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危机推进了改革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此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30年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GDP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收入年均增长接近10%，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基本没有大的波动。通胀率最高出现在1994年，按月度算通胀率超过20%，年度达到了18%，最低年份大概是1%，相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平稳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我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些指标：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以及国有控股的比重从1978年的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35%；农业方面，1978年国家控制几乎占100%，现在国有成分不到5%；在服务业，除了金融、通讯、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等领域是国有绝对控制的，在其他领域的国有成分低于10%。综合起来看，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并不高，只有30％左右，而且其中相当多是上市公司，已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候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实际上我们目前90%多的商品价格都决定于市场。最近这个趋势受到一些影响，主要是受到一些外部冲击，在初级产品方面增加了一些管制，但不会很长时间。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再次，中国一直在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67%，这个指标可以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美国的这个指标不及我们的一半，日本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半，德国大致与我们差不多。但德国有一个欧洲共同市场，他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我们是不能比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对于外方投资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最近大家在讨论，对外方投资项目涉及行业垄断的是不是要多加控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部压力触发的，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受到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国家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名，运用各种机制予以否决，催动了中国这种倾向。
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贫困人口减少、城市化率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从占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50%，每年1000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所有这些指标，表明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GCD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我们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胜利。
回首改革开放30年，就我个人的最大感受而言，我认为是危机推进了改革，试验开辟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而且是成功的改革为自身开辟着道路。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上，我们进行了几步关键的改革。1993～1994年是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关键时期，这一次改革也是危机驱动的。当时通胀达到20%，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因纸币告急，按当时全部印钞机的印刷速度已来不及供市场使用，曾考虑是否要印1000元和500元面值的钞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改革初期30%下降到1993年10.7%，无力通过财政政策抑制通胀局面，金融体系相当混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不清，货币政策没有收紧的机制，很难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宏观经济稳定。严重的通胀局面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1992年底外汇储备只有200亿美元。用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面对改革必须经受的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各方面并没有像1978年那样的改革共识，但中央决策者非常坚定，遵照1992年确定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困难，推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一系列改革。一是坚定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一步把汇率调到接近均衡汇率，当时是1美元兑8.7元人民币，1年之后降到8.3元，同时解除了外汇使用的管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改革半年后，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00亿美元，增长了50%。二是改革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我们引入了与欧洲相近的税收制度，主要用增值税替换了产品税，将对每次流转都征税、税目有80多种的产品税，改革为按增值征收、只有17%和13%两个税目的增值税，把税务混乱的局面改变了。同时改革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三是改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使中央银行不再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把商业银行的非银行职能剥离。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创造了奇迹，当时GDP增长10%左右，但通胀两年后降到5%左右。东欧国家也引入了增值税，但都出现了通胀，我们却以这种办法抑制了通胀。经过这次改革，基本奠定了市场经济框架基础，奠定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财政能很好地征集收入，使政府履行其公共职能；汇率改革支持了80年代初期以来的对外开放，使开放进一步持续下去，外商投资不再分国内外市场，国内市场也对他们打开。总之，这是危机触发的改革，取得了好的效果。
还有一次危机推进的改革发生在2002年，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差异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帮助那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对此，社会上不如中央政府感觉强烈。当时重要的改革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由原来主要作为地方收入，改为中央占60%、地方占40%，改革增加的中央收入全部用于帮助中西部地区，此后中央对中西部的帮助越来越大。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利益调整，但静悄悄地进行了。外国同行们不敢相信，其他国家要酝酿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而我们从决策到完成仅为一年。
危机还促使了中国政策调整。1993年治理通胀，1998年又遇上一次，但方向正好相反，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货紧缩。当时我们分析后认为，IMF的紧缩政策完全是错的，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似乎在全世界反潮流，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全国高速公路只有5000公里，5年内又增加了5000公里，其后又成为继美国之后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二的国家。全面改造了农村电网，当时由于电网落后、损耗大，农村电价为每度1元，而城市电价为每度0.3元，改造以后最终实现了全国城乡同网同价。我们本想2～3年结束扩张的财政政策，不幸的是美国IT业的泡沫影响了全球经济，使扩张政策又多实行了3年，现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段历史说明，利用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治理通胀和紧缩方面，中国政府也找到了自己的路。
总之，东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不一样，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的一些词汇的含意。无论外界怎么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会计、税收制度，都在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民在享受比较充分的经济决策的自由，社会高度开放，互联网很自由，对任何事情都有批评声音，包括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每一个行动。当然也面临诸如收入分配差距、区域经济差异、环境污染、腐败现象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比美国都高。中国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有这方面的传统，一定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在贫富差距大的现状。危机推进改革，没有危机就缺乏改革的动力。当然我不希望制造危机来推进改革，我们希望通过好的调整来减少危机，来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者为国务院原副秘书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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