭》真 伪问题,自晚清以来乃成文化史上一大公案；60年代初,启氏曾作《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力主《兰亭》真迹说。然而1965年郭沫若发表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作,在康生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指《兰亭》作为文章、书迹两皆伪托,并通过钱杏邨(阿英)传话,让启氏作文表态。启 氏迫于情势,乃撰《〈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做一百八十度的自我否定,称郭氏给《兰亭帖》的神化以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 护的!”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尝以平生未曾“曲学阿世”自慰,启老虽非“阿世”者,然于此一事,固不免“曲学”之讥矣。
启氏书名之 盛,当世自不作第二人想,圣手书生一席,宜当仁不让。其字自成一体,世已司空见惯,或问他究属何体,则答曰“大字报体”,并称“文革”时“主要的活动之一 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则“文革”欲推倒一切旧文化,而代表旧文化的书法竟藉此放 一异彩,此亦历史的吊诡。
诗曰:徵文考献证丹青,字字如金手不停。寒柳一言闻说否,惜公曲学辨兰亭。 47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子敦，号寄簃，室名枕碧楼；浙江归安（今湖州）人。
近世国人治法律之学，取径有二：一为西方近代法学的引入，以梁启超为代表；一为中国传统法学的总结，以沈家本为代表。作为思想启蒙巨子，梁氏包举百 科，法学不过其西学引介之一端，实未遑沉潜其中，亦缺乏具体的司法经验；而沈氏一生事业，始终以法律为本位，不仅为旧法学的殿军，亦为新法制的开山。故论 近百年的法学史或法制史，皆不能不推沈氏为首席，则梁山泊定功赏罚的铁面孔目裴宣之位，惟沈氏最宜以当之。
沈氏于同治三年（1864）以进士身份入刑部任职，从此专攻律例，以律学专精见重于世。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他历任刑部侍郎（当家堂官）、 大理院（最高法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长期主持修律，以最突出的干才，恰好处于最关键的职位，诚属因缘际会。近十年间，大抵参照西法，改造旧律，始 而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非人道的重刑，进而据《大清律例》新订《大清现行刑律》，据欧洲、日本刑法新修《大清新刑律》，为中华法律的近代化奠定初 阶。在公，是为中国法制旋乾转坤的大关节，可谓清朝末世在制度上仅有的光彩；在私，是为沈氏个人事功的巅峰，其成就绝不与旧帝制而同朽。杨鸿烈称他“是深 切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可见他在西法东渐 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不过，沈氏之于古代法，改革其制，仍属偶然的外在机缘；考订其学，才是一贯的的内在志业。他虽公务繁冗，而著述不辍，除《寄簃文存》所见的散篇论辩 之外，其他的成稿尚多，大体可分作两类：一为致用之学，包括司法指南如《秋谳须知》，案例汇辑如《刑案删存》、《旧抄内定律例稿本》，律例考论如《律例偶 笺》、《律例杂说》、《律例校勘记》；一为考古之学，即由文献学入手梳理法制史，如《晋书五行刑法二志校语》、《刑法杂考》、《历代刑法考》。其中《刑法 考》一种，征文考献，分别部居，尤为贯穿中国历朝法制的空前巨著，与后来程树德的《九朝律考》各有侧重，可称近代法史学的两大经典。
沈氏领导修律时，董康（授经）为其下属中的得力者。入民国后，董氏历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在法律史方面亦有《春秋刑制考》、 《科学的唐律》、《秋审制度》、《刑法比较学》、《中国巡回审判考》及《集成刑事证据法》等作，并颇能贯通古今中外，由近代西方的问题意识出发，以观照中 国古代法的制度与精神。则其人在政学两端，皆可谓沈氏的继者。
诗曰：历朝刑法久参差，辑佚钩沉有寄簃.法制改良公一手，血腥千古废凌迟。 [i=s]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1-10-25 21:28 编辑 [/i]
48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东关(原属绍兴)人。
李方桂重学问而轻行政,曾谓“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近时陈平原亦有“第一流学者不该当校长”之论。然民国以来,知名学人如董 康、蔡元培、陈垣、马寅初、任鸿隽、王星拱、胡适、王世杰、胡先骕、辛树帜、钱穆、傅斯年、罗家伦、张其昀、丘汉平等,皆兼及学术行政工作；其中董、陈、 胡、钱、傅诸公,岂非“一等人才”、“第一流学者”乎?而竺氏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亦跻身第一流者也。
竺氏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与胡适、赵元任同期赴美,先后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1918年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在武昌高等 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执教,并创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为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开山。
竺氏早年所学所治,皆属纯粹的自然科学,尤专于东亚地区的台风、季风、区域气候、农业气候及物候等专题；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因地制宜,以西方的自 然科学素养,运用于本土的古代文献资源,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其中最专精于中国气候变迁方面,自《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牛刀初试,历经近五十 年,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集其大成,以世界性的眼光,综合考古遗存及四部古籍,包括笔记、日记、方志及诗文集所见的片断史料,得出坚实 结论,堪称自然科学史的扛鼎之作。其次,在上古天文方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由历法原理入手解决《尧典》疑难,为古籍断代另辟新 途；《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比较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天学体系的异同及特征,为中外聚讼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作一总结,皆自出手眼,饶有新义。此外论沈 括、徐光启、徐霞客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亦得风气之先。
单纯论科技史著述的数量,竺氏所作并不丰富,且仅有论文,未成专著；然厚积薄发,精思力践,往往极有突破性,虽少而足以胜多。以其专长于气象天文,姑拟之为摩云金翅焉。
综观其一生行事,则不仅学问与事功皆备,抑且人文与科学兼通,固属不可多得。英人斯诺尝指出:现代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断裂为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 ”,而知识界亦分化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个极端的集团”。则科学史之学,实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津梁；而如竺氏其人者,即撮合“两个极端的集团”的 媒介矣。
按:与竺氏同时代治自然科学者,亦多兼具传统文史素养。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皆以地质学为专业,而丁氏表彰科学史人物(徐霞客、宋应星),整理边缘民 族语文(壮语、彝文),并有《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等作；李氏撰《国防与北防》、《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于中国历史大势观察独到； 翁氏亦有《中国书中之科学材料》、《为中国古代铁兵问题进一解》之作。又如胡先骕治植物学,石声汉治生物学[size=10.5pt]、农学[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精于旧诗词。其他治专门史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如邹树 文之于昆虫学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钱宝琮、李俨之于数学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辛树帜之于农学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袁翰青之于化学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其古典文献功力[/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不在话下。晚近以来[/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何丙郁由物理学转向科技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席泽 宗、薄树人、江晓原主攻天文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杨宝霖兼治农史及词学、史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黄一农兼治天文学史及天主教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可谓余风尚存者。[/font][/size][size=10.5pt][/size][size=10.5pt] 诗曰[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相风卜雨亦多端[/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今古神州测暖寒。道术已成天下裂[/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兼通文理叹才难。[/font][/size][size=10.5pt][/size] [i=s]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1-10-25 21:29 编辑 [/i]
[size=18pt][b]正榜头领之四十九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b][/size]
[size=18pt][b]王叔岷[/b][/size][size=18pt][b][/b][/size]
[img=401,392]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287.png[/img][size=10.5pt] [/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王叔岷[/size][size=10.5pt]（左）与任继愈（右）[/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王叔岷（1914-），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气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一言遂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size][size=10.5pt][/size]
[img=411,325]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7735.png[/img][size=10.5pt][/size]
[size=10.5pt]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成功最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翰，最足以代表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列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于《尚书》、《论语》及《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汇聚；《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其校书的经历及体会。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但他宁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自称“此虽小道，有类糟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也。[/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仅能承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而王氏“校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微，纠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按：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size][size=10.5pt][/size]
[size=12pt] [/size][size=10.5pt]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地下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2008年5月11日[/size][size=10.5pt][/size] [i=s]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11-10-25 21:30 编辑 [/i]
[size=22pt][b]50[font=宋体]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font][/b][/size][size=22pt][b][/b][/size][img=199,266]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512.png[/img][size=10.5pt] 徐中舒[font=Times New Roman](1898-1991),[/font][font=宋体]原名道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字中舒[/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字行；安徽怀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今安庆[/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人。[/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在民初学术史上[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王国维藉古文字而治古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异军突起[/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震动一世。当日亲炙教泽、各有所成者甚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仅王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门下士[/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即有杨筠如、朱芳 圃、刘盼遂、徐中舒、卫聚贤、高亨、刘节、姜亮夫、吴其昌、余永梁、戴家祥诸人[/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现代学林的生力军。其中最能得王氏气象者[/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其惟徐氏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徐氏家世贫寒[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三岁时祖、父俱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赖寡母含辛茹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才得以在慈善性的育正小学、免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先后就读；毕业后又任小学教师、家庭教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待经济情况 好转[/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始走马京华以求深造。他早年于桐城派古文浸淫甚深[/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也爱好古典文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二十年代已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木兰歌再考》及《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 作[/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但他自觉“一个人精力有限[/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于是断然“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自[/font][font=Times New Roman]1929[/font][font=宋体]年入中 研院史语所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他正当少壮[/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精力鼎盛[/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力作迭出；至抗战爆发[/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流转西南[/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乃接受中英庚款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合聘[/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任川大历史系教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从此遂乐不出蜀矣。[/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徐氏所考所论[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以先秦史为主体[/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涉及方面甚广。于殷周史事[/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于技术文 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耒耜考》、《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结绳遗俗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 原》；于考古文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再论小屯与仰韶》；于铜器[/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 氏编钟图录附考释》、《古代狩猎图象考》、《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于经济制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 《井田制度探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于政治与社会形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于文献[/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有《左传的 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年讲义由弟子辑录为《先秦史论稿》[/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大致可代表其一生论说的纲要。此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于明史、西南民族史 亦有撰作[/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然仅属其次耳。[/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按[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井田制度》一文[/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不仅藉文字分析为论据[/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更举岭南、西南、朝鲜等边裔民族乃至南美印加帝国的田制以作旁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可代表他在古史方法上的进境。井田制的有 无问题[/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近代学术史及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徐氏引入民族学材料以资比较[/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遂使井田制研究更上层楼。以后齐思和以西欧中古庄园制为参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马曜、缪鸾和以云 南傣族份地制为参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日人佐竹靖彦以日本条理制为参照[/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皆与徐氏异曲同工。[/font][/size][size=10.5p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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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559,456]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479.png[/img][size=10.5p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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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 另[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徐氏论井田问题[/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实与胡适立异[/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然民国时他仍称胡适的意见“极有理解”[/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至五十年代举国批胡时则不免随波逐流[/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斥之为“毫无保留地否定客观存在的武断态度”矣。[/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大抵民国前后[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为徐氏著述的高峰期。除授课讲义及主编著作之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生平所刊几无专著[/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多为内容厚重的长篇论文[/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方法多样[/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材料坚实[/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结论新颖[/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可谓学界中坚的前沿之作。最精悍者汇编为《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约九十万字。[/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其治学作风[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则多承观堂遗绪[/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不以单纯的文字考证取胜[/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必由史的背景以考字[/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由字的证明以释史[/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故始自古文字入手[/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终以古史为归。他早期擅长通过字形、 纹饰及图像的比勘分析[/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揭示其间的历史信息[/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由细节以见大势；执教川大之后[/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复受友人冯汉骥的影响[/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多取边疆民族的社会遗存作为先秦史的旁证。如此[/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文 字、历史与民族融汇一炉[/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固已突破观堂史学的樊蓠矣。[/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陈寅恪屡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不能读先秦之书”[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颇不以当世的古史学家为然[/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却于徐氏青眼有加。据说徐氏得入史语所[/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即因为陈氏读其《古诗十九首 考》之后主动推荐；四十年代徐氏兼职成都燕京大学[/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与陈氏共事[/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又称许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五十年代初[/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中国科学院邀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 究所[/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更举徐氏以自代[/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其事虽不了了之[/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足见寒柳翁对徐氏的赏识。[/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按[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徐氏在史语所第一组[/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历史组[/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曾负责整理原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于行政事务方面亦多兼任[/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谈及其人有谓[/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诸事悉托其辨理[/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则陈于徐氏推许再三[/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虽出于学问之公[/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亦不无交谊之私也。[/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 另[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当时史语所第一组成立“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徐与傅斯年、陈寅恪皆为委员；此三人皆不以明清史为专业[/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而各有明史方面的撰述[/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盖由此也。[/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诗曰[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衣钵最能传静庵[/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古文古史两相参。且蒙寅老勤推举[/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font=宋体]留与儒林作艳谈。[/font][/size][size=10.5pt][/size]
[size=10.5pt]2008-5-18[/size][size=10.5pt][/size] 如今还有“学林”否？ 林子还是有的，就是好鸟不多了。 排座次这玩意儿，只一味好玩罢了，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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