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农：感知山西
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我没有料到。对于太行之西的山西，我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山西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牺牲的老区，是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能源基地，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是因为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留有壮美的篇章，让我高山景行；还因为山西离北京很近，出居庸关就入雁门关，对我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说陌生，是因为她与我工作过的地方无论自然环境、人文特点还是产业结构都有很大差异；更因为我要由对山西不究其详的旁观者成为全身心投入的建设者……我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的。
刚到山西，我曾向全省人民做出承诺：融入山西，当好山西人民的公仆，像一粒种子一样植根山西这块广袤的土地，全心全意为山西人民服务。四个多月来，我到各个市和省直部门进行调研，请教在这片土地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与从事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讨论，走访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与省委、省政府班子里的同志们坦诚相见地交换意见，省人大、省政协的同志们也都热忱地帮助我。这一切，给我感动、给我启迪、给我尽快融入山西的动力、给我做好工作的勇气，也让我冷静、理智地思考。我深切地感受到，山西是一块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热土，山西人民是勤劳智慧、质朴守信，特别有韧性特别能顾全大局的人民。可以说，山西是一本厚重的书，既博大精深又多姿多彩。目前的山西政通人和、人心思进，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着新的辉煌。
(一)
踏上山西这块土地，首先要对省情进行了解和感知。从历史的、人文的、经济的、社会的不同角度众人会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体会。总体而言，我有三点深切的感受：煤炭经济强省、文化旅游大省、绿色转型重省。
作为煤炭经济强省，山西依托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多年来煤炭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出省煤炭占全国省际间调拨量的75％—80％，为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源支撑；煤层气储量达10万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1／3；焦炭产量占到全国的40％，出口量占到全国的80％。煤及其相关的焦、电、冶金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80％左右、财政收入的60％左右。近年来，更是紧抓国家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机遇，着力转变单纯生产和输出煤炭的发展路径，推动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加快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探索走出煤炭工业内涵发展、集约发展、高效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路，煤炭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得到巩固拓展。
作为文化旅游大省，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给这块土地留下了大量瑰宝和丰厚的三晋文化积淀。宋辽及以前的地面建筑占全国总量的72％，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占全国总数的11．5％，雄居全国第一，因此被誉为中华文明的“主题公园”和“历史建筑艺术博物馆”。山西还是民歌的海洋、戏曲的摇篮，民俗文化在全国独领风骚。同时，山西地处华北，表里山河，五台圣境之神秘、北岳中条之雄奇、根祖庙堂之沧桑、晋商大院之幽深、黄河气势之磅礴……令人神往、美不胜收。得天独厚的旅游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相得益彰，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大文章正在破题。
作为绿色转型重省，多年来能源重化工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在保障全国能源供应、促进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污染严重、能耗较高、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等问题。2006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均居全国前列，单位面积上承担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5倍和1．78倍。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电耗和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个百分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迫切而艰巨。
说来也巧，三个基本省情正好对应三个空间：煤在地层深处，在我们脚下；文物在地面，在我们身边；而污染在天空，在我们头顶。我在调研中有个感受，大家对煤炭多有抱怨，对文化旅游引以骄傲，对环境污染非常担忧。但实际工作中似又相悖：对多有抱怨的事做得很多，对引以骄傲的事关注较少，对非常担忧的问题危机感不深。我有一种这样的隐忧：长此以往，污染成了我们的形象，文物成了我们的点缀，煤炭成了我们的怪圈。
四个多月来，随着对山西认识的逐步深入，这些问题也常令我沉到深深的思考中。我们不能习惯于无济于事的抱怨，不能醉心于盲目自大的骄傲，不能停留于无所作为的担忧。而应该致力于把地下的基础夯实，把身边的事情做好，把头顶的帽子摘掉。从全局和长远看，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永恒的主题不能成为永恒的难题。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国家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山西经济发展中一个持久的难题。为什么说是持久的难题？因为我们这个永恒的主题中总是持续一个内容：改变畸重的产业结构。山西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畸重的产业结构，这已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但在现实中，过分依赖资源，产业趋同、产品初级化、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仍然是全省范围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年来，全省6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在第二产业，大多仍是投在煤、电、冶、化这些重工业项目上。市县倾力推动的调产项目，大多还是资源型、初加工项目。许多地方为了尽快转变县域经济落后的状态，仍然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投在这些领域。我在调研时看到，有的县刚拆了100立方米的小高炉，马上又上200立方米的，前期工作人财物力投入不少，很有可能又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局面。
从全省看，第一、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格局没有改变。全省三次产业的比例，2000年是9．7∶46．5∶43．8，2006年是5．8∶57．8∶36．4。六年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降低7．4个百分点。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多年来始终占到了95％左右的份额。
这几年，我们在调整结构方面倾注的心血足够大，花费的精力足够多，但结构畸重仍然是调整的主题。当然有利益的吸引，有市场的规律，还有干部的素质。但最主要的还是人的观念，著名哲学家培根说：“怎么说是由知识决定的，怎么做是由习惯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思维习惯不能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就难有大的成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步伐也就难以快起来。把我们山西的“重”，做成“重要”，而不能变成“沉重”，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永恒的主题，而不能变成永恒的难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和恒心。
社会事业、民生问题的欠账亟待解决。从全省来看，由于山西财力有限，也由于大量社会资本向能源原材料行业集聚，制约和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全省农业和服务业投资的比重，比中部其它省份低了15—2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还不到3％，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2％。
到各地调研，我总是要去看看小学、中学、卫生院、福利院，看到一些偏远农村孩子在简陋的条件下读书学习，看到一些山区缺医少药甚至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看到广大农民终生奉献却生活保障水平较低，我忧心忡忡。社会事业、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山西科学和谐发展的短板。如何顺应人民群众盼发展、盼富裕、盼健康、盼公平、盼安定的期待和愿望，如何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创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和文化需求问题，应当成为政府的最大职责。我们追求政绩，一定要把办好社会事业当作最长远的政绩，当作最为历史负责的政绩。作为政府官员，我们要在关注民生、关注农民、关注困难群体面前检验自己的良知。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关系一定要摆正。我始终认为：只有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才能带来长久的经济效益。山西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摆脱落后局面、谋求加快发展，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大计，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公共事业、社会发展上多投入一些，根本还在于近年来国民经济和财税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谋求发展并不等于片面追求GDP增长、追求经济与产业规模总量。我们有的干部并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存在着先发展后规范或者先污染后治理等片面、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发展观念，导致了对环保问题的消极对待，也导致了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产量的盲目扩张，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种不计生态、社会成本的所谓快速发展是难以为继的，这已为先进国家和先行地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在各地调研，看到不少地方常年处于烟霾的笼罩，听说有的地方少年儿童从小没有见过星星；看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状况，听到有的地方因污染疾病高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面临威胁，我常惴惴不安。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非下大决心狠抓不可的地步了，这是山西省情所迫，地区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二)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考察我省时指出：“像山西这样的中部省份，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开拓进取。”总书记的讲话对我省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切合山西实际。山西要走出 “四条路子”，实现“三个跨越”，以新的思想解放破除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必须把解放思想的成果变为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以新的思想大解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解放思想，有解放什么的问题，也有怎么解放的问题。解放什么？大家认识都很一致：计划经济的思想，小富即安的思想，封闭保守的意识，苦熬胜于苦干的习惯，太平官作风等等。但对我们来说，既要弄清解放什么，更要解决怎样解放的问题。空谈不能解放思想，蛮干不能解放思想，靠别人也不能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质上，并不只是一个道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知识问题、一个视野问题，就是要在深化实践中解放思想，在更新知识中解放思想，在开阔眼界中解放思想，用制度设计鼓励解放思想。我们要真正做到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不断地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求新突破；就是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就是要关注不同地区新的发展经验，要经常走出去学习兄弟省市加快科学发展的好做法、好经验，还要关注国际上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要认识到，在深化实践中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在更新知识中解放思想，需要勤奋；在开阔眼界中解放思想，需要虚心；用制度设计鼓励解放思想，需要透明。
我到山西时间不长，但深深感到，山西民风淳朴、百姓厚道。东西两山是革命老区，汾河两岸是老工业基地，“老”是财富，也往往容易成为包袱。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一部分干部接受新鲜事物较慢，眼光不够开阔，工作效率不高；还有的缺乏市场意识，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为人先。历史上，崛起于明清之际的晋商，“纵横天下五百年，跨越欧亚三万里”，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这些市场经济需要的重要品格，也是历史上晋商成功的重要原因，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晋商的历史证明，虽然山西处于内陆省份，但这种地域特点是并非必然局限人们的视野，阻碍人们拓展发展的空间。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固化，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产业顺序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能源原材料，作为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山西处在产业开放的最后环节，主导产业开放得晚，社会意识的开放就很难走到别人的前面。客观上种种复杂多变的原因，造成我们今天的眼界不够宽、胸怀不够广、气度不够大，缺乏走出去的自信和胆气。“知耻近乎勇”，我们不应把我们的历史、地域、人文特点作为今天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解释，并因此心安理得地固步自守，安于现状。要学习弘扬晋商精神，还要继承和发扬全省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培育出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勇于胜利、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有那么一股子“一争天下无难事”的锐气，重新找回我们人文传承和新时期的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我认为，这个结合点就是要奋发有为，真抓实干。
解放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权力观问题。拥有公共权力就是要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谋福祉。就是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共产党的“官经”。总体上说，我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良好的，是奋发有为的。但我们也一定要防止把当官不做事，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自得其乐、吃饱了混天黑。庸医误人，庸官误民。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在内心深处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民苦我忧、民贫我愧”自勉，以“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自励，为人民利益殚精竭虑。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为人民做事。不作为就应当内心受到谴责，如芒在背，寝食不安。为人民做事要心到、力到、功夫到，一定要有“我要干、马上干、干就干好”的勤政意识。并且在制度设计上，鼓励干部干实事。
(三)
发展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各地在硬环境上都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投资者则更多地看重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其中包括行政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等等。而行政环境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最普遍，对公民和法人的影响最具体。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心和感念之情，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行政环境。
应该说，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软环境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现实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这几个月，我听到不少反映我们政府部门和机关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很多机关应办的事情，办起来也十分困难，推诿扯皮，不找熟人不办事，找了熟人乱办事。有人概括现在的行政服务是：“群众跑来跑去，文件转来转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议来议去，专家吵来吵去，最后是问题哪来哪去”。当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也可以看出群众对我们一些工作作风的不满意。要衡量一个地区的行政环境，不能光听汇报，不能光看材料，更重要的是运用撞击反射法，要看这个地区的企业和群众该办的事能不能办成，引来的项目能不能顺利推进。通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状况来评价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我们各级政府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薄弱环节，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责，提供规范高效的行政环境。
行政环境的主体是干部，干部的作风反映了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立竿见影的事要做，造福后人的基础性的工作更要做。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其内在的规律。如果我们不着眼于一个地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眼前的轰轰烈烈都可能是长远的遗患。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更加注重事关一个地区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全局利益的事。“只要大局做加法，需要局部做减法的事就做；只要大局做减法，即使局部可做加法的事也不做”，要全心全意为地区发展积累后劲，为人民生活造福，不断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许多人向我提及右玉县的植树造林。右玉县在建国时森林覆盖率仅有0．3％，现在达到50％。五十多年来，右玉的十几任县委书记锲而不舍抓植树造林，把一块“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我们做任何工作，看准了、选对了，就要像右玉县植树那样抓住不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决不能为了所谓的“政绩”，“李书记挖坑，王书记填坑”，若干年以后却江山依旧。
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切实搞好调查研究。我们提倡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调查研究是前提。不搞调查研究就谈不上求真务实。老一辈革命家曾说过：“要用90％的时间调研，10％的时间决策。”现在，有的同志作风较浮躁，“拍脑子、拍胸脯、拍屁股”，很多事靠经验决策，靠经验应对。或者连经验也没有，就是靠权力。调研的内涵有两个，一是调查，二是研究。调查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走、多看、多听；研究就是要把了解到的情况进行理性梳理、分析，上升到全局的、规律性的层面上理性把握。然后，落实到政策层面推动工作。只调查不研究，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凭感觉直观决策，在全局上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只研究不调查，就会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无的放矢，决策失误，错失良机。调查研究说透了，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要实际联系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的干部是自觉的，有的干部是不自觉的。
抓工作要特别关注操作层面，不能停留于一般号召，不能满足于发文开会，“上边开三天，下边一袋烟”。我们衡量一个地区干部的状况，就是要看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中央精神和省里部署的能力和成效如何。比如，我们很多地方建了政务公开大厅和许多档次不低的公共设施，要研究到底如何提高这些设备的利用效率问题。又如，省直各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在基层设站建所，要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加强这些机构整合、信息联网、资源共享、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问题，等等。
讲到干部的作风，矿难现场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我曾到左云、洪洞处理过两起矿难，父母妻女的哭声，工友同乡的泪水都让我感到心中的战栗。尤其是孩子的那种天真茫然的目光，让我感到揪心难安！每当这时，我的心里痛恨交加。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我省矿难频发，与我们产业结构和煤矿数量多有关，但如果我们已有的监管规定都落实了，很多的矿难特别是大的矿难是可以避免的。据调查，我省70％的矿难是责任事故。像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矿主疯狂盗采达两年之久，有关部门数次下井竟然没有发现。年设计生产能力20多万吨的矿生产50多万吨，驻矿的监察员竟然熟视无睹！我们常说，干部的作风关乎效率、关乎发展、关乎形象……这都没错。但我们想过没有，干部的作风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关乎一个家庭的前景，关乎一个孩子的幸福。想到这些，何以入眠、何以心安？
任何一项工作，无论方案多么完美，最后的环节还是落实。落不到实处，一切都是空谈。
(四)
实施“十一五”规划已经两年了。这几个月，我认真地学习了省的“十一五”规划，认真地研究了省委、省政府对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我感到，“十一五”规划完全符合我们的省情，视野开阔，前瞻性强，科学严谨，各项工作部署的路子正确，重点明确，步骤合理。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按照“十一五”规划，把已经铺开的工作深入开展，尤其是要找到突破口，攻坚克难，带动各项工作全面推进。总的思路是：找准着力点，开展“四大攻坚”。
攻坚之一：以发展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调整经济结构，是山西经济工作的主线。我国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发展服务业不仅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节能减排的内在要求，也是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力的现实选择，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服务业是清洁的产业。从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来看，与第二产业相比较，服务业单位产值能耗较小。2006年，我省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分别为4．23吨标煤、0．49吨标煤，第二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是服务业的8倍多。若服务业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相应地下降1个百分点，则共可减少能耗940万吨标煤，相当于“十一五”时期全省节能任务的17％多。服务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污染排放来说更是微乎其微。据测算，服务业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会减少3万吨。
服务业是增加就业的产业。从就业状况来看，我省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可增加就业岗位约6．7万个，相当于我省去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六分之一。服务业也是增加地方实力的产业。从税收情况来看，同样数量的税收，若是第二产业税收，留给地方的不足四成，服务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则在一半以上。
近年来，我省服务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仍是薄弱产业。目前，全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60％以上，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43％。2006年，我省仅为36．4％，不仅低于上述比例，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3个百分点，在中部6省排第4位。此外，我省的服务业还存在着现代服务业比重低等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破口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在我们山西，当前发展服务业最现实的就是发展文化旅游业和现代物流业。用文化产业嫁接旅游业，推进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将文化底蕴融入到旅游业发展中，同时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精心打造宗教古建、晋商文化、寻根觅祖、沿黄风情、太行风光、红色经典等旅游精品线路，在产品设计、营销手段等方面引入新理念，吸引更多的人来山西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攻坚之二：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要途径，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煤、焦、电、冶金等我省的四大传统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这些产业来搞经济。这是我省现有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是全国经济大局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要做的是用高新技术加大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推动煤炭、焦炭、冶金和电力行业的新型化进程。
煤炭行业，要重点实施生态修复、环境治理、资源整合、安全生产和转产转型五大工程，推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国家决定在我省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是对我省的信任与支持。我们绝不能辜负期望，要根据国家的《试点意见》精神，积极探索、大胆试验。
焦炭行业，要严格控制产能，原则上不再新上一个项目；冶金行业，要在实现不锈钢达产达效的同时，采取产能置换的办法，大力发展特种钢，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加快兼并重组、上下游一体化建设步伐，提高竞争力；电力行业，要在实现700万千瓦装机投产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新开工电力装机900万千瓦，建设一批具有空冷、脱硫除尘设备的大型坑口电厂，新上一批符合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要求的煤矸石发电厂，形成一批主要解决城市居民集中供热、大面积减少污染源的热电联供电厂。
在传统产业的废品上，用循环经济模式结出有用之果，这是山西发展中一个具有经济和社会双层意义的大课题。目前我省煤矸石堆放量约10亿吨，占全国总量将近1／3，每年还在以5000万吨的速度增加；每年生产焦炭排空的焦炉煤气约100亿立方米，与国家投资1400亿元建设的西气东输的输气量基本相当；电厂粉煤灰年排放量达2000万吨以上；冶炼矿渣年产生量1000万吨以上；矿井废水高达5亿吨。这些既影响传统产业的发展，又严重制约着全省经济健康发展。是有百害无一益的废品。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废弃物，在以“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中，绝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都可作为再生产的资源。我省废弃物排放量大，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大。今后，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改造传统产业的主要途径之一。
攻坚之三：以节能减排为切入点，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有效抓手。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工作，近年来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任务还相当艰巨。我省二氧化硫、粉尘、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均位居各省前列。按照国家的要求，我省在“十一五”末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应分别净削减14％和13％，再考虑到新上项目产生新的污染这一增量部分，按照“十一五”全省GDP增加70％计算，假定所有新上的项目与过去相比均采用了新技术，新增污染保守估计也在30％。以上两部分合计，我省在“十一五”期间污染总量必须减少45％左右，才能完成国家下达给我省的目标。一要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对钢铁、小火电、水泥、焦炭、电石、铁合金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淘汰步伐，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落后生产设备和工艺装置；二要在行业层面，突出焦炭、电力为主的六大传统行业污染治理。三要在继续抓好工业领域的燃煤工业锅炉（窑炉），工业、农业、建筑业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重点节能工程。
推动节能减排，中央是下了死任务的，我们绝不能只停留在号召、动员的层面，而必须探索创新节能减排的思路和机制。比如，研究推行发电权交易，实行按边际成本上网竞价，逐年削减小火电机组发电上网小时数。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制度，为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继续推行排污权交易，探索实施节能指标交易制度。要扭转在治污方面政府积极、企业消极的被动局面，用经济办法推动排污企业治理污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要么排污企业自己治理所排放的污染；要么，排污企业交纳足够的污染治理费用，由政府组织集中治理。
要完善和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科学、完整、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并将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作为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攻坚之四：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为依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首先，要继续推进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东西两山干果杂粮经济区、中南部无公害果菜经济区三大农业经济区建设，着力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等“六大产业提升工程”，强化政策支撑体系等“六大支撑服务体系”。其次，要用工业理念谋划发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中心环节，要大力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建成一批农副产品、农畜产品加工基地，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链条，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人才支撑。
要统筹城乡发展，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要把农业补贴与农技推广结合起来，启动和扩大先进实用物化农业技术补贴，严格落实并制定出台切实有效的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切实落实“三个继续高于”和“一个主要用于”的投入政策，增加对“三农”的投入。要研究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的办法，提高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立足省情，积极探索“以煤补农”“以企帮村”的新途径。统筹城乡发展要重在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上下功夫，优化城乡经济、空间、人口和生态结构，优化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资源配置，优化教育、文化、卫生、交通和水利等公共资源布局，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要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条件。解决三农问题，既在“三农”本身，又在“三农”之外。要加快特色城镇化进程，结合编制和实施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抓好太原经济圈建设，抓紧资源型城市转型，抓好以县城为主体的中心城镇建设，力争在各类城镇建设和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推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四大攻坚很难，之所以难才需要攻坚；四大攻坚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才值得我们攻坚。主攻方向确立后，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地去工作。
从太行吕梁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到塞外雁北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几个月来，我一直用心感受着这片看似平实，但蕴藏着蓬勃生机的土地。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知，我为这一切所感召。我愿融入到这方淳朴、友善的人民中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永不懈怠，有所作为，在建设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基地新山西的奋斗中，向全省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此自勉。 此兄官运不佳，此文倒是想收藏，哈！ 说他人渣有点勉强，说他官渣也有点勉强。
那就取个中间值吧。:009td
孟学农的上上下下[转]
关注理由：2008年，孟学农在山西省长的岗位上干了仅仅236天。1月22日，孟学农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9月14日，中央免去孟学农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仕途几番起落两次复出两次请辞
孟学农，1949年8月出生，山东蓬莱人。
在2003年之前，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参加工作后历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11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1986年11月任北京市饭店联合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1987年2月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3年2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98年12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2002年12月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3年1月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在此之后，孟学农的仕途却经历了大起大落。
2003年春，SARS疫情蔓延到北京，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刚刚上任不久的孟学农向中外记者宣布，北京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实际情况是，疫情很快就发展到了他所不能控制的程度。4月20日，中央正式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随后北京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接受了其辞去北京市长职务的请求。截止当天，孟学农履新刚刚93天。
5个月后，孟学农“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
2007年8月30日，孟学农“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
2008年9月8日，襄汾县塔山矿区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200多人死亡。9月11日，孟学农表态说，“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zhonggong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
3天后，孟学农第二次请辞，执政生涯再次停顿。
为官口碑良好被赞作风务实
孟学农在山西工作一年有余，有山西官员称孟学农在山西口碑良好。透过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孟学农在山西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足迹遍布全省，务实、稳健的作风也为人称道。
《山西日报》记者杨珏曾撰写过一篇记者手记，记录了他跟随孟学农到基层调研考察的见闻、感受——
“从事新闻工作八年来，参加过的各类调研活动不少，但跟随孟省长在安泽调研却给我原本的惯性思维带来了不小的冲击。9月1日13时，省政府会务处电话通知，‘一小时后梅山会议厅前出发，跟随孟省长调研。’去哪里？多长时间？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会务处也不得而知。一行九人，两辆吉普车，组成了这支有点‘寒酸’的调研队伍。进入安泽境内，四周一片安静，没有前来迎接的当地领导，没有簇拥的人群……安静完全取代了喧嚣。在县城，省长随意走在马路上，与便利店、水果摊的主人攀谈，与行人拉家常，了解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这位记者眼里，这次保密、简单、平静、真实的调研，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必将成为一种趋势传遍整个三晋大地。“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一股清新之风正迎面吹来。”但他所记录的这一幕，却是孟学农在山西省省长岗位上的最后一次基层调研。
“安全生产”永远的痛
近年来，山西省在煤矿、建筑、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孟学农到山西工作后的第一次基层调研，就选在了山西焦煤集团检查煤矿安全生产。
纵观媒体对于孟学农的报道，也总是跟“安全生产”这四个字密不可分。
2007年12月5日，临汾市洪洞县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件，105人丧命。孟学农在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眉头紧锁、语气沉重，“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此，我们非常痛心和内疚。”他在接受采访时气愤地说：“临汾出了几次煤矿安全事故，如果能在第一次事故之后认真排查，就不至于继续发生这后面的事故了，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不是背后存在权钱交易？我们要慢慢来查，‘锥子剃头——一根根地挖’！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取信于民？”
2008年6月，山西省又连续发生几起重特大事故。孝义市安信煤业有限公司“6·13”井下炸药爆炸事故、离石区“6·13”黄土滑坡事故和宁武县雨田煤业有限公司“6·13”透水事故这三起竟发生在同一天。6月16日，在山西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孟学农坚决的说：“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认真扎实、毫不松懈地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基层、企业和每一个人、每一环节，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强化严肃的责任倒查制、追究制和问责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然而，这番话说过还不到三个月，山西却发生了今年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铁矿）“9.8”特别重大尾矿库垮坝事故。据安监总局通报的数据，截止10月23日，事故死亡人数达到276人。9月11日，山西省政府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孟学农痛心地说，事故的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给全省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干扰，给全省乃至全国安全生产形势蒙上了阴影。“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
罕见省长被“问责”山西政坛巨震
9月14日上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山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君为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代省长候选人，免去孟学农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有关决定说，孟学农请辞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其他有关规定”包括2004年中办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其中关于“引咎辞职”规定了“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
有学者称，此次人事调整，是中央对山西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追究，作为省长的孟学农负有领导责任。此次显示出中国地方省长，因为间接的领导责任和政治道义责任，亦会付出辞职代价，这对未来的安全事故惩治，是极大震慑。
有人把2008年称为中国的“问责年”，称随着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官场问责将会更为严厉。
9月14日是中秋节，这本是中国传统上的喜庆日子，但由于省长被“问责”下台，山西政坛迎来巨震。
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铛锒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有网民发帖说：“孟学农再次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了官员们在享受着特殊位置带来的权力感之外，还应背负着与之相应的巨大政治风险，具有积极的信号意义。此举应成为官场常态和政治惯例。”
也有网民留言说：“孟学农毕竟到山西才几个月，不能只追究他的责任。如果真是看到了问题而且确实大刀阔斧的尽心工作，又是主动辞职，可以考虑起用。”
“悲情”官员有“悲”更有“情”
有评论把孟学农称之为“悲情”官员，在他政治生涯中的却有“悲”的一面，但抛开这些，也不难发现他的“真性情”。
年初，到山西工作四个月的孟学农写了一篇万字长文《感知山西》，这篇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有人说你们领导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应该都是理论性的。”孟学农对记者说，但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更应该“娓娓道来”。
在离开山西之后，孟学农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从这篇文章中，似乎可以读出他现在的心境。
“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我没有料到。对于太行之西的山西，我既熟悉，又陌生。我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的。”
……
“矿难现场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我曾到左云、洪洞处理过两起矿难，父母妻女的哭声，工友同乡的泪水都让我感到心中的战栗。尤其是孩子的那种天真茫然的目光，让我感到揪心难安！每当这时，我的心里痛恨交加。痛这么多鲜活生命的消逝，痛这么多家庭的破碎……，恨我们的工作没有到位，恨一些干部的贪婪、堕落和麻木……想到这些，何以入眠、何以心安？”
……
“几个月来，我一直用心感受着这片看似平实，但蕴藏着蓬勃生机的土地。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知，我为这一切所感召。我愿融入到这方淳朴、友善的人民中来，永不懈怠，有所作为……”
言尤在耳，事过境迁。
2008年10月17日，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孟学农重回山西，他此行是为了参加因车祸去世的山西省政协主席金银焕的遗体送别仪式。他身着蓝色茄克，一脸肃穆、神情凝重。
不知他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是否还是“既熟悉、又陌生”，是否还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 [b][size=7]心在哪里安放？[/size][/b]
[b][size=5]孟学农[/size][/b]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
心在哪里安放？在烈火熊熊的太钢炉旁，在黑金滚滚的大同煤矿，在晋南改造黄土地的村庄，或是，在雁北那啃着光秃秃草根的牛羊……
心在哪里安放？曾在江南水乡，塞外山梁，袅袅烟绕的庙宇，萋萋青草的毡房，或是，伴着大城市的美味佳酿，在妻子柔软细腻的胸膛，生活本来就惬意舒畅……
心在哪里安放？流转的时光，叩拜着敬畏的上苍，即使是农田、工厂，即使是商店、学堂，莽莽苍苍，过过往往，民主文明富强，那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我多想多想，让窑洞传出书声朗朗，孩子们挥就健壮的臂膀，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我多想多想，让母亲充沛的乳浆，缓缓地滴入孩子的口腔，婴儿在温暖的怀抱中成长。
我多想多想，让干涸土地得到灌溉，淙淙之水在贫瘠的高原上流淌，泥土的芬芳、晨曦的阳光，绿色的情景成为并不苛求的向往。
我多想多想，让鬓角斑白的老人，该吃饭吃饭，该上炕上炕，手中有余钱，家里有口粮。
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哦，北国风光，吕梁太行，民族脊梁，铜壁铁墙。黄河拍岸的浊浪，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愿望，在三晋大地闪射出后发的光芒。
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 此公真是过气了还不甘寂寞！ [b][size=6]孟学农赋诗明志[/size][/b]
本报讯(驻京记者陈宝成)近日，因襄汾溃坝事故去职而久未露面的前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发表诗歌《心在哪里安放》，经网络广泛转载后引起网民高度关注，有受访专家称如此个性化表达或引领官员表述新潮。
孟学农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早年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后在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任上，分别因2003年SARS事件和去年的襄汾溃坝事故而去职。
7月7日，《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全文发表了孟学农的署名诗歌《心在哪里安放》。该诗全文600余字。昨天，这首诗经各大网站转载后，引起网民热烈关注。截至昨晚8点30分，在腾讯网就有7000余网友跟帖；而在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也同样成为网友点击的热门新闻。
“太出乎意料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天，会成为网络热点新闻。”《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主编陈娉舒获悉该诗被网站转载的情形后，不无惊讶。
“作为一个省部级高官，能写出这样的诗是很难得的。他这首诗改变了传统的官员表达方式，或许会引领官员表达新潮流。没有官气，用诗歌话语来表达自己，让人感觉与众不同，眼前一亮。”上世纪80年代知名诗人、现任博客网总裁王俊秀认为，改革开放后，省部级高官发表诗歌者很少见。
王俊秀告诉记者，自己能读出作者心存敬畏的某些理想主义因素。
在阅读了这首诗之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说，这表达了孟学农这位被问责高官的复杂心态。他认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孟学农对曾任职过的山西的山山水水以及人和物有着深深的眷恋，对山西这块热土非常有感情，虽然他的仕途夭折在山西。
汪玉凯说，作为一个两次被问责的高官，孟学农的经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坛绝无仅有；两次被问责都摊在他头上，都不是由于他个人人格上有问题或者工作上有重大失误，而是由于承担领导责任。诗言志，反映了他的无奈。
汪玉凯认为，这首诗还反映出他内心的彷徨。心往哪里安放？从诗歌来看，作者内心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所以这首诗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眷恋、无奈、彷徨，但对未来还是有所期待。
[b][size=5]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为何令人动容[/size][/b]
[b]王学进[/b]
因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去职的孟学农，沉寂一年后，在7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心在哪里安放》一诗，抒发了作者内心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但又抑制不住的复杂之情。对此，记者评论道，在现今国情下，一位去任省长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而且媒体能公开发表，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7月15日中国新闻网）
严格说，这是一首散文诗，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一句“心在哪里安放”总领四个小节，抒发了作者对三晋大地的无限眷恋之情；第二部分，以“我多想多想”总领五小节，抒发了他的从政理想，虽然难脱宏大叙事的架势，但出自一位去职省长的笔端，不由人不信，此乃真情实感；第三层只有一节，照录如下：“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呼应标题，找到了“心，不需要安放”的答案。想通了，也就悟道了。
这确实是一首好诗。诗写得非常委婉含蓄，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去职后丝丝缕缕的感情轨迹，哀而不怨，悲而不愤，不怨天尤人，也不悲天悯人，感情拿捏得相当到位，却自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感人力量。一位两度去职的高级干部用诗来抒发真情，堪称是异数，中青报敢发表这样的诗，也殊为难得。
如将此当作一个有点另类甚至说反常的事件来剖析，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党的高级干部一旦失势、去职甚至沦为阶下囚后，是否允许他们用书信或者文学作品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真情实感。按惯例，这是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即使是周恩来这样具备非凡人文情怀的政治家，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敢说出真实的内心话，甚至在临终前，他还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有许多话没对你说。他是党性原则非常强的人，当然知道，党的纪律不允许他表达自己多余的想法。
党的高级干部在落难时所要表达的多余的话最真实，最有人情味，也最能打动人。此种看起来有点犯忌的表达，让人看到了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甚至领袖，他们也是人，他们与一般普通民众一样，具备七情六欲，凡是人性之复杂性、多样性甚至脆弱性，他们一样具备。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格外具有亲和力和号召力。我觉得，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应不忌讳表达自己的人性和个性，不论在任还是卸任时，都应该以一腔赤子之情示人，都应该以一腔人文情怀昭示社会。朱镕基在总理任上说的“准备一百口棺材，给我也准备一口”的狠话，彰显了他的真性情，令人感佩；周恩来当着红卫兵的面说：你们如要批判陈毅，我就躺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踩过我的身体去批！显露了总理的侠肝义胆，感人至深；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地震现场对空军说的那句话：“是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袒露了温总理的赤子之心，让人振奋不已。
孟学农发表《心在哪里安放》一诗，我相信，他不会遭受误解、曲解甚至打击了，因为党已经认识到，机械刻板形似官僚机器的党员绝不是好党员，有个性、有锋芒、有人情味的党员恰恰是人民所欢迎的。不信，请看众多网友在上述新闻背后的跟帖就一清二楚。 [b][size=5]山西代省长孟学农发表感言：融入山西当好公仆[/size][/b]
[b]2007年09月04日[/b]
中新网9月4日电 3日下午，在山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孟学农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据山西日报消息，在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昕作的 《关于提名孟学农任职议案的说明》，被提请任命的孟学农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发言。
孟学农在发言中说，山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这些年，全省上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在省委领导下，着眼于走出“四条路子”、实现“三个跨越”，全省干部群众紧抓机遇，开拓进取，朝着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的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孟学农说，近年来，山西全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个干部队伍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能在这样的时候到山西工作，感到非常光荣，也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孟学农说，今后，一定努力做到：融入山西，当好山西3300万人民的公仆，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入山西这块肥沃的土地，视人民如父母，全心全意为山西人民服务；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确保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加快推进山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好政府班子，建设廉洁、高效、勤政、务实、法制、服务的政府，巩固全省谋发展、促和谐、干事业的良好势头；严于律己，在各方面做出表率。
[b][size=5]假如孟学农在任 会不会感叹“心在哪里安放”[/size][/b]
[b]盛大林[/b]
因襄汾县新塔尾矿溃坝事故因引咎辞职的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沉寂一年后于近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心在哪里安放》一文。这是篇诗歌体叙事短文，说是叙事，其实主要还是抒情，抒作者内心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但又抑制不住的复杂之情。在现今国情下，一位去任省长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而且媒体能公开发表，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押韵的句子、强烈的节奏、炽热的情感……这篇诗文比那种无韵无味、不知所云的“梨花诗”真不知强多少倍！
当然，我忍不住动笔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诗很感人，而主要是因为作者的身份，就像中国新闻社把此事当成“新闻”一样。
在多数公开场合，中国官员从来都是表情严肃、正襟危坐的。他们只在该说的时候说，也只在该笑的时候笑。他们的喜怒哀乐不是取决于内心的情感，而是取决于时势的需要。别人不知道官员们都在想什么，反正在言行上是看不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前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人大会的一次仰面大笑都会被当成大新闻而被置于省报的头版，甚至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表现”。而孟学农不仅公开发表诗作，而且表达出明显“复杂”的心情——这种“直抒胸臆”肯定比“仰面大笑”更有力度。
不过，与当时还在任上的肖扬不同，现在的孟学农却是无官一身轻了。虽然孟还享受着正部级待遇，而且尚未退休，但毕竟没有“位置”了。从“三个月的北京市长”，到“一年零十天的山西省长”，孟学农的仕途令人唏嘘，也不禁让人联想：假如还在位上，他会写作并发表这样的诗作吗？要知道：在朝和在野，直抒胸臆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如果孟学农已经作出了不可能再回朝的判断或思想准备，发表诗作的“进步”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透明政府”不仅需要政务的透明，也需要官员的透明。孟学农此举，至少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真希望，所有在任干部都能像孟诗中所说的那样——“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 [b]前山西省长孟学农复出 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b]
中评社北京1月25日电／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22日至23日在京召开。新闻稿显示，五年内两度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已出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一职。2003年4月，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的孟学农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他亦请辞市长职务。2008年9月，孟学农再因山西襄汾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22日至2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令计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牢牢把握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两大任务，努力提高中直机关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令计划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坚强的政治保证。中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将把握政治方向放到突出位置来抓。要加强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机关党员干部头脑，进一步增强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教育引导，适时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切实帮助机关党员干部释疑解惑、明辨是非，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加强监督检查，务必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使机关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成为讲政治的表率。
令计划强调，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是贯穿机关党的工作的一条红线。中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将服务中心工作放到突出位置来抓。一方面注重认清大局，真正做到胸中有大局、工作有目标、行动有方向，有的放矢地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注重发挥优势，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既着眼全局、善于配合，又找准位置、主动作为，积极推动本部门本单位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令计划强调，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中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始终将改进机关作风放到突出位置来抓。要大力倡导察实情、听民声的风气，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增强群众观念，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大力倡导比实干、争一流的风气，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扎实完成各项任务。要大力倡导重节约、尚俭朴的风气，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倡导讲道德、崇清廉的风气，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真正做到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
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孙淦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中直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和部分专职副书记等参加了会议。
[b]孟学农：十年宦海 冷暖自知[/b]
2009年年底，孟学农依然赋闲。如孟身边的人回答记者询问时所说，他还在“休息”。
此前在7月份，孟学农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给公众留下了惊鸿一瞥，然后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其时，孟身边的人对记者说，孟将要做一个小手术。
2009年，孟学农60岁，按照惯例，省部级官员满65岁后才会“退下来”。虽然孟依然是十七届中央委员，这让他保持着“省部级”的身份，但对一个两次请辞的高官来说，何时再次复出担任实职，甚是渺茫。
对孟来说，这十年的命运似乎总让人措手不及：从“十六大政治新星”，到“SARS问责典型”，再到“矿难救火省长”直至级别最高的“失业人员”。孟每次的跃升与请辞，都与中国过去十年中某个时段的“关键词”相关。
一
2000年，孟51岁，这个面相随和的官员此时是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此前的几十年中，孟学农的仕途表现堪称优异。这个山东人在1983年已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官居副厅。1993年，孟开始步入北京市政坛的核心，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44岁的孟学农，上任之初便成功处理了北京火车站广告牌倒塌事件。第二年，他兼任首都国庆45周年筹委会办公室主任。这是个要紧的角色，孟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那几年，孟学农被北京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北京“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中的表现。他作风务实，凡事要求精准，比如测算北京市每天进菜达到1000万斤时价格会上扬，而到1400万斤时价格又会下降，只有在1200万斤左右价格才会稳定。他也是一个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官员，为人亲和。凡此种种，让他获得了不错的政声。
2002年11月份，中共十六大召开，孟学农以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身份成为十六届中央委员。一个月后，中央批准孟成为北京市委副书记。
这是时年53岁的孟学农仕途中辉煌的顶峰。翻看当时的报道，你会发现媒体很喜欢这个语言平和的官员，他被称为“平民市长”，他把新一届市政府第一次专题会，挪到北京的胡同里，讨论危旧房改造问题。
二
一切都似乎是新人新气象，直至SARS爆发。
此后的事情尽人皆知。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一起被免去党内职务，孟在当天请辞北京市市长一职。此时，孟履新不过三个月。
在舆论的谴责中，保留了“正部级”的孟被“尘封”了五个月后，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孟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没有新名片，访客也很少，并拒绝了所有采访。2004年，孟学农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记者说，自己要10年后才能接受采访，“因为10年后，我就退休了”。“历史越久远越清晰。”他说。
几乎所有人都对孟的仕途表示悲观，包括他的新同事。曾在南水北调办任职的一位官员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央的“象征性安排而已”，因为南水北调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程，而孟是南水北调办所有领导中唯一没有专业背景的人。不过新属下却对孟的好学印象深刻。“大概也就一个月，他再听汇报时，就能指出一些技术上很关键的问题，显然是系统地学习过了。”
下属眼中，这个正部级官员很少穿西装打领带，基本穿戴是：夏天衬衫，冬天夹克，外出时加一双白球鞋。而日后孟“复出”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自己“那几年经常到底下调研，把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沱沱河等都跑遍了”。他学会了打字，喜欢摄影，喜欢自己开车到处走走。就这样过了4年，孟学农在下属眼中也有了“实干”的评价。
三
2007年9月，孟学农再度复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并在当年的十七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我们无法获知这一复出是否跟孟在南水北调办公室4年的表现有关。不过单就几位问责官员张文康（去职时63岁，现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去职时56岁，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长江（去职时64岁，现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的日后安排看，此时58岁的孟复出担任实职，也属正常。
包括山西的官员都认为，这是孟学农“背水一战”的机会了。孟学农说，自己是怀着“敬仰、急迫和压力交织的心情”来到山西，“山西人民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我”。当时记者接触的山西官员对出身京官、思路开放、熟悉中央的孟亦颇有期望。
孟看起来心态更平和了。2008年全国“两会”上小组讨论时，有下属市区官员曾当面反驳孟的一个疑问，孟微笑回答，并未变色。那次人代会上，孟学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比他的预想要早了6年。
这位“新省长”，被寄望于解决资源大省安全与发展的双重困境——过去几年中，此起彼伏的矿难已然让山西和中国焦虑不堪。
还是一贯的标志性笑容和随和的神态，只是在采访时他提到了唐朝名将郭子仪的一个典故，并感慨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言犹在耳，一语成谶。虽然孟在上任之初就成为“矿难救火省长”。但几个月后，孟仍惜败于“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再次请辞。山西安全问题积弊日久，而最终为此埋单者中，孟学农职位最高。
与5年前的滔天指责不同，这次舆论更多地赋予了他“悲情”色彩，他在北京和山西的两次任职，都被媒体以“天”计，以凸显其短。
因未能采访到孟本人，我们无法得知他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十年。只是，在孟刚去职山西省长之时，采访此事的记者曾获知，孟的家人对孟的再次去职，多少亦有“解脱”之感。
而一年后，孟在那首《心在哪里安放》中写道：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
在过去10年里，孟学农当初在北京与其同级的同僚和下属中，官至部长的有5人，担任省委书记的两人。当时最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如今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跟老邓差不多，三落三起，打不倒 此公是位相对廉洁奉公的人，可惜时运不济两次人祸让他顶杠。除了命不好外与他能力也有关，他适合当太平官，临危受命的事他显得力不从心。有想法，没办法。 [quote]此公是位相对廉洁奉公的人，可惜时运不济两次人祸让他顶杠。除了命不好外与他能力也有关，他适合当太平官，临危受命的事他显得力不从心。有想法，没办法。
[size=2][color=#999999]老程 发表于 2010-2-16 08:30[/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08195&ptid=86160][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前段时间还有传言，孟学农将接替黄奇帆出任重庆市长，不太可能了。 抱愧山西
余秋雨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页)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谷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想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个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众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三
在一页页陈年的账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浮浅了。我怀疑我们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同情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哀伤离别。听听这些多情的歌词就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侣，他们本可以过一种艰辛却很温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而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和他后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家族，他们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木彦］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
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四
义无返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唯谷。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书的［石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便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萝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力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地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的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可能会使我们对山西商人人格构成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岁羽］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导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岁羽］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大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岁羽］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毛鸿［岁羽］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鸿［岁羽］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岁羽］，而毛鸿［岁羽］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写到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邦的更广阔的天地。
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就一二家铺号的兴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然而一种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世纪性繁华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一个原因。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说实话，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年经商经验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换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使晋商败落，他们在今天也未必会显得多么悖时落伍。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体破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让史料作证。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汉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1861年1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
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总不会眼看着一系列实业的瘫痪而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请愿团的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的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1915年3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不无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如果这是社会革新的代价，那么革新了的社会有没有为民间商业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没有创建山西商人创建过的世纪性繁华呢？
对此，我虽然代表不了什么，却要再一次向山西抱愧，只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过某些经不住如此深问的糊涂观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结束了，心头却一直隐约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么也排遣不掉。细看表情，仍然像那张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离开太原前，当地作家华而实先生请我吃饭，一问之下他竟然也在关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他写给今天山西企业家们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海内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段。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底下还有很多话，慢慢再读不迟，我抬起头来，看着华而实先生的脸，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间听说，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经开始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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