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空心老二”转型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杨彬彬】26岁的张建华（化名）是苏州一家中小商业银行常熟支行的业务员，因为经手的一笔数亿元贷款无法收回，他现在每天在借贷方——位于常熟工业园区的科弘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区吃住，面容憔悴。10月8日，科弘材料的母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20余名台湾籍高管从常熟“集体失踪”，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了总额近50亿元的财务黑洞，迄今尚无解决方案。对张建华这样的普通业务员来说，这些贷款本来是他们的“优异业绩”，现在却成了一场灾难。
中国金属财务黑洞，只是苏州外向型经济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苏州经济危机初显，尤以在GDP中比重畸高的外资为甚。由中国金属发轫，近一个月来，恐慌情绪在苏州银行圈蔓延。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对外资企业的贷款审批过于宽松，一些商业银行不得不主动加强对外资特别是台资、韩资企业贷款的风险监控，甚至每周都要派员去厂区巡查，防止管理层卷款逃跑。
“四五年前，我们就呼吁苏州经济要转型，要改变外商一支独大的局面，现在看，转型还是晚了。”10月30日，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徐伟荣和《财经》记者谈及危机时说。
作为原苏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很清楚“苏州模式”一派欣欣向荣背后的隐忧。
和中国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样，所谓“苏州模式”也是“穷则思变”的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风靡全国的苏南乡镇企业体制弊端日显，经营陷入困境，一湖之隔的浙江民营经济则一派红红火火。
民营经济本来就不发达的苏州，在这一轮长三角区域经济竞争中逐步掉队，最终选择了一条以出口加工型经济为主的输入型发展道路。
包括徐伟荣在内的多位当地人士回忆，苏州当年招商引资的“撒手锏”，除了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要就是靠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和税收优惠。
一些企业主透露，当时1亩工业建设用地从完成征用到“三通一平”，成本通常要15万元左右，转让给民营企业是市场价，但很多外商只要区区5万元甚至“零地价”就能拿到。
由于政府大力扶持，不少外资还可采取“借鸡生蛋”的模式，往往只需要从境外注入少量原始资金，即可从当地银行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滚动发展。
低廉的土地、人力和资金成本，加上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苏州经济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
据苏州统计局数据，1995年至2007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3亿美元升至71亿美元；2007年，苏州GDP总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在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名列第二；而同期，“两头在外”的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九成弱。
不过，苏州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同时，在发展早期，各县区为了竞争，引入外资良莠不分。像位于苏州郊区甪直镇的和成卫浴、罗马瓷砖，均是当地污染大户；其中罗马瓷砖每年上交利税仅数百万元，而拖欠的工人工资就达上千万元。
近年来，各界对“苏州模式”的争议越来越激烈，称其“只长骨头不长肉”；不仅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速，产业结构也高度依赖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低，影响了发展后劲。
苏州经贸委信息中心主任杜文忠表示，外资“一头独大”，给苏州经济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地区产业的空心化。政府在资源分配上过度向外资倾斜，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目前，苏州本地民营经济主要以纺织服装、化纤、钢铁和机械加工为主，抗风险能力差。
一位在苏州新区从事家纺出口贸易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下游销量受限影响，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盛泽已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苏州家纺产能削减了三成，利润率下降一半。他担心随着欧美经济增长放缓，明年将会有更多企业难以为继。
杜文忠表示，苏州过去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廉价资源。随着本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优惠条件不复存在，企业大规模外迁是迟早的事，就像当年很多外资企业从广东迁到苏州一样。苏州在位于苏北的江苏宿迁共建了一个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从苏州迁来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所谓产业梯度转移，事实上很可能又是“刮一阵风，留下一堆烂摊子”。
苏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万解秋认为，与广东、浙江相比，苏州两三万家外资企业问题暴露得要晚，但可能影响更深、恢复周期更长。目前政府虽然在积极施救，但手段有限。
“危机的影响还没有见底，明年苏州将面临着一个拐点。”苏州采访三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多位政府、企业人士如此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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