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张的隐忧与出路
[font=楷体_GB2312]张鸣，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历史的坏脾气》、《武夫治国梦》等。[/font][font=楷体_GB2312][/font]
本报记者钟锐军
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
高校的大规模扩张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
[b]大学衙门化败坏了学风[/b]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
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元，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会来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有某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其他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然成风，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
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作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8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8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
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b]高校扩张隐含巨大的危机[/b]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同时，大家忽视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知识老化，和社会及生产脱节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开放近30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从学校到教师，完全不重视。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b]高校危机的出路在于开放[/b]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
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是一个衙门，官僚行政阶梯中的一个阶梯，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高校大跃进的推行，使得原本已经冒头的民营大学，举步维艰，基本上被限制在过去经济领域改革之初的小商小贩层次上，很难有发展。同时，也给了教育行政部门以充分的借口，阻止外资进入中国的高教领域。目前只在商学院开了一个小口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8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为什么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会引起很大轰动？因为他们给高额奖学金。以前你听说过北大、清华招高考状元给钱吗？现在就给了。我认为教育也应该开放，打破垄断，对民营资本、国外资本开放，允许竞争。中国这30年，如果不改革开放，关起门来，会有今天吗？中国的高校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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