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走向新经济模式
中国正致力于实施其“十一五”规划。在我看来，“十一五”规划的基础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它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有模式。为了把握这一新模式，我们必须理解旧模式的作用方式，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新模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为什么过去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可以转变到更好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自主创新体系。
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出口导向的增长。但“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从这一模式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增长——当然，出口仍然很重要，只是需要加以平衡。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出口威胁到了许多国家的就业，它们对中国出口的成功并不太认同。净出口刺激了中国经济，但对其他一些国家却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在许多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正在抬头。
贸易盈余使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足以抵御全球市场的波动。但如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不平衡，将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如果中国在汇率升值的同时对农民进行补贴，又会占用实现其他发展目标所亟需的资金，包括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从而面临两难。
因此，有必要通过其他方式来纠正贸易不平衡。例如，可以征收出口税或减少出口退税；而且中国出口的许多都是能源密集型的产品，提高能源价格（以及实施碳排放税和其他环境税）也将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过去，出口导向增长之所以重要，其原因有三。第一，它提供了创新的基础。出口部门扩张可以加强知识的传播，其所学到的技能会逐渐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部门中。第二，出口行业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激发创新。第三，在经济发展早期，金融体系的缺陷使得家庭和企业对特定产品的潜在需求不能转化为有效的需求，从而使生产能力超出消费能力。出口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但现在，中国正建立一个内容广泛的创新体系，也不必再依赖出口来进行学习；中国已经有了活跃的内部竞争；国内金融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出口的作用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实现。
不过，尽管人们对转变出口导向谈了很多，中国的贸易盈余却继续高速增加，同时消费增长速度却低于GDP。如果能实现消费扩张，不仅可以改变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而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正是发展的目的所在。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储蓄如此之高？
这有四方面原因。第一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而富人的消费倾向通常比较低；第二是资本市场存在缺陷，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缺乏融资渠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获得资金；第三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即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系统和公共教育体系，由此导致了“预防性”储蓄；最后，在经常账户盈余高企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强劲。事实上，中国的储备已经非常充足，完全可以承担一个温和的财政赤字。
要更少地依赖出口，当然也可以通过扩张投资来实现。但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因此问题不在于投资的水平，而在于投资的配置。令人担心的是，存在着一些不正当激励，使地方政府不断刺激投资，希望增加就业并使自身获益。尤其在房地产业，短视的投资者更注重的只是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回报。
创新应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模式的核心。创新是内生的，取决于研发的投入及政策。问题在于，创新的社会回报和私人回报有所不同。在西方企业中，致力于减少劳动投入的研发过多，而减少环境影响的研发过少。这是由西方的高工资，以及许多企业不必承担环境成本导致的。
创新体系还存在更深层的问题。通常，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位于创新体系的核心。但专利为创新所提供的回报与其社会回报并不匹配。创新所带来的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限制知识的利用会导致无效率。但专利体系不仅限制知识利用，而且人为地制造了垄断，扭曲了资源配置。为这种静态无效率辩护的惟一理由是它带来的动态效益。但如果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得到良好的设计，其成本将会超过收益，甚至阻碍创新。今日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如此。
一个设计良好的知识产权体系应该包括一组制度，如专利、奖励机制和政府资金支持等。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多地着重于奖励机制和政府支持，而较少地依靠专利制度。这样，才有助于中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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