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反思现代化 投资拉动的经济存增长极限
徐瑾编者按 从人民大学走出，负笈求学，归国进入金融界，千点论一语成谶，再到中欧课堂……自诩“随机行走”的许小年，二十年来一直游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话语圈。回首三十年改革，反思高速增长，冷观股市热潮，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理念？本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许小年教授，追溯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
现代性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化
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听说你最近在关注社会转型问题，能谈谈吗？
许小年：前阵子《大国崛起》很热门，最近我在读《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modernization，也就是现代化，另一个是modernity，也就是现代性，这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过去我们一直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等同现代化，也就是等同于物质上、经济上、技术上、商业上的进步。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现代化的一切努力也就没有超出当年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范畴。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谈到中国的转型存在把现代性简单等同于现代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应该在后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吧？
许小年：是的，我在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举德国和日本的例子。19世纪初，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全军溃败，输给了拿破仑，从一个欧洲强国沦为三流国家。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的意义类似我们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普鲁士全国上下大受刺激，开始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大力推进工业化，这也类似我们的“百日维新”。普鲁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德意志道路”的特点是经济加科技，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很快，而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则落在后面。
德国传统上一直是君主专制，一次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非常软弱，而且也很短暂，德国出现俾斯麦甚至希特勒，并非偶然现象，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和社会原因。一战之后，德国不服气，抱着“WE WILL COME BACK”的心态， 要卷土重来，但二战之后就不一样了，德国开始反省现代化问题，反省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政府与民间的心态也与一战之后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耶拿战败引发的改革是德国现代化的开端，二战之败可以说是德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前的下跪，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告别传统，对于至今仍不愿检讨的个别亚洲国家来说，这样真诚的忏悔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
《中国经营报》：刚才谈了不少关于现代转型国家的案例，那么你具体如何定义现代性呢？
许小年：现代性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有三个组成部分：现代的社会意识、市场经济、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三部分中最核心的是现代的观念，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观念。德国与日本当年的现代化不仅缺少这样的价值观念，而且为了富国强兵会压制个人发展的需求。既然个人的权利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现代性自然要求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基础，而不是德国、日本历史上那样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赶超型国家”会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是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德国启蒙运动接近法国，但和英国不同，俾斯麦、拿破仑式的集权可以在大陆欧洲赢得赞誉，却不可能出现在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强调“公意”(General Will)，英国人讲“公利”(General Interest)，而公利不过是所有个人的利益之和。“赶超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将公民权利置于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而在英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公民权利至上，国家的功能是提升公民利益，也就是我们讲的“为人民服务”。
投资拉动的经济存在增长极限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经济的萧条与复兴也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话题。
许小年：日本二战之中损失惨重，城市被炸得几乎一片废墟，希望尽快恢复经济，走了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走不通，因为任何系统都要求内部的一致性，移植来的外来制度往往会引起内在的排斥，两者未必能够协调，最后可能不伦不类。日本经济曾经有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大约30%多。但是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注定不能长久，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投资率下降，日本经济增长跟着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又陷入了长达15年的经济萧条。
《中国经营报》：那么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根源在哪儿呢？
许小年：中国经济和亚洲各国其他经济一样，模式还是来自日本，也就是大部分经济增长靠投资推动。在亚洲区中可能我国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台湾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所以投资率并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日本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源于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企业、金融三位一体，所谓“日本株式会社”。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通过金融管制压低资金成本，银行给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企业盲目扩张。只要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主导作用，就一定会追求增长速度最大化。增长靠什么拉动？消费取决于家庭收入，出口取决于国外需求，最便捷的就是刺激投资。
《中国经营报》：和日本的情况有些类似，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令人忧虑，你如何看待呢？
只要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就一定会追求增长速度最大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
许小年：去年中国投资增长速度是28%，GDP增长大概是12%，投资增速是GDP增速的2倍还多。投资增长超过GDP，结果是投资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去年已高达45%，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法持续，因为投资率不可能无限提高。国际上现在谈中国奇迹，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也见过日本奇迹，韩国奇迹等等，都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低通胀，但如果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失衡不能及时解决的话，很有可能积累起来一起爆发。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出口与国内需求的失衡，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等都是问题。目前我们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七八倍，GDP为日本的1/3，如果经济总量赶上日本，需要多少能源？出路不是继续投资拉动，而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向能源消耗低的服务业。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到现在成效不大，一些领域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甚至越调越高，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许小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美国的投资占GDP比率是15%,而且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它的经济增长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投资。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行，到了理论极限值100%之后怎么办？投资率100%就是一年创造的价值全部用于投资，不吃不喝不消费。实际上不到100%时就可能出问题，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最高没有超过40%，我们已到45%。如果不及时转变增长模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不是没有可能。
顺带提一下，有一种观点认为，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偶然的，祸首是索罗斯，这一观点低估了增长模式对经济的长远影响。日本的经济就没有任何热钱冲击，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危机的根源是长期积累的经济失衡和效率低下。
《中国经营报》：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在哪儿，我们又应该如何改进？
许小年：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在于投资会不断产生新的生产能力，供应能力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日本、德国那时候的崛起也是靠投资，国内市场的消费跟不上，就发动战争进行海外扩张。现在不能打仗，只能依赖国际贸易，于是和欧盟以及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如果不是投资驱动，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既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又降低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服务业才是真正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而要发展服务业，就必须解除对金融、电信、航空、水运这些服务行业的管制，政府退出，给民营资本平等的进入渠道。
股市无法逃脱市场规律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作为曾经被誉为国内最大的“唱空派”，你如何看待近一年多来中国的股市？
中国目前的股市风险比日本1989年的泡沫时期还要严重，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不看风险了。
许小年：我不是“唱空派”，不过是认为价格不可能长期脱离价值。股市涨跌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该摆脱政策市的阴影。股市涨上来不要打，跌下去也不应该抬。中国目前的股市风险比日本1989年的泡沫时期还要严重，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不看风险了。不能清醒地估计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从管理层到股民都没有心理准备，市场一旦调整怎么办？
中国经营报：你提及股市存在风险，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如果中国股市要继续健康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工作？
许小年：股市一般来讲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市场风险，目前散户看不到这点，新入市的投资者没有经历过深度下跌；另一个是政策风险，但是从“印花税事件”之后，这个风险在淡化。为什么股民都相信持续上涨的市场不会跌？这种预期从何而来? 还是政策市，相信党代会之前没风险。现在连买菜的老太太都是“股神”，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而是十三亿神州尽舜尧。凡是风险，总要释放，经济规律最终要起作用。
《中国经营报》：目前CPI指数一路走高，物价上涨幅度比以前明显偏高，你如何看待呢？
许小年：这一轮物价上涨可以看做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粮食涨价，又赶上猪生病，猪肉涨价，工资也涨了百分之十几，生活费用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厂家为了消化成本的增加自然要加价。
《中国经营报》：前阵子方便面集体涨价几乎受到千夫所指，但是你站出来支持了涨价，能再谈谈吗？
许小年：看到行政部门严令方便面厂商“立即改正”，很令人费解，我们有执法机构，如果方便面涨价违法，应该提出公诉，由法院判决而不是采用行政命令。方便面和猪肉涨价很正常，工资不是也涨了吗？而且比物价涨得多。如果股市可以涨到5000点，猪肉价格为什么就不可以上涨？我认为涨价有理，只要企业没有串谋，没有违反法律，政府就不该管。政府应该做的是用货币政策调控总体价格水平，注意，宏观调控指的是总体价格水平，而不是调控具体产品的具体价格。政府管具体的价格，那不是回到计划体制去了，那还是市场经济吗？从法理上讲，政府管制价格是不是也属于“价格操纵”？也妨碍了市场竞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上上下下都非常正常，“无形之手”正是通过价格的改变配置资源，你把手指头都捆起来，它怎么能起作用呢？物价上涨，低收入阶层生活有困难，政府应该提供补贴，而不是去管制价格。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央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面对无处不在的流动性，有什么应对之策？
许小年：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金融过分依赖银行，太多的资金进入银行体系，商业银行要放贷你拦不住。目前银行的贷存比为65%，而存贷利差依然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银行自然会主动创造信贷。如果控制信贷，银行35%的资金不能动用，但还要支付利息，对银行盈利的负面影响就大了。抑制过剩流动性的有效方法，短期来看也只有加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更多分流资金的渠道，比如直接投资、债市、楼市、股市等，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创造更多非银行投融资渠道，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产品，这就需要解除金融管制，开放市场。
《中国经营报》：这几年是中国经济超速发展的几年，也是暴露问题最多的几年，民生问题，分配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改革反思问题都是讨论的热点，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则认为是改革路径出了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许小年：我认为是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这30年的成果有目共睹，应当继续深化改革，该交给市场管的都交给市场。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认为目前中国国内最紧迫的改革应该是什么？
许小年：我感觉最紧迫的还是解除对经济的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创造平等机会，把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为了什么？经济增长最终还是为了国民的福祉。一个好的社会不是给每个人发一样的工资，而是为每一个人创造平等的机会。最近颁布了《反垄断法》，但对最大的垄断——行政垄断轻描淡写。现在部门立法盛行，立法者本来应该是利益无关方，执法部门、行政部门立法，结果当然是扩大部门权力。为什么垄断企业的工资那么高？为什么民企不能经营石油、电讯？这些都是机会的不公平，不打破垄断怎么能公平？下行政命令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治标不治本，高工资来自于超额垄断利润，根子在垄断，而不是企业的工资政策。
《中国经营报》：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经济学家也日益赢得话语权，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转型社会的作用？
许小年：经济学家应该保持独立，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者为利益集团说话，究其根源，还是体制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了。如果一个教授靠工资不能过中等阶层的生活，自然难以安心学术，只能出来赚外快。儒家说人人皆可成尧舜，哪有这回事，人不是尧舜，人是经济动物。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铁饭碗，唯一的例外是大学，工资虽然不高，但足以让教授们过小康偏上的生活，不必为五斗米折腰，才有可能独立于利益团体。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从属于利益集团就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义，知识分子应该只对学术负责，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只对真理负责。
许小年简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198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2004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此前，曾担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咨询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不谈经济的许小年
“我现在对谈经济没有太大的兴趣。”
刚入座，这个当年以千点论入载中国证券史册的经济学者却对我如是说，神情淡定。“大家都喜欢谈热点，追热点，能谈的大有人在，可我想谈的都不是热点。”
话题从书开始。许教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我瞟了一眼，《通往现代性之路》(《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是美国保守派女评论家海默尔法布的书，我乐了，其实这和我包里的女城市经济学者简·雅各布斯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有些相通，当然也让我想到那本更出名的《The Road To Serfdom》。教授书包里的第二本书，哈里森的《法与经济学》的小册子，“打算看完这个，再去啃波斯纳的大部头。”
“法与经济学、制度、历史、文化……这是我最近感兴趣的话题。你们会感兴趣吗？”许小年斜睨看我，仍旧一脸严肃。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的所谓制度其实更为广义，以经济为起点，涉及到法律，也涉及到政治。我可以想象许小年不谈股市，“千点论是多少年的冷饭了。”他皱着眉头说，却没预料到连经济他也兴趣阑珊，更没想到我和许小年的对话从现代性开始，当然，话题也渐渐偏离我的采访提纲，滑入没有禁区的漫谈。“别闹得你最后写不成稿子。”他好像有点抱歉。
世界银行咨询师，美林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 ，中欧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十年来，许小年的身份换了几场，从在场者到旁观者，繁华看尽，心态如何？“金融学上有个概念叫随机行走，也就是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对境遇也抱以这样的态度。目前给公司做做顾问，保持对经济的接触，也在中欧教书，再给媒体写写文章，有空打打高尔夫，这是我能做的事情。”在聊天中，许小年表示了对目前状态的满意，“作为一个学者，我只能凭良心办事，时间总要花在值得的事情上。”而学生与课堂也是他频频提及的字眼，看来，作为一名老师对于许小年亦具有非常意义。
面对经济学在中国的热潮以及经济学家在大众面前的冷遇，许小年别有见地。“经济学家都是理性动物，如果待遇不佳，很自然会寻找其它出路。”他指出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行为是由制度和环境决定的，讲到这里，许小年也不忘自嘲一把，“我现在可以超脱一点，这并不意味我的道德水准有多高，只是因为我的薪水可以让我不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我的工资只有两千块，我也肯定整天惦记着四处讲演，提高知名度，多收点出场费和讲课费。”说归说，他最终还是强调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还是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股票价格指数上上下下很正常。”；“人人都是股神，十三亿神州尽舜尧啊”；“股市能上5000点，肉价为何不能上15块？”“涨价有理”；“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是禁区。” “如果小偷立法，肯定说溜门撬锁不犯法。”“行政垄断是最大的垄断。”……坦率起来，许小年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听似出格的言论背后却闪烁着自由市场的常识。
在许小年眼中，今年刚去世的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学殿堂中的圣徒，而弗里德曼毕生追求的解除管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亦是许小年的梦想之一。话说不谈经济，但其实很多思维还是回到了自由市场的一些原点。“为什么不交给市场？市场更有效率，这是常识。”这是许小年在访谈中反复感叹的一句话。说到底，也许这就是所有经济人思维的起点。正如许小年所言，对于经济学家，唯一的上帝只能是市场。 [media=wmv,400,300,1]mms://vod.ceibs.edu/live/news/080810xuxiaonian.wmv[/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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