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脆弱的扩张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在1997年-2007年间，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8.6％快速提高到22.7％。2006年这一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均占全国的30％左右。长三角地区还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地，并且其地位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幅跃升。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从1997年的24.7％迅速上升到了2007年的47.8％，同期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也从21.9％增加到了39.6％。2007年该地区的出口总额，相当于韩国同期出口总额的1.3倍和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近2倍。
这一地区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近外部市场和经济动荡的直接受害者。本期刊发的几个企业案例虽各有其独特性，却表明需求放慢对企业的冲击已经从中小企业倒闭上升为大中型私营企业的危机。该趋势有待更多的资料证实，不过我们可以从个案中管窥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窘境，及其潜在的经济困局。
前几年在长三角地区调研，通常会听到许多成功的“财富故事”，以及对前景乐观的预测。长期经济景气助长了繁荣思维，钢材价格、房地产价格、化纤原料价格等飙涨，能源等大宗商品短缺，吸引很多企业进入了这些行业并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本刊报道的几个案例中，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过度扩张是企业陷入财务困难甚至破产危机的肇因之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席勒在其最近出版的书中说，当投资者认为他（她）可以预测某一类资产价格走向时，很容易出现信心错配，而市场信心错配是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通常，繁荣思维是有感染力的，这对于在经济景气中成长起来，从未经历过经济衰退的中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在盛夏中没有准备过冬的棉衣。
对长三角地区很多私营企业而言，表面的困难是需求放慢或信贷收缩，是由于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的变化造成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企业过度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是企业在追求“行业龙头”地位时忽视扩张质量和流动性管理的结果。同时，在竞争性行业中，行业扩张没有行业整合与之相配合，企业“做大”犹如沙滩起高楼，结果最先被淘汰的反而是所谓的“行业龙头”。
如果私营企业“做大”的冲动是个案，冲动者理应受到市场的惩罚。需要指出的是，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做大”并不是偶然的，与这些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相关，特别是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商业银行“垒大户”的结果。这不是新问题。所不同的是，对象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换成了私营企业，但问题的实质没有发生变化。
受近几年宏观调控的压力，特别是土地控制的压力，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吸引投资的重点转向了大中型私营企业，希望通过“大企业、大投资”的方式克服土地供给的瓶颈，为此出台了面向大中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刺激了企业“做大”的积极性。
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部分信贷、税收资源，私营企业要做大，就不得不从靠市场转为靠政府，大中型私营企业出现了事实上的“准国有化”倾向。这些私营企业在向地方政府靠拢的同时，也获得了地方政府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积极救助濒于倒闭的大中型私营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
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改善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激励，一些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上收，并提高了信贷标准，实际上鼓励信贷向大中型企业集中。限于严苛的信贷政策，银行更倾向于利用抵押或担保等硬指标发放贷款，而疏于对企业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软指标的管理。
为了迎合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企业通常利用自有资金或股权融资的方式打造一个“大企业”框架，并以此“钓”得银行贷款，作为未来扩张的资金来源，所撬动的银行贷款动辄数十亿。或者，在抵押品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采取企业间变相互保的方式获取银行贷款。企业互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大中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潜规则”。
上述企业、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游戏，使三方各得其利。企业获得了超常扩张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和就业，银行也获得了稳定的利息收入。只要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银行能够继续向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企业可以在高负债中快速扩张。
但是，这样的扩张是脆弱的。对很多企业而言，市场动荡不仅意味着扩张的终结，甚至可能意味着企业的终结。
面临企业倒闭潮，救助企业是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选择。一方面，企业的稳定事关投资者的信心，以及当地投资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的倒闭不利于就业和社会稳定。
地方政府救助企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解决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如果政府强势救助大中型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投资者而言，不能倒闭就少了一个退出“止损”的选择。如果大中型企业的产能得以维持，产能过剩的压力将向中小企业传递，加速中小企业倒闭。地方政府的强势介入，也使得已经“深套”的银行不但难以保全资产和收回困难企业的贷款，而且不得不再次发放“安定贷款”。
总体来看，在外部环境总体向坏的大趋势下，长三角地区面临的困局有进一步加深的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将挑战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不过，困局有可能加快宏观政策调整的步伐，为企业生存和转型带来契机。
宏观政策继续调整应避免鼓励增加新的产能，将重点放在解决需求不足上，同时为企业提供应对风险的工具。首先，货币政策继续放松是必要的。减息可以减轻高负债企业的财务负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流动性压力，但在前景明朗之前，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制于银行的“惜贷”行为。
其次，适时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开放服务业和资源类产品市场，应该成为刺激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的主要内容。
第三，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中长期融资工具。长三角地区企业面临的资金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长期资金使用与短期融资之间的矛盾，“短贷长投”削弱了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增加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第四，着手解决私营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降低地方政府救助企业的压力。 [b][size=5]花旗任命沈明高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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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f6f6f]2009-8-12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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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今日宣布任命沈明高为花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常驻香港。
沈明高曾于2005年至2008年任花旗中国高级经济学家，他之后加入财经杂志任首席经济学家，常驻北京。
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Johanna Chua表示：“沈明高重回花旗担任这一要职，我们十分高兴。他的职责将以中国大陆宏观经济研究为主，并与香港和台湾当地的研究团队紧密合作。”
沈明高的职业生涯多以学术研究为主，其中包括任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当时他的研究重点为发展经济学。
沈明高拥有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政策硕士学位与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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