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ur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560638/?from=mb-18561204[/url]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简介：胡文辉，1989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笺释陈寅恪诗一书，未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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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
一、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和伟人史，但一部学术史，确实相当程度就是杰出学人史。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虽不要求学术史文献的堆砌，却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 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此外，以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为可贵，以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为可贵，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张舜徽、吴世昌、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故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这决定了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 “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六经注我”式的比附，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了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了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 “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踏地做满清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
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却自限于传统小学的旧樊篱，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罗、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他则斥甲骨文为伪造。作为文字学大师，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
按：黄侃，字季刚，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却在四十九岁病亡。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无功，现代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对他都有批评。他1935年去世时，杨树达在日记里更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 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此谓黄氏即不早逝，亦未必能有大成，虽极苛刻，亦甚中其病。故将黄氏弃于梁山泊好汉之外，仅附记于此。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屏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正榜头领之一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胡适正可谓现代学术史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氏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是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中年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氏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以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至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他与胡氏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方法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此外，胡氏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涨，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窥可见当代思想史之消涨变迁。 欢迎showcraft兄，帖子棒极了。有个请求，兄最好慢慢帖，一天一帖或两天一帖，便于大家边消化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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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来说一下，不吐不快，呵呵，尤其是对着作者，钟书先生谓吃着好鸡蛋，无需见母鸡，余以为不然，否则吃着嘴里的，漠视眼前的，这闷声便宜占的紧，倒发不了财，呵呵。 多谢新来的俊友showcraft，快要折煞俺了。切切打住。在燕谈，众生平等，以辨理掐架为第一要紧事。燕谈茶楼有几位特别厉害的版主，传闻，他们擅长捉弄客套过度的网友，且手段狠辣。兄初来乍到，俺不敢隐瞒。 总算找到了今天“阅读沙龙”发帖量异常的原因。 Everybody borns to be equal,独立宣言的话了，那是自然。众生平等，是指基本权利，如生存权，罗斯福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等权利，而我由于兄台（应该差20多岁，不过我于网上说惯了，包括一些可能是7，80岁的先生，泽雄老师如不介意，我就僭越了，呵呵）文字上的才情真心佩服，而且难得一见，比较激动，旁人目之可能就是客套过度了，私以为确是尚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内。
这样吧，追星已然，我就不奢表敬仰了，兄台知道尚有我一粉丝在焉即可。
还望斑竹留情，呵呵。 正榜头领之二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为王氏前期两大名作。《词话》辞简而意丰，表面上是中国本位的谈艺录，只是传统词话的继承；然而其中的别有会心之处，非有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素养绝不能道。王国维《词话》以主观领悟取胜，钱锺书《谈艺录》则以引证浩博取胜；而论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王氏之轻，固不逊色于钱氏之重。《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王氏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一空依傍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之后，王氏感伤满清之亡，耻食民国之粟，于是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并受罗氏的影响和帮助，尽弃早年所学而“反经信古”。当其时，作为旧制度的清室已土崩瓦裂，而作为旧文化的国学亦花果飘零，故二人将遗民的心事寄托于学问之中，以抱残守缺之志，为存亡续绝之业；王氏之所以由外缘的西学返回本土的中学、由枝叶的文艺之学返回根本的经史之学，即出于这种思想背景。故罗王之学，自学术本位而言，为考古的学问；而自政治本位而言，则为流亡的学问也。此后十数年间，王氏涉猎极广，举凡甲骨金文与经学小学，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流沙坠简与敦煌遗书等等，皆多有发明。而最享盛名者，自然要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其要旨在于以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钩沉出殷商一代的帝王世系，发千古未发之覆，遂成就“新史学的开山”的洪业。
对于王氏的成就，当代几无异辞，其国学大师的形象，近乎完满无缺；而在王氏所处的时代，却不尽然。如孙德谦责备他的考证穿凿而无关宏旨，张尔田暗示他重考据轻义理，章太炎反对他以甲骨文证古史，黄侃讽刺他匆忙立说、学无根柢，邓之诚批评他虽有创见而好赶时髦，钱穆则斥责他取巧拣漏、以考据代学问。对这类评论，宜作两面看：一方面此数人治学皆偏于守旧，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另一方面，王氏研经考史确为半路出家，所凭籍者实在于迅速的悟性，而不在深厚的功力。
按：王氏的情形略同胡适。王、胡二氏，可谓近世以来学术史上最有发明、最多成绩者，而皆不纯以所谓学术功力取胜。盖二人对西方学问都能登堂入室，有思辨的根柢，故从事考证，实为以难就易；可知考证学的境界，不能仅从考证本身达致，不能仅依赖单纯的文献积累，而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及视野。胡适曾批评清儒太重功力而不重理解，实不谛为自我作辩护，亦不妨视为替王氏作辩护。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
1927年，王氏以五十岁的盛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公案。关于其自杀的原因，世论纷纭，但无论如何，当时北伐军黑云压城的政治阴影，是对王氏最直接最重大的刺激。王氏与梁启超、陈寅恪号为清华研究院三巨头，但陈氏系后辈，当时著述亦仅寥寥；论名望及成就，实以梁、王并峙，分别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颠峰。王自沉后不足两年，梁亦病逝，终年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此一来，近代知识界两大巨擘先后凋谢，国学研究院遂终成昙花一现。
王氏性格内向，但偶尔亦有顽谑之举。清末他在北京时，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氏竟偷偷将春联改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在新年大吉的时候，硬是将文人墨客的雅舍，比作梁山好汉的凶宅，可谓谑而近虐。这可见王氏也有性格促狭的一面。
诗曰：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按：首句典出《人间词话》最有名的一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夜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不喜欢这样的假设。虽然读作者其余文字受益很多。 呵呵，的确是。可能对着章太炎假设吧，个人感觉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关于王国维的死，胡适私下有个见解，即认为他是出于惊惶。感觉自己无处可避，其中，梁启超的惊惶态度，对王国维刺激很大，“所以自杀了，”胡适说。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6，三联书店2001年第壹版原载清华大学消夏週刊1929年第壹期） 正榜头领之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兵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了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还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冶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致，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程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亦皆寿仅五十上下，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沛、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傅氏有侄傅乐焕、傅乐成，乐焕专攻辽史，乐成则以唐宋史为重心。1949年，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没想到到了学校，教育网上论坛反而速度很慢，凌晨前很难打开叶面，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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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请教周老师，除了燕谈，一般网上还去什么地方呢？ 正榜头领之四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中年号青园居士，晚年室名寒柳堂、金明馆；江西修水人。
陈寅恪平生的治学取向，明显可以划分作三期，周法高、余英时先后已有讨论。大抵早年博涉中外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语文，藉此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主流；限于国内的学术条件，中年以后乃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亦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晚年复退而求其次，仅以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稍寄托其心事，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是也。
故其学问轨迹大致可作一概括：在地理上由异域而本土，在时代上由中古而明清，在方法上则由欧陆汉学而中国本位的文史之学。
陈氏成就的高峰，实在学术生涯的第二期，即中古史方面。综观种族文化的融合，追溯典章制度的源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察政治集团的兴衰，分析外交内政的关联，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诗证史，以史笺诗，则有《元白诗笺证稿》；其他散篇论文，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学到音韵，吉光片羽，尤多妙解新义。至于暮年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虽为今人所艳称，但其时陈氏目盲力衰，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
按：一入老境，精神焕散，治学殊不易言。如胡适晚岁耗费近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抄袭赵一清公案作辨诬，用力多而发明少，且结论尚有争议，正与陈著《别传》成一对照；此外，如董作宾试图据甲骨文构拟《殷历谱》，又如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终极理论，哥德尔试图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的数学难题，都属于中年以后研究工作失败之例。相比之下，陈氏以一盲翁而成此大著作，虽未大成，已不可及。
陈氏曾被归入“史料学派”，实甚皮相；盖史料不过是陈氏学问的第一层功夫，他不仅不为“史料学”所限，更超越于“考据学”之上。他的长处，不仅在史料搜集的丰富，尤在史料辨析的细微，纵使见人所常见，亦能发人所未发；他善于从史料的缝隙发现问题，能作大胆的联想和推衍，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入柳暗花明之境；他更能在细心考证的前提下，因小见大，由局部的史实考订达致宏观的历史通识，而兼备清人考史方法之细与宋人论史眼光之大；甚而通古今之变，借古人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体认，融入古代历史的思辨之中。陈氏取径多方，手眼通天，唐长孺誉之为“胜义微言若有神”，故拟作呼风唤雨、驱神遣鬼的公孙胜。
陈氏游学欧美多年，但未猎取任何学位，亦无任何专著，而甫一返国即得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踞导师之列，可称异数。此亦因为他有世家背景，有人脉关系，其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更为清末变法时代的故交。
在中西思潮激荡的近代历史处境中，陈氏持论偏于保守，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他在饮食方面则甚西化，喜吃牛奶、面包、牛油。相反，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却喜吃中餐，习惯用筷子。故陈氏曾跟陈序经开玩笑：“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中国本位，在物质文明方面接受西方事物，此即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欤？
1953年，陈氏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此独立不迁，长作岭南人。因为他目盲老病，加上学术地位崇高，得免于参与日常政治学习及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其不幸之幸；然而他未能早逝数年，而亲历“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于公于私，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此其终不幸也。
诗曰：元白歌行钱柳诗，苹花不采岭南时。左丘盲目原天意，满纸无非马克思。
按：陈氏1953年有诗“不采苹花即自由”，乃反用柳宗元“欲采苹花不自由”之句，表示不去北京，以期在学术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句典出于此。 回SHOWCRAFT兄：论坛，我只去燕谈，别处都不去。我说过，一个帖子一份债，不敢去别处泡，万一缠住了，时间就不够打发了。 正榜头领之五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正榜头领之六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振玉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人往风微，此亦难得逸闻也。
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 正榜头领之七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倒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这两种思路都略嫌拘泥。综观其时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与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著，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著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粹；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除《论古史书》之外，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 正榜头领之八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正榜头领之八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正榜头领之九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材料的缺乏；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政治的干扰。非待“历史”已成为历史，脱离政治的束缚，则殊难有真正的史学可言。而清史研究的真正确立，恰在满清统治的终结之后，自非偶然。1913年，孟森发表《朱三太子事述》，是他个人清史研究的开端，亦可代表现代清史研究的开端。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早期的《清朝前纪》，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以考古名，但他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陈寅恪本对疑古派颇表不满，但他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却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正榜头领之十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锺羲(1965－1940)，字子勤，号留垞、雪桥、圣遗居士；汉军正黄旗人。
1923年，清逊帝溥仪下诏征选海内硕学之士，充任“南书房行走”(五品)；当时王国维以秀才身份入选，世已熟知，而杨锺羲则为同时入选的其余三人之一。
杨氏系旧式文人，编著有《弟子职音谊》、《骈体文略》、《白山词介》、《圣遗诗集》等，但罕见称引，唯以《雪桥诗话》传世。《诗话》共计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为清代最浩博的诗话体著作；涉及人物多达万余，因人系事，由事见史，上至典章制度，下至士风民情，无不广涉包举，盖有清一代之诗史也。杨氏自述此书“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缪荃孙则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
胡适研究《红楼梦》，便是通过《诗话》，才得知曹雪芹的确实身份，并发现曹的友人敦诚、敦敏这一重要线索。其《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已作说明：“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锺羲先生。杨先生……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胡在日记里又有评论：“这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而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见解。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但须加一个‘索引’，方才有用。”另，陈寅恪曾劝吴宓读此书，“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陈氏四十年代讲授唐史课时，亦指导学生应以唐诗作史料，“例如清人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凡此皆可见《诗话》价值之一斑。
杨氏表兄盛昱，满族宗室出身，为晚清之际文坛领袖；杨氏曾协助盛昱编纂《八旗文经》，集满人文章之大成。盛昱去世后，杨氏复搜集其遗作，编刊为《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
杨氏先世原居辽阳，隶满洲正黄旗，后因高祖父满语已不娴熟，被乾隆贬斥，改隶汉军正黄旗。此亦前朝贵裔，旧时王谢，故拟为“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的柴大官人。
按：满人早在入关前已开始汉化，故清初即能出现纳兰性德、曹雪芹两大汉文学宗匠；降至清末，军政羸弱不振，而尚文轻武的风气更甚，故艺文学术皆人才济济。精于书画者如于非闇、溥雪斋、溥儒(心畬)、启功(元白)，擅于文学者如宝廷、毓朗(馀痴生)、宝熙、老舍，邃于学问者如盛昱、震钧(唐晏)、金梁、罗常培、常书鸿、姜书阁、吴晓铃，杨氏亦其中佼佼者。则八旗子弟，固以武功始，而以文学终矣。
诗曰：同光逝水已滔滔，诗史连篇亦苦劳。不见艺林启元白，八旗末代尽风骚。 正榜头领之十一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夙兴叟，室名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
《甲骨文字集释》的编著者李孝定曾表示：外国有语源学，而无文字学；西方汉学家如高本汉，治中国音韵学极杰出，但于文字学则较隔膜；故中国文字学有极强的本土性，而甲骨文研究尤甚。所言似有理致。盖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堂奥，已为西洋人捷足先登，惟文字学仍由国人一手垄断。而论近代中国文字学的光彩，必以甲骨文研究为冠冕；论考释甲骨文之既多且精，又必推于省吾为第一人。于氏自谦“用力多而成功少。专就甲骨文字来说，我所新识的字，和对已识之字在音读义训方面纠正旧说之误而提出新解，总共还不到三百”，然而此三百之数，已占当时所能释读文字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其中多属奇文难字。
于氏释读甲骨之作，民国时先后刊行《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他当时指罗振玉、王国维“饶有发明，然于文字仅为初步之撢索，犹未能究极本原，凑入单微也”，隐然以超越前贤自任；晚年删定旧文，增补新作，重编为《甲骨文字释林》。在方法上，除对字形及其音义关系作合理分析之外，“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辅以考古图像、古籍训诂资料，多方参验，以求其是。此外，更引入民族学方法，如据图腾崇拜破解商代铜器铭文“玄鸟妇”之谜，据原始民族以热石煮肉法析读“庶”的字源，其境界已超出单纯的文字学之上。
于氏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以甲骨金文资料校订先秦文献，包括群经、诸子十数种，皆以“新证”命名。内容大抵为校定文字，考证辞义，可谓清人王念孙、俞樾之续。按：古籍校理之学，至王念孙已达巅峰，论文献的熟悉、辨析的精辟，后人已无以过之；惟于氏生于近世，有清儒所不及见的新材料，故犹能于王念孙之后，另辟学术山头。
1955年，于氏被匡亚明礼聘为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教授，一开始声言“不参加政治活动”；而终亦和光同尘，与世周旋，并苦读马列著作，尤其重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故他考释文字，亦不免趋时从俗，认为“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尤其是探讨古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史服务的”，并举出甲骨文中表现人身蹂躙、捆缚、关押、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的字形为例，以证明“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践踏和刑杀，极残暴之能事”。
于氏壮年时曾自撰联语云：“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名利之间。”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当然是自述其治学取向；而“志常在名利之间”，虽属自嘲，亦事出有因。
罗继祖回忆，于氏初到东北人民大学时，“颇斤斤于级别，曾语我，如我评级在容庚商承祚之下，叫我怎么出去见人？矜持十足。后知评为二级(其时学部委员才得评一级)，与容商同，于是默无言。”此即于氏的好名。
于氏早年曾任东北巨头杨宇霆秘书，甚受赏识，遂得奉天(今沈阳)省城税捐局局长的肥缺。九一八事变之后，乃挟巨资移居北京，大力搜罗古文字、古器物以作研讨，仅商周重宝即多达二百余件。故“文革”时有人骂他为“古董商”。他亦时常自称：“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此即于氏的言利。则天富星李应一席，非此公莫属。
按：清末以至民国，知识阶级的经济地位仍高，如于氏之兼学问家与收藏家于一身者，固大有人在。如罗振玉、马衡、容庚、商承祚之于古器物、书画，叶德辉、傅增湘、伦明、朱希祖、吴梅、邓之诚、郑振铎、谢国桢之于古籍，陈垣之于书画、清人手稿，陈梦家之于明式家俱，等等皆是。至于晚近，大陆如黄永年(古籍)、王贵忱(钱币文献、学人信札)、周振鹤(近代文献)，海外如杜维善(古钱币)、关善明(古玻璃)，犹有前辈余风，然亦不可多得矣。
于氏门下，有姚孝遂、林沄、何琳仪、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等，实为当代古文字学的头号重镇。
诗曰：税局经年几万金，卜辞释字竟如林。旁人若问平生志，却道不离名利心。 正榜头领之十二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室名三松堂；河南唐河人。
按传统的学术观念，哲学(义理之学)为学问中心，近人如太虚称“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冯友兰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又谓“哲学是太上科学”。承此风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治，亦居于现代学术主流。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
冯氏晚年比较自己与胡适的异同，曾有准确的分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盖胡适虽亦哲学专业出身，但他认同“哲学取消论”，尤其不满形而上学，治哲学史实取史学本位；而冯氏则反之，自身认同实在主义的正统哲学，治哲学史取哲学本位。故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冯氏的优胜处，尤在于能借鉴西洋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晰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
五十年代以后，冯氏弃旧趋新，否定自我，“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六十年代更另起炉灶，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书前题词有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所谓“望道”之道，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的道路。
《新编》在六十年代仅完成两卷，八十年代以后，冯氏重作修订，去世前最终完成七卷本《新编》。冯氏在写完末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自觉已臻“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并表示“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其实《新编》的识见，殊未能超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气候，当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如批判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指出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错误，今日视之，固卑之无甚高论。所谓“海阔天空我自飞”，近乎鸡鸭展翅耳。故论《新编》的纯学术价值，远不能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相匹，惟可见作者本人的思想变迁而已。
藉《中国哲学史》一书，冯氏得以确立学院派地位，乃另著“贞元六书”，提出其复古的哲学体系；此亦如钱穆凭考据学扬名立万，转而有非考据学的《国史大纲》之作。“贞元六书”为哲学，《国史大纲》为史学，各成一家言，而皆成书于抗战期间，皆成为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作。
冯氏的哲学体系，以理学始，以理性主义展开，而以心学终，归结于神秘主义。其神秘气味最体现于《新原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而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取决于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高低，正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与此相呼应，冯氏更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为王前驱，纵不必深责，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从迎合蒋介石，到歌颂毛泽东，乃致媚谄江青，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冯氏哲学虽极高明，又何补于冯氏本人的精神境界？
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逛语耳。
冯氏在抗战时始蓄须，与闻一多的胡子齐名，故拟为美髯公朱仝。
诗曰：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 正榜头领之十三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号迹园；江西泰和人。
海通以还，西方近代思想学术，亦紧随坚船利炮逼人而来，国人论学，遂有新旧中西之争。就此，王国维力主“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所言，移以论近世学人及学术史，亦甚贴切。盖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惟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以政治学为例，如罗隆基、殷海光、顾准诸人，西学淹通而中学薄弱，思辨成绩终不能与西人分庭抗礼；萧公权则以西方政治学视野，考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遂能有第一流的独特贡献。
政治学之引入中国，初期以日本为媒介，当时名家如梁启超、高一涵都有留日背景；二十年代以后乃直赴西天取经，尤以美国为重镇，后起之秀如张奚若、浦薛凤、钱端升皆留美出身，萧氏亦其中之龙象。
萧氏在美受教于多位政治学名师，1926年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即在伦敦出版，甚受西方学界佳评。萧氏认同政治一元论，主张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质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多元论，包括英国政治思想名流拉斯基；而拉氏所撰书评，亦乐于承认萧著“才力与魅力均巨”。何炳棣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作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有国际声誉者，仅得两例：一为陈体强《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L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另一即为萧著。
萧氏于近代政治学已登堂入室，但返国之后，既出于个人自觉，亦由于教学需要，开始讲授、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在清华大学时印成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抗战期间避居农家，终完成通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先秦诸子以迄辛亥革命，凡七十余万言。浦薛凤论西洋政治思想史时引言曰：“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而萧氏合政治学、历史学于一，则根深果茂者矣。
按：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名义的撰作，并不自萧氏始，但或为粗枝大叶的急就章，或为名不副实的断代史。而萧氏不仅在政治学素养上超越群侪，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亦无与伦比，故此书一出，群雄失色，至今无与争锋者。此后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无不视萧氏为魁首，论者有谓“……中国通史是钱宾四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踏进去的；中国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踏进去的；中国外交史是蒋廷黻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萧公权先生踏进去的”。
萧氏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应当时中国研究取向之需，著《中国乡村》，重在描述近世中国社会的基层控制；又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对康有为作偏向同情的理解。
萧氏的学问取径，大体以社会科学观念治史，以通观胜，而不以考据胜，以分析胜，而不以发明胜。他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亦可略见其宗旨。他以政治学为志业，却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他的学术专业以西洋社会科学为宗，而他的文学趣味却归于中国本位的旧诗词。政治学与诗歌，几为两端，而他一身兼之，这似是他的矛盾，其实是他的包容。
抗战时萧氏漂泊西南，兼职于成都燕京大学(后迁往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与陈寅恪、吴宓(雨僧)、李方桂共事，一时有“四大名旦”之号。萧氏与陈、李各有专长，以后同登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惟吴宓仅以反新文化运动闻名，以教授西洋文学为业，其学终无所成，殊不足与为伍也。
诗曰：政学师夷已上乘，归来故纸十年灯。华西坝上称名旦，四大如何共雨僧？ 正榜头领之十四天伤星行者武松 陶希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史学马家店的专利；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消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zhonggong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zhonggong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做，自不免粗疏之讥；《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而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此外，非嫡系的杨联陞、全汉升，亦深受其启发。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遂回头是岸，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
诗曰：唯物文章倚马才，当年和点费疑猜。神州命运君亲见，洪洪滔滔剩一台。 正榜头领之十五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编》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则《管锥编》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则得辄，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彻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则《管锥编》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又将诸帖读了一遍，对此公断案老吏之风采，益生敬意。 33楼内容重复了。我编辑了。
这些文章蛮都好看的。谢谢showcraft。 向两位问好。
由于网络关系，难能常来，也是一大憾事。 正榜头领之十六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正榜头领之十七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号狷庵，室名读已见书斋；湖南常德人。
中国传统学术，特重目录学，视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必由之径。《四库全书》为古典文献总汇，但由版本角度而言已成刍狗；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论精微，至今仍为整理古典文献的津梁，总结传统学术的枢纽。故《四库》虽可有可无，《提要》仍不可或缺，而为《提要》作订正增补，亦为泽被天下后世的死功夫，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以为不可无之作也。
余氏自少年时校读《提要》，即上下考索，于作者真伪、篇目内容、背景源流等，无不探本究源，积稿二十余册；至抗战爆发，“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遂先写定史、子部分，排印为《四库总目提要辨证》；五十年代复写定经、集部分，定名为《四库提要辨证》。自少及老，前后历时竟五十余年。
《辨证》之外，余氏编著有《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原是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的讲义，虽篇幅无多，而皆能发凡起例，博征详引，为余氏文献学心得的总结，亦不妨视作《辨证》一书的外篇。此外尚有《世说新语笺疏》，亦晚年精力所萃，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其重点不在文字词语的训释，而在人物史事的考异。其余散篇论著，包括《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力作，先后汇集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余嘉锡文史论集》。
抗战后北京为日军占领，余氏深受刺激，乃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名其斋为“不知魏晋堂”，以暗示“人心思汉”；同时，更于著述中寄托其尊汉攘夷的情绪。如他1937年发愤作《世说笺疏》，就颇与国难引发的感慨相关，他在《世说》校勘本后自题：“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盖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耳。又《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作，亦通过考订杨家将征辽故事的发生的时代背景，发掘宋遗民的民族精神，以寄寓其抗日情结，文中更谓“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古今一也”云云，直可作时评视之。
按：抗战前后，史家借古喻今，在历史考证中表彰爱国气节，表遗民，斥降臣，其例不孤。如朱希祖《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皆与余氏用意仿佛。
但另一方面，余氏力辨岳飞《满江红》为伪词，郑思肖《心史》为伪书，指为皆明人托古欺世之作，绝未因《满江红》、《心史》有激扬民族主义的功用而故作回避。可见他能不使爱国心理左右其考证的客观性，最可见学人本色。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委，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1949年鼎革之际，余氏已近古稀，而竟以“封建”罪名被革除教职；复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执笔著书。以后侍奉无人，独居斗室，1955年为馒头所噎而致气绝，死状甚惨。
诗曰：早岁春明梦有痕，群书辨证亦烦纷。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正榜头领之十八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方桂(1902－1987)，山西晋阳人。
历史语言学为十九世纪欧洲独步古今的新兴显学，古音学则为有清一代戛戛独造的绝学，现代中国语言学得此中西两大学术传统的合力，一开始便赢得主流的学科地位，终亦有超越清儒的辉煌成绩。而李方桂即为顺应并推动这一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
李氏青年时代在美国密执安、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师从勃克(印欧语言学)、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语言学)、萨丕尔(人类语言学)诸名家，对印欧语言学打下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自学梵文、藏文。尤其在萨丕尔指导下，在印第安语研究方面已登堂入室，其硕士论文《萨尔西语动词语干研究》、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皆具突破性贡献，被视为萨丕尔语言学体系内的最周详之作。
萨丕尔的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方法，对李氏影响至深。盖李氏一生治学的重点，多属汉语圈之外的边缘族群语言，有类于美洲的印第安语，在方法上亦仍以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为骨干。李氏用力最勤的领域，为西南地区的侗傣(台)语，三四十年代亲身调查相关语言或方言多达二十余种，专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记略》、《水语研究》、《剥隘土语》等，更有集大成的《台语比较手册》。藏语方面，早在三十年代已有《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一文；五十年代的《唐蕃会盟碑研究》，在汉藏对音方面辨析入微，创获甚丰，以后更与柯蔚南合作完成专书《古代**碑文研究》。
按：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以赵元任、李方桂二氏最早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为领袖群伦的两大旗帜；两人各有专攻，赵氏治汉语方言，李氏则治非汉语语言。故早年傅斯年称赵氏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后来周法高又称李氏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不过，李氏虽号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实际上在汉语语言学方面亦已臻巅峰。他自美返国时，对汉语音韵问题理解尚浅，原未准备涉足。但一方面受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新范式的刺激；另一方面，“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才开始彻底钻研清人古音学著作。三十后代前期，他写出《切韵的来源》、《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三篇论文，对高本汉学说作出订正，为国人中以新语言学方法治古音的前驱。此后他长期脱离古音学领域，直到1971年始藉《上古音研究》卷土重来，在总结现代音韵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上古音拟测。《上古音研究》本是一篇长文，后增订为单行本，亦不过百页左右的小册，却使得以后的古音学已无法摆脱其笼罩，可谓以其少少，胜人多多。而他之所以能对汉语古音问题别有会心，作出独特而合理的构拟，实得力于其历史语言学的素养，及非汉语语言学的视界。
李氏平生所作，几乎全为冷僻的专业论著，通论性的文字亦仅寥寥，更无论应世的普及文章。他在性格上，亦为纯粹的学术人。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乃托傅斯年出面商请李氏出任所长，而李氏屡辞不获，遂作直言：“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氏始长揖而退云：“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李夫人徐樱，为北洋要员徐树铮之女。按：徐树铮文武兼备，为民国初年龙卧虎跳的人物，段祺瑞倚为干臣，时人目为段祺瑞的灵魂。1925年乘火车途经河北廊坊，为政敌冯玉祥指使部属处决，年仅四十五岁。遗著有《建国诠真》、《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世人皆知孙中山有《建国方略》，岂知徐氏魄力亦不让孙总理，而另有《建国诠真》之作耶？李氏1932年与徐樱结褵，其时徐氏墓木已拱矣。
诗曰：非汉语言公最精，古音小册更扬名。白头偕老谁家女，一代霸才徐树铮。 正榜头领之十九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海宗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寅恪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而胡适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正榜头领之二十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
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展开的殷墟发掘，为首次纯粹由国人包办的考古盛业，不仅发现大量甲骨及其他遗物，更藉此培养出几代考古中坚，可谓现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黄埔军校。而作为主持发掘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参与发掘的核心人物董作宾，皆因缘际会，而各成就其不朽地位。
董氏非正途出身，早年限于家境，或求学或经商，而自修不辍。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亲赴安阳县小屯村调查，确定“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由第三次发掘所获的“大龟四版”得到启发，写出《大龟四版考释》，揭示甲骨卜辞首句“贞”字之前的异字，实即“贞人”(“贞卜命龟之人”)，而通过系联不同贞人，结合其他标准，即可对卜辞进行断代。1933年他以贞人断代法为骨干，加以邃密，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共十项断代标准，并据此将卜辞划分为五期，使晚商二百余年混沌无序的甲骨史料，一旦明其条理，得其归属。
按：《断代研究例》发凡起例，为甲骨学辟出康庄大道，是董氏平生的最大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此文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颉颃，而功用犹有过之。故后来饶宗颐称贞人说“可与法人Champollion (按：商博良)对于埃及象形文上黑线环之解释，同为考古学上开荒之盛举，足以东西辉映”；张光直亦将此文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列，视为近世以来上古史领域最具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论述。
与甲骨断代的研讨同时，董氏又关注殷代的年历问题，并进而试图对殷历作出整体构建。在抗战流寓西南的艰苦条件下，他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刊出《殷历谱》，迁台后更续有《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之作。
关于《殷历谱》学术价值的争议，为现代学林一大公案。《历谱》完成之初，傅斯年即推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陈寅恪致董氏函亦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但两人学术地位虽高，实不长于历法之学，又皆为董氏的史语所同事，故所言不过戏台里喝彩，固不足以为据也。而当时有湘人鲁实先，专精于古历算，苦学而处学界末流，以压抑心理而作盛气以凌人，乃著《殷历谱纠譑》，从信古立场将《历谱》甚至《断代研究例》一笔抹倒，遂使学术论争沦为江湖恩怨。以后中外学人如陈楚光、陈梦家、劳幹、薮内清、岛邦男等，则多指董氏在殷历构拟方面不能成立。其中陈梦家谓卜辞记录零碎而不相连贯，复原历法本难成功，故《历谱》“基础很不坚强”，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结论多不可靠；但同时承认此书汇集材料极丰，“对于某些有关甲骨的整理与联属，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统，则有很大的贡献。”劳幹则认为董氏采取错误的历法基点及“无节置闰”法，以致满盘皆落索，但基本原则不误，用力亦极深湛，故局部的成绩仍甚可观，尤以殷先公先王祀谱的排比最为杰出。陈、劳二氏所论皆能持平，似最可从。
按：劳幹总结：“凡属任何学术的进展，前人一定有疏漏，甚至于有错误，但是‘功不唐捐’，不论如何的疏漏，如何的错误，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总应当占一席之地。”其意亦甚可取。盖由学术史的角度看，要点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论证方法的对错。若方法无价值，则结论虽正确亦等于错误；反之，方法若有价值，则结论纵属错误，其意义未必即在正确之下。故不能以单纯的胜败论英雄，亦不能以单纯的对错论学人，对于董氏，正宜作如是观。
董氏精力萃于甲骨与历法问题，而旁骛亦甚多，与甲骨学相关的古文字、殷商史而外，又曾治歌谣、民俗及方言。散篇论文多达二百余篇，编为《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身后复有《董作宾先生全集》行世。
诗曰：贞人断代辟鸿蒙，甲骨无师本自通。漫诋煌煌殷历谱，半生心力岂无功？ 正榜头领之二十一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藉其佛教史研究奠定；而佛学在近世学术史的地位，则由中外文化因缘的交汇而造成。晚清以来，旧制度分崩离析，附庸于旧制度的思想体系亦随之动摇，表现在学术思想史上，一方面是儒学（经学）的衰微，一方面是诸子学及佛学的振兴，此为内缘；西力东侵之后，无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佛教的南北传播地域（东南亚、中亚），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笼罩之下，故佛教研究亦纳入欧洲东方学的范围，此为外缘。再加上日本也具有深厚的佛学传统，如此内外激荡，东西扬搉，佛学遂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对佛教史作近代式的实证研究，以西人、日人得风气之先，而汤氏后出转精，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终得与外人分庭抗礼。
汤氏治佛教史，有相当周到的准备。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返国后曾听欧阳渐（竟无）讲解佛学。他在各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除佛教史之外，几乎讲授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伦理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等；故一旦由博返约，梳理佛教史，就能从容地运用外域哲学以理解中土思想，中外会通而不露痕迹。可见佛学的功夫，固不能自限于佛学以内，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汤著《佛教史》的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心周密。胡适在为汤氏校读《佛教史》稿本时就表示：“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七十年来，此书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之作”，则胡公一言，可作定评。胡适又记：“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此则最可见汤氏治学的作风。
按：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氏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衡量得失，则汤氏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终有保守之嫌。仍以佛学为例：胡适二十年代试作中国禅学史，写到南宗七祖神会，发现传世文献缺乏且多伪造，遂设想从敦煌写本入手搜求材料；随后他果然在游欧时发现禅宗新史料，藉此整理出《神会和尚遗集》，并大胆确定神会作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历史地位。是为重写禅宗史的空前之作，可谓现代佛学史上的黑马，固非“只能作小心的求证”的汤氏所能为。故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汤用彤与胡适，可比青铜器（金文）研究方面的容庚与郭沫若。论根柢的扎实，著作的整齐，自以汤、容为优；若论见解的突破性，则不能不以胡、郭为胜矣。
汤氏散篇论文汇编为《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虽嫌片断而不乏己见；专著另有《印度哲学史略》，讲义有《西方哲学》、《隋唐佛教史稿》，惟精详远不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料摘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读书札记》（包括佛教、道教），皆金针度人之学，未可轻忽。此外，于《高僧传》用力甚深，惜仅成《校点高僧传》耳。
汤氏性情温和，与世无争，1948年底当天地玄黄之际，谢绝北大校长胡适南下之请，仍留守北大；北京易帜后，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以后改任北大副校长。他原与胡适私交甚佳，但1954年不得不出席《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其子汤一介回忆，当时“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理还是有想法，所以脑溢血了。他喝了酒，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此后他半身不遂，而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
诗曰：汉唐佛史最专精，求证功夫更小心。未若适之能大胆，南宗神会始钩沉。 正榜头领之二十二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胡适未满三十岁即暴得大名，故有资格作《四十自述》；而梁启超竟有资格作《三十自述》，更可见他入世成名之速。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故徐志摩评论梁氏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真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成说以为己用，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民国初年，梁氏复卷入现实政治，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参与讨袁(世凯)称帝、讨张(勋)复辟两大战役，总计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
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史学方法，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文献学，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先秦思想，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佛学，有《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学史，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清代学术，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散论、讲演、题跋更无以数计。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按：近人论史学方法，新派以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旧派则有柳诒徵《国史要义》，自成体系而失之信古蔑今；另有张尔田《史微》，以“史”为名义，实综论经史百家，其学术观尤顽固之甚。清儒之得失，章太炎、刘师培皆有论衡，而全面总结有清三百年学术，则以梁氏为先导。其后罗振玉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微有《清儒学记》，亦各有可观。
梁氏一战后游历欧洲，思想为之一变，著《欧游心影录》，冀图以东方文化救济西方文明，颇令新文化运动一派不满。故胡适早年虽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但在他去世后私下表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顾颉刚亦指他“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梁氏也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作诗自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故胡、顾所言，确能中梁氏之病，惟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免苛刻过甚。
梁氏对此亦有辩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此意甚通达，亦可见梁氏学术生命力的充沛。
另，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钱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其师康有为，主今文经学，非实事求是的学问中人，乃“六经注我”的豪杰之士；但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亦有启发处，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影响甚大。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
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垣，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则任公为近世第一人也。 承前启后的一人。 正榜头领之二十三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耕望，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 “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涸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 (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而严氏亦表示： “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胡适与杨氏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诗曰：胡杨巨眼早垂青，朴学精神最典型。漫道钱门佳弟子，一归南港改门庭。 正榜头领之二十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徵引文献的浩翰，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似无过于蒙文通者。
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十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其显性代表；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古史甄微》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分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 (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术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学。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与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济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则其结局亦如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
弟蒙思明，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传世。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正榜头领之二十五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借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 1931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吸取美国“新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但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华，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礼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大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坠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当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的杰构。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学却仅能达至二流。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其为天退星者，正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风逐浪，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空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 正榜头领之二十六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室名梦苕庵，以字行；江苏常熟人。
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后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则非诠释典故、疏通本事莫由。故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也。
晚近的笺诗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锺书有《宋诗选注》，侧重评点，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述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骇不及钱锺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其历年所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剑南诗稿校注》，论数量论质量，无疑是近代第一人。
按：钱氏笺注之作，以三四十年代的《人境庐》、《海日楼》两种用力最勤。黄遵宪诗为晚清诗史，多隐含时事及思想方面的今典；沈曾植博学多方，诗中运用佛教、四裔舆地的僻典尤多。故笺释二氏诗作，攸关近代思想学术，且一空依傍，比之笺释古人别集，难度更大，价值亦更高。
钱氏于清代诗史，最是熟极而流，并世当无抗手。其散篇论文，除史学、文学理论之外，以论清诗者最火。早年所作《梦苕庵诗话》，亦以论清诗为多，虽承袭传统诗学体裁，不免零碎，而旁搜博采，亦成大观。平生未能完成一部清诗史专著，却留下门人笔录的《钱仲联讲论清诗》讲义，虽嫌简略而芜杂，然亦因此而脱出政治教条所困，兴之所至，于主题内外亦时有精语，与道貌岸然的高头讲章相比，实各有短长。盖钱氏为现代诗坛巨擘，以诗人而治诗学，自能深有会心，切中肯棨，虽大家之小作，犹胜于小家之大作也。
五十年代以后，钱氏论诗有一最大毛病，即以政治标准优先，以人论诗，过分张扬所谓进步、爱国作品，而完全抹杀所谓反动、卖国人物。如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无不表彰鸦片战争以来的“爱国诗歌”，表彰反映太平天国史事的作品，而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赫赫名手，皆摒去不留痕迹；又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维新派的黄遵宪居首，以抗日保台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为副，而郑、梁、汪、黄作为“元恶巨憝”，则没其名，仅存其姓，亦不作评判；乃至自述本人创作经历，亦突出反侵略、忧国家的篇章，如《胡蝶曲》、《闻平型关大捷喜赋》之类。
按：沦陷时期，钱氏曾任(伪)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并对汪精卫的政治路线甚表同情。此一经历，在抗战后自成为政治污点，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
钱氏晚年主编《清诗纪事》，引书一千余种，收录五千余家，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其采撷文献，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决定取舍”，实际上却能有闻必录，不复以人废言，为《近代诗钞》所弃的“元恶巨憝”，藉此终得以名留诗史矣。
古人谓“寿则多辱”，而钱氏寿至九十六岁，虽曾辱身而终得生荣死哀，姑拟为天寿星焉。
钱氏早岁与王蘧常(字瑷仲)同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称“江南二仲”。王氏有《顾亭林诗集汇注》，亦以诗人而作笺诗家者。
诗曰：登坛点将数汪钱，人境岭云论自偏。惟有钞书销党见，清诗纪事最堪传。
按：近人汪辟疆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尊“同光体”为主流；钱氏诗学虽掩过之，而自限于偏执，其《点将录》反落于汪作之下。 正榜头领之之二十七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文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织的科学考掘。20世纪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当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果能“狼狈为善”者也。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成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从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论》、《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早在1927年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他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 正榜头领之二十八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陈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弄瓦翁；江苏镇江人。
自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倡言“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举世奉之为圭臬。而用此法校理史料，最有成就者当推于省吾、陈直二氏。大抵于氏以甲骨金文校证群经、诸子，为先秦之学；陈氏则以简牍、器物、玺印、钱币等铭文校证史部，为秦汉之学。于氏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陈氏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皆以“新证”为名义，而继踵《古史新证》者。
陈氏出身贫困，自十三岁起苦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两年即通读一次，二十余岁已撰《史汉问答》。抗战时寄居西北，供职于金融机关以谋衣食，发现当地所出的秦汉遗物，颇有足以订补正史者，乃因地制宜，极力搜罗各类零散的器物铭刻，后来汪宁生称他“对关中秦汉的每块砖头都是熟悉的”。凭此积累，返以校读《史》、《汉》旧文，就能左右逢源，先后完成两种《新证》，于职官、地理、名物、制度、物价、字体等发明甚多。
他自述其方法，是“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即以文物证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遂在《史》、《汉》研究“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的情形下，独辟蹊径，成为司马迁、班固的功臣。
不过，总观陈氏一生所著，则在出土文物方面更多更杂：于简牍，有《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敦煌汉简释文平议》；于瓦当陶器，有《关于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于铜镜、玺印、封泥、刻石、钱币、壁画、佛像等形形色色，皆多有考论，汇辑于《文史考古论丛》；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编，亦以出土材料为主干，综述经济、手工业及矿业的佚史。其他古籍方面，尚有《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等，大体近于《新证》，虽以传世文献为本位，实亦多得力于出土遗物的旁证。故论陈氏学问的功力，可谓“地下”与“纸上”并重；但论其学问的取向，实重“地下”过于“纸上”；他指己作 “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即谓其最主要的凭藉实在“地下”也。
按：于省吾认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此为于氏的自我总结，亦近乎陈氏的宗旨。
陈氏治学，虽以秦汉时代为长，但于先秦时代，亦深有根底；早年所著，除《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外，又有《楚辞拾遗》、《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等，皆属先秦之学。晚年重操故业，复由秦汉返溯先秦，研治诸子、金文，分别有《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之作，虽嫌零碎，亦可补“双剑誃新证”之未及。
按：陈氏早年与兄邦福 (字墨迻)、堂兄邦怀(字保之)，皆受罗王之学影响而治甲骨文，邦福有《殷虚甄微》、《殷契说存》、《殷契琐言》等，邦怀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续殷礼徵文》等，而陈氏当时亦有《殷契剩义》。惟以后邦福、邦怀多守旧辙，所得碎小；陈氏则另立门户，而成其大。今《读金日札》以邦怀书信冠于首，以邦福《墨迻遗札》附于后，正是兄弟三人相与论学的旧梦重温。
又，陈氏本名邦直，与清室遗老陈曾寿次子同名同姓；彼陈邦直曾任职(伪)满洲国，编著有《罗振玉传》、《郑孝胥传》、《曼殊雅颂》，故陈氏改作今名，当为避嫌疑耳。
诗曰：弄砖弄瓦未曾闲，补史犹能校马班。谁续观堂新证法，陈翁于叟各追攀。 正榜头领之二十九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在现代学人当中，张荫麟仅得年三十七岁，却能治学多方，已可谓学林异数。然而有仪征刘师培、双流刘咸炘二人，天妒尤甚，皆绝命于三十六岁，论年寿之永尚不及张氏，而论著述之丰则犹有过之。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
刘氏为近代学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既延续中学之旧，亦趋慕西学之新；其撰作极勤，种类极多，若以新旧为标准，可明显划分为传古与趋新两大类。
传古者，系继承本土的旧学术传统，无论体裁或内涵，皆属清代朴学的延伸。经学如《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读左剳记》、《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汉宋学术异同论》，文献学如《古书疑义举例补》、《周书补正》、《晏子春秋校补》、《荀子斠补》、《楚辞考异》、《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学如《尔雅虫名今释》，数量极为繁富。其他短篇散论，更不可胜计。
趋新者，则多援引西方社会学说(卢梭、斯宾塞、甄克思) 以阐发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专著如《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以西方学科分类论学术史，《南北学派不同论》以地理史观区别文化风气，《中国民约精义》考掘民主思想的本土潜流，《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总结制度渊源，《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社会学观念解释文字起源；单篇如《古学起原论》(论古学出于宗教、论古学由于实验)、《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中国古用石器考》等等，皆非株守旧学者所能道。其中与林獬合著的《民约精义》，是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出发，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权观念，虽有先入为主的比附，但终为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嚆矢，且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价值。
按：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专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其言虽不免夸大，然揆诸情理，似非空穴来风。
刘氏亦如同时代的康 (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诸人，处末世而经国变，非仅学术中人，亦政治中人。他早年鼓吹“排满复汉”，先后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复受日本社会党强硬派影响，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扬《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及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未几何时，竟摇身一变，返国投靠清廷大员端方幕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氏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并作《君政复古论》以推波助澜。不过十数年间，刘氏即由革命派，而清室走狗，而复辟分子，可见其性格投机，思想多变；而近代思潮之混乱，人情之反覆，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刘氏颇不见容于世论，终以蔡元培(孑民)能“兼容并包”，聘为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存世。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起而捍卫“国粹”，1919年更主办《国故》以作抵制，而同年即因病不治。
刘氏(申叔)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二叔”，为晚清国粹派的并峙双峰，但论身后名，则此“叔”不及彼“叔”远甚。盖刘氏不仅形象有污，天不假年，又只知拼命著书以成就一己学问，而章氏则能广收门徒以壮大声势。故学术史上的章、刘，或可比政治史上的孙中山、黄兴及列宁、托洛茨基，黄、托才干固无伦，而孙、列更有领袖及组织能力，故终能垄断权柄。清人李塨谓“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则刘氏非能“造士”者矣。
诗曰：北大开坛赖孑民，左庵论学亦维新。当年博浪椎车客，竟是筹安会里人。 “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知史之论。 正榜头领之三十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叶昌炽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缘督，室名缘督庐、奇觚庼；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纪事诗》仿前人《南宋杂事诗》、《金源纪事诗》的体裁，以人为目，以诗系事，而旁征博引，左右参证，汇集五代北宋以来书林逸事于一手，为藏书史乃至文献史的创辟之作；所收人物不限于上层的学问家、收藏家，更包括下层的书贾、抄匠、刻工，尤见其眼界胸襟。陈垣颇好此书，惟惋惜“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按：叶著亦文亦史，附征文考献于七言绝句之下，实为学林创一新体，陈氏囿于史学立场而非之，殊可不必。)近世以来，伦明先后有《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有《续藏书纪事诗》，徐绍棨(信符)有《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有《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此外，莫伯骥有《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佚稿，刘声木、冯雄皆有续作《纪事诗》的计划，可见叶氏此体影响风气之盛。
《语石》虽系札记体，但以时代、地域、类别、体例、人物等分门别类，发凡起例，“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实为传统石刻研究作一总结。顾燮光誉为“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柯昌泗亦指“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理最善”。
两书以外，叶氏尚编著有《滂喜斋藏书记》、《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作，诗文则由门生辑为《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奇觚庼文外集》。至于其《缘督庐日记》，历时近半世纪，清季政治、风俗、学术皆可藉此窥其痕爪，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为叶氏另一传世名著。
叶氏家境平平，科场亦不甚顺，四十岁始中进士，此后十余年皆任京城冷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在甘肃任上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叶氏亦承敦煌县令汪宗翰、名士王宗海转赠敦煌遗物多种，惜误以为藏经洞文物无多，精华已尽，而未亲赴现场调查。以后叶氏在日记中表示：“……其精华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论内在的学术素养及外部的历史机缘，叶氏实为敦煌遗书最适宜的发现者，而终亦失之交臂，是为叶氏个人一生的最大遗憾，亦是中国近代文物史的最大损失，故比之为天损星焉。不过，敦煌遗物虽流出域外，而能保存无缺，在文物意义上虽属损失，在学术意义上则虽损而犹未损也。
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但入民国后，却能忠于所事，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苏州地方欲聘他续修《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其实民国亦有名无实耳，大清固已不存，民国又何在？
诗曰：藏书纪事孰开山？未过敦煌空手还。识宝番胡君莫怨，泰西虽远亦人间。 正榜头领之三十一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西名William(即威廉)，号煨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洪氏治学，则能兼及二者。
洪氏早年就读于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并受洗皈依基督教，因成绩优异，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资助留美，先后获文硕士、神学士学位。藉此背景，毕业后即获燕京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以后更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等职。在洪氏的提议及主持下，引得处在二十年间，仅以十余人之力，编辑十三经、二十四史及先秦诸子等古籍的“引得”(index)及“堪靠灯” (concordance，即细密引得)凡六十四种，以替代传统式的记诵，在前电子检索时代，于学林固属功德无量。
按：继燕京引得处之后，法人在华设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易名北平汉学研究所)亦编辑古籍通检十五种，以汉代子书为多，亦有劳绩。
洪氏的部分著述，即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仪礼引得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可谓由为人之学而成就为己之学矣。其中《礼记》、《春秋》、《杜诗》三篇，实为独立的鸿篇巨制，于三礼、《春秋》经传、杜甫诗集的文献源流皆作细密的通盘疏理，绝不能以序言视之；洪氏即凭《礼引》一篇，于1937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奖，为当时西方汉学的最高荣衔。
其他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凭借多种外文素养，综合中外片断史料，考订出地图的刻板者及年代，为中西交流史的力作。旅居美国之后所作，《蒙古秘史源流考》辨析版本，自立新说；《破斧》用力挖掘《诗经·豳风·破斧》一诗的意蕴及背景，为“小题大做”的典范；《再论西京杂记》、《半部论语治天下辨》皆属带有胡适笔法的趣味考证。此外，洪氏酷爱杜诗，除早年的《杜诗引得序》外，晚年又有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其余短跋小考，多涉及清代文献，亦不无可观。
大概而言，洪氏论著不能多而能精，多已收入《洪业论学集》；他受胡适、顾颉刚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自许，务求在史料上竭泽而渔，尤能以西方式的严谨作专题考证，或稍有琐碎之处，但绝无虚言。
洪氏任教燕京时，教育甚得法，门下各有专攻：如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周一良、王伊同治魏晋南北朝史，杜洽治唐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升治辽史，翁独健治元史，田农(继综)治明史，房兆楹、杜联喆治明清史，王锺翰治清史，还有郑德坤治考古，陈观胜治佛教，朱士嘉治方志，张天泽治海上交通，邓嗣禹治制度史。可见洪氏培养人才，重专题、重断代，颇与傅斯年在史语所的作风类似；则洪门旗号虽不甚张扬，但门庭广大，兵马齐整，实亦现代史学一大帮派也。
1946年洪氏赴哈佛大学讲学，未几大陆变色，遂寓美不归。此后他挂靠哈佛东亚语文系，指导博士无数，但直至退休，也未获得正式教授资格。寄人屋檐下，只能求一席为稻粱谋耳。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恓恓惶惶，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 “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剑之苦也。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本来也只是打算当作名人逸事来读，但太惭愧了，好多名字都从没听说过。看了作者简介，作者应该年纪不大才对啊，太强了！
最佩服梁启超。不过也只读过他的《李鸿章传》，“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悲鸿章之遇”，这样的中肯之言现在好象也不易见到。
梁的博而不精，是不是也跟他爱打麻将有关哦！:24d 点评甚佳，学习。 内容倒是不错。但是以我之愚见，梁启超应该是一名或者二名的，他和章太炎是旧学转新学的关键人物，谁先谁后看什么标准了。梁启超排得那么后，我看不出什么道理。另外，把他比作李逵，令人遗笑。
采取梁山排座次的方式，是严肃的学术向媚俗的大众传媒妥协的败笔，就像看到胡适在台上扭来扭去唱“我的爱，赤果果”一样。
说得直接严肃一点，这样的处理，驴唇不对马嘴！:amazingd 进而想到，在点评中是否（抱歉，没有细看）也因为媚俗的考虑而某种程度上牺牲学术标准而影响到客观与公正？ 我的看法，上世纪学术圈与水浒本难相当程度对应如榫卯，当然一些特质均明显的会好很多，容易接受。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张三换到那，李四调到这，问题也不大，张三可能这点似此，那点似彼，李四何尝不是？
其中一些安排的确尤其不大妥当，不过我想作者有他自己理由吧。梁是排的后面了，不过评论还不错。与水浒类比是神，恳切评价大师是神，借媚俗之形收眼球效果，虽难免走形但神未涣散，我想很能理解，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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