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并不特殊的中国改革
中国的改革30年，过程很复杂，但是通过大多数的事实却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特殊。过去的30年中国的成绩是在30年前没有预测到的，今后的30年将比过去的30年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也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文/钱颖一
作者简介：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8年，将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评价这30年，同时来展望未来的30年。
中国在过去的30年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中国过去1000年历史上从未见到的快速增长。30年后对改革开放进行思考，我从国际比较的这个角度来做三个观察，并且做一个对未来的判断。
国际角度的三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的变化从国际范围比较的角度讲，并不是独一无二。它的增长速度没有鹤立鸡群，更深层次的增长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其实要得到这个结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跟诸如波兰和俄罗斯这样东欧转轨国家做比较的话，我们的结论当然就是中国很特殊，中国的增长是遥遥领先，中国的宏观环境也更加稳定。
可是，当把中国分成东、中和西三个部分，另外在这三个部分之外加了越南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这四个地区大致的形态是很类似的。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中国不同的地区或者说越南与刚才看到的与东欧国家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地理上的不同，中国和越南都处于东亚；第二个不同是这两个国家与东欧国家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在改革初期是低收入国家，而东欧的国家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也许这两个因素能够起到一些解释作用，发展的起点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增长结果表现出相对差别。
进一步讲，中国经济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也与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即物价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重视基础教育，更开放地讲，直接因素的背后还有改革开放制度变化。举一个例子，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个是讨论很多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讨论总是从规范的角度，认为它是不是太高了？在最近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也像中国大陆一样，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确实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而在过去的30年中，资本回报并没有下降的趋势，甚至还略有上升，这个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以，当我们采用一种比较合适的国际视角，就发现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第二个观察，很多人在讲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仍然相当的不健全，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种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其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尽管我们希望制度更好，希望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是很一般的范围现象。
下面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法治指标，是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标，可以看到中国是40.6分，满分是100分，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比分我们并不感到满意，但也反映了我们现在大致的一个情况，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第二个就是腐败的感受指标，这个指标当然最清廉的是芬兰，像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但是中国是排到第71，在100多个国家当中也是排得比较靠后。像墨西哥、泰国这些都在中国之前，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在中国之后，这个也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的现实。第三个指标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基尼系数指标，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指标无论在农村，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总的都是有上升，而且程度还很大。如果只看中国自己的情况，我们希望是能够收入更加平等，腐败更加少，法治更加健全，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周围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特殊吗？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中国发展的阶段。定性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有趣的现象，中国三个指标均符合了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的特征。这样我们至少知道，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当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评论家，经常会抓住中间的一些问题、像腐败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等，非常快地提出一些危言耸听的结论。但在我们宽视角地观察世界后，我们可以释然，中国并不是这么特殊，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第三个观察，至今为止中国取得的成功，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有很多路径上的具体做法，但是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基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
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是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这里边有很多形式，放权让利是形式，承包是形式，产权是重要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也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后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都是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更深一步，我觉得中国在改革中，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也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所以把激励搞对应该说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清晰。
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这里面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采取了双轨制，看上去它好像跟标准的市场不太一样，但是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这在边界上确实是起到了有效的或者说有限的资源配置作用。所以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市场，培育市场，但是市场的作用仍然是不变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每一个市场发展的成熟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一，不能不说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的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在有些方面，中国的开放速度甚至超过对内的改革，这里有很有意思的现象和原因值得研究，比如说衡量自由贸易的程度，会发现中国是与像美国一样的最开放国家最接近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改革开放之中，也许开放的力度比改革还要大。
上面的三个观察其实都是一个信息，中国的改革30年，过程很复杂，但是通过大多数的事实却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特殊。即使它有特殊，也不是通常想的一些因素。
对未来的判断
我想做一个判断，也可能是猜测。过去的30年中国的成绩是30年前没有预测到，今后的30年将比过去的30年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也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基于三个基本的主线上。
第一是在发展这条主线上，过去的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未来的30年国家，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第二是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至少同步。这个过程中，会有人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最近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我们空前的繁荣让所有的官员、企业家，让普通老百姓也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同时也会为改革是否有进一步的动力感到忧虑。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协调推进？这都将是在议事日程上的。
第三是开放。我想这一条恐怕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条，或者说更没有先例可循的一条。事实是，全球经济当中，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是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他们谈不上大国，前苏联是一个大国但谈不上开放。在100年前，开放成就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家。100年后，中国是否会是又一例正在崛起的开放大国？在未来的30年中，只要假定中国的增长速度每年超过美国5个百分点，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率每年是2个百分点，就很容易得出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一点特殊的因子才悄然浮现：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能够达到全球和自身双向影响的平衡，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题目，也将是下一个30年中非常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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