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彬：重回“小政府”
在《财经》记者此次对长三角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基层政府在听闻企业“出事”后，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保”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企业破产。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面临脱困改制，不少地方政府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捆绑”银行，救助濒于死亡的国有企业。所不同的是，这次浙江最先倒下的，地方政府出手相救的，基本上都是因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
最大的为何最先倒下？理论上，经营健康的大企业现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应强于小企业。但如果是短期内“催肥”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当地商人们总结说，最先倒下的企业有三种类型：一是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的；二是产品品种过于单一的；三是大客户过于集中的。
而这些“大企业”的生成，多赖于当地政府和银行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垒大户”。与外界普遍将浙江制造业困境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外部因素不同，一些浙江本地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增多，“浙江模式”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为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埋下了病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就直言：“浙江中小企业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 在他看来，浙江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倾斜，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企业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
“‘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姚先国称。
作为传统的民营经济强省，“大市场，小政府”曾是“浙江模式”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台州地区最先出现了大量制鞋、五金家庭作坊，并迅速在浙东南、浙东等地生根开花，由此出现了以家族式、集群式、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性的“温州模式”。
随着乡镇企业体制性弊端日显，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在与“苏州模式”的竞争中逐步胜出，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新的“浙江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标杆。
在“浙江模式”风靡全国、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浙江地方经济主体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熟悉浙江政治、经济生态的当地人士回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模式”获得官方肯定，可以看做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日益增多，昔日的“小政府”变成了“强政府”。由于政府掌握着土地、财税、金融等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使得其有可能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有选择地“催肥”一些“重点民营企业”，“草根经济”逐步烙上了“官商经济”的印记。
一些浙江当地企业家介绍，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有时甚至到了让企业都吃惊的地步。除了返税奖励，一些地方政府还以“工业开发区”的名义，给大企业提供大量建设用地，并要求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给予优惠。一些企业“内功”跟不上，并无做大计划，但在政府和银行的努力下，迅速膨胀。当流动性恶化后，当初低价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大企业”最值钱的资产。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万家企业，但规模（500万元）以上企业仅有500多家。由于地方政府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阳光雨露”，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妨碍了市场自我调整。
浙江企业素有民间借贷、互相担保的传统，很多当地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触发，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不得不出手救助。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表示，企业倒闭未必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浙江人自己从来没有“让政府找工作”的思想，民工们有工就打，没工就返乡，不会造成当地就业负担。而且，浙江虽有不少工厂倒闭，也有很多工厂缺工人。
事实上，即使政府表态不惜动用国有资本来救助，也未必成功。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南望重组已经失败，飞跃重组陷入僵局。很多当地学者指出，现在是浙江回归“小政府”的最佳时机；以往地方政府很难有勇气去主动调整，又涉及到政绩考核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问题，现在都不复存在，反而可以借助危机让市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证明，依靠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并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大企业。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告诉《财经》记者，浙江企业本来就有生有死，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2005年经济环境最好的时候，平均每天也有240家企业诞生、160家企业倒闭。如果倒闭能推动体制改革，有些企业破产不一定是坏事情。
事实上，目前濒于破产的一些浙江龙头企业，多半是坏企业的典型。无论是飞跃、华联三鑫还是江龙控股，无不是在经济上升期，依靠廉价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大肆扩张、过度借贷。相反，一些财务稳健、对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企业，有望安全渡过这次危机。
位于宁波镇海金属园区的一位张姓企业主，5月开始卖厂房，还清了所有贷款和高利贷，现在开始花原来三分之一的钱买厂房。在很多当地企业家看来，“生意难做，但寒冬总会过去”。
浙江人的自救能力值得信任，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浙江民间金融和浙江的产业集群未来如何转型。浙江第一代企业家不乏创业精神，但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妨碍了企业的升级换代。很多企业一旦做大，就沦为糟糕的家族管理的典型。这次危机之后，是否会带来“浙江模式”的真正转型，推动当地私企完成从家族管理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令人关注。
而浙江民间金融以个人信誉、宗族力量甚至暴力手段为保证，不要求抵押和担保的融资方式，是浙江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它的无处不在以及缺乏规范，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当地的信贷风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两本账，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间互不知底。这是这次危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看来，当前制约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过低，而这正是政府未来可以着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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