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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0 20:32

《红尘岁月》—裘小龙系列小说连载

《红尘岁月》—裘小龙系列小说连载

旅美华人作家裘小龙2008年5月在法国出版其第六部小说法文版。法国《世界报》自七月十六日开始，每天连载其系列小说《红尘岁月》（《Cité de la Poussière Rouge》） 。

征得裘小龙本人与《红尘岁月》 一书法国出版社的同意，法广中文部网站从七月中旬开始，直到八月底,连载《红尘岁月》的中文译文。
[url=][img=432,207]http://www.rfi.fr/actucn/images/103/QiuXiaoLong.gif[/img][/url] 裘小龙近照
（法广中文部）

平头百姓大非 发表于 2008-7-20 20:38

哈哈，俺晚上刚刚听过法广的介绍了。原来老木匠也听法广。:lol12d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0 21:47

唯一的他角度信息来源呀！

可是我这里这个连载的页面打不开，不知道大非兄那里是否可以打开贴上一两段。:20d

平头百姓大非 发表于 2008-7-20 22:19

已经遭屏蔽了。:girld :greedyd :happyd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1 02:57

楔子

到一九四九年底，我住在这条弄堂有二十个年头了。就让我毛遂自荐吧，当你将来的房东吧。其实，我也是租房的，顶多当个二房东，与大家合住在这里。虽说你是个大学生，在上海混过两三年，你还是对这个城市不了解。你想找一个方便、得当的住处，不能太贵，还要有特点。最合适的，恐怕就是红尘坊。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你可以过上正宗的上海日子。

红尘坊，这名字起得太妙了！听一个风水师说过，名字要起得好，就得有大才大智。名字起得平庸，还不如没有；名字起得堂皇，也毫无意义，反倒叫那些妖魔鬼怪眼红。想一想，我们都是来自尘土，普普通通，万变不离其宗。一旦加上个形容词“红”，就生出无限气度。红色叫人有多少联想：人类的激情、革命、奉献、名利等等… 我知道你是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勤学好问。真希望你也能住进红尘坊，成为我们的一员。

要不，先跟我到红尘坊逛一圈，你可以看着拿主意。 红尘坊这个地方，在清朝末年已有记载。抬头看看，弄堂口那块醒目的牌子，据说还是个举人写的呢！这条弄堂地处当年的法租界，也不算出名。后来又经历了多少沧桑变化。现在，共产党一路推进，国民党全面败退，情况又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就是局势变了，红尘坊也永远不变，还是那么不同寻常。

你看看红尘坊的位置：在上海市中心。从这里上任何地方，都那么方便。往南，步行走一刻钟，就是城隍庙，各种风味小吃，够你尝的。往北，可以到南京路溜达，那是上海的商业中心。如果你喜欢霞飞路上高档商店，只要走一刻钟就到。夏日的夜幕降临时，黄浦江特有的浓浓气味，会一直飘到这里。你可以沿着外滩散步，四周是外国高楼，像汇丰银行大厦和华懋饭店。置身其中，你会感到黄浦江流淌心间，整座上海城仿佛和你一起颤动。

我们的红尘坊倒是不大，包括几条横向的小弄，大弄堂口在金陵路上。从弄堂口走出去，过那一排房子，就可以看见那栋名叫“中汇”的高楼，原来是沈大哥的公馆。沈大哥曾是著名的黑社会青帮大佬，现在流落香港，生机潦倒。世事多变，谁能料想？真是沧海桑田呵。

红尘坊的后弄堂朝向宁海市场。要是你有一个不速之客来访，你甚至可以穿拖鞋奔出弄堂，两三分钟就能买回一条活鲤鱼，鱼还不停地张嘴呢。另外，在福建路上，还有红尘坊的另外两个偏弄堂口，附近是小商店和书报摊，也有些流动摊贩。这里的地段真是最方便不过了。

这大大小小的纵横街弄，就是我们的红尘坊。这弄堂本身的构造其实也见证了上海历史。在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开放上海，西方列强把上海作为自由港，选一些区域作租界。派到上海的洋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开拓，要靠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就可以住进租界，不久，租界当局开始在自己的区域建造住宅。

为便于管理，这些住宅同一样式，排在一起，就像临时的营房。一排又一排，从旁边的小路，通向一个主要的出口。红尘坊和其他弄堂一样，里面大多数是石库门房子。

石库门堪称上海的典型房屋，两层楼，带一个客堂，还加个小小的天井。在租界时期，一栋石库门房子就由一家人居住，不同的房间用处不同：门厅、前厅、餐厅、角落的房间、后厅、不透光的房间，还有就是亭子间，这是厨房上面的、居于底层和二层之间的阁楼。由于上海住房短缺，石库门的一些房间就租了出去。有人把这些房间一隔为二，甚至再次分隔，转租给人，全家人就住在一间房间里。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部滑稽戏，戏名就叫“七十二家房客”,故事就是讲上海住房有多么拥挤。红尘坊的情况还没到这样，我住的石库门房子里没有超过十五家，我不会骗你的。

我们这弄堂里住着经济条件不同的人。在底层的厢房里，住着小本经营的商人和公司职员，而普通劳工则挤在后厅或顶楼。说到亭子间，好像总是让给阮囊羞涩的文人。你们大概听说过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是吗？有些地方实在是好，能让文人产生灵感。

红尘坊的生活热闹非凡，来往互动不断。可以说，我们属于红尘坊，而红尘坊也属于我们。从那扇打开的黑门望进去，你可以看见底层的门厅，那里早已改成公用的厨房。有十几家用的锅碗瓢盆，有煤球，墙上是各家的小橱柜。大家住得很挤，倒也不一定是坏事。你在这里炒菜，同时可以学到邻居教给的各种地方风味菜式。如果你晚上回家，淋得像只落汤鸡，也不要担心会着凉，邻居赵娘舅已经在他的锅里做好姜汤，而吴大姐也会在滚烫的姜汤里加上一勺红糖。你在天井用搓板洗衣服时，也从不会感到厌烦，刘阿婆和陈阿姨会告诉你种种最新消息。有人说，上海人天生精明，这当然不对。不过上海人从小就活在空间狭窄的环境里，慢慢就学会了处理人际关系。在石库门里，大家走动很勤，就是在红尘坊里，也是如此。住房这样逼仄，当然得有别处的空间。

红尘坊的日子，可以说整天都是简单、放松与自发的。凌晨，天还是灰蒙蒙的，女人穿着睡衣拎出马桶，接着，双眼还是睡意惺忪，便去菜场买菜，回来时，竹菜篮里装得满满的，在公用的水槽里洗洗弄弄，准备饭菜，还相互讲述昨晚听到的新鲜事。至于男人，早晨起来，伸伸懒腰，到外面打太极拳，泡上杯龙井茶，哼哼京戏唱段，有时也相互聊聊，谈的不外乎新闻、天气或政治。到吃午饭时，留在家里的人会端着饭碗走出来，聊天，嘻笑。有时会我夹一块红烧肉给你，你换我一片蒸带鱼。

晚上，红尘坊里人更多。男人在路灯下打牌、下棋或搓麻将；妇女在闲聊，一边织毛衣或洗衣服。夏天，有人把家里的长竹椅或是席子搬出来。房间里实在太热，都想睡在外面-- 在这儿拐一下，别走在竹竿上那些晾着的衣服下面，还有水滴下呢。有个美国记者说过，头顶上的竹竿密密麻麻，挂满色彩斑驳的衣服，好像印象派绘画作品。不过，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从女人的衣服下面走过，是会不吉利的。信不信无所谓，绕开就是了。弄堂里四通八达也自有好处，可以挑走不同的路走。

好了，现在来到了红尘坊的大弄堂口。请注意！看见有人提着竹椅或木板凳，聚到一起来了吗？有人端着茶杯，或是拿着烟卷，摇着纸扇。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红尘坊晚上的聊天故事会。下棋或者打牌，邻居之间聊天，你可能在其他弄堂都听说过。但是，红尘坊晚上的故事会是别处没有的。甚至有的人搬离红尘坊，还要晚上回来，就是要听故事。这可是个传统了。只要天气别那么恶劣，总会有一批人--听众的核心成员—-来到弄堂口。

晚上讲故事是红尘坊的特色，讲的故事也是与红尘坊有关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邻里谈天说地，这有什么了不得呀？那么，我告诉你，这里的聊天故事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讲得有想像力，充满戏剧性。可能这归功于红尘坊的风水。人们能够从身边日常的一切中来发掘出一个故事，好比透过一粒沙粒来观察世界。

当然，红尘坊的居民中没有英雄人物，肯定没有才子佳人或功夫大侠。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场面，也没有像书里描写的大起大落的冲突或高潮。不过这里讲故事的人，还是作各种各样的尝试，有时倒叙，有时顺叙，有时从自己单一的角度讲，有时从不同的角度讲。故事中的人物是这里的真人，所以，晚上讲故事，就和红尘坊生活的其他情况一样，有很多的互动。听故事时，我们各有自己的解释。要是讲故事的人，对有些事其实不清楚，我们反而知道，就要当场补充。说到底了，讲故事的人有时出于种种考虑，会删除或篡改某些细节，不一定就那么可靠。听众有时也可以把故事解构，以自己的方式再来讲。另外，在一本书的最后一页，一个故事总有个结局，从此就这样幸福或不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真实生活中根本不会是这样。你可以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想象着给故事接尾了。可是，几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或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大转折。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意义不同了，我们都知道，喜剧成了悲剧，或者相反。有时，我们自己也会在故事人物的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也许不由自主，无足轻重，而他人的生活也会影响我们。

现在，你看那个坐在当中的年轻人。大家叫他老根，他姓耿，和根的音相似。他自己给自己起了这个外号。按照他的说法，老不一定就是指年纪，而是指一个人有才智，有经验。他其实只有二十五岁，尽管年轻，却很老道。他自学出身，读书快得像囫囵吞枣。先人曾言，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看他今晚坐椅子的位置，可能就由他讲故事。我还看到，有块黑板靠在他的椅子上，不知道会有什么用。不过可以肯定，这块黑板相当重要。

他身边坐的是刘四眼。这个人是另一种读书狂，他喜欢根据读报的感受，对所有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好好听一阵吧，

不用担心时间。要是误了晚餐，我给你买夜宵。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1 02:59

【红尘岁月】第一篇：黑板的来历(1949)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定记得这本书的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确实如此，分分合合，反反复复。时光流逝，浪潮不断，留下的一个个故事好比海滩上的贝壳。打开一枚贝壳，可能会发现合你心愿的珍宝；倘若不是，也不要太失望。太阳底下，红尘滚滚，究竟是好是坏，都在于你怎么看。

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来，国民党溃退，改朝换代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

一九四九年初春头几天，国民政府夸下海口，要把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让内战出现转折。可是，老百姓根本不信这一套。就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在青浦，一条白色的巨蛇被雷电劈死。这真是个不祥的征兆，当初秦王朝江山完蛋时，也有过类似的预兆。后来，又有人说，上海的银行保险柜里，所有金条都搬光了。人心越来越恐慌。

我有个姓蔡的朋友，在德兴馆当跑堂，跟我讲了件事，这是他亲眼看见的。四月里有好几天，国军最高司令部包下了德兴馆。一天晚上，老蔡在包间里听差，端进去一碗虾子海参，只见一个有名的交际花赤身裸体横躺在餐桌上，把她的大脚趾塞到一名四星上将的口中，玉趾洁白晶莹，就像可口的鲜贝。她的另一只脚还打着节拍，哼着那软绵绵的调子：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德兴馆专营上海本帮菜，国民党官员明白，以后再也吃不到这里的饭菜了。看看国军这些高层将领，如此堕落、悲观，蒋家王朝怎会不垮台？

你们不要性急！我不会就改朝换代作长篇大论。现在正要说我的故事了，就是我身边这块黑板的故事。这个世界上，真是一事扣一事。信佛的人爱说因果报应。你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万物紧密相联。只是我们不信教的人，一下子弄不清楚这其中种种奥妙。

听惯了对共产党的敌对宣传，有钱人都想方设法逃离上海。顿时，机场、车站和港口都挤满了人。像许多人一样，我的老板三月里突然关掉工厂，事先也没有通知大家，就逃去台湾了，我只好另找饭碗谋生。我跟菜场借了辆黄鱼车，这辆车本来的用场是运鲜鱼去冰库。只是当时宁波附近仗打得很凶，上海的鱼市供不应求，没有多余的鱼需要冷冻。

我的想法很简单。兵荒马乱，路上都是带着细软想逃离的人。不过要带着行李上路也实在不易。有辆三轮黄鱼车，真能帮某些人解决大问题呢，我也可挣点钱。这时候，还有不少人急着想把自己的东西脱手，价钱再便宜也行。我就花一块钱买到过一件明朝款式的桃花木家具，做工精细，十分厚重。还有一个收音机，也是几乎没花钱。机会难得呀。

那天，我蹬着黄鱼车，在有钱人的街区兜客，蹬进衡山路去碰运气。这个地段里住的都是上海最阔的人，身边的年轻女佣人穿着黑制服，外罩白色的围裙，帽子浆得硬硬的，还有带枪的门卫守在门前。从远处望见高墙后的房子，就像电影里的一样，在午后阳光照耀下，富丽堂皇极了。这又让我想到，这个社会实在不平等，差别那么大。这样大的住宅，有一家人住，而在我们这里，再小的房间还要隔开，隔成豆腐块那样，要挤进十多家人家。

一个看门的红头阿三看见我，凶巴巴地要我离开，就像有些人家贴的门神那样，满脸恶煞相。我还真突然有些欣喜的感觉，这世道马上要变了！

于是我走远一点，到不那么富裕的街区碰碰机会。我转到了新乐路，这条路人不多，我蹬着车，几乎到了这条路的尽头，突然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孤单单的，身上披一件白色的风衣。

她脚下是高跟凉鞋，一只手提着两个包，旁边的人行道上堆满各种行李。另一只手拼命挥舞，想让远近的出租车看到。当然她也看见了我。我猜想她要去机场。果不其然！看起来，她大约三十五岁，在那么多行李旁，身材更显苗条、娇弱。她身上有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气质，尤其是那双大眼睛，让我想起盛开的梨花，在阳光下清澈透明。

她有点支支吾吾，说话带有明显的北京口音。她说自己身上钱不多，都拿去买飞机票了。这也许是实话。那些天，一张飞机票可能要值她全副身家。我想，黄鱼车可以装下她和那堆行李。在那些行李中，我发现里面有一块黑板，上面好像写了些京戏的戏名。 于是我认出她了。不是别人，是有名的京戏演员，叫筱苳。

我还真说不上是京戏迷，票价太贵，我买不起。可偏偏有一次，碰巧在天蟾舞台看过她的一齣戏。她那天演唐朝的贵妃杨玉环。在戏里，杨玉环孤单一人，喝醉了，春心荡漾，想象着唐明皇正与另一个妃子有云雨之欢。她演得炉火纯青，羞花闭月，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筱苳的表演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你要是懂京戏，一定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兰花指、水袖、蜂腰、莲步。这一切在她身上都出神入化了，只有看她登台演，你才明白京戏是门什么样的艺术。

许多看戏的人说，他们甘心在她含情的秋波淹没。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份量。要知道，单单给她送一个花篮，丝带上写有她的名字，要花的钱就比我一年挣的还多。而且，送花篮也没有用，听说她得沈先生的宠爱。沈先生是个巨富，和国民政府及青帮都关系不错。两年前，筱苳不幸失声，差点唱不了戏。沈先生倾力相助，请来最有名的德国医生。但是筱苳病好了，还是不依沈先生。有人说，沈先生已经有了家室。其实，这样的男人有小老婆或者养妾，司空见惯。

筱苳拒绝了沈先生，真是叫他好丢面子。更何况沈先生早就扬言，他手下这么多青帮弟兄，他沈先生在上海，想干什么，就没什么干不成的。筱苳坚持不从，结果也只能是鸡蛋碰石头。但叫大家意外的是，沈先生并没有加以威逼，还是每天到剧场送花篮，笑眯眯地鼓掌，依然一副迷恋的样子。

只是，后来的报纸上越来越多内战的动荡新闻，他们的浪漫故事不再有人提起了。

我怎么都想象不到她会一个人站在这里。

“您是筱苳？”

“你认得我？”

“您干嘛要离开上海？”这当然和我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京戏在台湾或许并不卖座！那里的人，大多都说闽南话。还有，听说共产党对有名的演员还是相当客气的。

“我没办法，只好这样。沈先生在香港快死了，病得很重，身无分文。这场战争让他倾家荡产。在香港，他默默无闻，医院里没有人管他，全身插满针。真是龙入浅滩被虾欺！”

龙入浅滩被虾欺，我知道，这是京戏里的一句话，可惜我记不得是哪齣戏的。在她的眼中，我不一定是只小虾，但离蛟龙的距离肯定太远。

不过她说的一番话倒叫我震动。 沈先生有钱有势的时候，她不肯附从，现在沈先生一无所有了，她倒要抛弃一切去找他，甚至可以不再唱戏。 暮色渐临，这个城市到处显得阴沉沉的，但在这一刹那，在她晶莹的双眼中，突然灿烂起来。

我说：“别提什么钱。就把东西放进黄鱼车来。我可是您的戏迷呀！” 车确实很重，载着她和她的行李，可我好像插上翅膀，飞快朝机场蹬去。车上鱼腥味依然很浓，她坐在里面，素面朝天，陷入沉思。那件白色风衣，价钱一定很贵，但在那一刻看起来像件工作服，人们或许会把她当成在菜场卖菜的。

到了机场，我想帮她登记行李，但帮不上忙。人太多了，疯了一样，都想把带来的所有行李运走。她望着那块黑板，上面的字迹没有了，肯定是在路上被其他行李碰来蹭去弄没了。

她把黑板递给我，轻轻叹了口气，那姿势我在京戏中看到过，叫“西施捧心”。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节目单，保留到现在。我想，你喜欢京戏，留着它吧！我自己再也不会上台了。” 她一面说着，取出了钱包。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推开她要给我的车钱。一霎那间，我无意中碰到她的手。

“这块黑板就够车钱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慢慢离去，听到她的凉鞋最后的咯咯声，消失在昏暗的登机门里，就好像唐朝的更夫敲出的最后一响，那么无能为力。

于是，我想起一句古话：倾城之恋。还有一种说法是，倾国之恋。就像京戏里的那样，唐玄宗因为宠爱他的杨贵妃而失掉了江山。现在，上海要陷落了，才能让筱苳和沈先生终成眷属。

哼着京戏的调门，我又记起一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接着还有一句，红颜薄命。芸芸众生相中，我自己也试着想一两句警句，可惜怎么都想不出来。就好比斜坡上的泥土流失时，这些老话警句还真有道理，起作用，仿佛是一堵护土墙。

关于她，我知道的不多。举例来说，既然她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不肯早一点答应他？许多事我都不清楚。但换个角度说，现在这样也不坏。就像中国山水画一样，要留白，因此大家就更能想象。

你们可能会笑我，说我太伤感了，在历史如此巨大变动的背景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我们生活在哪里呀？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而不是在历史书里。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回家。炮弹和探照灯时不时照亮天空。我彻夜难眠，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半夜，听见机关枪声响起，离弄堂越来越近。我本能地爬起来，躲到床下。那里，我开始想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听见一只孤零零的蟋蟀鸣叫声声。过了一会儿，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朝外望了望， 接着又睡着了。夜仿佛又一次裹在寂静的裹尸布中。我梦见一只白色的海燕，从飞机跑道上腾空飞起，翱翔在无边的大海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上海就是在夜里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到二十六日凌晨。国民政府垮台了，不是在巨大的声响中，而是在蟋蟀的哀鸣里。历史的一页就在我身边翻过，只是我缩在床底下，像粽叶裹着的粽子。电台播音员自豪地宣布：“上海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就是今天晚上聊天讲故事时，我为什么带来了筱苳送我的黑板。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身边种种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我提议，今后我们要出黑板报。我这是受一本俄国小说的启发，不，应当叫苏联小说。在苏联，搞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就把国家大事写在黑板上。我们这里可能不会人人都看报，都听广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黑板报，了解天下大事。

                                               * * * *

这就是红尘坊1949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通过了国家新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在工人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并与各民主党派及各族人民团结的人民民主专政。会议还决定北京为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十月一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幸福地沉浸在解放的阳光下。

这是一首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幸福

民主政府爱人民哟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哟

呀-呼-嗨 呀-呼-嗨…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1 14:45

感谢大兴兄！！！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1 14:50

裘小龙谈他的小说创作及对中国现状的看法

裘小龙2008年7月10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

- 你已经在法国出版了六部侦探小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法语读者对你的作品的看法？

法国读者对我的作品都是很热情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也是很深的。我特别感动的是，法国读者对我的作品的热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蒙贝里耶出席一次会议，有个读者特地从另一个城市赶过来看我，还带来他们城市生产的一瓶酒。他说，希望和我小说里的陈探长一起欣赏法国的文化。这都是让我好感动的事情。

- 你的作品已经在二十个国家出版，你能否感觉到不同的民族对你的作品的看法有所不同？

应该是有的吧！不过，我觉得很难把它简单地表达出来。我倒是感到，我的小说在中国，尤其是我的侦探小说会给中国读者一些误解。有的中国读者认为裘小龙的侦探小说里面，探理的内容不是特别浓。跟西方传统的侦探小说不一样，比如，跟福尔摩斯或阿加蒂的不一样。这可能因为侦探小说在中国还是个新的文类，而在西方发展的时间比较多了一点以后，同样类型的文学有了多元的发展，所以情况就不一样了。

- 你的原意是以侦探小说为形式，更希望你的读者透过你的小说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这一目的达到没有？

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其实，我写第一部小说时，一开始并没有想写一部侦探小说，只是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小说。可是，你知道，写东西有时候，阴差阳错的，写着写着，慢慢就成了一部侦探小说了。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也很难说。因为中国的变化这么多，现在还在不断地变化，也许我介绍了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的情况，但是，在中国，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我虽然有这样的目的，还是要努力。努力吧！

- 有没有读者更加喜欢陈探长破案的本领而根本不去顾及中国社会？

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至少从我的本意上来看，我的陈探长并不像以前的侦探小说里的神探那样，不像福尔摩斯或波洛那样神机妙算，无所不能。在我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倒更加像一个居于两者之间的人物，是英雄与反英雄之间的人物。陈探长当然是个好警察，但是他破案有时要碰运气。有时在这样的环境里，破案也很困难。有时他就根本破不了案。比如我最近的那部小说，我觉得应该译为【和毛跳舞的女人】更为合适。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陈探长并没有成功，他甚至觉得自己接这个案子失败了。但他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 你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译本，听说有部分删节与改动，你个人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对的，我的小说现在有三部有了中文译本。这是最初的三部。但是，这三部中文译本都有比较大的删改。对此，我是不满意的，而且，我也不理解。比如，我不理解的是，我的小说背景是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的小说中比较重要的元素。上海是我生长的地方，这个城市也是十分重要，对中国有着象征意义的城市。可是，在中文译本里，都改成H市。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改？为了不让读者知道在上海，连地名、商店名也都改了。可是，滑稽的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杂志上的评论，又反而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上海的小说。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有关政府有关负责人是怎么想的。这是没有必要的。

- 从你1997年第一次重返中国到现在，十一年间，你觉得中国出版界是越来越开放，还是越来越封闭？

我觉得这又是很难简单地说，是开放了还是封闭了。很多东西都在变，也很复杂。中国人对外面的信息比以前肯定多得多了，不仅是出版，还有因特网。以前大家不容易知道的事情，现在也能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封闭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这些年，中国的物质主义越来越浓。所以，在中国的出版界，特别是文学出版，我不敢说其他出版，出版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越商品化。

- 在法国，宣传你的小说的海报大多贴在火车站，不少旅客在上车前到车站书店购买你的作品，带在长途车上消遣，你觉得可以把你的小说归为车站文学吗？你觉得你的小说应归为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

如果旅客能在繁忙的旅途中看我的书，有所收益的话，我也觉得很高兴。他能看我的书，能够笑一笑，也好。至于我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小说，这还是要由读者来定。对我来说，当然不希望光写一个破案故事。比如说，我许多小说，一开始构思时并不是侦探破案的小说。比如第三本小说，红和黑，原来是考虑价值观的问题。在这种变化之中，人物发生了悲剧。又比如第五本，红旗袍，本来也是考虑文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可是，在中国，文革还是大家不能提的一件事。作为作家，你会思考，文革到底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影响？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光想写一部侦探小说，我实在有自己的想法。也许，这就和刚才提到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那样，可以在通俗的作品中有严肃的思考。

- 法国【世界报】这个月中旬开始到八月下旬，每天都会连续刊登你的系列小说集【红尘岁月】，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些短篇小说总的构思吗？

这些年，在写关于中国的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认为对中国的事情，很难孤立起来看。比如一件发生在2008年的事情，就不能光从2008年看，它会牵涉到许多方面，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和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反右有关系。这在今天都会反映出来。历史都在那儿。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写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甚至包括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用一种一年一年往下写的方法，当然也不是每年都要写。而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等都要写。这样一来，读者可以发现，一件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事，它和以前是有联系的，它的发生与结果和以前有关。

我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弄堂的名字叫红尘坊。红尘坊的人，和许多上海人一样，居住条件比较差，喜欢晚上出来，在弄堂口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用一年一年讲故事的方式，故事和他们的弄堂有关系，和上海这个城市有关系，也和时代背景有关系。我觉得，讲故事本身应该有意义，而不同时间讲的故事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是有意义的，到七十年代这个意义就被怀疑了，到九十年代，这种意义就被讽刺了。当然，讲故事的人，自身也在变化。说到底，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和后面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系。

童志刚 发表于 2008-7-21 16:02

这个是“侦探小说”？也太不像侦探小说了。:musicd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1 16:19

[quote]原帖由 [i]童志刚[/i] 于 2008-7-21 16:02 发表 [url=http://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73937&ptid=84892][img]http://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这个是“侦探小说”？也太不像侦探小说了。:musicd [/quote]

老童怎么看贴的，前面不是说清楚了，他这次连载的短篇集于侦探无关哩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7-21 18:28

红尘坊这个地方，在清朝末年已有记载。抬头看看，弄堂口那块醒目的牌子，据说还是个举人写的呢！这条弄堂地处当年的法租界，也不算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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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地处当年的英租界，就是现在的黄埔区。

平头百姓大非 发表于 2008-7-21 18:47

谢谢大兴兄！:kiss21d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1 23:32

[quote]原帖由 [i]施国英[/i] 于 2008-7-21 18:28 发表 [url=http://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73964&ptid=84892][img]http://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红尘坊这个地方，在清朝末年已有记载。抬头看看，弄堂口那块醒目的牌子，据说还是个举人写的呢！这条弄堂地处当年的法租界，也不算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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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地处当年的英租界，就是现在的黄埔区。 [/quote]

施MM说错了吧？法租界北到洋泾浜（今天的延安东路），南到城墙根（今人民路），金陵路正好是法租界最北面的大马路呀！

裘小龙讲清楚红尘坊一头是金陵路、一头是宁海路，都是法租界的。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2 10:56

【红尘岁月】第二篇：那个晚上，我妈怀上了我(1952)

这是红尘坊1952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又度过了成绩辉煌的一年。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展开了一个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一月，GCD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开展针对私营企业主的“五反”运动。农村改革在全国各地胜利进行，大约有四千七百万公顷的可耕土地分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教育、科研、文学与艺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朝鲜战争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新的威望。在今年年底，我们可以充满自豪地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更有了巨大的进步。

                                            * * * *

这天晚上，父母亲要请人吃饭。早在年初，他们就答应过，再往后推就不像话了，虽说他们其实还是没有请客的心情。

1949年前，父亲开了一家制帽作坊。他刚刚听说，自己要被划为“资本家”——这是毛泽东规定的新阶级划分用语。这年头，再要请一丘之貉的资本家吃饭，就有点不明智。人家会说，这是资产阶级腐败生活方式的又一例子。

一九五二年，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到处遭到阶级敌人的威胁，红尘坊的无产阶级居民都个个提高警惕呢！但是父母亲一个姓谢的好朋友，要去香港了，他们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土地改革在全国如火如荼。老谢家里是浙江的地主，一个亲戚在土地分掉时发牢骚，就被枪毙了。那么，城里的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又会进行发展到怎么地步呢？老谢很悲观，已经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香港。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至少，他们要为他“饯行”一次。

尽管时间匆忙，母亲准备好了一切。桌上摆得很讲究：筷子、调羹和碗碟都整整齐齐，餐巾也是折起来的。蓝色与白色的小碟子中间，是锃亮的小铜槌。桌子正中放一只大玻璃碗，装满了水。

父亲看到母亲忙着下厨的模样，颇有点感动。母亲忙得像个千手观音，短袖上衣被汗水湿透了，紧贴在身上。这样丰盛的晚餐，要一个人准备，还真不容易。

母亲蹲在花岗岩水槽下面，用草绳捆一只只生猛的阳澄湖螃蟹。好几只螃蟹在木桶里爬来爬去，桶底有一层芝麻。

父亲不明白眼前的情景，母亲解释给他听：“要这样绑紧，不然，蟹腿在蒸笼里就会掉下来。”

“那为什么要在木桶里放芝麻？”

“那是因为不让螃蟹饿瘦了，让螃蟹上蒸笼之前还有吃的。我今天一早就买回来了。”

“真是够麻烦的。”

“你得放松一下，老公。今晚，我们开开心心。”

客人们陆续到了的时候，母亲已准备好吃蟹的蘸汁，。这是她最拿手的，用醋、酱油、糖和姜丝调成。

他们一见螃蟹就议论纷纷，好像这天唯一的话题就是这些爬来爬去的东西，而母亲还在厨房里忙个不停。没有人提起老谢的香港之行。

螃蟹正肥，嫣红嫣白，放在黄灿灿的竹蒸笼里，端上了桌。刚刚温热的花雕酒，在柔和的灯光下，衬出琥珀的色彩。窗台上那束菊花该有两三天了吧，稍见消瘦，但风韵依旧。

有着书虫外号的沈伯伯说道：“此情此景，都赶上红楼梦里写的那样了，仿佛书中撕下的一页插图，放到了另外地方。” 父亲心里明白，这些客人中没人有闲情逸致体会小说里的诗意。与父亲一样，他们都感觉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资本家得承受难以承受的重压。虽然母亲想方设法，要让大家开心起来。

老谢说：“记得苏东坡是怎样写螃蟹的吗？但愿有蟹无监酒。”

“放心吧，这是家庭便饭，没有人监视你。”母亲笑着跟他说。

他们的对话引不起别人的兴致。沈伯伯又接着说：“记得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怎么说的吗？”

“吃一餐螃蟹的花费，比一个贫苦农民六个月的收入还多。”周先生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他是一家小香水厂的老板。“在这本小说里，照这样的花费贾府还能挺多久？”

父亲说：“吃蟹，吃蟹，别说了。”他记起小说里，贾府很快就潦倒了。

然后，大家开始转入了不同的话题，只是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老周两口子愁眉苦脸。他们在工厂与工会有矛盾，在家里也经历着危机。他们的独生子正揭发父母亲，用这样的表现来申请入党。家庭的破裂势不可避。周太太咬着一只蟹脚说：“有什么办法？”

开药厂的刘先生也发愁，尽管朝鲜战争使得药品生意兴隆。他烦的是他的三姨太，在夜校学政治经济学。“她昨夜很晚才坐辆吉普回来。你们猜坐谁的吉普？”不等大家回答，他就自己说：“就是市政府派到我们药厂的军代表的吉普。” 沈先生问道，“那个帽子上有红五角星的解放军代表吗？那你不用太担心了，他会给你带来生意的。”

刘先生不用小蟹榔头敲蟹壳，而是改用拳头砸。他说:“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钱下来，你以为下雪哪。世道变了，可是哪有猫儿不偷腥的？”

食完一只雌蟹的蟹黄之后，沈先生把蟹肚脐翻转过来，放在手掌里—瞧，有点像一个小和尚的模样坐在那里念经。“在白蛇传里，法海和尚破坏了许仙和白娘娘的幸福，得东躲**，最后只能躲进蟹壳里。看看，他逃得出去吗？”

此时此刻，没人对他不合时宜的故事感兴趣。沈先生喝了口酒，有点尴尬。

母亲拧开收音机，想缓和一下气氛。 “在一场艰苦卓绝的坑道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抗击美国军队。”播音员的声音充满自豪，“我们英勇的战士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考验。有的战士好几天没东西吃，只能喝自己的尿。”

从街的尽头传来锣鼓声，仿佛回应着电台中的广播。这是人们在庆祝五反运动的新战役：反对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目的正是要对付这些黑色资本家。

红尘坊刚刚成立了街道委员会，重点是要对阶级敌人展开斗争。街坊中的积极分子正庆贺、宣传一个又一个政治战役的胜利。在锣鼓声中，他们唱起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新歌。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父亲感觉到，锣鼓声声象敲打在他的心上，客人们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父亲敲一只蟹螯，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又一个不祥之兆。

这餐蟹宴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了。隔墙有耳，弄堂里的某个邻居，甚至他们聚会中的某一个人，会向警察或街道委员会报告。共产党当局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说这些资本家在策划阴谋复辟。

老谢的茶杯里，乌龙茶叶慢慢浮起，黑黑的，一口都没喝。他早早走了，没留下打几圈麻将，甚至没赏光吃母亲做的点心——蟹肉小笼包。其他客人也陆续离去，各有借口。

很快，只剩下父母亲两个人，静悄悄的房间里，只有门口木桶里那几只还活着的螃蟹，窸窸窣窣在铺有芝麻的木桶底上爬来爬去。

父亲轻诵起刚才想给老谢念的两行白居易诗：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面前的餐桌猛然让人想起国民党军队1949年溃败的战场：折断的蟹腿、破碎的蟹壳、金黄色的蟹黄，一片杯盘狼藉——充满挣扎的惊恐、仓皇逃向黑夜。父亲让母亲先不要忙着收拾。

他们默默地坐在窗户旁的椅子上。他没有立刻开始说话。她伸出手，轻轻揉擦他的下巴，剔掉残留在他牙缝中的蟹黄屑。

他久久握着她的手。一片坠落的叶子在风中盘旋，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站起身，还是沉默不语，上楼进了卧室。他们没什么其他可做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有她，她也只有他。

这天夜里，他们早早做爱了。

事后，一片静谧。

父亲与往常一样，没有睡着。从门角落那里，好像传来轻轻的声响。他躺着听了好一会，忐忑不安。

突然想起，是那些还活着的螃蟹，依然留在桶里。螃蟹已经精疲力竭，艰难地在桶底的芝麻上爬动。

他听到的，是螃蟹在泊泊吐沫，相互濡润着，在黑暗中。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7-22 11:56

[quote]原帖由 [i]老木匠[/i] 于 2008-7-21 23:32 发表 [url=http://www.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74004&ptid=84892][img]http://www.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施MM说错了吧？法租界北到洋泾浜（今天的延安东路），南到城墙根（今人民路），金陵路正好是法租界最北面的大马路呀！

裘小龙讲清楚红尘坊一头是金陵路、一头是宁海路，都是法租界的。 [/quote]
当然木匠师傅说的是标准答案，谢谢纠错。
那一带正好是法租界，英租界和城墙根交界之处，鱼龙混杂，有趣好玩得很。我也写过一组弄堂小说，以前在真名贴过。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22 17:01

读了第二篇，真是沉重。

我老爸的一个老友，杨家伯伯，文革的时候亲戚都不上门了，春节里只有杨伯伯来看望，送些土产。二哥插队表现好，被推荐读大学，身体检查出来肺结核，不好上大学，只好想法搞病退。又是杨家伯伯来张罗，找到一个养鸟结识的医生朋友。

文革过去了，问老爸：杨伯伯究竟和我们家是什么关系？

老爸说：也就是刚解放的时候，杨伯伯和几个老工友积攒了几个钱，想开一个小五金厂，找到老爸想问一下财务上的事情。老爸告诫他：新社会了，还是做工人好。杨伯伯就退出了。文革前正好退休，一生太平。而他的老工友们都背上了资本家的身份，孩子都跟着倒霉。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2 23:22

第二篇收得极好：“是那些还活着的螃蟹，依然留在桶里。螃蟹已经精疲力竭，艰难地在桶底的芝麻上爬动。
他听到的，是螃蟹在泊泊吐沫，相互濡润着，在黑暗中。”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7-24 17:25

《红尘岁月》第三篇

从战俘营归来（1954）

这是红尘坊1954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充满重大事件的一年。 第一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任命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四月，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重建和平的日内瓦会议。 连接成都和拉萨的川藏公路及连接西宁和拉萨的青藏公路已经正式通车。

                       *     *     *     *     *     *

白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消息是一九五三年传到我们红尘坊的。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年轻护士当时还只有二十岁。据她的战友介绍，她在一次紧急撤退时中弹牺牲。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她的遗体。

上海的报纸登了她的照片，广播电台也播出她的光辉事迹，有关部门还为她追授二级功勋奖章。 她家成了革命烈士家属，门口贴上了大红花。街道委员会召开会议，表彰白洁的英雄业绩，向她的父母亲献上耀眼的奖章，她的父母热泪盈眶，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也十分难过。

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白洁参军到朝鲜战场时，才从护校毕业不久，刚开始在一家医院上班。她的老同学回忆，都夸奖白洁是个高材生，说她门门学科成绩优秀，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她人也长得那么漂亮，长长的辫子拂在胸前，恰如初春的垂柳；脸颊粉红粉红的，宛如春风里的桃花。学校里，街道上，暗恋白洁的小伙子为数不少。

她就象初升的太阳，照亮了弄堂里覆盖着青苔的水泥水槽。

噩耗传来，红尘坊里好几个男孩子为她心碎了。 红尘坊弄堂口晚上聊天时，大家也都向她表示了敬意。电台庄严地播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不论老少都为白洁默哀一分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为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团结一致，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大家于是都对美国侵略者充满了仇恨。一个如此年轻美好的生命失去了，让我们更明白这句响亮口号的意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可是，1954年年中，叫红尘坊所有人惊讶不已的是，白洁回来了。这好比晴天霹雳。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当时是受了伤，被俘关进了战俘营，最后才被送了回来。

对于白洁一家、红尘坊以及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真好比一下子蒙上了裹尸布。

没人知道她在战俘营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可过了不久，有人开始悄悄议论，说她已经上了内控名单。她不再是革命烈士，而是政治上的可疑对象。

在战俘营，什么都可能发生，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台湾和美国派了不少特务到那里，用种种好处收买战俘为他们服务。谁也不能担保白洁没经过洗脑，或已经遭到收买下水了。联合国正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台湾国民党军队隔着海峡虎视眈眈，美帝国主义仍然陈兵朝鲜边境，党和政府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对她那样跟美帝国主义接触过一年多的人，必须严加提防。

街道委员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白洁的问题。她回来后，红尘坊没有举行欢迎仪式，她的医院也没有。家门口的大红花不见了。派出所派人到她家之后，她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大家都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说了什么。

一夜之间，她全变了，像让霜打过的花。

起初，她还跟我们跟以前一样打招呼。可是，她很快就发现，大家在躲她，像躲瘟疫一样。她其实让我们十分为难。当然这不是她的错，她自己已经受了种种磨难。但是，与政治上不受信任、或者遭到怀疑的人来往，会惹事生非，谁也不想因此招来麻烦啊！毛主席正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到处存在。她这样突然而解释不清地归来，至少说明她在政治上已不再可靠了。街坊邻居小心谨慎一些总不会错。

白洁还是回医院上班，不过再也不让她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了。她也不能进手术室。医院领导害怕阶级敌人搞破坏，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也要上手术台。于是，她被安排去打扫卫生。

用毛主席的话说，都是为人民服务么！这些工作变化没什么要紧。说到底，她没有被列为阶级敌人，没有受迫害或折磨，只不过从政治上被一笔勾销了。

白洁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自然明白这一切，但她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加快脚步从弄堂里走进走出，低着头不看人，好像额头上有烙印一样。她不再和邻居们说话，仿佛把自己裹进了一个茧子里。

事实上，她回来以后，也总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五十年代初，人们的穿着都差不多。可在弄堂里，在夏天，我们都比较随便，衣著宽松，有时扣子都不会全扣。白洁和我们不一样，始终穿长袖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长裤也从来不露腿，就是大热天也如此。这又招人悄悄议论开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在战俘营到底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人们读过或听过，日本兵在抗日战争中怎样蹂躏虐待中国妇女的血腥故事。残忍的美国鬼子恐怕不会有什么两样。

一天晚上，小胡来弄堂口听大家讲故事。他挥舞着一本杂志说：“猜猜看，为什么白洁总是从头捂到脚？看，这里有篇文章，讲的是在日本战俘营，女俘虏不仅仅遭到强暴，身体还被烙铁烙上印记。毫无疑问，她身上也一定有烙印！”

老根冲着小胡吼了起来：“你有病啊！怎么能这样说？听好了，谁要再嚼舌头议论白洁，我和他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这话说得绝。没人料想到老根会有这样的反应。他只是白洁的邻居，待她是一个小辈。

在老根这番出人意料的干预后，关于白洁的传言销声匿迹了。

到年底，白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失魂落魄，就仿佛一个稻草人，只是在风中装模作样地动几下，夜色降临，暮鸦声声中，惊恐万分地颤抖不已。大家都难以相信，她的青春红颜竟然这么快褪尽了，好比一树梨花横遭风雨摧残，花瓣洒落了一地。

“在黑黝黝的湿土地上，洁白的花瓣一遍又一遍让人踩踏在脚下。”老根又做了结语：“复活过来太可怕了。”

梅茗 发表于 2008-7-24 21:24

:flowerd :flowerd
依次读完。谢谢~~

柴大官人 发表于 2008-7-24 21:41

谢谢大兴兄，期待下篇。

李大兴 发表于 2008-7-24 23:38

谢谢施MM贴出第三篇。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7-31 19:00

红尘岁月---第四篇

工人诗人包宏（1958）

这是红尘坊一九五八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一月，GCD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光辉前景。四月，在河南省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五月，GCD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GCD政治局接着决定，要把钢铁产量翻两番。这一切都激励带来了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很快就有百分之九十点四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 * * * *

包宏是在五十年代中来到红尘坊的。他从宁波来，以前在那里一家豆腐铺当学徒。初到上海，他也打算重操旧业，深信自己做各种各样的豆腐的手艺。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响应毛主席号召，要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加快发展钢铁工业，包宏于是进了上钢三厂。

这一年，除了其他政治运动之外，还有一个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全国性红旗歌谣运动，目的是要突出工人和农民作家、艺术家的地位。毛主席的决定当然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他就提出了他的伟大理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因此，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工农兵作家队伍，让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发挥杰出作用。

初春的一天早晨，【上海文学】的一位资深编辑来到钢铁厂。包宏在午餐休息时间，擦着额头上的汗，正想开始吃他那份炸豆腐。

头发花白的编辑告诉他到钢铁厂看望工人的目的。包宏笑了起来，忙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

“别——别开玩笑了，我是个工人，只上过三年小学。要是你要我给你做豆腐，那——没有问题！我做的豆腐像玉一样白。可是，要我给你们杂志写东西，那——不行！”

“你知道，我恰恰就是要找一个工人作家。”编辑说得十分肯定。

“我该怎么跟你讲呀，老兄？你看，这块豆腐，吃上去有股浆糊的味道，怎么会这样呢？那是黄豆不好。我告诉你，什么样的黄豆做出什么样的豆腐。还有，水当然也有问题，让豆腐的颜色发暗。这个摊贩不是好货。我将来再也不买他的了。好了，我一个没文化的工人说这些，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会感兴趣的。一点用都没有。”

“等等，你说得太好了，包同志。真是好极了。你说黄豆与豆腐，还有水，说得很辩证呀！真是了不起！衷心感谢你。”

“什么？”包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会再和你联系，”编辑站起来接着说，同时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了几行。“我肯定要再来找你，包师傅。”

几天后，编辑打电话告诉他，在【解放日报】头版上有一首短诗。

什么豆做什么豆腐，

什么水出什么颜色。

什么手艺有什么活，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诗人的名字印得更大，不是别人，就是包宏。下面还有编辑的介绍：“新涌现的工人诗人包宏，用朴实无华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讲出了铿锵有力的真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到处都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工人阶级一言一行，也同样都充分体现出我们的本色。这首诗的头两句，用了比喻的手法，这些平行的意象，与下面的主题叠加了起来。在【诗典】里，这种手法叫‘兴’。”

包宏拿着报纸，脸变得和豆腐一样白。他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代，到处充满奇迹。就是一块豆腐也能创造奇迹。看看，你们面前就是一个豆腐工人诗人。” 包宏抗议说：“我不是豆腐工人。”他脸色一下子红了，好像涂了厚厚一层辣椒酱。

不过，他的短诗取得巨大成功，在【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上得以转载。这一年，他的诗是入选各种诗歌集最多的一首。很快，工农诗人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歌颂三面红旗的革命诗歌朗诵会到处举行。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也组织了一次赛诗会，包宏是评委之一。

他自己朗诵了很有气魄的二行诗：

钢铁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赛诗会之后，在上海第二届文学艺术界代表会议上，市长与他亲切握手。电台采访他，杂志报道他，从工厂与学校来的邀请信象雪片一样淹没了他。包宏接着加入了中国作协。

作家协会中，有一定数目的专业作家可以脱产写作，由作协支付工资，数目相当于他们在原单位的薪水。他自豪满怀地在弄堂里跟我们讲，像他这样一个工人，不必再朝八晚五地在钢厂上班，能够专心写作，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与艺术的。作协忻主席是个老作家，更是老革命，曾经亲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推荐包宏加入作协。

于是，包宏一天到晚都在他那间亭子间写东西了。他的窗口挂着窗帘，就在小弄堂的公用水槽上。那些到水槽洗洗涮涮的家庭妇女，总是忍不住踮起脚，想看一眼包宏的房间。她们看到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在认真看书，记笔记，有时还查阅大字典。那本大字典要占他的桌子一半呢！

他越来越少到弄堂口来参加我们的傍晚故事会。就算他来，他讲起来也开始咬文嚼字了，常常爱抖出些新术语，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闪闪发光，与他新装的银牙一样。

报纸上不久又发表他的几首新诗。其中一首，有一句警句：“我们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不能有豆腐心肠。”

另一首是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还被收进了中学教材：

他们比臭豆腐还糟，

不单单闻着臭不消，

吃起来臭味更难熬，

啊，只是一堆屎。

不久，他到一所大学开会，遇见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她迷上了他的诗，嫁给了他。一切发展得都飞快，极其神速。就好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了豆腐。

那个女的第一次到红尘坊，就已是包太太身份在公用厨房做饭了。其实，人与人关系如此突飞猛进，也没有什么希奇，我们生活的时代，就象毛主席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

那女的随身上总带着黑笔记本和一支红色的钢笔。要是包宏说出什么特别的句子，她就记下来。有人说，她已有好几次把包宏一些不起眼的话变成了诗句，发表时自然署名是包宏最新的杰作。

夏日的一个晚上，这对新婚夫妻坐在外面，俩口子分吃一大块西瓜。与红尘坊许多妻子一样，她也试着收起西瓜子，以后可以炒瓜子，磕着消磨时间，但是，他不让她留这些瓜子。

“看看这瓜，”他边说边往自己手心吐瓜子，“一点都不甜，白白的，毫无神采。再看这瓜子，压根儿太小，长得又奇形怪状。这样的瓜子，当然只能长出这样可怜巴巴的小瓜。”

她听了嗲嗲地开玩笑说：“看看你自己，脸上的豆豆就像这些瓜子一样。”

在她的帮助整理下，他的一首新诗又发表了。

看得出，这受到了他第一首诗的启发，那时他还在钢厂上班呢。

什么瓜子长什么瓜，

什么藤儿开什么花，

什么人啊做什么事，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这首诗提高了他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这证明他已经超越了豆腐这个中心意象。有关他写的诗能否与他作的豆腐一样出色，邻居们曾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和解释。现在老公名致实归，老婆也更见光彩照人。人们于是觉得，以包宏现在这样的地位，应该搬到一个更好的街区才是。但是，他却不以为然，她开着玩笑说，包宏偏爱亭子间的风水。毕竟，是在这亭子间里他时来运转的。

果不其然，因为他是全国闻名的工人诗人，他享受到组织上给他的特殊安排，在楼上又另外分到一间房。她声称这是他完全应该得到的待遇。

邻居街坊都开始称他工人诗人。一天晚上，人们在红尘坊弄堂口谈天说地时，电台上刚好播出一首新歌，包宏满脸微笑。这是他的新作，题目为：工人阶级是中国的脊梁。

工人阶级硬骨头，

跟着毛泽东，

我们走、走、走！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革命的路上决不停留。

自力更生，努力奋斗，

高举红旗，勇敢前进！

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在红尘坊弄堂口，老根评论说，“老话一点不错，时运一来，挡都挡不住呀！” 刘四眼也附声道：“房子，老婆、名声——时来运转，一切都全变了！一切都是因为一块豆腐！” 老根的结论似乎更深一些，“豆腐不豆腐，反正运道要来，你挡都挡不住，但时运最后怎样转，你们永远都摸不透。”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7-31 19:03

红尘岁月---第五篇 中国象棋

这是红尘坊一九**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又取得了新的巨大进步。但是，正如毛主席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的那样，在最近十五年来，文艺界各协会及他们的出版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十月，中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政府同时建议举行国际会议来讨论禁止与摧毁核子武器。

在国际战线上，周恩来总理阐述了著名的中国援外基本原则。

                                             * * * *

一九**年，李华没有考取大学。

说句公道话，他的成绩并不算差，甚至略微超过了录取线，但他受到一个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大学报名表“家庭情况”那一栏里，他只能填写他父亲是“有过历史问题”的旧职员--在解放前参加过与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学生组织。这是个政治污点，虽说没严重到让他父亲上了新社会的黑名单，可还是在李华的地平线上投下了阴影。

红尘坊里另一个考大学的是梅龙，成绩不如李华，反倒考取了上海师范学院，就因为他出身于工人家庭。

这些年报上经常宣传党的政策：讲家庭出身，又不全讲家庭出身，重在政治表现。只是大家都觉得，最后一句纯粹是装装门面。

李华的父母亲还想让李华第二年再考一次；要么，就让他父亲从小餐馆里提前退休,由李华接班。

他父亲在那里已干了十多年，从早到晚站在水泥水槽前洗碗，双脚套着一双橡胶鞋，下班回家，脱下橡胶鞋，脚泡得惨白惨白的，与餐馆厨房里堆的咸肉差不多。李华可不急着想去顶替父亲这个位置，穿上那双橡胶鞋，于是只能装模作样地温习功课，心里明白，再考一次也未必有用。

他因此把更多的精力用来下象棋，想在象棋的世界里暂时抛开所有烦恼。 他每天花在棋盘上的时间总有四五个小时，很快成了红尘坊的高手。

有一次，他在弄堂外面下棋，被朱树建先生发现了。朱先生是棋坛宿将，当年还曾是上海象棋队的一员。觉得李华很有潜质，虽然尚未公开收他为徒，却已经带着他到处去观摩一些棋坛高手的比赛。

李华突然意识到，只要将来能进上海象棋队，就意味着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涯，这比接他父亲的班要远有吸引力。

确实，棋盘向他展示出了另外一个世界，在棋子中他不用担心家庭出身，他只要算好每一步，如同解一道数学题一样。

七月的一天早上，李华跟朱先生去南市的一条石子小路。那里有个叫万亮的人，要摆开棋盘应对车轮挑战。这些攻擂者也并非泛泛之辈。

至于万亮，更是棋坛名将，李华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万亮在五十年代也曾是上海象棋队成员，在全国比赛中还拿过第二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在象棋界销声匿迹了。李华想到能在大师身边观战，心里雀跃不已。

擂台赛在小路尽头的一家老虎灶外面摆开。人们一般都在老虎灶里面下棋，一边可以喝水、抽烟，甚至还能吃点东西。改在老虎灶外面下，许是因为万亮名气大，招来许多观众，旁边三四只暖水瓶沿街一字排开，老虎灶的韩老板，胖敦敦的，也是个棋迷，得意地咧着嘴直笑。

万亮体格消瘦，头发花白，脸上总挂着笑容，露出抽烟喝茶太多而又黄又黑的牙。他跨坐在木长凳的一头，他的对手在另一头，棋盘在中央。万亮身后，一把很大的竹扫帚靠墙放着。他光着膀子，穿一条黑色的短裤，脚下是木屐板。他看上去脸色腊黄，营养不良，在阳光下，肋骨一条条都清晰可见，就像搓衣板一样。李华不禁想起了上海人爱说的一句俗话，肋排骨上弹琵琶。

万亮不愧是棋盘中的大师，随手走一步棋，都会让李华思索上二十分钟，只是大师在棋盘外的一举一动却没让人那么恭维。他光着脚，不时把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又放下去。他一手抓着脚底板，另一只手拿着粢饭团，浑然不觉他的鼻尖上还粘有一粒粢饭。

而且，万亮每走一步棋，都为自己喝彩，还大声训斥对手棋路太臭。观众一旁加油，粗话不断，笑声连连，他越来越来劲，棋盘上的势头也越来越猛，对方的心思根本无法集中。

“看看我的马，那才是天马行空。你的卒赖在那里就象一滩狗屎！”万亮摇头晃脑说，还嚼着他的粢饭团，“你这走棋呵，就像盲人骑瞎马，在风雨交加的黑夜，走在悬崖峭壁上！你的脑袋里塞的都是草吧！”

李华在一旁觉得越来越不自在起来。如果他真有潜力，再加上勤学苦练，过几年，他或许也会有万亮那样的棋艺，甚至也能进上海象棋队。可那又怎样呢？ 就像一个潦倒的唐吉珂德，李华突然想起他看过的那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剥去了闪亮盔甲的老头，手持断了的长矛，只是充满想象中的尊严，一个劲儿打着一场场荒诞的战役。

然而，万亮毕竟是个高手，战术运用更超越了棋盘。他的对手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盘内和盘外压力，心烦意乱，屡屡出错，一盘棋用了不到十分钟便败下阵来。

李华不清楚擂台赛是怎样安排的。每个对手似乎可以和万亮下一两盘，只见长凳那头不断换上新的棋手。很快，只剩下一个最后对手。这是叫阿潘的一个中年彪汉，谢顶，眉毛很浓。眼睛小小的，却目光坚定。

阿潘下得很慢，很顽强，每走一步棋之前思索良久，远不如万亮那样洒脱随意。不过，万亮开始显得不耐烦，作出一个个新的动作与手势，还不时转过头去，看看老虎灶墙上的挂钟。

阿潘高高举起他的炮，琢磨了了好多分钟还没有落定，万亮满面嘲讽地嚷了起来:“冲阿，阿米尔！”这是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学来的台词，阿米尔是个羞怯、天真的青年，不敢表示爱情。观众都哄笑了起来，阿潘满脸通红，猛一下把炮落在出人意料的位置，给对手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万亮却突然站起身，抄起他的竹扫帚，摔出一句：“我得走了！”就匆匆跑向了小街的另一头。朱先生宣布，“封棋，休息半小时。”

似乎只有李华一人在闷葫芦里。怎么说万亮这样在中盘离去都是失礼的。难道，现在该轮到他长时间考虑来应对这步棋了吗？这有可能，还得想个办法挽回面子，谁让他不断催阿潘快走棋呢！

万亮约在二十分钟后匆匆归来，把竹扫帚扔到墙脚，砰的一声像摔一把破劍。他似乎想都没想，就把他的车推到底线，直掏阿潘的黄龙。这一反击极为出色，一下子扭转了局面。阿潘满头大汗，脸也红了，手指直发抖。

万亮狠狠吸了口气说：“这到底是什么气味呀？臭冬瓜！” 李华什么味也没有闻到。他看了看周围，只见有个看棋的人手上端着一碗稀饭，但其中没有臭冬瓜。

“臭冬瓜？”他悄悄问旁边的人，听到大家哈哈大笑才明白过来，这又是在嘲笑阿潘棋子太臭。

这一来让阿潘下不了台。他猛吼了：“万亮，你以为你是谁啊？别忘了你的成份是坏分子！你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敌人，只配老老实实扫街，像条狗那样夹起尾巴！你经过了两年劳改了，怎么还敢这样猖獗？”

万亮脸色发白，浑身像树叶般发抖。朱先生想缓和气氛，说：“算了，阿潘。下棋就是下棋，别瞎扯开去。”

“撒泡屁，照照你自己的屁股有那么干净吗？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你朱树建和军阀下过多少棋。”潘先生吐沫横飞，脑门的青筋直暴，像一根根蠕动的蚯蚓。

“你以为革命群众就不知道吗？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 朱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

老虎灶的韩老板靠近潘先生，手上捧着一杯热茶。“给我一点面子，阿潘。怎么说，这也是在我的店门前呀。”

“你有什么面子？一个小业主的面子！你的成份比万亮好不到哪儿去。老老实实开你那破老虎灶吧！”

“你今天真成了疯狗，见谁咬谁！你想想，这么些年我让你付过茶钱吗？就是条狗，也懂得摇摇尾巴表示感激呀。”老韩也发作了，把那杯热茶扔到地上。“我的成份怎么了？告诉你，我儿子在人民解放军当兵！”

阿潘再也控制不住自已，手臂用力一挥掀翻了棋盘。所有的棋子滚落在地，将、相。兵、马，好像淝水之战中灾难的大溃退。

李华一人离开了老虎灶，记不起争吵是怎样收场的，也毫无情绪象往常那样，在观战之后反复研究盘中的每一步棋。

这天夜里，他决定不再参加高考了。他顶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在小餐馆里洗碗。

平头百姓大非 发表于 2008-7-31 22:22

谢谢美女让我们看到此文！:flowerd :flowerd :flowerd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7-31 22:56

不堪回首说当年
弄口故事外国传

周泽雄 发表于 2008-7-31 23:08

我的朋友、现居爱尔兰的喻智官先生，也写过一个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只在香港出版过，大陆不易见。智官兄也是上海人。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1 18:24

红尘岁月第六篇----文化大革命的鞋子

这是红尘坊一九六六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今年，我们的最高领袖和统帅毛主席发动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内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者手中夺过权来。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牢牢掌握【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主席写信给红卫兵这一遍布全国的新学生组织，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动派的反。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计一千三百多万人。红卫兵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毫不留情地对阶级敌人展开群众革命大批判，坚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在文化大革命的响亮口号声中，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带核弹头的导弹。

                                            * * * *

文化大革命把一长串破旧鞋子套上了她的脖子：高跟鞋、拖鞋、靴子、露跟鞋、凉鞋，各种式子。

她赤脚走去、流着血…

沿着弄堂，围观者象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一个男孩在人群中问他的爷爷：“为什么这么些破鞋呢？”

“这是个比方呀！”爷爷说，“天知道多少男人用过她。”

“这许多男人都用破她了，就像这些破鞋一样。”他的爸爸回答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她可是个声名狼藉的明星。”

“都快二十年了呀！”孩子大惑不解。

他叔叔插进来说：“二十年前，就是花上成千块钱，你也别想碰一碰她的小脚趾。今天，我可是亲手把这串破鞋挂到了她的头颈上！”

孩子似懂非懂点头点：“哦明白了，原来都是你的破鞋！”

他瞪着那个女人，她脸上闪闪亮着围观者的唾沫，她赤脚留下一串血迹斑斑的脚印。

疯女人的歌：

鞋子，鞋子，鞋子，

文化大革命的破鞋子！

脱掉，脱掉，脱掉，

唯一的出路是光脚！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1 18:28

红尘岁月第七篇----斗蟋蟀

这是红尘坊一九六九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这一年，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GCD第九次全国代表胜利大会召开，他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林副主席在大会上宣读了政治报告，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大会还通过新的一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名单。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 * * *

一九六九年夏天，红尘坊弄堂底的一个角落。随着夜幕降临，这里便成了斗蟋蟀的战场，欢声笑语不断。人们捧着陶土的蟋蟀盆走来，蹲下身子，围成一圈，观看蟋蟀大战。酣战之后，得胜的蟋蟀会在盆中展开双翅，高声鸣叫；输的那只只能落荒而逃,在盆里直打转，或干脆逃命跳到了蟋蟀盆外。胜家和观众大声加油，又大声奚落失利的一方，似乎整个世界的命运就全看小蟋蟀盆里的胜负结果。

我是一个小学生,仿佛给胶水贴在红尘坊这个蟋蟀角落上了，但毕竟年龄太小，自己还没有一只蟋蟀。我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乡下捉蟋蟀。文革前,有人用斗蟋蟀赌博，他们十分反感。不过，对于我在弄堂里看人们斗蟋蟀，他们倒是默许了,因为这样一来,我至少没野到外面去。

一个夏晚，敏表哥送了我一只蟋蟀，是他从青浦的一处坟场捉到的。

他把这只蟋蟀叫做“大将军”。个头并不大，颜色特别黑，但牙齿极大，占了头部的三分之一，在阳光下，像两把斧子闪闪发光。很多人都相信地气的说法，据说所有在坟地生长的东西，都会吸受了阴气。也许，这真是一只从地狱来的蟋蟀。

我问敏表哥为什么要送给我。 “我没有时间了，”他简要地说，“我们要保卫毛主席。”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旧的政府体制已经坍塌，红卫兵们纷纷夺到了权，但各派之间却出现了分歧、冲突。每派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其他派别则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先是打嘴仗，接着扔石头，捅刀子，最后用上了枪。

对这一切我弄不明白，也没有兴趣。但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蟋蟀，身价因此也不一样了。大家和我说话时，会把我当大人。尤其他们想让我的“大将军”和他们的蟋蟀斗上一场时，更会特别客气。我也掌握了许多有关蟋蟀的学问。比如，怎样挑选喂蟋蟀的饲料；怎样做蟋蟀小竹筒；怎样让蟋蟀住得舒服；还要修剪用来训练逗蟋蟀的丝草，；还有，天凉的时候，怎样保持蟋蟀盆温暖，等等，等等。

有了“大将军”，我感觉到红尘坊也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紫砂蟋蟀盆就象斗兽场一样，“大将军”仿佛吸尽了坟地的灵气，攻击对手时，像魔鬼一样凶残，一口咬下对方的腿，顶裂敌手的下颚，撕膛裂肚。

我把大将军”放入蟋蟀盆战斗的第一天，就连败五只蟋蟀，刷新了红尘坊的纪录。

“大将军”巨大的门牙仿佛在砍伐着阳光，翅膀更闪耀起我的惊讶赞美，在弄堂里获得一次次高声喝彩，喝彩声当然也冲着我来。在蟋蟀的左翅下，有一橙色的小点，长的像毛主席下巴上那颗痣。当然，我知道这还是不说为妙。

蟋蟀真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生灵，仿佛生来就是要互相残杀--为拥有蟋蟀的人去撕杀，我想还得加上前面这一句。私底下，我为“大将军”起了个更长的名字：无敌大将军李元霸。李元霸是【隋唐演义】中的英雄。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挥舞两把极大的斧头，劈死无数对手，为唐王朝立下丰功伟绩。

对于我，“大将军”就和李元霸一模一样。 很快，“大将军”在红尘坊已经扫平了对手，开始到弄堂外面迎战其他蟋蟀名将。名声越传越远，无人不知。蟋蟀界一个有名的老手，特地还从杨浦区赶过来看一眼“大将军”。

我当然想把这些胜利的消息汇报给敏表哥听。可到了他家，秀秀阿姨告诉我，敏表哥必须成天留在学校里。他那个叫“革命风雷”的红卫兵组织，司令部正面临威胁，可能要遭其对立面“驱虎豹”兵团的攻打；“驱虎豹”得到了当地公安局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形势严峻。

我要秀秀阿姨跟敏表哥说，“大将军”屡战屡胜，所向披靡。 然而，第二天，“大将军”就叫我大失面子。输给了一个无名小卒。那只蟋蟀还是从小竹管筒里倒出来的，根本就是三流角色。这回败仗打得真是莫名其妙。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大多数蟋蟀，输了一盘后，过一两个小时也就会缓过劲来。“大将军”却不是这样。我怎么用丝草逗，它也不肯再战。我丢脸丢到家了，更大惑不解。在蟋蟀盆里，只见它想方设法躲避任何一个逼上来的对手，连牙齿都不敢露一下，真要给逼到蟋蟀盆的一角了，就跳了出去。活脱脱一个不要脸的懦夫。

“大将军”不久就让人们嘲笑遍了。我也重新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男孩。在红尘坊里，很少再会有大人跟我搭腔。我急了，打听找到了一个玩蟋蟀的行家咨询，他给了我许多主意。

按照他的说法，我得先让“大将军”饿着。道理很简单，要是饿慌了，就会全力以赴去拼抢任何可以吞噬的东西。人会“食人肉”，蟋蟀也会“食蟋蟀肉”。但这对“大将军”行不通。一放进对手的蟋蟀盆里，“大将军”先扑向残留的饭米屑，像要饭的一样，然后就逃之夭夭。

我接下来实行红辣椒疗法。红辣椒理应可以刺激它的牙齿，辣得直想咬人。可惜，这也无济于事。

最后，我祭出了“复活”疗法。就是先让蟋蟀淹没在一碗水里，再放在太阳下晒，直到最后慢慢苏醒过来。我先淹后晒，反复多次。目的就是要清洗掉它头脑里失败主义的记忆，象放在希腊神话中的“忘河”里浸一浸。

有一次，我把它淹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一些，等捞起来时，发现蟋蟀肚子涨鼓鼓的。不过，“大将军”最后还是活了过来。

我在红尘坊那个角落里忙着时，秀秀阿姨来找我了。她对敏表哥十分担心。他的学校已被“驱虎豹兵团”包围，电话也切断了。敏表哥与他的几个战友一直坚守在司令部里。她已经好几天没有了他的消息。我尽力安慰了她，然后赶去参加下午预定的蟋蟀大战。 “大将军”经过最后一次复活疗法后，还是没显示出任何斗志。

情急之下，我把它狠狠朝天空一抛。照那位蟋蟀行家的说法，这是震荡疗法，效果和复活疗法一样，要通过震荡，让胆小鬼变成好斗者。看见“大将军”依然从蟋蟀盆里逃出来，我气急败坏，急忙用手将其捂住，慌乱中，不小心折断了它的腿。

那个蟋蟀行家观察说，“现在真该有脾气了.”

确实，“大将军”开始向对手扑去，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直冲过来。第一场战斗，就咬下对方半截头。然后咬下第二个对手的一条腿。在同一个蟋蟀盆中迎战第三只时，一下子撕断敌手的下颚。四周响起一片又一片的鼓掌声，这时，我反倒为“大将军”的种种不利因素担心了。

几天的断食，红辣椒疗法和复活疗法，毕竟对一只蟋蟀的身体产生了损害。到面对第五个对手“黑魔鬼”时，“大将军”已开始摇摇晃晃，那条断腿其实可能一直是在流血，只不过大家都看不出来，一瘸一拐，却还是死命坚持挺着。我都想放弃这场战斗了，但是游戏规则不允许。“黑魔鬼”与“大将军”的牙齿箝在一起，把“大将军” 肚皮朝上翻了过来，还不等它翻过来站稳，就猛地咬破了它肚子。

“大将军”嘴巴一张一合，还想勇敢反击，却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这个晚上，我端着空空的蟋蟀盆，独自躲在一角。

我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一跛一瘸地步入西沉的落日，黯然流泪。

几天后，我获悉敏表哥在“驱虎豹兵团”的一次进攻中丧生。面对比人数多得多的对手，敏表哥用一把菜刀，坚持战斗到底。死的时候，肠子都流了出来，他手里还紧紧握住红封面的【毛主席语录】……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3 13:38

红尘岁月第八篇----尼克松总统访华

这是红尘坊一九七二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又是充满着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一年。

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会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声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访问了中国。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发表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 * *

一九七二年年初发生的一些事情，真叫红尘坊里的人们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新年伊始，就要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教科书里，我们从来都没有读到过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好的地方，总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情况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我们去问家长，家长们也都迷惑不解。

上一年，我们听说林彪副主席死了，死得“遗臭万年”，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在发动政变失败后，机毁人亡，成了历史的狗屎堆；据说林彪生前曾反对美国总统访华。今年一开始，已经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也被拖出坟墓成了群众革命大批判的靶子；孔子就曾反对与夷人打交道。这一切都可能与现在对美国人的变化有关系吧。

街道委员会认为，要向里弄居民解释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开了两个钟头的会，我们还是云山雾罩。其实说到底，明白还是不明白，我们总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战略决定。

红尘坊地处中心，位置刚好在美国总统访沪其间的高度警戒地段，不论去外滩还是城隍庙市场，总统的车队都会从这里经过。

市府有关当局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首先，要清除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因素。必须高度警惕阶级敌人，也就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以及资本家。街道委员会把这些人都关进了街道委员会办公室的后房，就像一串用草绳捆在一起的螃蟹。在官方消除警戒的通知到达前，一步都不许他们出来，一分钟也不行。

当然，仅仅这样一项措施还不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更要提防苏修克格勃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破坏。街道委员会的负责人军同志和尹同志，会在红尘坊到处巡逻，像拧紧发条的玩具机器人，随时清查那些可疑地溜进溜出弄堂的闲杂人等。

红尘坊被划分成四块，每块由街道委员会的一名半脱产干部负责。大弄堂口由驼背老方分管，他的角色就像旧门符上凶猛镇鬼的钟魁。

而且，红尘坊街道委员会还面临着可能复杂得多的任务。举例来说，潜在的麻烦因素不一定局限于阶级敌人。因为好奇，人们会象人潮似地一起涌出去，想去看上一眼美国人，这还真可能酿成外交灾难，让人将此解释成确切的信号：中国对西方充满兴趣。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特丢面子。于是红尘坊的居民得到命令，除非得到街道委员会批准，弄堂里的人不能随便走出弄堂。

还有，尼克松总统应该看到的上海是一座美丽、干净与繁荣的城市——“与平时一样”，但“与平时一样”不等于什么都一样。譬如说，街上要饭的就该躲开吧！还有，石库门房子外面竹竿上晾着的还在滴水的内衣、墙上已经开始剥落的大字报，炒锅里直冒上天的油烟，这一切都要适当处理。区政府还特别要求，街上不能让那些遝鼻涕的小孩乱跑，别让他们在车队经过时扰乱交通。一句话，党的各级领导已发出指示，必须严格遵照执行，这就是：“在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其间，中国应当展示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佳形象。”

为确保万无一失，区政府还任命派出所刘政委为机动协调员，负责附近几个街道的巡逻，其中包括红尘坊。刘政委刚从部队转业，曾在中越边境担任过侦察排长。由他来担当此任，再也恰当不过了。早上九点，他就配备对讲机，套着红袖章，在他分管的街道和弄堂里巡视，与一些驻扎在那里的治安人员联系，传达交流最新动向。他还负责与市局及政府部门协调，让有关街道委员会及时获悉一天的进展情况，或者日程有什么新的变动。下午三点，美国客人将按计划回到宾馆，刘政委就会过来宣布解除紧急状态。

如果刘政委没有另外又做了一个建议，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影响或许不会太大。

他认为，不单纯是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同样也会造成无法预料的险情。学校老师不一定有办法让红小兵都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因此街道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要让家长们自己负责监管那些不满十岁的孩子。要么和孩子一起留在家里；要么把孩子交到街道委员会统一看管。

结果，红尘坊第三块的一群孩子，这里面包括我，都送到了露露家，由她的奶奶照看。做成这一决定，因为露露奶奶的儿子是党员干部。

露露家不大，十五平米的房间，挤着三张床，三代同堂，还有其它家具和零零碎碎。

这天，我们一共九个孩子挤在那里，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我在夜壶箱上看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可是露露奶奶有严格规定，房间里不许发出太大声音。于是，阿强和我只能挤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下起了军棋。露露独自剪纸，剪出了一个漂亮的大红忠字。一会儿她就举着这个忠字，在毛主席像前翩翩起舞。一心在忠字舞中跳出她的忠心，她不小心一脚踩到我们的棋盘，弄翻了棋子。

露露奶奶要我们复习功课，可她不知道，我们唯一的教课书只有【毛主席语录】，语录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我当场给奶奶背了十分合时的一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的胜利在下午三点就可以到来，我们琢磨着。

但是，还没有到中午，时间就变得越来越慢，仿佛像阶级敌人脖子上挂着的黑板一样沉重。

午餐时候，我们每人领到一个白面粉菜肉包子，是街道委员会发的，算是鼓励。可顶什么用呀？九个人挤在这样小的房间里，窗户关得紧紧的，大气都不能透。

金猪头开始咳嗽，只能把手掌捂着嘴。徐猢狲也在一旁打嗝。露露奶奶不想让这种乱七八糟的声音传出去，用胶纸糊上窗户的缝隙，还拉上窗帘。

这样一来，房间活象一只蒸笼了。半明不暗中，一动不动的窗帘仿佛电影院的银幕，引发着我们对外面世界的遐想。

离红尘坊不远，是延安路，也是美国人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应该挺热闹的，熙熙攘攘，该有不少人吧，就算没有人山人海，至少也和平日一样，可不能让美国人看到一个冷清清的城市。不过，延安路上的人必定经过仔细挑选，人人都穿著崭新的中山装，干干净净，沿途每一个角落都有便衣警察。

金猪头和我开始争论一个细节。在罗马尼亚总统访华时，他见到过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是用防弹的特殊钢材制造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条黑龙。金猪头和我打赌，说美国总统也一定坐这种红旗轿车。我不同意，说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肯定会坐在一辆敞篷汽车里，向民众招手致意。在大洋彼岸，美国人也因此可以在他们的电视上看到这一历史情景。据说在美国到处都有电视机，可在我们红尘坊里，至今还没有一架电视机。

我们关在小房间里，恰如小猫关在笼子里，挖空心思想象外面世界的种种精彩，都快想疯了。利华开始研究房顶上的点点水迹。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那些点点斑斑神奇地构成线条，勾画出洛矶山的轮廓。在一家回收教科书的废品回收站里，他曾在那里的一本旧地理书上看到过洛矶山。

露露奶奶原来要在窗外晾晒刚洗完的一堆袜子，现在只能改在房间里晾干了。阿巧，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小姑娘，索性就在湿漉漉的袜子后玩起了捉迷藏，转来转去，结果让尼龙袜过敏了，死劲地揉眼睛和鼻子，象是染上了叫人讨厌的美国花粉过敏。（据说好多年以后，她正是因为花粉过敏不停地打喷嚏，让她的情人每夜都不能睡觉，最后只能把她甩了。）

而我呢，我想像自己坐上飞机去执行一项绝密的间谍使命。可惜，我的纸飞机刚起飞，就一头撞在露露家光秃秃的墙上。

还有个不曾想到过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情况更糟。在红尘坊里，家家户户都没有卫生间，与许多街坊一样，人们或是用痰盂，或是用马桶，或者穿过马路，去对面的公共厕所，但是此刻这却不可能了。尽管露露奶奶家有一个柜子，多少成了隔开马桶的隔墙，但在挤满同年龄小姑娘的房间里小便，我还是觉得太难了。

幸好，时间已近两点。露露奶奶嘟嘟囔囔说，刘政委该来了，会给我们带来最新消息。如果美国人的车队已经经过，这里的警戒就能得以解除。

露露奶奶不停朝窗外张望，可只看见驼背老方，一动不动蹲在弄堂口。从远处看，还真象是只有残疾的猫呢。绰号马驹的小巴跟我们讲了一个美国总统遭暗杀的故事，露露奶奶听了直害怕。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大程度是真的，我们都不清楚。小巴的父亲是个“坏分子”，这时正关在街道委员会办公室里呢，他当年因为收听美国之音时被人发现、检举，在定成份时定成了坏分子。

房间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整个红尘坊也是如此。

露露奶奶眼巴巴地望着窗外。很快，这种不安变得难以忍受。只是，弄堂里没有一只鸡叫，没有一个婴孩哭，没有一只猫咪跳上房。红尘坊屏息而待，似乎在等盼复活。有人琢磨刘政委可能迷路了，但其他人立即否定了这一猜想。刘政委是有经验、信得过的党员干部。

那只老式挂钟的长针指向三点半时，露露奶奶慌了。肯定出了什么事了。露露打开收音机，却没有听到播特别新闻。一般情况下，在晚上七点以前，不会播送关于外国贵宾在当地访问的消息。露露自告奋勇，要去街道委员会了解情况，但是露露奶奶不让她去。刘政委不来，我们就一动都不能动，虽然按照原先估计，一切该在半小时前结束了。

露露奶奶心急如焚，再也按耐不住。她还有一项责任，就是要给全家做晚饭。她一向守时，在四点钟左右开始做菜，倘若做不到，准觉得这一天乱了套。而且，她还感觉到得哮喘要发作，可能因为房间里空气质量太差，也可能因为无法准时做晚饭。她的嘴唇发青，急需到外面去透透气，但因为她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只能与我们在一起。

叫我们惊讶的是，她从壁橱里取出一个泥菩萨，紧紧抱着，口中还念念有词：“回来吧，刘政委。噢，菩萨保佑，让我们去做饭，让我们咳嗽，让我们脱离苦海吧！”

在这一刻，在红尘坊几里外，刘政委根本没有听见这篇气急败坏的祷告。

在城隍庙九曲桥旁的“绿波廊饭店”,他终于看到了那个瞬间成名的漂亮女服务员。

美国客人在下午稍早一点的时候来到这家知名饭店，品尝这里的上海佳肴。尼克松总统吃得十分满意。他握紧一个年轻女服务员的手，夸奖她说：“象美食一样美。”他一边说，一边还在回味蟹粉猪肉小笼，舔舔嘴唇。翻译把这句话翻得十分得体。这样的赞美是一种启示，仿佛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魔棒，顿时令女服务员光彩夺目，她其实只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象透明的水晶鞋。好几个记者立即冲向饭店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传出去最新消息，尤其传到了有移动通讯设备的保安人员中间。

这消息又被添油加醋，绘声绘色起来。其中有一个版本是，尼克松总统盯着那个女服务员，竟然忘了咬包子。另一个版本则是他咬得太用力了，包子里的汤汁四溅，他身边的夫人都皱眉了。所有的版本都落到一点：女服务员非同一般漂亮。美国总统一离开饭店，人群即刻从各处涌来。那个女服务员站到了门口玻璃橱窗后面，在大砧板上，用尖刀切松脆的烤猪、盐焗鸡和熏鱼头。

她的脸颊依然那么嫣红嫣白，也许和美国客人的赞美有关，但她不知道这句话在上海产生的效应。人们有现成的借口来这里，说是下班之后，买些熟菜带回家。很快，饭店门口排起长龙，隔着玻璃橱窗看看这个“美”人。

刘政委一路小跑来到这里，只能排在最后，随队伍一公分一公分地向前慢慢挪动，要花上一小时，才能挪到那橱窗前。

午后的太阳光散发着耐心。离她所站很近的墙上长出了一棵小箘。最后，他终于来到橱窗的一个小窗口前。她在切一份北京烤鸭，鸭屁股还流着油，她圆润的脚趾露在外面，一只红头苍蝇叮在沾了烤鸭汁的脚趾上，就象美国总统在宴会上享用的鲜贝一样。

餐馆外，一只救火龙头往玻璃橱窗里瞪眼看着，义愤填膺。

刘政委把红袖章塞在口袋里，早就把我们望到了九霄云外。

这天下午，我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有关美国总统回宾馆的消息要到了晚上九点，在街道委员会打电话给区政府后，才终于传到我们这里。这一事件的许多细节要很久才慢慢扩散开来。

那时，老刘同志已被撤销了政委的头衔，据说就是因为在执行政治任务中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获准与和当年“绿波廊饭店”那个女服务员结婚。她呢，在“水门事件”后，也不再是“上海女神”了。

那时，我已经开始在大学里研读航空学了。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3 17:17

谢谢施MM！！:6d

1972年那一段写得很传神。

当时规定中小学一律将学生关在学校里上课，不准出去的。我读的那个中学与虹口公园一水之隔，在尼克松来华前一周，紧急砌起了一堵高墙。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6 18:43

红尘岁月第九篇---药片和照片

这是红尘坊一九七六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在首都大街小巷，有百万民众为他送行，表达哀思。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华国锋任代总理的职务。

四月，在天安门广场，人民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举行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遭到武力镇压。邓小平失去了在党内外一切职务。

六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去世，享年九十岁。

七月，唐山市遭遇里氏七点八级极大地震，导致二十四万二千人丧生。

九月，我们伟大的领袖，GCD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

十月，党中央采取果敢措施，一举逮捕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GCD中央委员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国终于翻过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页。

                                              * * * *

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彭国强与他的红卫兵同伴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讨论，有关一首歌颂毛主席的长诗。他这样做，其实是想给简茵一个深刻印象。简茵与他同属一个红卫兵组织，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在那个年代，男女青年在一起，只能谈论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压根儿别想什么谈情说爱，约会外出。

这首诗不好写。怎样押韵更是伤脑筋。诗里有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想让这个“疆”字，和后面几行中的“僵”或“枪”押韵。可有人不同意，认为这几个押韵的字意义不合适，至少与全诗的有机基调不协调。大家互不让步，僵持在那里。想不到，简茵居然支持他。她说，押韵的字本身应该没什么重要意义。她的帮助简直是雪中送炭。

后来，更叫他惊讶的是，在她离开教室时，他拣到一张她的照片：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女战士，在阳光下，戴着鲜艳夺目的红袖章，在微微隆起的胸脯前，佩着一枚毛主席的金色像章。

这难道是偶然吗？他打算先不去多想，至少，先不去考虑该不该把照片还给她。

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外滩公园，在公园一家小咖啡店里，反复润色那首诗。他不停搅动咖啡，要让诗在政治上绝对正确，这实在很难。为了让“疆”和后面的字押韵，他绞尽脑汁，眼前却又不断浮现着简茵照片中的笑容。

在接连喝下三杯咖啡后，他突然感到一阵难以抗拒的冲动，仿佛走火入魔，想要在诗里用上“遭殃”和“魍魉”这样并不特别押韵的字眼，甚至想大声喊出涌上舌尖的反革命脏话。他满头大汗，拼命要压制那种冲动，身子似风中落叶一般发抖。他把拳头塞进嘴里，看上去像是在硬压难忍的牙疼，几乎让自己都快窒息了。

他一路跑着离开公园，象一只黄鼠狼似的匆匆溜回家，从药柜里抓出一大把镇静药。也不数有多少片，一口全吞了下去，好像不会再有明天，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时已是午夜，感觉到自己象是在风中颤抖的稻草人，不过，那莫名其妙的冲动倒是消失了。但是，如果那种强迫冲动再次袭来，怎么办呢？

他想起一件事，不由自主地又把手伸向药瓶。

那是发生在去年的事，革命群众在人民广场枪毙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是把一瓶红墨水洒到了毛主席石膏塑像上，这或许仅仅是意外，但在充满高度无产阶级革命警惕性的红卫兵看来，这是想谋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象征性谋杀。

万一那种强迫症再一次发作，而他手边又没有镇静药，怎么办呢？ 他决定在他那只绿色塑料钱夹里，放上几片安定，就藏在简茵的照片下面。经常看一看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即使让别人瞧见了，也还算是自然的动作，关键是更可以让他自己放心。安定片还在，就在简茵凝视的目光后面。

叫他沮丧的是，药片在照片上产生了化学反应，或者可能是他潮湿的手摸得太多，也起了作用，简茵的照片很快变黄了。他隐隐觉得这是个不祥的兆头。

他身体开始慢慢地恢复。可是在这一年下半年毛主席去世前，他一直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恢复信心。伟大领袖去世后，没人再谈起那首未完成的诗。要是再去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反而太具讽刺意味了。

他依然揣着有安定片的塑料钱夹。照片越来越黄，仿佛来自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

他始终未能与简茵更亲近一些。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他俩的关系没有任何发展，一切似乎固定在钱包放照片的那一个小窗口。他最后也没有向她坦白，他有她的照片。

接着，寒冷的一个冬日，他的钱包被人偷了。

好几个星期，他因此郁郁寡欢，最后，令他略感慰籍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在这小偷看来，这早已压成粉末的药片准是干燥剂，目的是用来保存这张依然十分珍贵的照片。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6 18:47

红尘岁月第十篇---晋朝皇帝的山羊

这是红尘坊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期黑板报。

对中国来说，这一年充满了重大和重要的事件。

一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与卡特总统举行会谈。

二月，中国军队在广西与云南边境英勇反击了越南侵略者，赢得重大胜利。

四月，邓小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广东与福建建立四个经济特区。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同志回顾了党和人民自1949年解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 * * *

在监狱中度过二十一年之后，姜孝铭突然在七月的一个上午获得自由。

上海第一监狱的党委书记，身穿笔挺的毛式灰色制服，与往常一样，纽扣一直要扣到下巴，跟他解释了上级领导的决定。

“在一九七八年让你出狱，这是个十分正确的决定，姜孝铭同志，”他打着官腔说，但语气中又显得要多诚恳就有多诚恳。“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把你关进监狱，是个错误。不过，你还是应当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当我们认识到错误时，我们就加以纠正。否则你真会一辈子都呆在黑牢房里。好吧，今天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回到红尘坊去。我们已经和那里的街道委员会联络过。那间房间还是在你的名下。”

此外，书记还给了他五百元，作为对他这些年牢狱之灾的补偿。

姜孝铭已经习惯当右派，就像蜗牛习惯在背上驮着自己沉重的壳。他完全给搞糊涂了。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说要“百花齐放”。姜孝铭那时是年轻的历史教员，刚刚出了本历史书。于是，他在系里的一个会上，有关历史偶然性这个题目说了几句话。接着，一夜之间，他被突然划为右派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否认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根本作用。打那以后，在阴暗的牢房里，年复一年，他觉得自己仿佛慢慢变成了一只蝙蝠，再也分不清白天与黑夜，弄不清历史和社会的变迁。

高墙外面，正是一个明媚、炎热的早晨。阳光强烈，他眨了眨眼睛。街景变化巨大。离监狱不远，他看见一家高档商店，橱窗里的夏装叫人眼花缭乱。那一排排的模特上，两件头的夏装，吊带细细的，袒胸露肩。乍一看，就像是当年美国电影里的情景。他又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中国有句老话：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摇摇头。

街上驶过一辆红色的敞篷汽车，车中是个穿黄色夏裙的年轻女郎，一头哈巴狗趴在她的膝上，那女郎好奇地看着他。这样一幕街景也是他从未见过的。他在迷宫般的交通中穿来穿去，逛了两个钟头。新的街道叫他晕头转向，而旧的马路，虽然似曾相识，也总让他走错。最后，他总算找回到红尘坊附近，向一家旧书店走去。

他并不急于回到红尘坊。他那间阁楼可能还在，不过人事已非。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这两句诗，他已经忘却了多时，却突然又浮现眼前。想起他该作为一个摘帽右派，先去街道委员会报到，实在有些扫兴。

他于是信步走进这家旧书店。店虽小，里面书倒还不少。看得出来，这店面是由原来的一户住家重新装修而成的，可时间太长了，他记不起当年是谁住在这里。

叫他惊讶的是，店门口有张海报，上面是个穿三点式泳衣的女郎，标着“大减价”。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海报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体现。“大减价”也是一个新词。报纸上一直说，他还记得，固定的价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一。

书店里也有许多新书。有些书的题目，显然在他教过的历史范畴里，可他怎么都看不懂。转了一圈，没找到真想读的。

店里轻轻放着音乐，他辨认出是柴可夫斯基【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曲。在书店的另一头，隔着竹珠子帘子，他听见有个婴孩咿咿呀呀学说话。

最为意外的是，他发现这里居然有他的旧作，就是论述历史偶然性的那一本。总共三本，放在印有三点式泳衣女郎的海报下。他吸了口气，把三本书抱到收款处。

收钱的是个大胡子年轻人，显然是老板。他像是很有学问地说：“你很会选书，先生。总共六百三十元。” 姜孝铭一听，目瞪口呆。

“什么？原价还不到两元呢。”

“在五十年代，这部书是作为向党进攻的反革命著作受批判的，”老板回答他。“绝版多年了。这三本是收藏品。我们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

“什么渠道？” 当年，他戴上手铐要押送离家去监狱时，这部专著在家里还留下了几本。他妻子跟他说，一定等他回来，会保存好所有这些书，纵然他是因此被判刑的。

书店老板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你在上海任何其他一家书店都找不到的。我们有特别的渠道。”

姜孝铭拿起书说：“小伙子，跟你说，这书是我写的。我刚刚从……”

“真的吗？”老板盯着他看，“噢，那您准是姜教授了。好吧，那就三十元，我们买来就这个价。欢迎您重返红尘坊。这海报也给您，赠送的，不收钱！”

他取了书，没拿海报。那个穿三点式的女郎，光溜溜的肩上有块瘢痕，让他又想起了他妻子。她在他入狱期间去世了。

前面就是红尘坊，他边走边翻开书来看。他养成这种读书习惯，还是在他变成右派之前。

“一丝不挂的众妃嫔站成了一道白玉屏风，只是炎帝对此已毫无兴趣了。公元二六六年，他建立了晋朝。晋朝与之前的魏朝一样，都是皇帝握有绝对权力。普天之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属于皇帝的人，所有的女人也是。他后妃的数目多得数不清，每夜要让他挑选一个宠幸，反而成了一件头疼的事。

“炎帝有一头宠爱的山羊。于是，每个晚上干脆让山羊领路，漫步在后宫千百妃嫔的居室之间，他就跟在后面走。如果山羊在某个妃子门前停下，炎帝便将此视为天意，入内过夜。在第三百十一名妃子的珠帘前，山羊停下步子的时候最多。这名妃子于是就全身赤裸，仿佛裹在白云里，等候皇上雨露。她并不算太美，但一旦蜡烛吹灭，在黑暗中，赤裸裸的胴体差别其实也不大。她为炎帝诞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荥帝。

“荥帝最大的兴趣是在海港，他最后因此不敌蛮族入侵而失去了江山。这是一段很长很复杂的历史，但第三百十一名妃子的秘密倒十分简单。据一位后来入狱的历史学家考证，秘密就在于：这位妃子在她自己居室门槛上悄悄洒了盐水。山羊虽然在宫廷养尊处优，还是不改旧习，俯下身子舔盐水。

“这里的哲理显而易见：山羊毕竟是山羊。”

施国英 发表于 2008-8-10 19:44

红尘岁月第十一篇----军装

这是红尘坊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我们的党与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又重新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胜利。

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GCD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和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因为年事已高退出领导岗位。

“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受到审讯。

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九十个成员国。

                                       * * * *

有时，一个故事的开始是如此精彩，你甚至祈愿，“哦，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还真像奥赛罗在苔丝狄梦娜到达前的一瞬间。可是，故事会继续下去，朝着意料不到的方向发展。最后回过头来，恐怕只剩下一件事你能做，那就是，尽可能回忆你自己认为最值得记忆的。

对我来说，是故事的开始，在一九八零年。

这一年，就像鲤鱼跳龙门，我离开了上海红尘坊，到北京外语学院读研究生。

学生宿舍的住宿条件却叫我大失所望。四个学生要挤在只有十五平米的房间里。在两张各有上下铺的床中间，是两张桌子，还有用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架。剩下的地方，刚够身体挪动。

当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大伙儿都满怀希望，对我们国家翻开的新一页抱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努力学习。房间虽然狭窄，挤得透不过气，我们四个人还是挥汗苦读。

这一年，我们这四个学生中的一个，齐君，开始同咪咪谈朋友了。

咪咪是通县部队医院的一个医生。她可是个美女：瓜子脸、杏仁眼、樱桃嘴，说起话来，甜得就像剥去皮的鲜荔枝。她的到来，给闷热的宿舍吹来一股凉风，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水果的芳香。

“果香好浓呀！”小赵晚上回屋就说，“真是秀色可餐。”

我哼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晶莹剔透的苹果花，光彩夺目，宛如在梦中绽放一般，”老柯边说边吞了一把安眠药。我们之中，只有他结了婚。他的妻子在江苏上班，离北京大约有上千里。

齐君笑了。虽说灯已经关了，但我们还是知道他在笑。

白天学习很累，晚上倒下不容易睡着，所以，我们在宿舍里神聊，放松神经。聊天话题中，最惬意的就是咪咪。

所有这些“果园芳香”的赞美都是我们宿舍夜话的产物，一部分原因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她父母在国营果园工作；更多却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她怎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那年天气很热。她常穿裙子来，有时是无袖的，有时吊带细细的，裙子的式样在那年头叫布拉吉，每一次都让我们觉得色彩缤纷，目不暇接。

每一次她来了几分钟，我们都挺识相的，离开宿舍去图书馆，让齐君和咪咪两个人在一起。

一天下午，她不让我们那么急着走。“今天，我给你们都带了一点东西。”

她脱下鞋子，爬上我们的长桌，从上铺拿起我的枕头，套上新的枕头套。

她站在桌子上，显得身材修长、苗条，涂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宛如阳光下的玫瑰花瓣。她接着为齐君的枕头也套上新套子。她刚从桌子上下来，老柯就从她手中接过枕头套，自己套好。小赵也立刻如法炮制。

在离开宿舍前，小赵在耳朵边跟我低语：他禁不住要对她再看一眼。她脸色出水芙蓉般嫣红嫣红的，她白皙的秀腿如湖中莲藕，她圆潤的脚趾像剥了皮的龙眼……

如此美好的心地，如此动人的容貌，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

齐君却似乎与我们意见不同，他跟她说话时冷若冰霜：“我让你穿军装来的。怎么又忘了？”

我们都迷惑不解。齐君怎么会这样小家子气？咪咪穿裙子的倩影，只不过是让我们眼睛吃冰淇淋而已。

晚上，小赵问他：“你怎么啦，齐君？你思想太封建了！难道真要让她从头裹到脚，像具木乃伊吗，你才心满意足吗？”

“不，你搞错了！” 齐君回答道，“她穿军装要漂亮得多。”

我站在小赵一边，“你有病啊，齐君。这怎么可能呢！”

老柯平时不爱发表意见，这回也难得加了进来：“就这么热的天！”

我们并没有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理由，一定要反对人们穿军装。我们只是想象不出咪咪穿上军装，会有什么吸引力：肥大的长裤，肥大的上衣，从头到脚干巴巴的绿色，她身材所有优美的线条全在这肥大制服中消失了。

下星期六，咪咪穿着军装来了，一如齐君要求的那样。这天酷热难挡。我们的宿舍既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咪咪汗流浃背，她军装贴在前胸后背，全皱了。

她坐公共汽车来的，车上拥挤不堪，她红五星的军帽下溜出的一绺黑发也湿漉漉的。

她拿起本文学杂志给自己搧风，抱怨道：“因为这身军装，我在公共汽车上都不能坐。”

“为什么呀？”我问她。

“每次，只要有年纪大的或者儿童上车，我是解放军么，就该让座。”

尽管无私的雷锋同志是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战士模范，人们还是记忆犹新。

小赵摇摇头说。“像这样的酷暑天气，你还穿着透不过气的军装！”

“可你今天那么漂亮！” 齐君迷恋地望着她。我们走出宿舍，又是莫名其妙，又是气愤不已。

下星期的一个晚上，齐君带着身穿军装的咪咪去听音乐会。

我想好好教训他一番，就用他的生发剂作燃料，在酒精炉上炒鸡蛋。真弄不懂，这盆炒鸡蛋居然是我有生以来最好吃的。小赵也跟着搞了些恶作剧，齐君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大约一星期后，齐君给我们讲了个故事，算是解释。 “在七十年代初，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那个梦想像蓝天中的明月，我在上面寄托了所有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当兵就象是在政治上镀金。”

“这倒是真的。”老柯插进来说。“一旦参军，青年人就不必担心下乡。复员回来，也肯定会在国营企业找到工作。”

我虽然比齐君小三四岁，也明白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解放军当兵，就象是盖上了一枚“政治可靠”的图章，确保你的前途一片辉煌。

齐君接着往下讲：“我一满十八岁，就要求入伍。可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被拒绝了。我父母亲都是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牛鬼蛇神。同学们看不起我，说我是黑崽子。那时，在我的梦中，绿色的军装成了沙漠中无法企及的绿洲…”

齐君说到一半跑出去，到走廊上去接电话了。

我说，“咪咪身穿军装，齐君挎起她的胳膊，仿佛也就实现了他的梦想，在这一瞬，以往岁月的羞辱都烟消云散。这是替代作用，或者说，补偿作用。”

“也许还不仅仅如此。”小赵想分析得更深刻一些。“这是一种反差：她的军人外表与依顺的真实。说到底，还是孔子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不管她穿不穿军装”

老柯则提出一个问题：“要是咪咪不穿军装，他还会爱她吗？”

可我们都太忙了，没时间顾得上这种假设性的猜想。

时光就象流水。没多久，我们就开始忙于论文和答辩。毕业后，我们就离开宿舍，各奔前程。我在上海找到工作，老柯在最大的美中合资企业之一当上了主管，一个研究机构聘用了小赵。齐君留校任教。

齐君写信告诉我，他娶了咪咪，信中还夹了张照片，是他们在颐和园照的。齐君穿鳄鱼牌衬衣，咪咪还是穿那件汗水湿透的军装。他在照片背后附言：“我的名牌衬衣是假货，不过，她的军装百分之一百真实。”

不久，齐君去美国深造，咪咪陪读。他们在那里有了个儿子。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少。我也结婚了，不过并不是与一名女兵。年轻的女人身穿军装上街不再令人艳羡，更算不上时髦。在邓小平八十年代中发起的经济改革中，人们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机会。

接着，我也决定去到美国一所大学攻读。在那里，我重新和齐君接上了头。他在东部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任教。我给他打电话，但从来没有遇到咪咪来接。春假中，我打算去看齐君。我们早就在信中多次谈到要重聚。

可就在我们见面前几天，我在电话中知道他离婚了。

“咪咪和我不在一起了。”

“什么？”

“见面时再讲给你听，好吗？”

旅途比预想的要长得多，我途中迷了好几次路。一路上，这辆车龄已有十五年的马自达熄火声不断，与妻子的埋怨声此起彼伏。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那里，停在齐君买下的老房子前。

“评头品足是容易的，但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按我们计划的那样结果圆满。” 齐君喝着乌龙茶含蓄地说，也许是在暗示他的离婚。

“我明白。”我细细嚼着一片茶叶，不象几年前在北京那样急于判断。

“古人早说过，这个世上的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下午，齐君在后园里招待我们吃烧烤。烤肉炉子是旧铁桶改成的，肋排在上面噼噼啪啪作响，肉香四溢。

过了一阵，我的妻子端起盘子走回起居室，要看她喜爱的电视节目。

齐君和我留在后园的一个角落里，四周野草荒芜，烤肉的烟雾笼罩。蝉开始鸣唱，远远地，但这只蝉肯定不是北京的蝉。远处山峦叠嶂，一头野雁的背上驼着西沉的落日，似把天幕的一角涂得火红。

“说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齐君说着，用桃木筷子翻转一块排骨。

“能在这个小城中找到一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已经够运气了。可是，这里没有合适她的工作。她英语水平不够，通不过行医资格的考试。她甚至不能对人说自己在国内部队医院的经历，这对她在这里求职不利。于是，她脾气慢慢变坏了。性子越来越焦躁，变得像冻伤过的树枝一样，一下子就折成两截。她不再是我们在北京所熟悉的那个模样了。”

“不再是那个身穿军装的姑娘，如同一阵充满果园芳香的清风。” 我差点说出那几乎已忘却了的句子，但我没说。我也没问起他离婚的具体情况。

吃完烤肉之后，我们分享了一碗糖浆中的龙眼。龙眼据说可以有助于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尽管是罐头货，在美国也算稀罕。

我问她有没有咪咪的近照。他迟疑片刻后拿出一本相册。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她在一家中餐馆打工。

在她的眼角皱纹中我看到了疲惫，但她还是动人的。她身穿餐馆的红丝绸制服——一件无袖旗袍，两边的叉开得很高，露出她好看的双腿，似象牙一般光滑。在西方顾客的眼中，充满了东方的吸引力。他轻轻地告诉我：“她在波士顿一家中餐馆找到了工作。我儿子给我带回来这张照片。”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我一时冲动，低吟了韦庄【忆江南】中的这两行诗句。我即刻对自己的忘乎所以感到难堪，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

齐君回应了一句：“只不过我们已经老了。”这也是借用了这首名诗的最后两句：“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他叹了口气，一把摘掉头上的假发。我大吃一惊。他全秃了，光溜溜的头顶像阳光下的鸡蛋。我猛然想起那年在北京的恶作剧，用他的生发剂做燃料炒鸡蛋。这一切似乎都曾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在小小的酒精炉上，记忆的火焰燃得越来越暗淡了。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重逢。

我们又失去了联络，虽然我知道他还是在那里教书。

昨天夜里，在红尘坊老家，我被一阵噪音惊醒，就像是有一只小鸟疯狂地用翅膀撞击窗户。醒来才知道，是小赵意外打来的一个电话。

“咪咪回北京了。在九十年代的求职市场中，她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很难找到工作。年纪也不小了，脸上皱纹密布，就像干了的橙子，人瘦得活像竹竿，还套着件军队的破棉大衣，现在再没人穿了。她去找过老柯。他现在可是北京城的大款了，但没帮她。”

在半夜时分，我依然有些晕头转向，但我知道再睡不着了。我索性爬起来，在书堆里寻找，发现叶芝的一本诗集。

我想起叶芝曾写过一些诗句，关于一根棍子上破碎的外衣。我却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里，找到了他另外两行诗。

在诗中，叶芝悲哀地说，“因为我相信。我都不过是/生活在身穿小丑彩衣世界中。”

也许是衣裳让我们成为我们，而不是相反，无论是彩衣还是军装。我还是尽力去回忆那个遥远的夏季：那时，齐君穿着冒牌的鳄鱼衬衣，而咪咪身上是被汗水湿透的军装。他们对着别人的镜头微笑。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11 22:02

让这样美的女人白白的憔悴，那是那个男人的罪孽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0 20:48

铁饭碗（1990）
发表日期 18/08/2008 更新日期 18/08/2008 09:54 TU

【红尘岁月】第15篇

这是红尘坊1990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中国渡过了………………。

四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保香港五十年内经济政策长久不变。

随着逐步深化的经济改革，国营企业关闭与重组的过程也不断加快。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全面现代化的转变。

“雨后天晴”，我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 * * *

在红尘坊，董克强从小就是个幸运儿。

自他祖父那一代起,董家就住在这里。与这条弄堂里的许多居民不同，他祖父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个高级技工，薪水不低,因此在石库门房子租下了整个厢房，包括餐厅、客厅和卧室，还有一间暗房用作厕所。

随着家里人口渐渐增多，这些房间也都失去了原先的功用。但董克强还是能拥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房间。他是家中的唯一男孙，最终还能拥有整个厢房。

他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的祖父在阶级划分中划的是工人成分。他的父亲也是。

在七十年代，有这样的工人家庭出身，董克强成长起来是颇有些优势的。他先是当上红小兵，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在上海电信集团成了技术员，这是家收益相当不错的国营企业。大家都说，他捧上了“铁饭碗”。

“铁饭碗”的说法，来自中国人在碗里吃饭这样一个悠久的传统，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子人们都能吃到饭。要是一个人失业了，作为一种比喻，就会说这个人丢掉了饭碗，或者说，把饭碗砸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建立起国营企业体系，国营企业员工无论工作表现如何，都不会遭到解雇，一直工作到退休，享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所有这一切都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称作“铁饭碗”，因为就业保障成了想当然的事，人人平等，铁饭碗永远都不会打破。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中，有的人开始自己做生意，捧铁饭碗的人倒也没有特别担心。这些“企业家”也许能多挣一点钱，但与“铁饭碗”的优越性相比，算不了什么。在中国，这些新生事物会如何发展，没人能料得到。

于是，红尘坊著名的媒婆贾阿姨，一天下午给董克强介绍了璐璐。她是个时髦的女孩子，一开始并不乐意见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过，贾阿姨作了一番打动人心的补充说明，董克强的爷爷已经八十多岁，用不了多久，整个厢房就会传给他。

他们约在外滩公园见面。董克强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璐璐。他们聊得挺投机，在公园里逛了一两个钟头。他提出请她吃饭。她建议到对面的和平饭店餐厅。

和平饭店是他从未进去过的五星级宾馆，但他不加迟疑就同意了。他相信他身上带了足够的钱。他们上了宾馆七楼，进餐厅找了个靠窗的桌子，俯瞰黄浦江的风景。

他只顾得上凝视她眼睛中荡漾的波影，仿佛催动了江面上缤纷多彩的船只。她表示她特喜欢这里的氛围。

可是，一看烫金的餐单，上面的价钱把他吓了一跳。他点不起大厨特色菜，尽管他很想籍此给她深刻印象。

他甚至都没给她看餐牌，就象老客人一般地点了三菜一汤：香菇肉片、贵妃鸡、四喜丸子和冬笋汤。每个菜都不到一百元。

她一言不发，望着窗外，一付心不在焉的样子。

女服务员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手中的餐牌，问他：“要不要来条鱼？或者大虾？” 这可是他提心吊胆的问题。

一只澳大利亚龙虾三吃：生切片、葱姜炒，最后是龙虾泡饭——要九百元。他都没开口问松鼠大黄鱼的价钱。

他其实不小气，可那天他身上一共才带了八百来元钱。他又上下看了一遍餐牌，居然发现一道主厨推荐的河鲜，让他松了一口气。这道菜是黄河活鲤鱼。

就他所知，鲤鱼不算名贵。在红尘坊后面的菜场，一公斤不超过三四元。一条活鲤鱼的价钱会跳高一些，却也贵不了太多。餐牌上标明的价钱是，“单价”十六元。大概一斤或两斤，价钱完全可以承受。

女服务员十分殷勤，随着他的目光停在“单价”上，轻轻提议：“一条两斤的鲤鱼，或者三斤？太小了没肉；太大了，就不嫩。"

“行，太好了。”

璐璐向他转过身，眼睛里春波荡漾——仿佛鲤鱼正在里面游动。

他点的菜很快就上了。每一道都美味可口，但他最赞美不已的还是她的秀色。她优雅地用餐，不时用玫瑰色餐巾轻擦柔软的嘴唇，在透过窗户的夕照中，笑容灿烂动人。

然后，一个女服务员为他们端上那道鲤鱼。她一身蜡染布装，赤脚穿木屐，秀气的脚踝上带着银脚链，在红地毯上闪闪发光。

她把鲤鱼放在他们前面，餐盘极大，四周饰有柳条花纹。

“看啊！”璐璐喊了起来。鱼的眼睛还在餐盘中转动。他想象不出鱼是怎样做成的。这几乎是个奇迹。

她用筷子夹了块鱼背肉给他，味道鲜美极了，而她这亲密的举动更令他心满意足。

她吸吮着鱼头，姿态难以想象的妩媚，双唇轻舔着纤细的手指。猛然，他笨拙地用筷子把一只鱼眼睛挑了出来，鱼汁弄脏了桌布。

她令人宽心地笑了笑说：“最好吃的，就是眼睛旁的肉。在香港，就有一道用鱼眼做的名菜。每天就只卖八份。”

鱼眼旁的肉稍稍有嫩豆腐的味道，口感却难以形容。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道香港名菜。她一定常去高档餐馆，他明白。她也配去。人们不是常说：美人一笑值千金吗！

暮色中，他感觉不到时光正在流逝，恰如在他们下面的江水一般。

最后，她满意地吐了口气。

女服务员送上一个银盘子，里面是账单。

他大吃一惊——账单上写着居然要付两千五百多元！他已经心算过，总数应该不会超过六百元——那条鲤鱼大约两斤左右。他叫来服务员，问她究竟。

“这里单价的价格，是每两的价格，也就是五十克。”

“怎么可能呢？”

“这是五星级饭店的通行标准。你从来没有去过一家五星级饭店吗？”

“当然去过。”

“那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单价。”她把餐单翻到最后一页，指给他看：“看看，这里标明得很清楚。”

确实，印在上面，不过字体很小，他也从未想到餐单最后一页去查证。要是璐璐不在身边，他或许会承认自己无知，把身边带的钱先交上，过后再来结清。

可是他决定不这么做。他不能如此丢人现眼。换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一定要表现出他是一个讲原则，而不是对钱井井计较的男人。只用这样，他或许还能在她面前挽回面子。

“得了吧。上海的报纸登过不少这类餐馆坑人的故事。我有个朋友在【文汇报】。他抢着要发这方面的文章呢。"

“他又能说什么呢？”女服务员冷嘲热讽地说。

“和平饭店不是当年的沙逊饭店了。哪年头，犹太大亨用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钱，造了这家饭店。可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我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而这条鱼竟然要花去我两个多月的工资。你觉得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哦，你还捧着铁饭碗。可你知道什么？这里的客人，捧的是金饭碗，或银饭碗。他们有自己的公司。我跟你说，我们不是国营餐馆。如果你对自己的铁饭碗充满自豪，那么你压根儿用不着到这里来。”

他还要争下去，璐璐却站起身，一句话没说离开了餐桌。他以为她上洗手间去了。她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饭店的保安负责人来了，把他身上的钱全部掏出，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将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再打电话约璐璐见面，她很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你丢得起面子，我丢不起。”

董克强也丢不起面子。他从国营企业中辞退，离开上海，带着一份创业计划到深圳去了。

在深圳，他开始生产不锈钢饭碗。他相信铁饭碗这一原型，依然对大家充满象征意义。

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商业点子。没多久，他的不锈钢饭碗开始行销全国。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0 20:50

【红尘岁月】第十二篇
大碗和炮仗(1984)
发表日期 09/08/2008 更新日期 09/08/2008 11:27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八四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我们的伟大祖国这一年又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党中央强调确定了把两项主要任务作为我们国家新时期的工作重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一月，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美国总统里根四月回访中国。

十二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签署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

邓小平作出庄严承诺，在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

                                             * * * *

谢正民是从静安区搬到红尘坊之后得到了他的绰号：大碗。

这是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他刚满十岁。他很快就开始接触到红尘坊的文化。

夏天，这里没有一个家庭有空调，大多数家庭也没有风扇，在屋里吃饭热得受不了。弄堂里没有车辆通行来往，多少有一种在屋内的感觉，不时还有习习凉风吹来。大家于是就端着碗，一起出来到弄堂里吃。这也是个聚会的机会。在欢声笑语中，你送我一块红焖羊肉，我夹给你小半个熏鱼头。

这种互通有无的情况在孩子中特别流行。谢正民也喜欢在弄堂里吃饭。他的绰号可能来自他手中的特大号饭碗。不过，关于他这个绰号的起源,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他一般不和其他小孩混一起，而是独自躲在一个角落，仿佛把脸埋进了碗里。

出来到弄堂里吃饭，却又要单身独处，这让人看不懂。

不管到底是什么解释，他的绰号在红尘坊传开了。他弟弟因此有了个“小碗”的外号，连他的父母亲也都连带着有了绰号。他的母亲很瘦，在弄堂里叫做“毛竹筷”；他的父亲长得圆圆滚滚，大家称他“谢包子”。

晚上聊天时，街坊邻居对这些绰号兴趣不大，只是觉得谢家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

在上海，地段是再重要不过的。红尘坊地处黄浦区中心，却算不上高档地区。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既没有煤气，又没有卫生设备。一大早，家庭主妇就要生煤球炉子，像机器人一般用芭蕉扇给炉子搧风，睡眼惺忪地把马桶拎出去。相反，静安区是上流地段。谢家怎么会从那里搬到红尘坊？更何况，这里只有小小两间，阁楼加厨房上面的亭子间，实在弄不懂。

答案很快就出现了。原来，在静安区老家，谢包子成了他所住的里弄中的大批判靶子，头颈上挂了块黑牌子，上面写着“臭资本家”。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视为“黑五类”，政治上不可靠，遭到街坊理所当然的歧视。

可是，搬到别处也没有用。谢包子单位的红卫兵造反派跟踪追迹来到红尘坊，在他们家门口和窗户上张贴标语：“打倒臭资本家！”确实，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到每一个角落。红尘坊街道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谢包子一家人进行了革命大批判。

他们再也不搬家了。在弄堂里，大碗的头更往下低了，不管是不是捧着碗。对于这一姿势的象征意义，一个年长的邻居评论说：“他太没有面子了。所以，这孩子一来到红尘坊，就把脸埋在大碗里。”

有面子也好，没面子也罢，和弄堂里别的小孩一样，大碗渐渐长大。到了七十年代末，报纸上开始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的十年浩劫，阶级成分制度几乎不再提起。大碗和邻居说话时和蔼可亲，头也抬得高高的。

红尘坊里还有其他变化。举个例子来说，买电风扇的人家越来越多，端着碗站到弄堂里吃饭的人开始少起来了。

大碗进了一家国营企业当会计。据毛竹筷透露，他还在上夜校，准备申请入党呢！单位派他去北京出差好多次了。简而言之，大碗正成长为一个有美好前途的青年。

不久，我们看见他带了个姑娘来红尘坊。姑娘姓钱，和大碗在一个单位。据说他们的恋爱谈得不容易。按照以前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小钱的父亲是个工人，而大碗的家庭背景在政治上不配。但是，现在与大碗被人起外号的那个时代不同了。家庭成分差别已不像那时看得那么重。风水用不到六十年就会轮流转。中国在变，就像在杂技小丑手中抛的球，色彩变幻莫测。

人们发现，“黑五类”家庭现在居然也有一些好处了。有些家庭因为在文革中的损失获得赔偿。也有些家庭能与海外的亲戚重新取得联系，这意味着国外汇进来不少钱。大碗就有一个富伯伯在美国。很难说小钱到底喜欢大碗身上的什么。至于说大碗喜欢小钱什么，那倒很清楚：她婀娜动人，他特意要把她带给他的邻居看。

恋爱的第二年，他们开始谈婚论嫁。毛竹筷心里不乐意。“钱家什么都没有。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我们家要打理一切。”

钱家对这桩婚事也不是太高兴。且不说谢家过去的阶级成分问题，小夫妻的新房吧又在哪里？谢家一家还在挤那两间小屋——阁楼和亭子间。顶多让一间出来让他们住。

老钱，这个当工人的父亲，训斥女儿说，“与这样一个资本家家庭结婚，真是鱼没吃到，反沾了一身鱼腥味。”

毛竹筷在红尘坊弄堂口跺脚大骂：“有些人可就是冲着鱼腥味来的！”她这一跺脚的样子，还真有点像文革中跳的忠字舞。

不过，现在已不是包办婚姻的时代了。小两口十分坚定。双方家长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改变主意。

于是，婚礼定在夏天。弄堂里大多数邻居都分到了喜糖，其中有两块用金纸裹着的巧克力。有人还接到婚宴的请帖。大碗的父母在国际饭店订了三十多桌宴席。国际饭店在沪上算是最高档饭店之一。每桌八百元，就该两万五千元，这笔钱比老钱工作十年的工资还多，还不考虑其他费用。不过，弄堂里也有人不是这样算的。随着经济改革，婚礼上最实际、也最受欢迎的贺礼是送现金红包。每桌十到十二位客人，每人都得送红包，一般的标准是一百元；而与新郎新娘同桌的贵宾，最多会送五百元。如果每位客人都像期望中的那样大方得体，这场盛大的婚礼就象是投资，很可能还有利润。当然，谁也无法预料利润有多大，因为有的小气鬼会在红包里只塞上二十元。

“这实实在在是资本家的婚礼。”老钱愤愤不平发牢骚。他曾经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偶尔还能亮出一两句的政治术语，象他口中的金属牙齿一般闪闪发光：“这纯粹是剥削。”

“这是婚姻大事，”毛竹筷吐出一颗瓜子壳反驳说。“他们不要面子，我们可要。”

时代变了，她的论点听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要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人们会提倡党的艰苦朴素传统，婚礼要从简少花钱。现在要这样做，会让小两口在弄堂里遭人嘲笑。

男女双方家庭进行了激烈的谈判。按照常规，两家分摊费用。可是，老钱厂里发的工资最近又减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男方承担一切支出，作为交换条件，女方的亲友在婚礼上总共只摊到两桌。

“他们可是赚大了，”毛竹筷咯咯笑着下了断语：“他们能把这两张桌子上收来的红包装进自己口袋，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便宜。”

毛竹筷什么事都在弄堂里开“新闻发布会”，通往婚礼道路上的波波折折，大家因此都一清二楚。

婚礼的那天终于来临了。红尘坊屏住呼吸，激动万分，相机对着堆在门口的十二套绸缎被面照个不停，这是新娘的嫁妆；窗户上的红色剪纸及弄堂口停着的红旗高档轿车，也谋杀了不少菲林。有人说，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坐的就是这种轿车。

在著名的国际饭店会有什么样的婚礼，我们都充满了想像。在婚宴结束前，小碗却匆匆先赶了回来，要准备迎接新郎新娘的到来。

他满面通红，象一大块红布，激动地告诉我们这前所未有的婚宴。

“八道冷盆，八道热炒，四道主菜，全鸭、全鸡、全鱼、全火腿。两道汤，还有四道点心。宴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新郎和新娘要在每张桌子前敬酒，客人不停举杯祝新婚夫妻幸福。小两口子，特别是新郎，也要陪着把酒喝干，否则客人就会觉得没面子。我于是得充当他的饮酒保镖，代他喝。要是新郎今晚喝醉，就太糟了。洞房一刻值千金呀！”

小碗拿出一大包炮仗，分给大家，要我们在弄堂口和弄堂中心放起来，还留些由他自己在家门口放。人们都认为，炮仗会给新郎新娘带来幸福。炮仗越多，福气就越多。

红旗轿车一到，整条弄堂淹没在喜气洋洋的炮仗声中。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就当新娘一脚跨进房子的时，小碗手中那一长串炮仗没有响。

这一下子突然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小碗嘟哝着：“这串臭了。换一串吧！”

老钱怒吼了：“等一等。这什么意思？你可不能用变着法子来羞辱我们！”

“啊呀，只不过一串炮仗没响。您知道现在这种东西的质量的呀！”

“偏偏在我女儿进你们家的时候，这炮仗就不响了。这可不仅仅是羞辱，也绝对不吉利。”

这下轮到毛竹筷发火了，象炮仗一样蹦了起来。“你今天怎么敢这样说？你的嘴太臭了，要用马桶刷子好好刷一刷！”

“见你的鬼去吧！你这个资本家臭老婆，狼心狗肺！”满头白发的老钱站在贴满喜庆红字的门前大声吼叫，仿佛在一瞬间又神奇地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你只会剥削劳动人民。说说你靠红包赚了多少？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工人阶级永远是统治阶级。这一点你千万别忘记！”

小碗也来火了。“你这个白痴，你又做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花过自己的一分钱！垃圾！”

“你居然把我女儿当垃圾！是的，我们是工人阶级，但我们不会在婚礼的炮仗上省钱！”

谢包子试图平息争吵。“没有人成心这样做。只是炮仗的质量问题。”

“炮仗的质量？你们不会买一些更好的？你们不是有钱吗？”

邻居们都围拢过来，想劝双方不要再吵，却没人理会。

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炮仗，炮仗只是为双方压抑已久的怨气提供了导火线。似乎没有人——除了进入了在新房里的新郎新娘——能够结束这场争吵。

可是，新郎新娘没有出来。按照传统，客人要跟进去闹洞房。哪怕他俩没有听见外面的争吵，也该注意到没人跟着进新房呀！闹洞房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贺客们要把新房“闹个天翻地覆”才能尽兴。

外面的争吵愈加激烈，没人留心这小两口一直没有出来。

就在外面依然争吵不休的时候，大碗突然跑了出来。他从人群中直冲出一条路，向弄堂口跑去，双臂在头上挥舞，嘴里喊道：“你们还吵哪！一切都完了。我把她杀了！我去派出所自首。”

“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大家哑口无言。看上去不像开玩笑，可谁也没办法信。高举拳头的老钱一下子定格，活像座石雕。

第一个清醒过来的是小碗，他匆忙向新房奔去，其他人还留在弄堂里，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街道委员会负责人军同志赶到现场，大家哇啦哇啦，七嘴八舌，就是放炮仗一样：“一串炮仗值一条命。”

小碗从楼上跑下来喊道：“等一等，大碗！别去了！”

紧接着，小钱摇摇晃晃走下楼梯，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光着脚跑了起来，一边大声喊着：“回来，大碗！”

“这是人还是鬼？”

“小钱没有死！”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新娘赶到派出所时，新郎已经在笔录供词上签了字。他承认自己狂怒中掐死了新婚妻子。在他结婚的这一天，他的岳父闹出这一幕，实在叫他太没面子了，而且，妻子更在新房里大吼大叫，他觉得太丢脸了。婚姻的第一天就如此糟糕，他伤心绝望。他猛一下子失去了控制能力。

不过，既然受害人没有死，这不再算是谋杀，可毕竟也是谋杀未遂。笔录供词就在桌上，白纸黑字，还签了字。大碗被拘押。

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要证明，上述供词是假的。

小钱告诉了大家一个不同的故事。按她的说法，大碗没有错。当时，在新房听见外面的争吵，大碗要她出去，劝劝她父亲。她不同意，反而开始又叫又抓，活像个泼妇。新房里这么再吵，只能火上加油。他不想让她把事情搞得更糟，急着用手去堵她的嘴。她挣扎得太激烈，一下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她又进一步更改说词，说自己因为准备婚事，其中还包括亲自到市场去挑选购买炮仗，过度劳累，才昏过去的。真的，这一切与她丈夫毫无关系。

该信谁——新娘，还是新郎？

我们不清楚那天晚上新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宁可相信小钱。说到底了，这只是一串哑炮仗的霉运。

派出所到红尘坊调查此案时，军同志根据他的经验作了一番解释。 “大碗那天喝醉了。不能把一个喝醉的人所讲的话当真。作为街道委员会负责人，我跟太多的醉鬼打过交道了。你猜猜，他那天喝了多少杯？我一直就不同意婚事这样铺张，可他们不听我的。现在街道工作很不好做呀，同志！”

出席婚宴的邻居都同意军同志的说法，证明大碗灌了十多杯高粱酒。他们还说，小钱的话比较可信，因为她一滴酒都没有沾。

大碗的单位与同事也都替他说好话。说他是个老老实实。勤奋努力的会计。他到派出所自首这一事实就可以证明，哪怕喝醉了，他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而且，要是他吃了官司，小钱该怎么办？在红尘坊苦苦等他许多年，就像京戏里的王宝钏？

大碗是十月从拘留所出来的，她已经有将近三个月的身孕了。

红尘坊于是悄悄地谣言流传，都在估算时间。

从老钱与小碗开始吵架，到大碗跑出来，这里大概有三刻钟。在这段时间里，小两口单独在新房中，会干些什么呢？

小钱出来时光着脚，披头散发的，衣服那么乱，这些细节还不叫人明白吗？

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小两口从一开始就听见外面吵架了，怎么还会有心情做这事呢？所以，很可能在婚前就有了。

结婚当天为未遂的谋杀而自首，已经是够丢脸了，现在又加上关于小钱怎样受孕的风言风语，大碗实在受不了了。他把头低得不能再低，仿佛脖子都折断了，与他刚到红尘坊一样，把整个脸埋在了碗里。

幸好，他伯伯给他从美国寄来一大笔钱，这是毛竹筷得意地跟邻居讲的。新政策允许海外华人在上海用外汇买房，于是，小两口很快就能离开红尘坊，搬到一套新公寓去。

那里，他们将会开始新的人生，我们都祝福着。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0 20:51

【红尘岁月】第十三篇
安全帽（1987）
发表日期 11/08/2008 更新日期 11/08/2008 09:18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八七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在今年年初，党中央发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坚决清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接受胡耀邦辞去zhonggong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十月，赵紫阳在zhonggong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提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报告，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续执行改革与开放的政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的改革之路有了这样重要的政策文件，中国人民对祖国的光辉未来充满信心。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曲折，我们对此完全清楚。

党中央采取有效、果断的措施揭露、反对党内的贪污腐败。

这一年，中国与葡萄牙签署协议，规定了澳门将于一九九九年回归中国。

                                             * * * *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 付国栋站在大学会议厅门前沉思默想，顶着呼啸的寒风，没有戴帽子。自从一九六六年那个冬夜以后，他从未想过给自己买顶帽子。

那天夜里，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他看见他病病歪歪的父亲，头上戴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大字：“打倒资产阶级黑专家、美国特务！”

他父亲是大学的老教授，当年曾留学美国，五十年代回国后是物理学界的权威，六十年代中成了红卫兵大批判的黑靶子。

付国栋自己也变成了“狗崽子”。人们在红尘坊弄堂口附近批斗他父亲时，他还要到台上去搀扶父亲。父亲那顶纸帽子，在寒风的怒吼中颤抖不已，如同来自地狱的惨白标记。

他父亲不久就去世了，而他的“政治帽子”却依然为全家留下阴影，尤其影响到了付国栋。这一阴影要到了文革结束后才渐渐消除。

也真可谓阴错阳差，造化弄人，付国栋文革后参加高考，被他父亲生前执教的大学录取。四年后，他自己居然也留在这里任教了。

他从来不想像他父亲那样成为权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回想起那个寒夜，他就缺乏安全感，无法“热身”起来。他的研究领域也属“冷门——比较语言学，重点在古汉语词源。

不过，大学老师在红尘坊也总是非同一般。大家琢磨着他早晚要搬离这条弄堂。

付国栋有稳定的工资，还有学术著作出版的额外收入，他显得十分知足，不打算离开红尘坊。他在弄堂里为人低调。每当有人叫他“付教授”，他总是回答：“我还只是讲师。”

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间房，里面堆满了书。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书虫，没什么可以让人特别惊讶的。到三十五岁，依然单身一人，这恐怕和他一心学问的迂腐不无关系。他甚至把诸葛亮的名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抄录下来，裱成长幅丝轴，挂到了墙上。

不管他为人多么谦和，他工作勤奋，在他的领域里著作甚丰。渐渐地，名声远远播出了学校，甚至播到了国外。真应了那句话：“墙里开花墙外香。”

此刻，在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晚，站在大学会议厅门前，付国栋想到二十年前那个冬夜的一幕，不禁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他刚在大学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学术报告。许多西方知名学者都来到这个国际研讨会，交流比较语言学的成果。汉语及其象形字体系在世界上再度引起强烈的兴趣。T恤衫上印汉字，或是把汉字纹身，已越来越流行。付国栋的报告着重谈艾兹拉•庞德当年怎样把汉字解构成诗歌中的意象。

他的报告获得一片掌声。美国的艾伦教授和德国的豪恩贝克教授一定要请他吃晚饭。走出大厅，付国栋打了个寒战，尽管他象夹三明治地在两个外国人中间。这天晚上又冷，又下雨。

到了南京路上，两个老外把他拉进一家品牌商店，要替他选一顶帽子。他们推荐一顶棕色羊毛帽子，英国货，价格标签几乎让他张口结舌。豪恩贝克教授觉得帽子的颜色和付国栋的黑头发很配。艾伦教授对其质量赞不绝口。付国栋只能附和同意。尽管价钱远远超出他的预算，他知道他没办法说不。一个“中国权威”总不能让他的西方同行看不起吧。

他带着那顶帽子跟他俩进了餐馆。这是一共有八道菜的晚餐，他一直没有摘帽。美国人和德国人频频举杯，祝贺他的成就。 晚餐吃到一半时，他去了趟洗手间，不禁对镜子中红彤彤的脸多看了一眼——一个戴着怪里怪气英国帽子的陌生人！

第二天早上，他醒得很早，第一想到的念头便是帽子。天气阴霾，他琢磨着能不能戴着帽子去大学校园。最后他认为不戴太可惜了，毕竟，他花了这么大价钱。

来到校园，他感觉到大伙儿好象要比往常多看他一眼——或许是看他的帽子呢？这帽子看起来不像他这个年纪的知识分子戴的。不过，也没有人能说有什么不合适，或不对的。

“你像个权威，”一位女同事跟他说，脸上浮现一个意义含混的笑容，“瞧你头上这顶帽子。”

“他就是个权威，”另一位同事说，“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正是那两个国外学者对他说过的，他想起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向他推荐帽子时，就称他权威。事实上，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比学校里大多数同事都要多。

帽子质量很好，很舒服，让付国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很快，大家看着这个东方的学者戴着西方的帽子进进出出，也都习惯了。他的同事，还有红尘坊的邻居，都认为这帽子对他相当合适。

下个月，他买了副金丝边眼镜，价格不菲，可与帽子很配。接着，他又添了一身毛料西装。这些年来，他一直过得很省，他有能力尽情采购上一阵子，当然，只是小规模的。

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他身上的变化——因为头上带的那顶帽子 。几个月后，春天来了，也带来了系里的职称评定。在系领导办公室里，他戴着帽子，发表了一通简短而令人意外的讲话。

“这三年，我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二篇文章。其中六篇被其他刊物引用。如果我们系有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比我多，那么这个人应该评为教授。不然的话，就得评我。”他得出结论说，“许多大学也请我前去任教。”

他的这番表白，使得领导们考虑再三。在新引进的评定职称规定中，在国外发表文章的数目是重要标准之一。付国栋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而且，他也是个非常尽责的好教员。他讲话的口气咄咄逼人，系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更考虑到他被其他大学挖走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致决定，评他正教授。接下来，就是住房分配讨论了。他是正教授，有权享有更好住房。所以，在住房分配的等待名单上，他排到了第一，虽说这并不意味着他立刻就能得到新房钥匙。

作为一个名声越来越大的教授，他为他的研究计划争取到了国家重点项目津贴，这对学校也是个荣誉。国家津贴不归他个人所有，却能够让他享有前所未有的工作条件。现在，要上图书馆，他不必挤公共汽车，也没必要带上冷饭盒。他进进出出都坐出租车，这一切的费用都可以在科研的名义下报销。

不久，他有了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她频频出现在红尘坊。一天晚上，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上了一辆在弄堂口等着的出租车，她悄悄拉着付国栋的手。

“你们记得，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戴的那顶纸糊的白色高帽子吗？那是最邪门的霉运，给国栋也投下了不安全的阴影。”在红尘坊弄堂口故事会上，老根作出了深刻阐发，“国栋真得有什么东西盖住这霉运。看看他现在头上的英国帽。棕色的，几近紫色。所谓紫气西来。真是盖了！”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0 20:52

【红尘岁月】第十四篇
分房记（1988）
发表日期 14/08/2008 更新日期 14/08/2008 10:23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八八年最后一期的黑板报。

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批准了我国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还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

在六七月，通胀率达到两位数，物价高涨。和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出现了因为恐慌而抢购的风潮。政府决定放开大部分价格，由市场实行调节，采取多种措施以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了最初的物价与工资改革计划。

这一年，也实现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

                                           * * * *

老舍在三十年代写下那脍炙人口的小说【四世同堂】时，人丁兴旺的大户人家被视为一种福气。就象梁龙华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那样，这与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相吻合，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老的与小的在一大家子里相互照顾。

可到了八十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小说里的四代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红尘坊中的梁家，也是四代同堂，却挤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一间房间里中，房间总共只有十四平米。四代人共居一室，要用帘子把爷爷的床、父母的床、哥哥、嫂子和新生婴孩的小床，以及小梁的帆布折叠床分别隔开。唯一的一张桌子，则按不同的时间与情形，用作餐桌、书桌、茶桌，有时也用来缝补或熨烫衣服。马桶放在屋子的一角，用塑料布遮挡着。用上海人的俏皮话说，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

小梁大学毕业后，情况变得更糟。他分配在一个文学研究所上班，需要有自己独用的一间房间，专心读书与研究。家里人都想方设法照顾到他的需要。晚饭一吃完，大家收拾好桌子就出去了，让他安静地读或写。不过，即使是在夏天，这样的光景也只能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爷爷得回来听收音机，父母亲要看电视，大哥想和嫂子谈家常，别说小宝宝该换尿布了。

不久，小梁还得面对新的问题。他都快三十了，还没有女朋友。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不可能把女朋友带回来。一个冬天的夜晚，他曾试过一次。在姑娘到来前，全家腾空了地方。一进门，她似乎并未觉得房间逼仄。他们于是开始聊起了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天下起了小雨。沉醉在十九世纪的这对青年男女，没注意到时间在旧排水沟中流逝。可是，小梁家里人却没办法离开太久。爷爷在邻居家不停咳嗽，感觉到再也呆不下去了。哥哥已经在外面抽掉半包烟，在他妻子的抱怨声中，只能抱歉地敲门。

那姑娘没再来过，虽说她与小梁志趣相投。说到底，与没有房子的男人谈情说爱乃至谈婚论嫁，有什么意义呢？ 古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弄堂里的人都同意，小梁到这个年纪还没有对象，不是他的错。

年初的时候，小梁听说研究所将会从市政府分到一些住房指标。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消息。

一九四九年以前，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租房或买房。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后许多年，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分房制度，具体分配则通过人们的工作单位——工厂、公司、医院、或研究所等等。在住房条件不断恶化的城市，给哪一个职工分房成了单位的棘手问题。

所里成立了负责分配这批房子的委员会。排在等待分配名单中的每一个申请人都有理由。委员会要反复考虑、核查、计算才能作出最后决定。小梁在申请表上注明自己属于“大龄青年”。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术语指那些超过三十岁的未婚男女，在申请表中填上这条是十分实用的，目的要说服分房委员会，住房是结婚少不了的条件。

“小梁同志，在等待名单上可有两三对已婚夫妇呢”，分房委员会主任跟他说。

“他们住的并不糟呀！一对夫妇住阁楼，另一对，住的是一间隔出来的房间。他们完全可以与父母同住。”小梁反驳道，“而我的情况绝对不同。”

“我们明白，所以把你排到了名单的最前面。我们一定会尽量帮你解决。小梁同志。”

可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他的申请人也围着分房委员会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有人说，小梁确实是单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有了女朋友，等着要与他结婚。换句话说，他的情况没有那么紧迫，还可以再等等。

小梁十分恼火，向人们说起他分房过程中遭遇的麻烦。其中一个充满同情的听众是萍萍。她在书店工作，是他的一个朋友，年龄和他差不多。她长得不乏动人之处，身材高挑、苗条，杏子似的双眼，樱桃般的红唇，不过他从来没把她看成是可能的女朋友。

“这真成了第22条军规。没有女朋友，就没有住房；而没有住房，也就没有女朋友。”

“如果你有女朋友，你相信真有机会分到房子吗？”

“我相信有机会，很大的机会！”

“那么，就告诉他们，我是你女朋友。”

“呵，”小梁十分惊讶。

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他听人说起过特殊情况下的“临时女朋友”。她这样无私相助，却令他感动。毕竟，任何有关他们谈朋友的消息传起来会很快，他的同事也常去这家书店。

“别在意，”她跟他说，“这样的事可多着呢！”

于是，小梁再到分房委员会，强调他确实已经有了未婚妻。

“得了吧，小梁。她从哪里冒出来的？你可从来没有说起过。”

“是真的。她叫萍萍，在南京路上的新华书店上班。我们研究所许多人都去那个书店，你也一定见过她。因此我才没对别人说起过。我们认识很久了。”

“萍萍？” 分房委员会主任显出狐疑的神情。“真的吗？我不能就听你说了算。老话说，眼见为实嘛。”

小梁别无选择，只好请她到办公室来。她来了，坐到他办公桌旁，语气亲密地说个不停。然后，他们手牵手离开，说是去“德大”西餐厅吃晚餐。他们果真去了。他觉得他欠她这份情，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俯瞰暮色中伸展开去的南京路，渐渐沉醉于不断变幻的霓虹灯图案中。餐桌上铺了洁白的桌布，还点了蜡烛，更为这里的夜晚增添了浪漫温馨气氛。

但是，分房委员会还是抱怀疑的态度。“她来过，不过这也证明不了什么。你听说过有关‘临时女友’的故事吧！如果你们真打算结婚，你最好有结婚证明。单位里有人说，你让她来只是让其他人看上一眼。”

他犹豫着没马上跟她说。她为他做的一切已是难以置信地慷慨、无私了。要她再一步承诺就讲不过去了。

几天后，在书店旁一家咖啡馆里，倒是她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

“分房委员会说什么啦？”

“他们说，你去一次证明不了什么。”

“真的？”她坐在对面，望着他。“我明白了。”

他苦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他们想要什么证明？”她低着头继续说。“结婚证？好吧，给他们看结婚证么。这只是为了要房子。你以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他瞪着她，一时间无辞以对。

他不能说他喜欢她，但也说不上不喜欢她。只是她似乎不断地给他惊讶。有时，她看起来十分单纯，近乎天真；有时又显得很老练，甚至工于心计。她抬起头，仿佛因为一抹来自内在的美而容光焕发。

“一不做，”她说，“二不休！”

在昏暗的咖啡馆里，这样的选择看似不可避免，她攥着他的手。毕竟，她打算要嫁给他的新闻也许早就传开了。

那天下午，他们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证。

接着，小梁去了分房委员会，手中捧着结婚证，证书的印着烫金的“喜”字。在办公桌上，分房委员会主任把结婚证书推了回去。

“我们相信你们，小梁，但是，在名单上的其他那些夫妇，已经结婚多年了。”

那天傍晚，萍萍在研究所外面等他，就象一个贤惠的妻子。

“你只能打最后一张牌了！” 她停了停说，暮色渐临，她的头轻轻倚在他肩上。半空中，一只蝙蝠在半启的一扇窗子前盘旋，那是他办公室的，他下班后忘了关上窗子。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办公室。

“什么最后一张牌？”他困惑地说，她耳垂上幽雅的香水味让他心烦意乱。

“我听说过一对夫妇睡在办公室里的故事——这是向分房委员会施压的最有效办法。”

“可我怎么能要你这样做，萍萍？”

“在办公室有个长沙发，我想我可以睡在上面。在办公桌上铺条竹席，你就睡上面。夏天，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在办公设备角落准备个暖壶，再放个脸盆。楼下有食堂。我们什么都不用操心。”

她目光犀利，观察得那么细致，他忐忑不安了。她毕竟只去过他的办公室一次。只是现在要拒绝她，已经为时太晚了。他再要退就太丢面子了。他支支吾吾，心里期盼着她只是说说而已。说到底，她真要这样做，其实也够丢面子的。

然而，她说到做到。第二天一早，她就拖了辆小行李车，里面装了暖壶、脸盆、痰盂，以及一些杯子、一个小酒精炉。当然，还有枕头、被子和毛巾等等。可能都是她刚采购来的。

小梁的同事张口结舌，呆若木鸡。他们匆匆站起来，满面尴尬地要离开办公室。

“别走呀！我只是先放下一些东西，今天晚上，等你们都下班了，我再来找小梁。我们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一对结了婚的夫妻总得有自己的房间呀。你们也明白的。”

接着，她给他的同事分红色小袋的喜糖，他们纷纷含含糊糊祝贺。他也分到一袋喜糖，上面印着大大的金色双喜字，象那张结婚证一样。夜幕降临，他们终于在办公室里独处了。

这是个暖和的夏夜。他们睡不着，头脑尽想着他们已登记结婚这一事实。沙发不够长，她把赤裸的双脚搁在沙发的扶手上。老办公桌又硬，又不舒服，他翻身时就吱吱作响。他们不禁在黑暗中对视着。门外，大楼过道上先前偶尔听到的脚步也都消逝了。办公室里越来越热，窗关着，门也关着。她起身走到办公桌旁，坐在桌子边上，默默解开她衬衣的钮子。

金波淡，/ 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事后，他们静静地躺着，腿依旧纠缠在一起，在办公桌上流下一摊摊汗水。

自从他分配到研究所，这张办公桌一直使用到现在。他一翻身，几乎象是对这个体制发出的呐喊。朦胧中，他隐约想到了鲁迅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接着，坠入了无梦的黑暗。

第二天清晨，他在阳光中睁开眼，看见萍萍身穿睡衣，光着脚走来走去，手里提着一暖壶开水。他还没来得及用她递过来的面巾洗脸，她已经像个家庭主妇似的，从门里探出身子，与来上班的同事打起了招呼，她的笑声在走廊上银铃般动人。

他明白，这次分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在同事们的眼神中，他已经看见了结论。但是，在这个夏日的早晨，当他再一次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房子，他突然感觉到脊梁上仿佛有一股冷水冲下。

纵然如此，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役。他必须要向自己证明，他有拼到底的胆量。

战役继续了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迎来了萍萍曾经预言的结局。

分房委员会把房子的钥匙给了小梁。这时，萍萍已有七个月的身孕。

她决定不急着搬过去。这不是一间新房，是另外一家人家套出来的，虽然对他们来说，一间十二平米的房间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她要把房间装修一新。她现在不能再来办公室了。小梁把她临时安顿在红尘坊，让他的母亲照顾她。

只是萍萍很固执，虽然大腹便便，脸色苍白，双脚都浮肿了，还是要忙进忙出红尘坊，监督旧房翻新的工程，选购便宜却质量上乘的材料，与商贩讨价还价。

小梁继续睡办公室。他倒渐渐习惯了。不用担心早上拥挤的交通，在夜里也可以工作得很晚，虽然谁都不说不上来他到底在忙些什么。但他留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原因。他不想听萍萍和他母亲整天不停地争吵。他母亲振振有辞说，从一开始，萍萍就琢磨着一步步把他哄进了这场婚姻。她也是“大龄青年”了，比他还大上好几个月，这或许是她最后的机会。

慢慢地，小梁也有点倾向于这种假设了，但他对怀孕的妻子什么都没说，脑海里回想起她所采取的每一个主动步骤。从他对她提到分房这个话题起，她一直就没有给他挣脱的机会——尽管在表面上漫不经心。

他也无法回答他母亲的问题：“你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 除了那间房间。但这应该说是她的房间，是靠她的努力、靠她的牺牲才得到的。他看到她全身浮肿，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在他从小长大的红尘坊，大声嚷嚷地与人争吵。在她身上再看不到原先活泼可爱的痕迹，他内疚地想着，接过她给他递来的面巾。因为那装修工程，她自己是满脸尘土，头发蓬乱。

一天夜里，他在漆黑的办公室中醒来，想到他以后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的生活，年复一年，与他妻子，与他的孩子、可能还有他的孙子，在同一片屋顶下度日，如同在红尘坊一样。他不寒而栗。他不可能从单位里再分到第二套房子。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跟他聊他所里的研究工作了，根本不谈巴尔扎克或狄更斯，或她先前曾与他探讨过的那些作家。

她一定是太忙了，他坚持这样对自己解释。他也没对她解释他夜里在办公室忙些什么。他几乎忘了他儿子的预产期是哪一天。

在为儿子在红尘坊办满月酒的晚上，他把新居的钥匙交给萍萍，说他自己要去深圳做生意。在这个经济特区，按照政府的新政策，人们能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可以办企业挣更多钱，也可以给自己购买新公寓。这一切他都研究过了，并拟定了一份商业计划。

“中国要变了。”他简洁地说：“我要在那里给我们买一套新公寓。”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0 20:54

抱歉，突然发现可以打开法广下一层菜单，急着先发了第15篇，后来才发现好像不屏蔽了，再倒过来按次序转贴12、13、14篇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1 18:35

【红尘岁月】第十六篇
从战俘营归来（二）（1992）
发表日期 20/08/2008 更新日期 20/08/2008 14:22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九二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一月，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参观了深圳与珠海经济特区。他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要纠缠于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

他的讲话推动了进一步开放的经济战略决策，也加快了市场改革，促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城市。

在国际领域，中国批准了核子非扩散化条约。这一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二。

                                          * * * *

白洁的故事早就该结束了。也差不多结束了——在1954年，在她从朝鲜战争的战俘营返回红尘坊的那一刻。

自那以后，她在弄堂里的存在，几乎再也不为人们所注意到。倒不是说她的存在就此一笔勾销了，不过她只剩下了过去的影子。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没人再对她的遭遇感兴趣。

尽管如此，她也不是在真空中生活。新的政治运动一来，对她的怀疑就会又一次滋生。在那些年，政治运动还真不少。种种怀疑看上去很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不过，什么都未发生。政治运动象接连不断的标点符号，把那些年月标成一句句短句。

一个个人的故事——无论多么悲剧性或戏剧性——都难赢得人们的长久注意。

在红尘坊晚上的故事会上，人们只有一次再谈论起白洁。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年轻的红卫兵，为了显示她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自己在肩上刺了个忠字，于是又有人提到了白洁。 “天哪，”老根又发作了，“别再说她了。”

那些在五十年代初了解白洁情况的人，自身的变化也很大。有的搬走了，有的过世了，也有的对此丧失了兴趣。

对于一个白发苍苍的干瘦老太太，红尘坊故事会的青年和中年听众大都意兴索然。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好几年前，白洁就从医院退休了。依然独身一人，她绝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她买了只电炉，在十一平方米的屋间里自己做饭，不愿在公用厨房里跟大家打交道。同一幢石库门房子中的人都很少见到她。隔壁一个邻居甚至认为白洁有精神病。

也许，她这样做，只是想让大家彻底遗忘她。

如果不是薛志明四十年后突然回来，恐怕大家就真把她忘了。

薛志明也曾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俘，可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归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薛志明当年也是中国人们志愿军战士，与白洁一起雄赳赳离开红尘坊，奔赴朝鲜战场。他是个笨拙的小伙子，远不如白洁那样讨人欢喜。当他在战场上失踪的消息传回到红尘坊，都没有人太在意。

后来，有猜测说他也可能被俘了。

白洁回来后不久，公安局一名干部来红尘坊找过薛志明的父母。无人得知他们关起门谈话的内容。

不管怎样，薛家的门口从未挂过大红花。他父母也很少在弄堂里再提到他。七十年代初，老两口先后去世，依然没有薛志明的音讯。恐怕他也已离开人间了吧。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才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薛志明还活着，而且财运亨通——在台湾。

他确实被俘了，在同一场战役中与白洁一起被俘，并给关进了同一个战俘营。不过，他没有选择回来，而是去了台湾，因为“抛弃共产主义政权”，还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笔钱。

因此，这些年来他音讯全无。他害怕连累父母，与家里也彻底切断了联系。在台湾，他自己开起了公司，生意兴隆，到九十年代初，已成了亿万富翁，名下拥有好几家大企业。

在获悉海峡对面发生的巨变后，薛志明想回来看看。他先给上海市政府写信，探询可不可以来访问一次，同时也表示要为家乡做点什么。他的请求立刻得到满足。现在不是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时代了，中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任何地方的资金。

大家再也不是那么闭塞，逐渐了解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事。例如，人们读到一篇文章，说法国密特朗总统在二战期间也被德国人俘虏过，但是，这丝毫没影响他的政治生涯。

至于薛志明当初决定去台湾，人们轻描淡写地说，那是陈年老皇历了。正象党的一个口号说的那样：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市府当局要求红尘坊街道委员会好好接待薛志明。这是政治任务，是有利上海引进投资的机会，更能为党的统战政策作宣传。

据说他特别牵挂红尘坊。街道委员会主任军同志命令把整个街坊收拾得焕然一新。几个街道代表被推选出来，专门陪同薛志明，其中有在他赴朝前就相识的几个老人。

薛志明一到上海，就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与市政府签订了协议意向书，计划在黄浦区建一家合资企业。这最少能安排二百人就业。他还给他当年的小学赠了一大笔款子。为了表示感谢，学校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志明图书馆”。

他此行的高潮是重返红尘坊。有人已经传出话来，在他的文件箱里塞满了红包，要送给弄堂里的居民。

街道委员会提议在新雅饭店为他设宴接风，但他执意要选福建路上的一家小餐馆，离红尘坊弄堂口很近。这并不叫大家太意外。五星级餐馆他准都吃腻了。

“这是在我梦中萦绕的红尘坊，”薛志明边说边轻轻转动着杯子里的红酒。

“这是你的红尘坊，但您思念的不仅是红尘坊，而是整个中国呵。”军同志举起酒杯回答。

“我们大家为你自豪，薛先生。”

“别那么说，” 薛志明说。“还是老话说的好：叶落归根。”

“为红尘坊干杯！”大家都回应说，围着餐桌举起酒杯，高举的手臂象一片小树林。

酒过三巡后，薛志明提了一个问题：“白洁怎么样了？”

在一家离红尘坊如此近的餐馆里，又喝了几杯，他很自然会问起他当年战俘同伴的情形。多年前，他说不定也暗恋过白洁呢。

红尘坊代表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面面相觑，情形颇为尴尬。

军同志含糊其词地说，白洁病了。这到也是实话。据她邻居提供的最新消息，她可能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如果想去看她，要先得到她医生的同意。

薛志明用筷子夹着一块熊掌，激动地继续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着她。不知道她回到红尘坊后，日子过得怎么样？”

可是，该怎么说呢？这些年来，她独自住在红尘坊里，离群索居，象寄居蟹一般自始至终躲在一个壳里，苟延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阴影下。

老根提了个建议，要薛志明先说说他自己的故事。

薛志明干了酒杯里的酒，开始讲述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这也涉及到白洁。当时，他们被关进了同一个战俘营。战俘营里有一些台湾特务做他们的策反工作，要他们去台湾。起初，薛志明态度坚决，拒不答应。但是，一个台湾特务跟他讲的事却让他改变了主意。这个特务有个叔叔是美国大学里的核科学家，回到了大陆，却始终在这一领域中找不到工作，因为没人敢相信他。薛志明父亲的成分是小业主，也经常埋怨在新社会里人家都不信任他。薛志明不难得出推论，即使他回到红尘坊，他也会在政治上遭人怀疑。想到这幕前景，他不寒而栗。不用说，国民党政权给他的金钱补偿也是个决定性因素。参军前他在红尘坊附近熟食店上班，这笔款子相当于他在二十年的工资收入。

“且不说我去台湾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每当我想起白洁，就觉得这个决定像石头一样沉重压在心头。她是多么年轻的姑娘，能够奋起捍卫自己的原则，拒绝威胁利诱，终于还是回来了。”

“别太苛责自己了，薛先生，”军同志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些年头，好多情况都是十分复杂的，这不是你的错。历史翻开了新一页。你不也回来了吗？”

老根突然在一旁插话。“我们听说过一些有关战俘营的传闻，象对战俘施加酷刑，或在战俘身烫上烙印。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上刑有时可能免不了，特别是对白洁来说，她从不跟台湾特务合作。至于身上烙烙印，在战俘营也听人说过。”薛志明揉了揉额头，好像头疼。“有人担心，特务会在我们身上烙下反共口号。她就先发制人，用烧红的针在自己的左肩上刺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啊，她早该让党组织看到这个呀——” 军同志的话说到一半，看到老根投给他的一瞥，没再往下说。

“我真是敬佩她。”薛志明低头说。“她从不动摇。那时，有个有钱的台湾军官疯狂地追求她。他后来成了将军，要是她肯答应……”

看得出，他依然期望红尘坊街道代表会更多介绍一些白洁的情况，可是他们不愿意。不能让如此悲惨的故事给他的热情泼冷水。而且，他当年说不定就是因为白洁才离开红尘坊，奔赴朝鲜战场的，这一次，也可能是因为她才回来的。虽说与她相比，他算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想到这点也会让他略感慰藉。要是他也在五十年代回来，可能与她同样下场，说不准还更糟。最后，主人和客人都醉了……

那天晚上，白洁一个人呆在她那间小房间里，对墙上已褪色的毛主席画像喃喃自语。薛志明在饭席上的那番话，她一个字都没听到。就是听到了，她也不会理解，假如她真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2 21:39

【红尘岁月】第十七篇
驼背老方(1995)
发表日期 22/08/2008 更新日期 22/08/2008 09:46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九五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这一年年初，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显示了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中国义务教育的时间经立法延长到九年。

九月，zhonggong中央通过继续经济改革的方案，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已达到百分之十七的通货膨胀。

                                         * * * *

红尘坊的老邻居们，我想跟大家先说一点。故事从来不可能独立于讲故事的人。不管你怎么说，叙述者为什么选这个讲，而不选那个讲呢？这当然是因为，这个故事对讲故事的人有特别的意义。

比如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驼背老方的故事。这是关于他的故事，却间接或直接地，与许多年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关。确切地说，前后有二十多年了。

第二点，故事从来不会从半空中冒出来，也不会有明确的终结。驼背老方和我，其实只是到了这个礼拜才真正面对面遭遇，不过多年前，他还有我，都一起经历了一些远为重要的事。回想起来，这些事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听我说，我对残疾人没有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还给人打断了腿。称他为驼背老方，仅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老方的全名。据我记忆所及，这里人人都叫他这个绰号，他本人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你要是对这个绰号反感的话，没关系，我就称他老方好了。如果我一时改不了口，还是说出“驼背”两字，那可能因为他的驼背太重要了，在我的故事里具有象征意义。

我第一次听人说起老方，还是六十年代初的事儿。他那时刚从上海棉纺三厂退休，是红尘坊街道委员会的名誉委员。老头个子小，秃顶，戴一副式样过时的眼镜，镜片像酒瓶底那么厚，他的背驼得好似一口炒锅反扣在背后。

我那时还是小孩，不关心什么街道委员会，这对我来说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办公室，是家庭妇女去诉苦的地方，也是她们领粮票或副食本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把一切都改变了。街道委员会全力以赴动员大家斗争阶级敌人。毛主席号召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把老方推到了前台。在街道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了一番“忆苦思甜”的激情演说。

“我算得了什么？只是个贫穷、可怜的驼背。在旧社会，人们到处都看不起我。有一天，我在红尘坊弄堂口跌倒了，来了几个小流氓，踢了我好几脚，还朝我身上吐痰。他们侮辱我，把我说成是一只翻不过身的老乌龟。同志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才开始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为我有残疾，上级批准我四十五岁就提前退休，享受全额退休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呀！一辈子也不敢想啊！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是毛主席给的。谁敢反对毛主席，我就要在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中与他拼到底！”

老方的讲话是诚恳的，就是短了些。他引用的例子也不太恰当。小流氓什么时代都有，不一定要在旧社会才会嘲弄他。至于他所说的“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其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刚刚看了报纸上流行的一些政治术语，生吞活剥，像录音机那样搬过来重复。

不久，红尘坊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由十二名退休工人组成，还有一面大鼓和一些铜锣与铜鈸，以及一堆彩色的标语。老方在队伍中，一只手握麦克风，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份阶级敌人的名单。他的红袖章格外醒目，如同朝霞，也如同晚霞，染红了云彩。

他带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大步走向弄堂里定为阶级敌人的目标。在阶级敌人的家门口，老方的麦克风轰轰隆隆响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走狗张僐！我们要踩上千万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到下一家门口，他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思！你犯下的反社会主义罪行，该下地狱一千次！”到第三家门口，他又高喊：“打倒右派分子黄惠中！你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老方声音洪亮，因为他扭曲的肺活量，反而有了一种金属般的音质。他的目光犀利，鼻孔里冒出火焰。在一瞬间，他仿佛变成了巨人一样，成了无产阶级的愤怒的化身。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的革命活动就是要对阶级敌人施加压力。当时十分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每个角落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就这样，老方的路和我的路第一次交叉了。我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层干部，一九六六年，一夜间成了“走资派”，因此也就成了阶级敌人。老方来到我们家门口，举着麦克风：“火烧臭走资派！油煎烂走资派！剥该死的走资派的皮！”

群众革命大批判不断深入。不用多久，阶级敌人都被押到一张临时搭起的台上，脖子上挂一块黑牌，上面写着打了叉的名字。驼背老方表现最积极，他写这些黑牌也最有想象力，仿佛驼背中有用之不竭的能量。那些列在他黑名单上的人，看见他就感到恐怖。隔壁一个年轻的母亲，用这样的话来哄摇篮里的婴儿：“你要再哭，驼背老方就来了！”这巧妙地套了一句老话：你要再哭，白眼狼就来了！

我还小，却也为我父亲的处境哆嗦起来。他上台挨斗只是时间问题，我猜想，他脖子上也悬挂一块黑牌。更糟的是，他在工厂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在街道的批斗会上，我恐怕还得去当他的拐杖，在台上撑住他。这种人体拐杖的恐惧不断给我带来梦魇。

一天深夜，我在床上猛然被驼背老方的雷鸣般吼声惊醒。“走资派郭华，你末日到了！”我一下子冲到楼下，还揉着双眼，却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我发誓确实听见了驼背老方的怒吼，但父亲跟我说，可能是邻居孩子学驼背老方的声音跟我开玩笑，也可能我在做恶梦。

我还算幸运，最终没有在父亲的羞辱的批斗中，成为撑住他的人体拐杖，因为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解放了，摘掉了他头上的走资派帽子。这个红卫兵组织在夺权斗争中，意外地宣称我父亲是“可以教育好的革命干部”，站在他们一边。

我远远没有料到，老方接着会在我的道路上投下更直接的阴影。一九六九年，毛主席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数以百万的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不过，也有一些人依然留在城里，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患有支气管炎，成了“待分配”青年。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因此有了新目标，转向留在城里的知青。

老方和他的战友采用同样的羞辱战术，尽管他们喊的口号不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口号挺长，不好念，但在锣鼓喧天声中，老方的嗓门却格外洪亮。这种动员象是一个公式，在挨家挨户的宣传中，只要在他的名单里一个又一个地换名字。

“邹武，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陈柳，你对抗知识青年运动，你必须悬崖勒马！”

在我们这栋石库门房子里，就有两个知青没有下乡。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郑铭。我俩的唯一不同就是，他没有留下不走的借口。他们因此暂时放过我。

老方的麦克风在我们房子前震天价响，不断吼着郑铭的名字。“你必须上山下乡，郑铭！你不走，我们永远不会让你安宁！白天还是夜晚都不放过你！” 老方和他的战友一天要来折腾三次。清早，下午，夜晚，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听到这一信息。

这个战术也实在有效，不仅对名单上的知青构成压力，还扰乱了所有邻居的生活。人们不能埋怨这类宣传，就只能怪这些知青。

“你最好还是去吧，郑铭！”花奶奶在公用厨房里说，“要不，我们大家永远不得安宁。”

郑铭问我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大家，打算在压力下让步。我没替他拿任何主意。我父亲有风湿病，我不能给家里带来额外的麻烦。我有气无力地回答：“等到老方开始喊我的名字，我可能也得下乡。”

郑铭下乡去了。不到一年，他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压断了三只手指。有人说，他成心受伤，这样就可以回城，政府有关残疾知青的政策有特殊规定。

当时，我对这一切了解得很少，因为我自顾不暇。那熟悉的锣鼓声，把我惊得一楞楞的，躲在窗帘后面往外看。人们开始议论，说支气管炎不再是不去下乡的理由。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已经决定，要在剩下的留城知青中寻找新的靶子。

又一次时来运转。老方的麦克风还来不及喊到我名字，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突然停了下来。广大知青在农村并没有成功地改造为贫下中农，相反，在落后的乡村，他们甚至都吃不饱饭。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承认在这场运动中可能有偏差。

不过，老方的小分队已经展开了另一场运动。从我家窗口望出去，听见老方高呼新的口号。反正，那些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老方不用担心没事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去北京读大学。学习十分繁忙，可偏偏好几次，我居然发现自己在想驼背老方，这真是有些奇怪了。

父亲告诉我，“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解散后，老方转而为街道委员会治保组工作，像头警犬一样的在菜场来回巡逻，也戴着红袖章，当然是名称不同的袖章了。

八十年代初，我返回上海，进【文汇报】当了记者，才渐渐对老方的新革命活动有较清楚的了解。

当时，党和政府已在深圳进行经济改革，但在这里的街道国营菜场上，私人个体商贩的存在，在那些正统派的眼中仍然形成了一种威胁。

老方的任务就是去没收个体摊贩的菜篮子、竹筐子，还要狠狠踩上一脚，把这些篮篮筐筐踩得稀烂。他想必从中获得了极大乐趣。每次他从菜场里赶走一个哭哭泣泣的农家姑娘，都把自己想象成了捍卫社会主义的顶梁柱。

看到驼背老方在菜场巡逻，步履矫健，脚下仿佛装了钢丝弹簧似的，我并不奇怪。然而，他对那些私人摊贩如此穷凶极恶，仍然让我惊讶。他们毕竟不是阶级敌人呀！再说，党的报纸也谈到，在新的经济体制中，不同的所有制可以共存。

“这只老甲鱼脑子进水了！”郑铭边捆一只活的河蟹边说，这蟹是他刚从一个私人摊贩上买来的。

我对老方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最后，促使我出手去收拾他的起因，可谓阴阳交错。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以后对我们的人生都产生了影响，尽管影响完全不同。

那些日子，我在【文汇报】上班忙得四脚朝天，无暇顾家。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匆匆赶回红尘坊，给父亲准备晚餐。

在旁边菜场上，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水槽里加工一桶黄鳝。说不清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放慢脚步，停了下来看。她抓紧黄鳝，先象抽一根鞭子似地在水泥地上猛抽，再在把黄鳝头插在一根很粗的钉子上，这钉子固定在木板凳的一头。她就用力拉紧黄鳝，腹部开膛，取出骨头和内脏，砍掉头，把黄鳝剖成一丝一丝的，动作非常麻利。她是菜场上帮人们活杀黄鳝的个体户，靠着把黄鳝骨和肚肠卖给餐馆，挣点小钱。上海有些餐馆用黄鳝骨熬汤下面。她的手上、胳膊上和光着的双脚上都沾满黄鳝血。

这时我认出了她。这是秦青，我们中学时代的“女王”。一九七零年，她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了乡。我听说过她在农村的悲惨经历。现在，她是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至少老十五岁。剁下的黄鳝头散布在她脚边，与她的大脚趾差不多大小，黄鳝眼睛仿佛还瞪着。她没有认出我。

一时冲动之下，我决定买两斤活黄鳝，给父亲做一盆清炒鳝丝，这是正宗本帮菜。我正打算掏钱包时，突然菜场里响起了一阵喧哗。驼背老方直冲了过来，速度快得像老鹰，一把揪住秦青的脖子，就像抓小鸡。我目瞪口呆，眼睁睁看着他把秦青拖向街道委员会……

我怒不可遏了。这些年，驼背老方一直象扫帚星。先是给我父亲带来灾难，然后是我，现在，又轮到了她。这个当年的知青现在多可怜，没有工作，没有技能，只能用沾满黄鳝血的双手挣钱养活孩子。她其实没在菜场上卖任何东西，黄鳝又不是她的。就这些黄鳝骨和肚肠，能值几个钱？

我决定要做点事。

这天晚上，我把党中央的最新政策文件收集到一起，认真研究了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的文章。

接着，我和街道委员会主任军同志做了一次长谈。 “现在不再是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了，”我向他指出。“根据【人民日报】的精神，太强调阶级斗争不利于改革。时代变了，自由、私营市场已成为国营市场的必要补充。老方以这种方式对待私人摊贩是错误的。”

军同志听我的讲话时，不断点头，一次都没有打断我。

“因此我认为，您必须收回老方的红袖章。人们或许会对他的粗暴行为会说些或写些什么，如果不处理，将对红尘坊的形象带来伤害。”

这番话，在军同志听来，肯定觉得是严重的警告，他许诺要采取行动。果然，下一次我再去菜场，就不见老方巡逻的身影了。

据说他交回红袖章时，浑身哆嗦，象一片落叶。

我也再没有遇见秦青。其实这样倒也好。黄鳝血似乎沾污了她当初留下的形象。

在进一步深化的经济改革中，我看到了创业的机会。事实上，正是在为赶走老方而研究有关文件的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萌生了自己做生意的念头。

于是，我离开上海到了深圳，又从深圳到了香港。至于后来发生的，简单地说，只是一笔又一笔的生意买卖。到现在为止，我运气还相当不错。

几天前，一笔生意让我又重返上海。红尘坊街区周边，变化也那么大，我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就在这里，小吃摊也准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在弄堂口，出现了卖盒饭的大排档：两三张桌子，七八把椅子，再加上一只大煤炉。对弄堂居民很是方便，也吸引了附近新成立的公司员工。

可是，我居然在这里看见驼背老方，感到十分震撼。当然，与我记忆中的那个手持麦克风、佩戴红袖章的老方完全不同了，但这也没什么太奇怪的。他整个身子好像缩成了个侏儒，驼背显得愈为突出，头低得更低，与他脊柱下端刚好形成九十度。

最叫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这家个体大排档中打杂，踮起脚跟，取下柜橱上的碗具。

我选了一个桌子坐下，点了份咸菜肉丝面。他向我走了过来。说来也许你不信，这还是我和他第一次面对面打交道——我坐着，他站着，他的脸刚好平行地对我的脸。

他没有认出我，他把托盘举到了他头上，我从托盘中取过了我的面。不管怎么说，这地方是个私营的，这么多年了，驼背老方竭力反对的正是这些私营企业。

说来也巧，这里的老板不是别人，恰恰是郑铭。我请他在身边坐下。

郑铭告诉我，经济改革对红尘坊中不少退休工人打击很大。以前，国营企业不管赔本还是盈利，退休工人都享受同样的退休金，还有公费医疗。而现在，企业要自负盈亏了。老方原先所在的国营棉纺厂经营得一团糟，结果他拿的退休金连原来一半都不到。因为物价上涨，退休工人再找份工作贴补一下，这已经很普遍。

“他以前在街道委员会帮忙时，有点额外收入，” 郑铭说。“可不知道什么缘故，几年前他被街道辞退了。我可怜他，让他来帮忙，每个月给他两百元，还免费供他饭。”

我没有告诉郑铭，我很可能是老方被辞退的原因。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真是命运的嘲弄，老方同样可能是我下海经商的原因。

我环顾四周。没有人给小费。在社会主义中国，给小费或收小费在政治上还是不正确的。老方又走过来了，我在桌上留下十元钱。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8 20:18

【红尘岁月】第十八篇
工人诗人包宏(二) (1996)
发表日期 25/08/2008 更新日期 25/08/2008 10:01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九六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在我们祖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又是成绩辉煌的一年。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上海举行历史性高峰会议。在“上海五国”的名义下，与会首脑同意增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减少各国之间边境地区的驻军。

在经济领域，中国成功地把通胀率降到百分之六，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十。

                                           * * * *

工人诗人包豆腐——是红尘坊弄堂口前面一个小摊上竖着的招牌。这个豆腐摊的生意相当不错，居然维持了下来。

关于九十年代新起的企业，其中的一个共同点是，企业的生存时间大多短暂。按照【人民日报】的数据统计，每天都有数百家倒闭。

这个豆腐摊甚至称不上是什么企业：只有一个石头磨子，每天早上用来磨新鲜黄豆，还有两只木桶，再加一块搁板，豆腐就放在上面卖。尽管如此，几个月下来，生意还丝毫不见萧条的迹象。

这个豆腐摊供应自家生产的各种风味豆制品：白豆腐，老豆腐与嫩豆腐，还有冻豆腐、豆腐渣、豆漿、素鸡、百叶和油面筋等等，不一而足。这里的豆制品比国营菜场的要新鲜，味道要好。接着，包宏又在下午新增臭豆腐干，在小炉子上的油锅里现氽。一串三块，金黄金黄的，再蘸上辣椒酱，，才一毛钱。很快，光顾他豆腐摊的不仅是红尘坊的居民，他的名气像是远远传了开去。

按照包宏自己的说法，五十年代初到上海前，他还在宁波学生意时就学得了许多秘方。这些秘方令他的豆腐与众不同。不过，生意格外成功，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据当地一家小报报道，许多来这里买豆制品的人，更多是出于好奇。他们都想知道，一个有名的诗人怎样沦落到了上街卖豆腐的地步？

包诗人的“变形记”，叫人难以想象。

“他们永远搞不明白的，”刘四眼手里端着碗杏仁豆腐，在红尘坊弄堂口的故事会上评论道。“只有这弄堂里的居民，才亲眼目睹了他一步步的变化。天啊，老包的诗卖不过他的豆腐。他依然还是作协会员，不是吗？”

“正如老子所言，福兮乃禍之所伏。谁也说不准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变迁——从一块豆腐开始！”老根说，他手指敲着竹椅子的边缘。这是一个迹象：他又要从独特的角度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了，几个年轻的听众纷纷围了过来。

“像这个国家的许多故事一样，这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

包宏，与大家一样，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虽然他受到的比其他作家要小一些。文化大革命最初两三年，作家协会的所有活动都停了，大部分专业作家成了牛鬼蛇神，说他们在作品中宣扬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多亏包宏是工人出身，声称自己尽管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怎么也还是有着一颗红心的劳动者。他接着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揭露那些走资派和反革命作家。这其中包括当初推荐他加入作协的忻主席。

于是，包宏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创作新诗，有一首改变成了七十年代的大众流行歌曲：

鱼儿离不开水啊，

花儿离不开太阳，

干革命呀，

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他写的东西不如以前多了。首先，他要参加大量的革命活动；其次，政治气候变幻莫测。那个年代，任何人都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有时只因为是一两行诗。在七十年代初，他曾试图写一首诗，赞颂毛主席和他的接班人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党的一份红头文件突然宣布，林彪在杀害毛主席的阴谋失败后折戟沉沙。包宏算有运气，他的编辑正巧生病了，还来不及排版发表。包宏匆匆赶去编辑部，在最后一分钟要回了那首诗。

到七十年代中，包宏却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集中精力写作，不必担心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了。这是因为如日中天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中批判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个通俗说法——说知识分子就好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篇文章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也成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文件，全国人民都要学习。据说，文章中关于臭豆腐那一段，是受到了包宏多年前一首诗的启发。于是，上海革命委员会选中包宏和另外几个人，安排他们写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长诗。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们住进了淮海路的一栋小别墅，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负担。

这一次不会出错了，包宏对此深信不疑。他更对他们的成果自豪，这是首有两千多行的革命史诗，尽管在书店里卖得很糟。

文化大革命后，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忻主席在作协官复原职，坚决不肯原谅包宏。要批判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太容易了。只要拿出那首史诗，就是赖不掉的证据。包宏只能做长篇大论的自我批判，甚至比那首史诗还长。而他的脊梁骨比豆腐还软，痛哭流涕认罪，说自己对不起人民。这一次，又多亏了他的工人出身，最后才得以脱身。

因为许多工人已经开始抱怨，说他们失去了往昔的政治光环，党和政府不希望把一个工人诗人树为靶子。

待包宏可以再度执笔写作时，一批年轻的“朦胧诗人”出现了。他们的写法完全不同，使用的意象晦涩、难懂。包宏愤怒批判这些作品，说工人阶级根本看不懂。与他的预言相反，朦胧诗越来越受人欢迎。包宏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苦苦拼凑出一两首谴责文化大革命的诗，却没有一家刊物接受，连看一眼都不愿意。

这样一来，包宏去了上海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而不是重新当专业作家。八十年代初，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工人作家队伍的号召偶尔还有一些回响。包宏在研究所的工作相当轻松，每星期去只要所里两次。按照他老婆的说法，他的学术地位相当于大学教授，纵然大家几乎再也看不见他在窗户下伏案写作。他老婆解释说，他去图书馆或工厂收集工人诗歌了。

无论怎样解释，老包变得越来越不像个著名的诗人了。他经常到红尘坊弄堂口参加晚上故事会，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手上摇一把蒲扇，用火柴棒剔牙。他不谈他的诗歌创作，讲话里也不再充斥着那些文学术语。

他老婆也不再拿着笔记本与钢笔，像影子那样跟着他了。她说记录他的话没什么意思，翻来覆去都是一些陈年烂谷子。她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学教书，更忙于为准备高考的学生个别补课。在中国社会的飞速变迁中，年轻人要有前途，必须得到良好的大学教育。家长们为此不惜工本。她在学校上班，加上给学生补课，总共的收入是老包工资的五六倍。在市场经济中，人门的价值很自然地体现在收入上。一度是老包的书房，现在成了他老婆给学生补课用的教室。

到头来，包宏的职务也不是“铁饭碗”，因为文学所引进了新规定。一个研究员每年得有一定工作定额：发表的文学评论，字数至少要超过一万字。然而，没有一个出版社或刊物愿意发表他写的“论上海的工人诗歌”。国家出版部门与其他企业一样，也要管好收支平衡。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老婆得教这么多学生。一天，天蒙蒙亮，邻居就发现他在弄堂公用水槽里清洗鸭子。他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仔细地用镊子拔毛。他边笑边解释：“她教书太累，我给她炖个老鸭汤。”看来，他颇能干家务活，在汤里加了些白豆腐和葱。很快，公用厨房里就飘荡出鸭汤的香味。这个晚上，他给老婆烹调的老鸭汤和蚝油鸭片风味极佳，据说赛过新雅饭店的特色菜。过去这些年来，他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个多体贴的丈夫。

但是，夫妻关系却似愈来愈坏。在那顿全鸭晚餐后不久，有人听见他老婆大声嚷嚷：“什么时候文学所不要你了，我这里也不要你！你当初真该留在宁波做豆腐。”

“他还不如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刘四眼在弄堂口故事会上挖苦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老根引了【警世通言】中的话说。“包宏成为诗人之后，就有了地位，有了住房，也有了老婆；现在，他不再是诗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要是他当初一直留在宁波的豆腐铺，这些年又会怎样？红尘坊的故事会上，这一直是个悬念。

当他真开始在弄堂口做豆腐生意时，大家并不觉得太意外。没有人问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再也不去那里上班了，就这么简单。用不着再去挖别人的疮疤。红尘坊器重在逆境中依然能笑着忍受的人。

听众中，有个年轻的大学生姓郭，兴致勃勃地听完这个故事，想写一首豆腐干诗。这种短诗要求每一行字数相同，诗的形式就象一块豆腐干。他随口开始念这首歪诗：“什么黄豆做什么豆腐…… "

“别挖苦人了！”老根打断了小郭的诗，深刻地为这个故事作了结论：“这真是一个圆，起点相接终点。不过，包宏不妨把他的豆腐摊招牌改一改——改成‘豆腐诗人包豆腐’。”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30 20:55

【红尘岁月】第十九篇
捏脚师傅(1998)
发表日期 30/08/2008 更新日期 30/08/2008 08:54 TU


这是红尘坊一九九八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三月，朱镕基同志接替李鹏同志出任总理，中国开始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

秋天，中国长江及其他河流发生严重水灾，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大胜利。

今年下半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因其扮演的重要经济角色而赢得世界的尊敬。

                                              * * * *

这一年，丁黑头的运道转得有点邪乎。

但是，与红尘中所有事情一样，前因后果，有着长长的一串环节。

如佛经中所讲的：一琢一饮，莫非前定。当然，这一切也在决定后面的因果。

这条因果链始于七十年代末。红尘坊一个老光棍——丁白头从“扬子浴室”退休，把他的工作及那间亭子间都传给他侄子丁黑头。丁黑头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在江北乡下务农。丁白头能这样做，算是破格照顾，因为这老头在六十年代是全国劳动模范，还受到过毛主席接见。

叔叔返回乡下之前，跟侄子就说了一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浴室工作可不是那么令人向往的一行，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也不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浴室中的员工大部分来自江北，那是个落后的穷地方，在上海人眼里是看不起的。况且，丁黑头接班的工作，是在大池子边给人捏脚。要是在毛主席领导的年代，人们做什么无所谓，都是为人民服务，丁白头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

不过，对丁黑头来说，能够不用在乡下种地，进上海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运气也已经算够好了，更不用提这工作附带的种种好处。譬如，他不用担心没热水用；一年到头，他想洗澡，随时都可以痛痛快快地洗。这种奢侈享受，恐怕连红尘坊条件最好的人家也做不到。他也不用在家里做饭，浴室里有个很大的锅炉，从早到晚，员工们在上面热饭、蒸饭什么的都很方便。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他不必为添置衣服发愁。每天一进浴室，他就脱掉衣服，冲个澡，披上一条浴巾，这就是他的工作制服。这也是他的工作所需，因为整天都在热池子旁给人捏脚、搓背，他始终浑身大汗淋漓。于是，他几乎从不需要给自己买新衣服。他叔叔留给他的那套中山装，几年后还是新的。

他从他叔叔那里还继承了捏脚的手艺，不多久就在同行中享有名声。与他叔叔一样，他渐渐爱上了这一行。

同时，他也融入进了红尘坊的生活，虽说大家因为他的口音明显，依然把他看成是“江北人”。

日子慢慢过去，他到了该找个女朋友的年龄。在红尘坊的媒婆贾阿姨帮助下，他和琳琳见了面。琳琳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酱油店上班。在贾阿姨的“联姻天平”上，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女店员，收入要低一些，因此与一个国营浴室的员工“门户相当”。

琳琳不久就来红尘坊看丁黑头了。他有自己的房间，她一进屋，左邻右舍就屏住呼吸，竖起耳朵，要想听到是否有什么可疑的声音。街道委员会也保持高度警觉。

但是，琳琳突然不再来红尘坊了。

丁黑头不想谈论她一下子销声匿迹的原因。

有传言说，这归咎于他自己的一个过失。一天，她去浴室给他送水果，他太激动了，奔出来迎她，身上只围了条浴巾。这令她太难堪了。

接着，出乎红尘坊里的意外，又冒出了另一种解释：他的性取向有问题，原因是他在浴室中，成年累月与赤身裸体的男人在一起，潜移默化了。丁白头也一生未婚，更增添了这种解释的可信性。

丁黑头对于失去女朋友似乎并不太在乎。有关他依旧独身的种种说法，他也不去加以驳斥。他继续努力工作，还是穿同一件中山装。

时间流逝，如同浴室中的脏水。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有关他是否同性恋的猜想，远不如其它事情那么重要了。大家不再谈论，虽然这好像又默认了他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场时轰轰烈烈，收场时凄凄惨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在英明领袖华主席辞职后，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主席开始推动经济改革。这时，丁黑头已经三十多岁，江北口音没有减去多少，头发却掉了一半，因此失去了绰号。

这其实倒不是什么损失。很长时间以来，红尘坊里只有他一个姓丁的，人们现在叫他小丁，顺理成章。

他来参加红尘坊故事会，偶而也发表点意见。他说，他与大家一样会发愁，只是这些烦恼都在热水浴池里冲走了。

“说到底，当大家都脱得一丝不挂时，有什么不同呢？浴池里的脏水里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经济改革给国营浴室的经营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对于那些暴发户来说，这里的服务档次太低了，他们更感兴趣于私营浴室中按摩小姐提供的“特殊服务”；对于新出现的穷人，国营浴室又价格太贵。这样，浴室濒临破产。小丁被安排“待退休”，只能领三分之一的工资。按照新政策规定，“待退休”的员工可以再找其他工作。然而，与别人不一样，小丁的工作经验在浴室之外，就毫无用武之地。

他一度考虑过回江北农村去，靠他“待退休”收入也还能在那里过日子。不过，当他获悉他童年的伙伴在乡下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改变了主意。他甚至开始怀疑，他叔叔当初把他带进上海，到底是否真帮了他？但芸芸众生中，究竟怎样时来运转，谁都说不清。

小丁以前在浴室里有一个老客人，现在成了一位大款，名下拥有好几家公司。他在私营浴室里玩得有点过分，让老婆发怒了。他于是对老婆发誓说他在那里只是让人捏捏脚，并向老婆提议，让捏脚师傅小丁来上门为她服务。这位大款听说过小丁是同性恋，出大价钱让小丁上门去。

“一定要让她相信捏脚的神奇效应。到我们家来吧。”

小丁应邀而去。那是棟崭新的豪华住宅。大款的太太出落得像个女神，裹件白色的浴袍，从浴室里款款向他走来。她在地板上留下的脚印，象一朵朵莲花。他心里纳闷，那大款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如花如玉的妻子独留在家里，到外面与其他女人鬼混？但是他没法多想，他的全神贯注到更直接、也更撩人的一件事。

她把两只玉雕般的脚轻轻搁到他的膝上，脚指甲宛如微微颤动的花瓣，他都快握不住手里的修脚刀了。她的小脚趾光洁白净，好像去了皮的荔枝——一定会有人愿意花一大笔钱摸一摸。小丁勉力做完一套脚底按摩，她给了他不菲的小费。

她一次又一次召他去服务。在她那里，他偶尔也可以冲个澡。在他尽心尽力的按摩后，她舒适地睡着了，她的脚在红丝绒沙发上恰如温潤的软玉。这光景有点象与他刚来上海时的好日子了，唯一的不同的是，他现在只能快快冲个凉水浴，他需要把自己的激动压下去。

在那些贵妇人中，他的名气迅速传开了。由于她们想当然地认定他是同性恋，都欢迎他到家里来，就像在皇宫里对太监一样。有的女人一定让他进卧室按摩，把脚伸给他，一边靠着羽绒枕头，继续电话聊天。也有的女人干脆要他进浴室，自己懒洋洋地躺在澡缸里，抬起一只脚让他按摩。常常，这样热腾腾的情景让他受不了。可是他得克制自己，他明白，猛喝下一杯冷水。

现在他还必须衣着得体。他穿条很肥大的裤子，在红尘坊的人看来，简直就象是奇装异服，但他不能对别人说出真正的原因。他这样穿，是害怕那些有钱女人看出他的冲动。他不能让自己干蠢事。

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是运气好得邪门了。他挣的钱很多。现在干一两个晚上，就比以前在国营浴室干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太容易，太奇妙了。他可以纵情欣赏一个个全裸或半裸的女人，她们秀丽的脚趾在他的指间扭动，她们动人的脚底在他的手掌下象面团一样，由他尽兴揉搓按捏。

红尘坊居邻居一定觉察到他的明显变化。

“小丁，发财了吗？”

“小丁，找到女朋友了吗？”

问他发财没有，只是开开玩笑；而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倒不是玩笑。要是他有女朋友，就会带回红尘坊。

关于他性取向的话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就象新流行的一句俗语说的，钱烧人！小丁口袋里有几个钱，难免欲火烧心。天天看着这些赤身裸体的美人只能是火上加油。

又一次，他打算要找个女朋友了，可他的名声遭人怀疑，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他又不敢到报纸上去登征婚广告，惟恐消息一传出来，他会失去所有的女主顾。于是，他想起那些关于私营浴室中洗脚服务的故事。他也很好奇。那些年轻女孩，根本没有受过训练，怎么可以向客人提供服务呢？不管怎样，他有钱也可以接受一番服务了，虽说不是要“全套服务”。

一天下午，他走进了一家新开的洗浴中心。按墙上张贴的价目表，仅仅是捏脚一项价钱不算贵。一个大胡子在门口问他，

“要小姐？”

这正是他想象的，他点点头。

“两个钟？”

这下他搞糊涂了，但他还是点点头。他打定主意，尽量不多开口，免得让人看出他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一个年轻、骨感的女孩带他进一间小屋，让他坐在一张窄床上。她脱掉他的鞋，把他的脚放进一盆热水里，开始替他捏脚。她的技术不敢恭维，不过，她的手指纤软，令他心旷神怡；特别是她用她的指甲锉、刨他脚跟上的老茧时，更叫他心醉意乱。这项服务，他在浴室里打工时是要用一种特殊的小锉子来做的。他还在胡思乱想时，那女孩子问他：“脱裤吗？” 他点点头，其实不知道说什么，也不清楚要做什么。

她没有脱去自己衣服，只是褪下他的裤子，低下头去，开始又舔又吸，然后一口含进了嘴里。她准是用一种神奇的液体涮过口，她的嘴突然变热、发烫，同时加快了节奏。他顿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她的嘴里爆发了。

就在这一瞬间，几个警察突然闯入了那间小房间，把他当场逮个正着。随后的几个小时如同在恶梦中一般，他瘫了，说不出话，也动弹不了。

他模模糊糊意识到是在附近的派出所里过了一夜，但所有这一切又象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黑暗中，仿佛在快速回放一盘出了毛病的录像带。

第二天一早，他因为没有前科被释放了。不过，派出所通知了红尘坊街道委员会，由街道决定如何处罚。在一般情况下，街道得开个批判会，小丁要在会上承认错误，坦白交代所有的细节。

但是，街道委员会主任军同志对此拿不定主意，赶去和老根商量。

“真是倒霉透了！第一次进去就被抓！” 老根说。

“不过，这也让他及时得到一个教训。”

“但我们该怎么办呀？”

“这件事传出去，小丁丢面子丢到家了，但也会有一些正面效果。至少，他能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关于他性取向的流言会在红尘坊烟消云散。可是，如果传到红尘坊以外的地方呢？”

“是啊，这确实是个问题，”军同志点头承认。“因此我找你商量。”

“他能有这批客户，就因为她们认定他是同性恋。如果这件事儿传了出去，他的饭碗就砸了。”

“的确如此。弄堂里已经有够多失业的人了，这个负担对街道说来越来越重。不过，总得给他点什么处罚吧。否则，我怎样向区公安局交代呀?”

“等等——不是有过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吗？用这个名义处罚他怎么样？”老根提议说。“就说他那些时髦的新衣服、尤其是那条特肥、有着许多口袋的裤子。我听说，这正是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式样，所谓的嘻哈式(hip-hop)。”

“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老根！你真是天才。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什么都套得上，从来不会过时。对小丁，这真是个合适的结论。”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30 21:03

【红尘岁月】第二十篇
父与子(2000)
发表日期 30/08/2008 更新日期 30/08/2008 09:18 TU

这是红尘坊二零零零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中国成功地发射华卫-22号通讯卫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互联网，中国政府正努力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江泽民同志发表论述“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这成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各级党组织加强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处决了一名受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今年也是为三峡工程必需的大规模居民迁移的开始。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八。

                                            * * * *

“看这张照片，他那时多年轻！少先队红领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色阳光下飘扬。”老康同志坐在红尘坊弄堂口跟我们说。他坐得象根竹杆一样僵直，说话也有点费劲，不时还咳嗽，用手捂住嘴，同时翻开相册的一页。

我们都明白，尽管老康同志心脏不好，这天晚上为什么还坚持到弄堂口给我们看这张照片。这怪他的儿子康大款，因为他变得和老康期望的完全不同了。

按照老康当初的希望，他儿子应该成长为一个“献身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让老康同志身心交瘁的，不光是他的儿子，还有这个国家中正发生的一切。他想再一次重温过去，似乎也是要为自己证明，他一生的追求还是正确的。他身体越来越差，今后想再和我们一起这样聚会，恐怕机会不多了。

于是，我们在他四周坐成一圈，摇著芭蕉扇，在红尘坊弄堂口故事会的缓慢节奏中。

老康同志是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共产党的，刚好在上海解放前的一年。五十年代初，他当上了一家大纺织厂的厂长。他全部精力都扑到工作上，把一家私营企业改造成一家国营企业，新工厂充满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所有工人就业都有保障、也都有公费医疗。他领导这家工厂贯彻执行了五年计划，大力促进了生产。

作为党的中层干部，他本可以在六十年代初离开红尘坊，搬进一套更大的公寓房。但是，他学习雷锋同志无私的共产主义榜样，把这套公寓让给别人。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下子把他打成了“走资派”。他脖子上挂着黑板挨斗，上面写的名字还打上了叉。然后，他又被送去“干校”，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他的妻子在第二年去世，把他们的独生子一个人留在城里。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老康同志才回到家，拖着一条被打残的腿。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仿佛象缩成了过去的影子，而在他长大了的儿子面前，完全就成了个陌生人。

然而，他还是坦然地跟儿子解释说：“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前进的路上，当然会有艰难曲折。”他一字不差地重复【人民日报】的文章，叮嘱儿子，“我们决不能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

文革后落实政策，他重新担任了这家厂的厂长，但到了八十年代，干部退休新政策开始了。他退了下来，丝毫没有眷恋职位。虽说他对工厂的问题免不了牵挂，却坚持不去干扰新厂长的工作。一句话，老康同志这些年始终忠于他的理想，不愧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也许，只有一次是破例：他接受了一笔对他在文革中的磨难和损失所给的赔偿。他拿这笔钱，给他儿子买前往日本的飞机票。八十年代中，他儿子想去日本的语言学校学习，老康同志并不赞成。可儿子说，因为七十年代有个“走资派”父亲,他在国内的学习给耽误了。父亲觉得对不起儿子。

但是，叫老康同志痛心的是，儿子从日本回来时变了，还有了一个绰号：康大款。

在日本时，康大款并没有到语言学校去学习，而是到处打工挣钱，更像个吝啬鬼那样省吃俭用。到八十年代末，越来越多人打算离开中国时，他却带了一笔钱回来了，声称在中国发财的机遇更多。

“在日本，商业法规太多，没有空子可钻。而这里，大把挣钱的机会比比皆是。”他说，“政府现在鼓励私营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一切都是新的。那些关于怎样在新时期做生意的书，不少党的干部甚至一行都没有读过。”

他开始自己做生意，在七宝镇开了家很大的餐馆。那些年，上海的餐馆还不多，国营餐厅里几乎几十年都没有换过菜谱。他引进了全新的服务，在大玻璃鱼缸里陈列着各种生猛鱼、虾、蛤、龙虾和螃蟹，客人可以像在菜场一样自己挑选，选完后过称、清洗，餐馆按照客人的要求加工。这种自选式服务给大家的印象是质量更佳，而价格更便宜。精明的上海顾客纷至沓来。不久，到此用餐的要在门口领号轮候。

在弄堂口晚上故事会中，康大款大方地建议，

“到我的餐馆来吧。我给你们打对折！”

“那你什么都赚不着了？”

“不赚你们的，都是老邻居了。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款吃喝’的年代。在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名义下，党员干部花公家的钱吃喝玩乐，这成了时髦，在政治上也无可指责。钱不是从他们自己口袋里掏的，花起来似流水。他们才是我的金矿。对于社会主义公款顾客，我还准备了好几个包间呢。”他接着说，“像我父亲那样老实的好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把一切献给了党，可又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你们不要跟他讲什么‘吃公款’！”

我们没跟老康同志讲。我们接着又了解到，除了那些单间，康大款还给这些社会主义公款顾客开“特殊发票”。一餐八百元，发票却可以开到三千元。这样一来，他的顾客象滚雪球地越来越多。到底他赚了多少，我们都想象不出来。

他搬出红尘坊，住进了一个高档街区的豪华公寓。他想让父亲跟他住一起，老人不肯。

这类私营餐馆日见增多，服务也变得大同小异，康大款毅然决定转行，要去搞什么卡拉OK。这又一次让红尘坊惊讶不已。

“卡拉OK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娱乐，”他对我们解释说。“大家跟着电视荧屏上的字幕唱歌。”

“得了吧，康大款。你真以为上海人会花钱去唱歌吗？”一个老邻居问他，“我们可以在家里或弄堂里尽情唱歌，根本不用花一分钱！”

“首先，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亚洲人都不容易放得开。卡拉OK仿佛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因此大家可以做平常不那么容易做的事。”康大款露出神秘的笑容加了一句：“而且，一个卡拉OK歌厅还可以满足其他种种需求。”

红尘坊的人们对他的理论不以为然，但他对自己却很有信心。

他很快就把他的餐馆改成一个卡拉OK歌厅，其中备有许多包间，结果大获成功。显然，现在光是吃得痛快远远不够了。正如儒家圣贤千百年前就说过的，饱暖思淫欲。卡拉OK成了不可缺少的时髦娱乐，对那些邓小平同志早预言到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尤其如此。

这些人去卡拉OK，不是为了唱歌，而是另有目的。那些年，一对男女要双宿上海的酒店旅馆，还必须出示结婚证书。于是，卡拉OK里关上门的包间，满足了这个城市一个不言自明的需求。卡拉OK小姐也应运而生，表面上是为顾客唱歌的，但在关起的门后，她们会有其他什么服务，是很容易想象的。

关于那些卡拉OK小姐的故事传到红尘坊，也传到了老康同志的耳里，他勃然大怒。

“您别担心，爸爸！”儿子对父亲说。“我们歌厅完全遵纪守法。静安分局离我们只有五分钟的路。要是我们真有什么违法的事，警察马上就会冲过来。”

这句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据说，静安分局局长是卡拉OK歌厅的常客。但平心而论，康大款是孝顺儿子，尽力让他父亲放心。他跟我们说，“和父亲瞎争有什么用？就像和历史争论。扔掉一本老历史教科书，什么用都没有。”

他不与他父亲争论，还有其他的原因。老人身体越来越坏。医疗保险的改革只是在帮他倒忙。过去，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享受医药费全报的好处，而现在这一福利大为减少。老康同志每年顶多能报销八百元，这点钱刚够他三个月的心脏病药。儿子要在经济上资助他，他不肯接受，尽量不去看病来节省开支。康大款生意上的成功，使他没法常来红尘坊。于是，他要我们帮他照料他的老父亲。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谢，他请我们几位去他的卡拉OK歌厅，招待我们就像王子一样，让卡拉OK小姐给我们唱歌跳舞。这样奢华的私人包房，一小时要收费三百元，再加上晚餐与饮料，整个晚上账单真可以吓死我们。

关于这个晚上的费用，我们后来在红尘坊计算、讨论了好几天。歌厅的顾客大多是国企领导和党员干部，他们慷公家之慨，一点都会不心疼。歌厅每个夜晚的盈利算下来可达六位数。这还没有加上额外收入，譬如，小姐做“私人特别服务”的所得，要交回一定的百分比。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康大款又作出一个新的商业决定，让我们在红尘坊里更是一片茫然。弄堂里只有老康同志因为住院，对此毫无所知。

因为这个决定涉及到的，居然就是老康同志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那家棉纺厂。那家厂惨淡经营很长时间了。在旧体制下，工厂按照政府的计划订单来生产，从来不用操心盈利与否。现在不同了，要努力在市场上生存下来。工厂要发工资、要有利润。接替老康同志职务的费厂长，面对工厂所遭遇的问题，束手无策。生产上不去，产品陈旧，没有人来订货。工人们这些年捧惯了铁饭碗，也帮不了什么忙。为数众多的退休工人成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费厂长急得直打转，就好比热锅上的蚂蚁。

面对这些问题的不仅仅是费厂长一个人。全国一半以上的国营企业都遇到了麻烦，有的面临破产的威胁。据【人民日报】分析，这是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渡中不可避免的。”不管什么样的官方解释，政府决定停止补助国营工厂。一个新政策随之出台：国营企业也可以宣布破产，员工拿一笔遣散费后打发回家。政府鼓励私人企业家低价收购国营企业，如果能留用国企员工至少两年，收购的价钱还可进一步削减，留一个员工有一万元左右的折扣。这条特别规定不仅减少了政府要付的遣散费，更能减少下岗工人的数量，有利于政治稳定。

老康同志工作过的那家纺织厂给人收购时，大家才知道收购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康大款。他同意留用大约两百名员工，结果就以“象征性价格”得到了工厂。这真是赚到家了，却符合当今生意场的逻辑，国家不再赔钱，一部分工人得以保住饭碗——至少两三年吧。但在谈判中，他有一点坚持不作让步。那些退休员工，他一个都没有接过来。

至于他父亲，康大款把他列入了高级经理人员的优待条款，这意味着，老人可以继续领原来的工资。叫我们真正惊讶的是在协议签字后披露的企业重组方案。康大款把工厂抵押给银行获得了一大笔贷款——要比他买工厂的钱多四五倍。

他能这样做，因为他的方案是拆毁工厂，把厂址改为建筑用地。那里的地段离一条即将通车的地铁线很近，吸引了大批投资商。他接着又和一个房地产商达成一项共同开发的协议：让原来的工厂员工成了临时的建筑工人，这样也就落实了他留用两百名员工的承诺。房产开发完成后，他拥有其中三分之一。

这真是一举三得。他帮助国家摆脱财政负担；他能继续养活工人两年；他满足了城市住房的需求。康大款自己获得的巨利就不用提了。

红尘坊里，种种疑问蜂拥而来，象捅了蜂窝似的。

“这可是空手套白狼。”驼背老方愤愤不平地说。“他自己口袋中都没掏出一分钱。”

“为什么费厂长自己不可以这样做呢？”刘四眼加了进来。“工人们至少也可以分一部分好处，以后，还能分一部分房子。”

康大款好像不想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说他该去看他父亲了。老人刚刚从医院里回来，孝顺儿子还是想让父亲蒙在鼓里......

然而，那个晚上老康同志还是不得安宁。他正在看儿子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照片时，他原来工厂里的一个退休女工跌跌撞撞跑进红尘坊。她并不知道“康厂长同志”有病，想到他这儿发牢骚。她激动地哭了起来，在红尘坊弄堂口大叹苦经。

“啊，康厂长同志，您真不该退休呀！您知道老费把我们的工厂搞成了什么样吗！这个狼心狗肺的贼种，只顾他个人利益，把国家资产挥霍一空！他卖了工厂，高级经理人员的优待条款中给他的赔偿是六位数。”

“他卖了工厂！” 老康同志目瞪口呆。

“他还私下收了红包——一份三居室公寓的房产证。房子建成后，他就可以搬进去。世道真变了，老康同志，一夜间就回到了旧社会。那个资本家黑心黑肺，在钱堆里打滚，一分钱都没付就买下我们的好厂子。我们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了。毛主席老人家逝世了，您又退休了。现在，谁来管我们这些穷困的退休工人呀！”

这段时间里，老康同志不是生病卧床在家就是住院，对工厂的事儿一无所知。他听着，额头上直冒冷汗，身子慢慢从椅子上滑下，在红尘坊弄堂口昏了过去。

这个晚上，我们叫急救车送他进了医院，都祈望他能早日康复。可大家又都开始担心，要是他醒过来，了解到“我们的好厂子“的消失，以及康大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小华是红尘坊的新居民，他倒没有那么悲观。“没什么大不了吧！这工厂原来是父亲的，现在是儿子的了——至少这厂子所值的钱。”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30 21:04

【红尘岁月】第二十一篇
彩票(2005)
发表日期 30/08/2008 更新日期 30/08/2008 09:25 TU

【红尘岁月】的中文译本总共二十二篇故事(连同【楔子】在内)，在本网站已经全部连载。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这是红尘坊二零零五年最后一期黑板报。

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了辉煌胜利的又一年。

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春节包机开通，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的头次航班实现直接往返。

这一年，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展开了军事演习。

十月，中国成功进行第二次载人太空飞行，两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号”飞船绕地球飞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吉林石化工厂的爆炸事故在松花江造成十分严重的污染，这一事故引起人们对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视，政府已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今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九点九。

                                          * * * *

在红尘坊，许多事情都是想当然的。

对有名的媒婆贾阿姨来说，尤其在她衡量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去的机率时，更是如此。多年前，她就是这样判断出郭晋与秦青结为夫妻的可能性。

郭晋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有所谓的“铁饭碗”，在红尘坊还有间小房。他为人不错，就是太软弱，缺乏自信心。秦青是回城知青，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菜场里摆黄鳝加工摊。

他们俩都三十多了。因此，在贾阿姨的“联姻天平”上，他们几乎是半斤八两。

“什么给一对夫妇带来幸福呢？”贾阿姨自问自答，“不是貌，也不是财，而是俩人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了平衡，麻烦就开始了。”

根据这样现实的推断，郭晋和秦青结合了。两人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对对方的期望因此也不太高。诚如贾阿姨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婚后看来过得很融洽。

夏日晚上，有人看见她给老公的饭碗里夹一片肉片，而他在一边替老婆搧芭蕉扇。她在农村插队时生的儿子也挺喜欢郭晋的。

和红尘坊大多数普通居民一样，他们看来也会在这里普普通通地过下去。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能想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郭晋的国营工厂的生产失去了势头，他的工资遭到大幅削减。他觉得自己无法抗争，可这样一个事实就在面前，让他越来越承受不了：他挣的还不如老婆多，虽说她只是在菜场里加工黄鳝。

她干的活也实在不易，因为黄鳝必须活杀，味道才能鲜美。精明的上海家庭主妇，从来不买摊贩已处理好的黄鳝。秦青每天一早，就在后弄堂口附近的摊档站着，当着顾客的面加工那些滑溜溜的黄鳝。她们要求一切都在她们眼皮底下完成，给的小费却极少，有时甚至分文不给。

但这不算过分，按照菜场习俗，她们留给她黄鳝骨与肚肠。她把这些卖给一家以鳝骨汤面闻名的餐馆，有时也会卖给养猫的邻居，用来拌成黄鳝饭，让抓老鼠的猫美餐一顿。

她是个能干的妻子，常把摊档上剩下的零碎做成汤，汤色奶白，撒上一把葱，不但可口，还富有营养。

有句老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他厂里的工资遭削减时，她加工黄鳝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有消息说，现在养殖黄鳝靠激素，面馆因此少了客人。同时，这个街区的老鼠也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少，更有些青年人反对用鱼骨或鳝骨喂猫，认为这是虐待宠物的行为。

她只能在冷清的摊档旁站上更长的时间，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

天长日久，她成了一个唠唠叨叨、埋怨不停的妻子，在弄堂里也高声说自己的丈夫无能。要不是他没用，也用不着她整天累死累活，双手沾满黄鳝血。

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也承认。看到她回家后都顾不上洗一洗就瘫下了，他心底充满自责。毕竟她在摊档上辛辛苦苦做了十二个多钟头！他怎么还忍心反驳她呢？他越来越焦虑，日见消瘦。

夏日的傍晚，他坐在弄堂里，上身赤膊，瘦骨嶙峋的前胸像块搓衣板，仿佛一直在搓洗着这个时代，已磨损不堪了。说到底，黄鳝骨头汤味道再好，天天喝也不是个事儿。

情况更糟的是，他们的一些邻居情况却在好起来。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他们的物质条件获得巨大改善。如此反差，令秦青愈加怨恨与愤懑。

“嫁了你这样没本事的人，我还有什么指望？”

郭晋孤注一掷，开始买起彩票来，一开始是偷偷地买。他下班后偶尔给人家做点木工活，挣些私房钱，钱都用在了彩票上。他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老婆，她倒不怀疑他背后会做什么。

红尘坊里也有人买彩票，影影绰绰对她说到他在外面买彩票。

“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气！”她坐在外面，摇摇头说，赤脚沾满黄鳝血，搁在竹板凳上。干了一天活，她还来不及洗一下。

在他们家小单间里，儿子正在做作业，郭晋要在一旁辅导他。“就像墓碑压住的乌龟，他的运气转不过来的。”

一天晚上，她还是老样子坐在门口，等儿子做完作业好进去洗澡，郭晋从里面奔了出来，趿拉着一只塑料拖鞋，喊道：“我中了！我中彩票了！我中大奖了！”

“中什么？”她狠狠瞪了他一眼，手抓住竹椅的靠背，像抓住滑溜溜的黄鳝一样。

“你在梦里开什么国际玩笑？”

可他的神情不像开玩笑。事实上，他已经有好几年没与她开玩笑了。

他的声音里有点异样，双眼露出狂热的光芒，疾步奔向弄堂口，手里挥动着撕下的一角报纸。

“中头奖了！” 他不停地喊，嘴里吐着白沫，如同菜场中的螃蟹一样。等到她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踪影了。邻居们围到了她身边，其中有几个听说过他上星期买了一张彩票。不过，没有人有把握他真的中了。关键得找到那张彩票。她却根本不清楚他放在哪里。

叫大家惊奇的是，他从前弄堂口出去，又从后弄堂口转回来，似乎红尘坊划出了他存在的整个世界。他手上没有彩票，只是报纸的一角，刘四眼一把夺了过来。郭晋依然赤裸上身，穿条没有口袋的运动短裤。他继续奔着，跑向前弄堂口。

她把家翻了个遍，终于发现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他买彩票的号码。贾阿姨也来了，认真查看了报纸上套红印出的得奖号码，果然与小本子上记录的一个号码相同。彩票中了一百万元。

“我真是倒霉透了！”秦青心碎地哭泣。“终于中了头彩，可他把彩票弄丢了，还疯了！”

夜幕降临，聚拢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是来参加弄堂口故事会的，也目睹了这意外的一幕。郭晋又奔了回来，依然挥舞他的手，仿佛还攥着那张彩票。

有个邻居在一旁问：“该怎么办？老根？”

“这个么，”老根回答说，眼睛让手中的烟熏得眯了起来。“他最怕谁？”

“他老婆。河东狮吼麽！”

“叫她过来！” 她跑着过来。她知道老根是弄堂里的传奇人物，会出意想不到的点子。

“去打他耳光，用劲打！”他说。“大声跟他说：‘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你压根儿没中彩票！’”

“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现在是百万富翁了！要是知道我打了他耳光，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呀！”

“你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他吗？”

“可，这次——这次不同了。他能把我扔掉，就象汤碗底的黄鳝骨头一样。”

“别担心这些了。快去打，阿青！”

在郭晋又一次跑回来时，她上前堵住他，使劲搧了他一耳光。

“你做梦啊，白痴！”

他停住步，惊呆了，惨白的脸上印着她手上的黄鳝血。他充满恐惧地瞪着她，身子突然摇摇晃晃，倒了下去。

她用力在弄堂的尘土中跺脚，干嚎出一句：“啊，现在该怎么办呀？”

但是他在醒转来，虽然还有些不稳，手扶着墙，挣扎着站起来了。他眼睛里狂热的光芒不见了，说话口齿又开始有些结巴，十分惧内的样子。 “真对不起，老婆！我该早点告诉你的。我偷偷买了些彩票。”

“别这样说，该你原谅我。老公——”

老根打断了他们。“彩票在哪里，阿晋？快把彩票给她！”

“彩票在我工具箱里。”他驯服地回答。“我这就去拿。”

不过，她没有立刻跟他进屋，还是一动不动站在弄堂里，一只手握住另一只，一脸痛苦的样子。

“出什么事啦？”

“我的手动不了了。有人说，中彩票的人都是冥冥中注定的，象天上的星座。我居然这样打他耳光了。恐怕真要受到老天惩罚，让我这只手瘫掉。”

“别瞎说了！你这个耳光救了你老公的命！”

“为什么？”人群中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

“中彩票的刺激一下子太强烈，让他疯了！需要给他当头棒喝，就像禅宗故事说的一般，猛烈震动他，把他震回现实。”

“这说得实在有理，”刘四眼评论说，“你不用担心，阿青！这是亲热的耳光！”

但是她已经奔进房间去了，摆动双臂。

“这归功于黄鳝血, ”贾阿姨也作出了解释，好像豁然开朗似的。

“他中邪了。要驱邪，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动物血，你准在许多古典小说中读到过。”

“这个耳光真滋补呢！”又一个邻居说道。“看看，他脸上的黄鳝血，足够做一碗汤呢！”

“我不用再做鳝骨汤了！”秦青从屋里走出来说，笑容在眼泪中绽放，手里握着一个纸片。

“中彩票了，有这样一个丈夫，我不用再做了！”

转载法广文章请注明出处

施国英 发表于 2010-12-3 20:36

昨天我在悉尼见到了阔别22年的裘小龙。他应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来访，他请邀请者帮忙找到了我这个老朋友。我还跟他提到了这个帖子。
听了他和前澳洲驻华文化参赞，作家周思（Nicolas Jose）在州立图书馆的对谈，周思也是我的老朋友。
后来大家一起晚餐，我和周思的上次见面也在这家餐馆，还是余杰，王怡访澳的2006年。
席间有澳洲人和我谈论查建英在《纽约客》上写王蒙和刘xiaobo的文章，还有10号的和平奖颁奖典礼。
一个非常愉快又感慨的夜晚。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2-3 21:01

感谢施国英翻出这个老帖子

查看完整版本: 《红尘岁月》—裘小龙系列小说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