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范美忠事件认识之一
人性中那些幽暗的时刻范美忠解释自己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前后是有差别的。在最初两个帖子中，他将自己没有招呼学生率先跑掉，与一种“只关心自己生命”的立场联系起来，依据这种立场他便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及至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他已经不再强调自己行为的哲学动机，而是改口为当时“头脑已经失控，已经失去理智，失去理性责任能力”，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接受过有关疏散的训练。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去，表明自己与其他普通人一样，在突如其来的灾变面前，表现得不能自主。显然，后一种解释得到了同情和受到欢迎。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你会发现许多同情范美忠的人，并不等于赞同他的做法。同情不等于赞同，这是“范跑跑事件”具有扑朔迷离的吸引人之处。所谓“同情”，是出于某种“特殊情境”的考虑：大地震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来临的，在大地不能稳住道路和房屋的瞬间，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发生剧烈摇晃，从而在行为上失去了常态，这是完全能够想象的。人们不免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十分有可能，自己的表现不见得比范美忠更好。当然，也有可能更好，但是这不一定。因此，网上便有许多类似的帖子：“或许我们都是范美忠”以及“我们都是范跑跑”。
将自己带到类似处境中去，设想自己若在现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看待问题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有古话所说“将心比心”的理解在内。从中也可以看出人们思想活动的某些变化，那就是越来越拥有一种“贴己”的思维——自己头脑中思考的，先要抵达自身，先要过自身这一关，让自身来检验，而不是轻易越过自己，或者像一个妄想狂接近自己的镜像那样，努力接近一个虚幻的自己。某些习惯于动不动“超越”自己的人，很可能也是能够轻易跨越别人生命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依据同样的逻辑他便开口则需要拿别人做牺牲。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而别人的生命却是可以满不在乎的。
很可能对于范美忠来说，他是从书本中开始和建立起这样的认识，比如他所熟悉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萨特在他的小说《墙》和剧本《死无葬身之地》，都涉及了游击队员在被捕之后的人性处境，他们同样感到恐惧和怯懦，并不像他们平时以为的那样。而且眼见得自己的怯懦，在面临酷刑之前不断体验自己的恐惧，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如何看待人性方面，经历过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后的人们，都愿意将光线调得更加黯淡一些。昆德拉的小说表达了“生命之轻”而不是“之重”，有着相呼应的意思。那部叫做《阿甘正传》的影片中的主人公，在越南战场上冒险救出六、七个同伴，主观上仅仅为了找他自己的那位好朋友，既非自愿牺牲，也非出于为他人的崇高理念，这样的处理迎合了也符合了广大观众的认知。不久前放映的中国电影《集结号》，其中也有一个士兵首次上战场吓得尿裤子，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更加值得看重的是，一般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而非书本，建立起了相关看法。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们，也会经历自己生活中若干特殊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他们的人性同样显示出“幽暗”的一面：幽暗不等于恶，更不等于作恶，幽暗是指“人性表现不佳”，指人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的那些尴尬、晦涩、难堪、失意、乃至屈辱等等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不高，甚至于对自己产生动摇怀疑，他们自我怀疑的程度不亚于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我怎么会做下这样的事情？但愿它们与我本人无关。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足够诚实，拥有某些审视自己的习惯，像诗人海子说的那样：“我虚心接受我自己”，那么他就会对于自己人性的表现，有一个倾向于客观的估价。那些同情范美忠的许多网友，当他们说“人人都是范跑跑”时，这些人是诚实的，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中诚实的生长。
“向善之心人皆有之”，但若是以为自己同意向善，就已经是“善的”，那就是分不清愿望和现实了。同时也忽略了真正的善，是需要长时间磨练而成的，它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意愿。
经历了人性的灾难
而能够理解并非等于值得肯定，更不等于值得赞扬和提倡。幽暗只是幽暗，不是别的，更不是人性的全部。在经历了幽暗之后，还需要一个走出幽暗的过程，而不是始终停留在幽暗之中。尤其是那种在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人性幽暗，我宁愿用另一个词来称呼它，即“人性的灾难”，它表现为人性的失意、失序和失范。
与所谓“天灾人祸”不同在于，“天灾人祸”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其根源需要在人自身之外去寻找，比如地震、水灾、种族或宗教迫害；而“人性的灾难”，则不能离开人自身，是人自身一步步所经历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自己所参与的，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一般来说，人性的灾难与天灾人祸是相伴随的，在那种极端处境的非常时期，人性突然与平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突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这首先是由外力引起的，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和无意识的，是在一个人对于外部世界失去控制之后，也失去了对于自己人性的把握。
但愿我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种倒霉的时刻。然而许多事情不是以我们自身意志为转移的。范美忠肯定不想遇上大地震，没有大地震他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范美忠是一个“灾民”的看法，他经历了人性的灾难：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他遭遇了惊魂落魄，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包括自己的人性。这种情况在震区肯定不在少数。在接受《竞报》采访时，范美忠还讲了一个事情：震区有一所小学（他称不便说这个学校的名字），学校在几秒中倒塌，“学生全部死了，而教师只死了一个，有一个教师只抢救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他的女儿”。我们不能仅仅从谴责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没有救出学生的老师们，这肯定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意愿，首先是当时情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他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而没有救出学生这件事情，使得他们在经历了地震的种种破坏之时，也经历了对于自己人性的破坏和遭受伤害。显然，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经历了这种人性灾难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那些冒险救人尤其是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我们永远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我们民族品格中的“盐”；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能够表现得更好的人们，也要予以理解，他们毕竟是经历了灾难的人们，的确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有关训练，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经验。而经历过这次以后，人们会从中汲取更多的教训。
这种由特殊的外部情境引起的人性灾难，还包括比如文革当中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乃至长幼之间互相揭发，有些人出于无知，也肯定有人出于不得已。同样人们也尽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性表现，但无论如何，那些由具体人做下的不良性质的事情，对于别人和自身终究是一场恶梦。我翻译过的那本小书《布拉格精神》中，年少时随父母进集中营的捷克作家伊万·克利玛曾经写道，集中营里囚徒的道德也成了问题，比如分配面食和分配煤块的囚犯，都设法给自己或亲友多留一些。极端恶劣环境对于人们的损害，除了那些可见的方面，也包括对于他们内在人性和道德方面的损害、伤害、剥夺和践踏。
需要个人自己来面对和承担
在接受了这个“低八度”的前提之后，下面的问题是——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怎么办？事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能够对这种事情的同情和理解上面。这就是许多网友在表示理解之后，仍然反对范美忠那样一种言说的原因，个中的道理仍需进一步厘清。
遭遇人性灾难的人们，在那个特殊的瞬间，是十分慌乱也是十分孤独的。他们的人性在顷刻之际所面临的残酷和撕裂程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纵是愿意去体验理解，也只能触及不足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既然个中深切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无法替代，那么，当重锤砸向自己的脚面之后，能够处理瞬间重力造成的残局，从而整顿和恢复自己人性的秩序，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别人同样无法替代。
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它更像是一桩个人事务，别人不太好从旁指指点点，更不适宜站在某个“不湿鞋”的高度指手画脚。解决如此内在的难题（它毕竟不是直接和故意造成对于别人的伤害），也并非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比如当众检讨、道歉、忏悔等。弄得不好，这些仪式并不能增添周围世界所有人的道德高度，反而降低了它。我们不妨设想自己也曾经有过的种种人性幽暗的时刻，那些事后想来令自己脸红的事情，并非几句道歉的话能够解决，而是需要放在自己的肚子里，消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那可能是一段沉默的时间，让自己的灵魂在沉默中经受煎熬，在无语中接受自己的审视和评价，乃至最终能够说服自己，接受现状继而得到改善或升华。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那些在地震中逃跑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迄今不吱一声仅仅是一种回避和掩盖，他们不说话并不排除他们正以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自己人性遭遇的异常艰难的处境。在今天，以沉默相守昨日的伤痛，以沉默守望心灵的家园，在沉默来收复自己心灵的旧河山甚至得到升华，是一种非常合适的途径，是一种智慧所在。
我们尊重他们的沉默，正如尊重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上的失意和伤痛。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范美忠不说出那所老师全体逃跑的小学的名称，感到那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同时也会觉得，他讲述这个故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并非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方式。因为即使那么多人有着同样的所作所为，一个人也不能因此而减轻自己需要面对的人性难题，不能代替只有由自己来包扎自身人性的伤口，尤其是对于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来说。其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才正好合适——“个人是一个隘口”，“隘口”意味着只允许自己一人通过，即需要自己一人来面对和承担，任何别人插进来都无济于事。
需要尊重人们沉默的原因除了因为那是一桩个人事务，还因为在沉默的审视中所需要的良知不宜大声喧哗。良知是我们身上这样的东西，它位于我们人性的最里层，始终呵护我们却很少抛头露面，如同影子陪伴着我们却拒绝留下显著的行踪。即使在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情况下，它也不大声呵斥，激烈指责，而是始终为我们预留了一个心灵的单人空间，让我们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找自己商量解决，所谓“扪心自问”便是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显然范美忠犯了一个忌讳：将临阵逃脱那样人性幽暗的事情，处理成那样振振有辞；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将怯懦直接转变成勇敢，人性的弱点直接转而变成指责他人（伪善）的武器。他或许更需要一个自己处理问题的时间和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
在这方面，诗人米沃什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波兰的米沃什也曾经有过自己人性灾难的时刻，那是1951年，他于波兰驻巴黎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因为不能接受头脑禁锢的意识形态及其做法。或许作为一名作家，他有一些理由不能为新政权继续服务。而无论如何做下这件哪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也需要由他自己来面对和承受。紧接着他在巴黎流亡的期间，宁愿生活无着，颠沛流离，也不愿意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他是唯一这么做的流亡人士。
而在此后的写作中，他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调，几乎是悄悄进行的，一再表达对于自己行为的深深悔恨和愧疚。我年轻时候读米沃什的诗歌，居然没有读出有关任何内容来。直到2004年他去世再度读他的诗作，才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在其中闪闪烁烁：“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路过笛卡儿大街》绿原译）“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雷杰，这并没治愈/我的罪过和羞耻。/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一种羞耻。”(致雷杰·饶》杜国清译）“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使命》杜国清译）当他写下这些句子时，他其实没有什么外在压力，西方世界很快接受了他，在他的祖国波兰，他的诗集作为禁书广为流传，在新生力量的大门门楣上，贴着他的诗句。
当事件过去之后，重新回顾叙述，也是一种疗伤的途径。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推荐过讲故事的办法。因为当人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会造成一些无法扭转、不可挽回的效果，行动者因此而陷入悔恨，某种悔恨甚至可能令他丧失行动意志，无法继续前行。在现实已经无法还原的情况下，运用一种调整过的视野，结合某种伦理立场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通过讲述来完成承载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及过失，包括给出一个表达悔恨的空间，那样会产生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洗涤”的作用。这种讲述决非仅仅给自己提供辩护，而是“反思”，是重新整合和整顿自己，是偿还和自我救赎，从中甚至“可以期待听到在‘审判日’听到的最后之言”，（《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时间！我们心灵空间的生长，离不开时间的馈赠。
2008-6-19 崔老师的文字总是意蕴丰瞻，发人深省，让人收获良多。
范跑跑临阵先逃的行为没有什么太多指责了，他当然不够高尚但也不至于罪大恶极，哪怕他的学生真有死亡的，我们也不见得就拿他问罪；但他敲锣打鼓高调理论自己的逃跑有理，那就是强词夺理无耻。范跑跑如果真作为有点思想的人，应该忏悔，而非以变态方式反其道而行之。
鲁迅先生也是一个愧疚者
崔老师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讲道理。 是的是的，讲道理的人说话或写字的方式也很讲道理。 我还没对范跑跑发过任何评论。我自己设想了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边大喊“快跑”，一边以最快速度跑出教室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那些学生看到老师跑得这么快，肯定也跟着跑了。如果自己不跑叫学生跑：“你们撤，我掩护”，可能反而效果差。要是碰上特别懂事的学生再谦让一下: “老师您先跑”。再一步三回头一下，那不成演电影了，不震死也被急死了。 好在推己及人，而非仅仅一个看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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