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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旧苗 发表于 2008-12-9 10:46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经济形势困局与宏观调控出路的思考和建议

除了追求经济增长,在稳定物价与促进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是任何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永恒的主题。而且,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性来看,很低的物价水平与很满意的就业率,是不可兼得的,只能在适当的物价水平与可接受的就业率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目前和未来,中国如何在两大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应当实行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拟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以控制物价水平为重点的宏观调控已经完成其使命
    2003年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以控制居民消费物价水平为重点。2004年,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涨幅从2003年的1.2%攀升到3.9%,于是国家采取了信贷和土地双紧缩的调控政策,重点控制房地产等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2005年和2006年两年,在GDP分别高速增长10.4%和11.1%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物价涨幅分别被控制在较低的1.8%和1.5%水平上,这是很难得的。而从2007年1月份开始,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从1月份的2.2%上升到11月6.6%的水平上,全年消费物价涨幅达到了4.8%;同时,GDP也高速增长了11.9%。对此,从2007年末到2008年的上半年,宏观调控提出了“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这样的目标,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还是从控制货币流动性、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和控制土地供应规模等方面进行了调控;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劳动成本上升和土地价格上涨,以及从2007年末开始,由于出口需求减少,宏观调控政策和内外需求及成本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在2008年4月份上升到8.5%的最高位后,逐步回落,10月份,下降到了4%的水平。
    世界经济对中国产品需求而影响中国物价上升的程度在未来17—20个月内将大大减弱。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增长的35%左右来自出口拉动。2004年、2007年的物价上涨,相当大的压力来自于出口大于进口,来自于出口产品及关联产品不能由相应的供给品来对冲。未来的出口形势会怎么样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占我国对外出口的18%左右,美国的经济走势如何,对我们未来的经济走向影响较大。标准普尔10月末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四种预测:1.基准预期是,美国经济可能将陷入一次长达17个月的温和衰退期,此后经济复苏将步履蹒跚;2.乐观预期是,美国经济不会衰退,经济增速将于明年恢复至正常水平;3.悲观预期是,美国经济将陷入一个长达20个月的历史最长衰退期,期间经济增速将创下3.5%的二战以来最大降幅;4.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前景甚至可能比悲观预测情景更为暗淡,并且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覆辙,陷入一个长达10年的衰退泥潭。而欧洲则福利成本较高,其竞争优势不如美国,技术创新方面也弱于美国;日本则还没有彻底走出上一轮经济低谷,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不景气。因此,除了新型国家之外,如果美国经济不走出谷底,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指望欧洲和日本先于美国复苏来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其可能性不大。
    从2008年最后两个月以及2009年上半年的外部需求、与外部需求有关的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萎缩、相当多农民工因回乡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使消费能力减弱等经济景气下行趋势看,虽然国务院出台了保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但是,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再行高企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视国际经济形势衰退程度的不同,至少在明年,甚至到2010年,出现较高通货膨胀水平局面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认为,宏观调控控制物价水平的任务已经完成,至少在一年半之内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主要目标,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当进行重大的调整。
    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看法国内外各方不一,最悲观的是世界银行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7.5%。我觉得其有一定的道理。按照经济学的乘数和加速累进或者累退原理,因为出口需求萎缩、农民工回乡和城镇失业率提高而收入减少引致的消费萎缩,都会出现乘数性萎缩的格局;而由于产业的关联性,某一产业下滑会影响另一关联产业下滑,增长速度的下滑也有累加减速的特征。由于增长速度下滑的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对就业的影响十分显著。
    二、2009年就业和社会稳定形势将会非常严峻
    2008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认为,中国前三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就业形势与去年一样。虽然就业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四个指标之一,与物价水平排在同样重要的位次上,然而,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却成了最不反映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统计指标。中国城镇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有各种各样的测算方法。笔者以城镇人口从业率推算城镇真实失业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按照1990年的从业率来推算真实失业率,从2000年开始,已经相当高了。如果考虑就业人口上学率的提高,一些妇女专职从事家务,有一些临时就业没有被计入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等因素,扣除一些百分点,真实的失业率也在逐年上升,明年预计将会特别严重。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城镇人口在老龄化,因此,城镇人口从业率在下降。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快于城镇,因农民工的进入,因农村上学学生毕业留城和参军军人向城镇复员转业,城镇人口结构正在年轻化。在这种趋势下,城镇人口从业率的下降,意味着城镇真实失业率在上升。
    2008年和2009年的就业形势令人堪忧,就是很保守地估计,城镇真实失业率可能分别为12%和14%。从劳动力向城镇的供给看,农村向城镇转移方面,300多万的农村大中专学生毕业后在城镇寻找工作,300多万的征地农民向城镇转移,400多万的农民因种粮不赚钱到城镇中寻求挣钱的机会,总计1000万左右;城镇自身方面,新增劳动力,企业破产、兼并及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往年失业在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加起来至少也在1200万左右。两项合计每年需要2200人在城镇就业。从每年特殊的劳动力供给看,600万左右的大中专毕业学生,几十万的复员和转业军人,还有300万左右因交通、城市和水利建设而失地的农民,仅此三项就在1000万左右。而城镇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需要压缩,国有和集体企业每年还在减少300万个左右的工作岗位,外资企业吸引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在下降,并且近两年许多企业外撤、减人,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虽然近两年的统计说,年新增劳动力的90%以上被个体和私营经济吸收就业,但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和经营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也是较差的。
    需要看到的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影响的是我们的出口,而我们的出口是由劳动比较优势形成的,是劳动密集型的GDP。出口回落影响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5%—2.5%范围,但是我估计,其1个百分点的下降,可能影响800万个劳动力的就业,全国因出口的回落可能减少1200万到2000万个就业岗位。我计算,2008年,中小企业关闭停业三分之一左右,大型企业因劳动成本上升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而减少用工和招工,真实的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12%左右;2009年,从出口需求下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国内消费需求难振、企业经营困难等多种因素看,全社会就业机会相对萎缩,如果不从充分利用劳动力、扶持能够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
    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是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农村消费能力会大大减弱。虽然过去国家对农民种地给予了减免和扶持政策,但是农民增收的80%以上来自于外出务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需求的大量下降,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关停,大企业生产萎缩减少劳动力,以及房地产建设明年可能出现的徘徊和萎缩,可能会影响1500万—3000万农民工的工作,农民工的薪酬水平也会因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而走低,农村消费能力因此会减少9000亿元—18000亿元的规模。二是影响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城镇失业率上升,劳动力需求不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定会下降,城镇消费能力的萎缩保守估计也会在8000亿元—12000亿元左右。三是更为重要的是,3000万左右农民工可能在年底回家后,由于土地收入的比较效应,由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春节后会大量返回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如果就业机会较少,他们找不到工作,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又不回家,可能会聚集在各大城市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等交通枢纽和公共地带,财富通过偷盗和抢劫形式的再分配问题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隐患增多,极可能形成社会大规模动荡的被动局面。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措施,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投资及其形成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满意的就业。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在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相应的就业,高增长会形成低失业。但是,在2000年后,中国平均以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了近8年,从实际的情况看,为何没有形成低失业率的局面呢?因为在中国GDP增长的要素和企业结构中,主要是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还包括交通、水利、住宅、城市和农村公共设施等,以及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等的建设。对于这些大企业和大资本而言,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集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技术的进步,设备较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下降,导致企业越来越多地用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这使得劳动力的就业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形成高就业的格局。
    而交通、水利、住宅、城市和农村公共设施等建设,虽然在施工时期可以吸收农民工转移就业,但是项目完工后,并不持续地保有和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投资扩大是就业持续增加的源泉。从2009年创业和企业投资的意愿看,因为市场前景看淡,愿意扩张性投资的不多,企业投资意愿减弱,银行的贷款就很难贷出去。也就无法从加工工业和服务业的方面新增投资和扩大生产而去增加就业。
    我们先来看充分就业的两大规律。规律一:每千人企业数量决定失业率的高低。即一个国家65%—80%的劳动力在正规和非正规的中小企业中就业;企业中的97%以上是中小企业;一般一个中小企业的从业人数稳定在10—15人范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与从业人数相除,每个企业就业12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20—30个;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率在20%左右。而中国每千个企业数量不到10个,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的不到2%,创业及创业形成的企业数量的低水平,是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的最根本性原因。规律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就业。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劳动力在服务业的就业的比率不同,一般是发展中国家50%—60%,发达国家70%—85%。但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人口要集中城市化,给服务业提供足够集中的规模性消费市场;二是收入水平较高与许多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使其大量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和有支付服务业供给的能力。人口城市化越低、人口居住越分散、大量的人口收入水平较低和闲暇时间较多并其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服务业是无法发展的。中国人均在GDP2400美元的水平上,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率只有32.4%,与正常值相差15到20个点。
    我们再来看与创业、中小企业和就业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结构转型流程。
    流程一:创业和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形成的较为充分的就业是国民经济消费最基本的来源。其流程是:有较多的人创业——创业加中小企业数量——大量的企业对劳动力形成需求——劳动力得到就业并且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形成拉动力量——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较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收入增长是消费支出的基础——其支出形成满意的消费需求。当然,增加项目的建设投资会有一部分形成消费,大型企业也会形成一部分消费,还有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品的投入,提高和完善社保体系,也会增强消费的能力。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当高,失业率高企,则前几种扩大消费的措施作用微弱,并且持续性较差。
    流程二:资本相对密集的大企业与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之间,在产品生产与服务供给、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相互平衡。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其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分红、高管的薪酬、员工的工资形成对消费市场的购买力。但是,由于资本密集,其生产中间产品、生产资本装备、生产家用电器等最终消费品,形成对市场的供给远远大于其本身形成的消费能力。而中小企业,产出一部分是中间产品,一部分是最终消费品,还有大量的是服务,由于其劳动密集特征,其发放的工资形成的需求,远大于其形成的实物产品。因此,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形成的消费能力要购买和平衡资本密集大型企业产出的供给。否则,中小企业不足,全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大型企业提供的供给就会过剩,如果不能以出口进行平衡,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流程三:投资基础设施资本与发展劳动密集企业之间要相互平衡。一些基础和生活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可以增加就业、可以接纳一部分由于出口萎缩挤出的农业重新剩余的劳动力在其中再就业,其工资可以形成一部分消费。但是,当这些交通、住宅等设施建设完毕后,大量的就业又会中断,就业不可持续,并且由于施工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劳动工资成本的日益上升,施工相对吸收的就业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在经济下落时,更加重要的是要鼓励创业,大量地发展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吸收、持续就业的局面,并且劳动要素充分得到利用,劳动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能力上升,从而改善国民收入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否则,强调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忽视劳动要素的利用,忽视就业、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会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加失调。
    流程四: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平衡发展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均衡流动和比率适当。大型企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形成的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较大,因此,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给政府交的税多,但是资本相对的劳动力少,劳动分配的少。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劳动要素在其形成的国民收入中分配的多,由于资本相对较少,资本分配的比率较小,当税制设计主要以资本要素为对象时,国家从中得到的税收相对大型企业也要少一些。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如果片面地强调大资本和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国民收入结构中,劳动者分配的比例就低,国家和企业分配的比例就会高,动态看,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率就会越来越低。现在学术界热议这一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中小企业和劳动要素分配能力这一最深层次的原因,总是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些思路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最后我们来看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转型流程,流程五:农村中的现代农业与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互动,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转移农业剩余的劳动力。农业现代化不断地从农业挤出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挤出剩余人口——城市和城镇的发展不断吸收从农村转移的剩余人口——城市和城镇中,先是工业的发展,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后是相当多的工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下降,甚至从中挤出劳动力,于是相应的服务业迅速发展,并且服务业和加工工业中的中小企业大量发展,不断地吸收农业剩余的劳动力再就业和从工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城市化是世界性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发展经济学理论阐述的发展,就是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且发展的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城市水平。凡是发展落后和粮食不安全的地方,都是80%到90%人口在农村搞农业的国家。有的学者担心,中国如果未来几亿人到城市,能承受得了吗?怎么办?1978年时,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7245万人,到了2007年,达到59379万人。30年中城市增加了42000万人,并没有见天塌下来,反而城市化和人口及劳动力的转移,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阻碍城市,对发展无益;但加快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中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却能相应和平衡地加以吸收劳动力就业。
    四、就业优先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战略
    中国多年来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实际是CPI优先。为什么在中国这样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真实失业率这样高的局面下,宏观调控政策习惯于以CPI为重呢?首先,从信息收集和公布上看,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着虚假性,没有真实反映城镇失业率的调查统计制度,使上到中央领导,中到专家和部门,下到老百姓,都不能从统计反映方面感到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被虚假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大好”形势所迷惑。其次,由于财税体制使然,GDP和财政收入是两项地方发展较硬的内容,而增加GDP和税收的最好、最有效和最快的方式就是相对就业和持续就业贡献较小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以及其他建设项目。加之,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反映地方领导的实际促进就业方面的政绩,真实失业率高还是低并不影响其政治前途。因此,能不能促进就业,与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相比,其重要的程度要低得多。再其次,从企业下岗的职工、没有找到工作的大中专学生毕业生、在城市中务工几年突然没有了工作回家的农民工,与有工资等收入而因物价上涨影响其利益的阶层的强烈表达程度相比,这些阶层的话语权地位很低,表达途径较少,人微言轻,又不能通过有关权力部门和其他方式表达自己对失业的不满,因此,中国失业问题总是没有在宏观调控中给以足够的重视。
    中央有关部门也要树立科学的调控观,特别要考虑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种国情,重要的就是在宏观调控中统筹和平衡好控制物价与促进就业的关系。物价上涨过快,会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农村劳动力闲置、城镇劳动力失业更会使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上学的收不回过去高额的人力资本投资,甚至生计陷入困境。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政策重点考虑对物价水平的控制,而忽视对就业的促进,可能是不全面和不协调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规模,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有着每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而就业是居民生计的最基本的来源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就业应当是优先于物价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宏观调控的第一目标应当是降低劳动力剩余和失业率,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调整到增加和促进就业方面来。在战略上,要有效地促进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要素在GDP的中分配比例,切实有效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与GDP增长和财税收入增加的关系,统筹大企业发展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统筹技术进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发挥劳动资源密集和便宜优势及解决就业的关系。在战略上重视和大力发展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工业领域中应当允许替代劳动力的新技术与容纳劳动力就业的适度技术并存;通过降低劳动力剩余率和失业率,增加全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度,提高劳动力要素和城乡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例。
    我们这几年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对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亚各国的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村运动,其同时都实施了一个同等重要的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农村现代农业发展每年不断挤出的劳动力,或者转移到了城镇中的中小企业里,或者在城镇创业而对乡村的农业兼业。仅仅重视新农村建设,而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受到剩余劳动力过多、耕地资源规模过小的制约。因此,也需要在大的格局方面统筹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与推进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将新农村建设与中小企业发展视为两个互为依存和互为推进的战略来考虑。
    原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在机构改革中被划并到工业与信息化部,不能不说是一个行政体制改革中的缺憾。促进就业是一国的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与就业密切相关的中小企业事务,实际是宏观经济事务。将中小企业事务划并到工业与信息化部,可见对就业还是忽视的。大量和更多的中小企业存在于服务业之中,而且中小企业发展涉及到注册登记、财税、信贷、土地、科技等等各个方面,是一个跨各个部门的宏观调控方面的事务,可以断定,工业与信息化部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
    因此,建议:一是由国务院成立由发改、财政、商务、税收、信贷、工商、质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促进创业和振兴中小企业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制定21世纪中国促进创业和发展中小企业中长期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工业与信息化部中的中小企业司重新划并入国家发改委,并改为促进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司。二是紧急修改目前的原则性太强而操作性太差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借鉴韩国等经验,进行补充,使其成为真正能从税收、费负、注册登记、信贷等各个方面促进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有用的《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法》,并配套制定相关的支持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五、关键的思路和一些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政府主导的大力度的投资,虽然在短期内能增加一些就业,但是,这种就业的增加,规模是有限的,是一次性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种短期内的投资,对解决大学生和复员转业军人的就业,作用则更小。因此,在2009年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将猛增,城市失业率将高企,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情况下,特别提出以下建议:
    1.要从理顺流程着眼,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思路应当是,减税减费、融资担保——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参与率和分配比例——保持和扩张城乡居民的支出和消费能力。
    从刺激内需,保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来看,国务院出台十个方面及4万亿投资的方案,是及时和必要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仅仅是从投资角度出发,仅仅是由政府来主导,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流程:政府主导的投资——劳动力就业较少的大企业参与——增长的内容主要是建设项目(劳动力就业是短期和一次性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少——消费难以有效拉动。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和结果:资本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热,劳动就业参与推动经济增长冷;政府投资需求热,社会消费需求冷;国有大企业投资和生产热,民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生产和服务冷;基础设施建设热,加工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冷。
    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关部门最近对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提出,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使其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应付款也大规模开始拖欠。据对一些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民营企业调查,许多业主因此而拿不到款项,现金流发生断裂,经营陷入困境。因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今明两年,有可能盯着和眼热的是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而对与其相关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交易会冷下来,国有资本在萧条时期的集中和聚集,将会给劳动密集企业和就业造成严重的打击。
    因此,保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用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渡过2009年经济萧条的难关,并且通过减税减费来鼓励创业和刺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从而维持就业水平和扩大就业容量,使城乡居民收入不至于减少,并且以增加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来保持和扩大居民消费,再通过消费来支撑市场需求和扩大市场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条更加重要的宏观调控思路。
    2.统计上应当调查和反映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和城镇失业率,宏观调控方面应当将促进就业作为首要目标。
    废除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指标和方法,由国家统计局垂直分支机构,或者委托第三方,独立或者中立地抽样统计调查两个重要的劳动力利用指标,即城镇劳动力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并且,以之作为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绩的首要和权重较大的指标。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取向和首要目标,应当是较低的城镇失业率。因为仅仅将增长速度作为首要目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如果增长的内容是有机构成较高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就业机会。相关的财税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速度时,则或者可能是大企业上交的税收,或者加重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反而会影响就业的增加。当然,如果增长速度下滑时,大企业和大项目倒闭停工的少,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倒闭停工的多,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加速萎缩。
    现在学界提出,2009年要保增长,保什么样的增长呢?我认为,2009年宏观调控的关键目标应当是,保能够大量就业的经济增长。如果从这一宏观经济的目标出发,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应当是与劳动利用密切相关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投资、生产、服务和经营。因此,更重要的应当是抢救、维护和发展能大量增加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3.对中小企业大规模减免税费,政府发债的一部分应用于替代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
    实际上,目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倒闭,除了劳动等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需求下降等因素外,税费负担太重,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从政策上,一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并且在2009一年中,停止一切收费,减免增值、营业和所得等税收,从而抢救大量停业和濒临倒闭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努力使就业容量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萎缩。二是停止目前税务系统年年下达的按一定比例增长的税收任务、对中小企业实际不按税制收税而按营业额比率包税、对税务人员按照税收增长和超收进行奖励等潜规则和实际中的税收运作体制。三是尽快清理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等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项目,废除财政上对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其经费全部切实改由财政拨款来负担。四是税收为促进就业服务,明年开始并在中长期将能大量解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增值税降低为3%,所得税改为15%,营业税改为3%。
    2009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经济萧条,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土地收入可能大幅度减少,而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民生又需要政府在困难局面下增加支出,这样各级政府将会对目前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收税和收费,不仅应收尽收,还将会收过头税和过头费,使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许多商户和企业雪上加霜,出现更多的倒闭和破产,形成经济萧条、出口萎缩、需要减少、税费增加多重打击下的,来势凶猛的全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倒闭潮。
    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财政政策就是,要加大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的力度,并尽快出台地方政府可以借债的暂行条例,放开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借债。更加重要的是,借债的收入不能全部用于投资建设和民生,而是要支出一部分给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安全生产、消防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的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把这部分费替代下来,让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是被雪上加霜,而是休养生息。在经济萧条过后,将这些部门的收费预算体制彻底改革为财政拨款,废除一切行政、执法和监督收费。用这种办法,将能解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保下来,使就业存量萎缩较少。这要比单纯扩大投资,就业存量并不持久和显著增加,而且财政还要增收打击存量就业,在扩大就业和增加内需方面,作用要好得多。
    据了解,近几年,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每年负担的订报订刊、广告、办班等费用相当沉重,都是从各权力部门下来的,都不敢拒绝,苦不堪言。因此,需要中央和国务院,以及中纪委等部门,出台更加严厉的纪律,限制有关权力部门的相关机构,特别是事业单位,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下派订报订刊和办班培训任务;加快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等部门和报刊社等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要么与权力部门彻底脱钩而社会化,要么明令禁止其创收,由财政拨款全额供养。
    4.尽快改革和放开金融体制,民间借贷公开化和银行化,大力发展能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村镇和城镇社区小银行。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有不同的思路、体制和政策。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在各大银行的信贷中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划出一定的比例,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监会,作为政治任务,给各大银行打招呼。各大银行再给各分行、分行给支行,基层行给信贷员下任务。
    这种想法是一种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幻想,这种办法实际上不可能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到资。从经济规律和实际操作来看:1)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它们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行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信息搜寻、甄别的时间较长,费用较大,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2)大银行和条条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它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要比把数额较大的款贷给规模较大的企业高得多,是极不合算的;3)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经营生存周期可能比较短,变化快,业主流动性强,抵押物无和少,难寻担保,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4)银行的信贷员将款贷给大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贷款较易收回,即使收不回来,责任较小,而贷给民营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一旦收不回,其要负的责任较大。因此,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监会要求银行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实际上可能是政府热,银行冷;银行上层表面上热,银行基层和信贷员实际上冷;编造的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和宣传热,实际给其贷款则会非常少。实话实说,此路绝对是行不通的。
    从经济学的道理来看,金融体系的流程,只能是小银行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其才能克服上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宜控制和分摊成本高的难题。正确的思路是,应当尽快在城乡大力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银行。美国3亿人口有相互独立的4万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相互独立的银行数得过来,显然是不相称的。
    反对这种改革者提出许多意见来,比如,说过去农村的合作基金会、股金会等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还比如说,民间容易形成集资诈骗,风险难以控制;再比如说,美国金融创新造成全球金融风暴,幸好我们没有加大金融的开放,幸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才使我们幸免于难。对这些方面需要深入研究,不能简单下结论。一是过去农村搞的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将信用的钱,由乡镇,甚至县政府作为财政的钱来用,资金性质和产权不清,是造成呆坏账的最重要的原因;二是浙江温台地区,其民间借贷比较发达,有极个别的集资诈骗行为,而绝大多数还是为创业、投资、经营而放贷,其呆坏账率很低;三是美国的金融问题是由其虚拟金融创新过度导致的,虚拟金融体系出问题传导给实体金融部门,其给实业贷款的实体金融部分并没有出问题。中国目前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是由于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问题,要推进的是实体金融体系部分的改革。不能将二者混淆起来,以此来反对和拖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垄断和保守,由于大量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而难以发展,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群,将会给我国造成出现更大社会动荡的风险。
    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小银行,不应当采取由大银行入股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又会成大银行的分支行,结果还是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只成立贷款公司,不给其存款权力,而从大银行批发资金的方式,我认为也会抬高成本,资金也受到比例的限制,效果并不好。
    较为彻底的改革办法是:由社会资本发起,限定其规模,发展专门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服务的小银行;将目前一些民间地下的借贷组织合法化,将其发展为小银行;鼓励目前的一些担保公司发展为小银行。总之,一定要产权明晰,小型规模,社区化,设计其资产等保证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图监管方便而不为,而应当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为中国目前和未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
    5.尽快改革目前的注册登记年检、执法监督制度。
    虽然国家工商总局陆续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定,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所列的一些措施对于鼓励创业,对于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还远远不够。建议:放宽中小企业的审批准入,降低注册资本的门槛;考虑降低创业者成本,允许在自己的住所注册公司;(租费是办中小企业一项最大的成本,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办公司,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就这一项,将许多可能办公司的创业者挡在门外。)由中立的研究机构提出清理目前还存在的注册登记前置审批,报国务院尽快取消;尽可能简化工商登记,公开明示所需要的文件;颁布法律规定注册登记企业所需要的时间,最长应当为五个工作日,如果期间办不完,视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法;再一次清理准入限制的行业,除了军事等特殊的行业外,一切民间资本都应当准入;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允许一部分非登记经营户和小型企业存在,实行备案制,有的经济上负无限的自然人责任,但必须由辖区税务部门登记,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取消企业年检,工商行政部门不得在注册登记、抽检企业的同时,搭车收费,禁止个别工商部门与中介组织结合,通过年检过程,收取年检费和订报订刊费等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发生。如果工商注册登记和管理理念、方式不进行重大转变,我们鼓励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期望必定会付之东流。
    其他诸如质检、卫生防疫、城市管理、交通行政等一切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有关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不得以执法、检查和监督为由,收费和罚款。除非严重违法,对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应当以教育为主,以引导为主,应当以促进就业为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正常经营,有关执法机构和人员不得随意检查和骚扰。
    总之,在2009年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由于关系到就业和民生,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兴,则社会投资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会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会强劲,社会安定祥和;反之,我们则会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僵局和困境。
    (文章来源:08年12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李旧苗 发表于 2008-12-9 12:38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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