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小感悟
[b][size=4]1. 关于幸福，关于目标，关于理想，关于成功[/size][/b][size=4]不管是佛家，道家，还是基督教，都有很多教大家“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开心快乐才是意义”（出自周杰伦《稻香》）的故事，但对于一个无神论的理科生来讲，最好的故事莫过于用数学来证明。[/size]
[size=4]经济学上有一条很重要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容我在这里为没学过高等数学的同学解释一下什么叫“边际”，“边际”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意思。“边际效益递减”，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入的效用递减”，简单说就是你每多吃一碗饭的效用，都比你之前那碗饭的效用要减少，再简单说，你每多赚一块钱的效用是递减的。[/size]
[size=4]如果“收入”和“幸福感”画在一个笛卡尔坐标上，应该是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一开始很陡，因为每多赚一块钱对你的效用都是很大的，然后会慢慢趋近水平，一直到每多赚一块钱对你都没什么感觉。用数学的语言说，这将是一条收敛于某一个水平“边界”的曲线。对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知道那个水平线在哪里，这叫目标，对于很多人来说，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无忧就是那个边界。[/size]
[align=center][url=http://economysense.com/wp-content/uploads/2008/12/life.png][size=4][img=300,244]http://economysense.com/wp-content/uploads/2008/12/life-300x244.png[/img][/size][/url][/align]
[size=4]奇妙的是人生不止一条这样的曲线。比尔盖茨的“个人保障曲线”很早就达到了那个“衣食住行”边界，他就自己再画了一条更大的曲线—“让每一个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新的坐标系里面，纵坐标仍然没有变，还是“幸福感”，只不过横坐标变成“电脑的普及率”，毫无疑问，今天的比尔盖茨也成功把自己和他的企业王国带到那个边界上，这就叫成功。于是比尔盖茨就重新再画了一条曲线，纵坐标仍然是“幸福感”，横坐标是“反贫困，反饥饿”。[/size]
[size=4]今天的比尔盖茨重新开始他这条新的“曲线”，和所有成功人士的习惯一样，以终为始，又开始他崭新的征程。[/size]
[size=4]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幸福”的来源，知道自己的“边界”哪里，那他永远有发奋的动力，同时也不贪婪，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这个观点，是我在经济学上学到的。[/size]
[b][size=4]2. 关于选择，交换，以己之长换彼之长[/size][/b]
[size=4]我小时候的接受的教育是要“全面发展”，我自己的经验是总是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放在自己最不擅长的学科上，直到出来工作，我还认为自己不善与人沟通，我一度渴望做销售，一是觉得“功成名就”可能会快些，二是觉得自己应该培养“与人沟通”的能力和建立自己的人脉，可能会更有利于以后的发展。我毕业后一年时间几乎都是在做销售的工作，差点还去了当店员，当我停止这个尝试，回到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桌前面时，我发现我的精气神都回来了。[/size]
[size=4]在最郁闷的时候我重新读经济学，我明白了现代文明发展最大的一个动力之一就是分工，交换。这样说很宏观，很马克思，但我们把镜头放大到微观上，那就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选择。[/size]
[size=4]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经济学上认为不可能，因为有“机会成本”，我选择了做销售的高收入（未必高，只是“可能”高），那我就放弃了自己写程序的收入，天分和满足感。所以经济学上最好的选择就是做你最擅长，最有满足感的事，并与人交换。[/size]
[size=4]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满意，那就应该想想自己放弃的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在血汗工厂被人剥削”，那你应该想想自己放弃的是“无所事事，入不敷出”的农村生活，这样你就应该对“剥削”感到满意，right？很多时候清楚自己放弃的是什么（机会成本）是非常重要的。[/size]
[size=4]有一点遗憾的事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有很多人最擅长的事就是“无所事事”，其实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找不到自己擅长的事，意味着找不到目标，找不到人生的边界，意味着没有幸福感。[/size]
[size=4]还有更遗憾事实就是不承认上面这个事实，放弃继续寻找的勇气。[/size]
[size=4]因为经济学的关系，我更坚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不必面面俱到，以己之长换彼之长，足矣。[/size]
[b][size=4]3. 要相信市场[/size][/b]
[size=4]家里买房的时候，我问我父亲，要不要去找XXX（一个远房亲戚），他门路多。父亲回答干净利落：“不需要，要相信市场！”。我当时就想，好一个“相信市场”！[/size]
[size=4]现在大家流行的批判“市场失灵”的时候，大家知道“市场”的反义词是什么么？就是“关系”。[/size]
[size=4]读了经济学以后，我更加“相信市场”了。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竞争。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我就给自己的工作撂了狠话，我问自己：有没有比别人更便宜，有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有没有比别人更守信用。[/size]
[size=4]相信“关系”的人从来不严格要求自己，相信“市场”的人才会提醒自己要勤奋，要刻苦，比别人学得多点，比别人做得多点，比别人耐心多一点。[/size]
[size=4]对，在中国，“关系”是从来不失灵的。但“相信市场”的人多了，“关系”总有失灵的一天。[/size]
[size=4]学经济学，很多人以为我是在学习治国之道，其实经济学可以帮助我看清自己，目标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做每一件事开价多少，“机会成本”在哪里，我必须放弃的是什么，值得么；最后是要怎样去做。[/size]
[size=4]是不是很哲学，很“爱智慧”？ So，我爱经济学，爱它里面的智慧。[/size]
婚姻经济学感悟1
在婚姻变故中，男方主动的较多，换句话说，花心的往往是男人。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的是人们在消费同一种商品时，其效用随着单位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一个饥饿的人吃包子，第一个很好吃，效用最高，越到最后，越没有感觉，如果继续吃下去，就会恶心呕吐，产生负效用。
初尝禁果的滋味一辈子不会忘记，年久月深，慢慢没了感觉，就像“左手摸右手”，味同嚼蜡，各自另觅甘果就顺理成章了。
婚姻变故的另一个原因，经济学往往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信息不对称时都会提到二手车市场这个经典模型。在二手车市场上，车主总是比买者更了解车况。在对车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吃亏的总是买主。
男女恋爱过程中，双方既是车主，又是买主，他们总是隐瞒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公开或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掩饰自己的缺点，张扬自己的优点。
可一旦婚姻交易成功，进入了制度框架的约束内，双方的缺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
投资理论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婚姻的制度约束及婚姻的性质决定了婚 姻只允许有唯一的赌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由于女性的折旧率高于男性，因此女性的婚恋风险也较男性大得多。
婚姻的风险来自多种复杂的因素，为了规避风险，人们在选择对象时，总是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房子、票子、车子、对方的职业、健康等非纯粹爱情因素成为婚姻是否安全的重要考量指标，婚前财产公证、家庭开支AA制等各种杂音乘虚而入，使原本应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婚姻蜕变成对数量的计算与追逐，使得爱情的领地越来越小，这种理性牢笼成为现代人婚恋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婚姻经济学感悟2
问：人为什么要结婚？答：1+1>2。一是指1＋1之后多出一个小孩，达到了婚姻的生育目的；二是指协同效应，原意是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如果重组得当，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两个人结婚之后，也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比如以前是两个人各自承担住房成本，结婚后住房成本可以减半。另外，结婚还可以减少一方在追求另外一方时发生的高额费用，比如鲜花、衣物等等。如笑话所说，鱼儿上钩之后，自然就不用再喂鱼饵了。当然，即使结婚后还会发生鱼饵费用，也属于内部关联交易了。
问：人为什么要离婚？
答：1+1≤2。一是没能达到婚姻的生育目的，二是没有达到协同效应，导致资产重组失败。还有可能是内部关联交易过多。
如果离婚时间较早，大抵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因为婚前没有做好尽职调查，你以为自己买了一只蓝筹股，结果成为股东之后，发现其实是一只垃圾股，所以，一些投资高手就会在被套牢之前赶紧平仓。如果离婚时间比较晚，大概是一方沦为了不良资产，当初看上去或许是很般配的一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方成了大牛股，一方成了垃圾股，所以，最终难免被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出去，如同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现代社会没有了包公的狗头铡，婚姻市场的资产重组频率肯定加快了。
问：男人为什么喜新厌旧？
答：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戈森*帕累托法则可以解释——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其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递减，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得的满足感最大。
问：女人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太太？
答：看你做全职太太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你做OL时的收入)是不是很高，权衡一下成本和收益。女人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很有可能沦为不良资产，最终被优良资产置换，在婚姻市场，只有“良币驱逐劣币”。同时要明确一点，女人的家务劳动应该视为家庭收入，因为同样的家务，如果请家政工来做的话，是要算做支出的。
问：如果我现在独身，万一我老了想结婚怎么办？
答：你已经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成为夕阳产业之后，怕是不太好圈钱了。又或者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老房子着火......
美女女若有所思，决定尽快上市圈钱，并且誓死不做不良资产，只是对于戈森法则，多少有些放心不下。随后，又有若干美女、非美女提问，有些问题直接挑战伦理道德的极限尺度，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妇女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精神。
问：我面前有两个男人，一个有钱但是很丑，一个很帅但是没钱，我应该如何选择？
答：每个人的消费偏好都是不同的，看你自己的偏好在金钱和美色之间如何移动了。从理论上来说，要达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最佳选择是和有钱人逛街，跟帅哥幽会。
问：感情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
答：所谓受伤，应该就是投入太多，收获太少，也就是产生了亏损。一个企业亏损，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没有竞争力，如果绝对优势不足的话，发掘一下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国企业往欧美国家卖纺织品，自然是手到擒来，如果非要往欧美卖汽车，肯定要受伤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不计亏损的话，应该就不会受伤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只有我们的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做到。至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窃以为受伤不分男女。
问：做二奶好不好？
答：借壳上市看似一条快速的途径，最终很多都以失败收场，为什么不自己直接IPO上市呢？ 去不了纳斯达克，就在国内上A股啊，虽然A股市场比较烂一点。
问：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答：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戈森*帕累托最优，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从而像电信、铁路一样，成天被人骂娘。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影响和谐社会稳定。
婚姻经济学感悟3
美女太太的感悟谈恋爱时，我感到特别幸福，对婚后生活满怀憧憬。原因之一，当时的男友，现在的我老公，烧得一手好菜。每次到我家，他都要大显身手，令我们全家大饱口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特意花了大半年时间钻研菜谱，暗地里在家练习纯熟，很费了一番功夫。
至于我当时的手艺，说来惭愧。记得头一次在男友家中做菜，一盘炒豆腐干，油只放了两滴，盐只放了几粒。菜端上桌，男友的父母连同妹妹们都是浅尝辄止，我自己也觉得难以下咽。倒是男友专拣此菜猛吃，还一个劲儿说：好吃，好吃！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惹得妹妹们偷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婚后一段时间，他下厨的时间不比我少，还经常教我怎么烧菜才好吃。不知从何时起，事情慢慢起了变化。演变到如今，完全是我下厨，他可连锅铲边儿都难得碰一回了。每次请客吃饭，朋友们赞扬我的手艺时，他都要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一番，说这手艺是他教的。我知道他背着我也经常向朋友们吹牛，讲他训练老婆做菜的经验。
这是我平生上的第一等大当，免不了要细究个中的原由。细细想来，家庭内部的分工，也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鼓吹分工和交换不遗余力。他在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里说：一个国家应该进口那些别人能以更低成本制造的东西。比如，法国人能够以远为低廉的成本酿造葡萄酒，英国就乐得进口他们的酒，非要自己酿造是愚蠢的。自然，这个分工的道理，对我和我老公也适用。既然他厨艺远胜于我，就该他下厨才是，非要我去做菜岂不同样愚蠢？
斯密真是个大好人。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ｏ）却可恶得紧。他在《国富论》问世四十年后，出了本书叫《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这本书声称，斯密说得不对！分工和交换要看比较优势，而不是斯密老儿说的绝对优势。拿我家来说，老公烧菜比我好，这没错。可他的时间用在挣钱和事业上，更比炒菜金贵万倍。我嘛，一份闲差，在家的时间多，这不值钱的时间，用来炒菜正好。按照李老头儿的说法就是，我下厨时间的机会成本比我老公低，所以就在这上面有比较优势，所以就该我烧菜。这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比较优势原理”。
现在大家都公认，李老头儿的理论是对的。真是气死我了！我和老公，就那么一点点时间价值差别，便造成了婚前婚后角色的颠倒错位。错，错，错。当初读书，怎么就没留意李老头儿的理论呢？如今木已成舟，生米成熟饭，不得已只好安下心来，老老实实摆弄我的瓢盆碗锅。
比较优势只是分工的起因。分工之后，它还会因专业化投资而加强，甚至绝对优势也会因专业化而改变。一般人眼里，投资好象就是大把金钱的投入。但在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看来，象我用来提高厨艺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化投资。如今在我家，我，我儿子，包括老公自己，都更喜欢吃我烧的菜。我老公早就自承不及，不敢在我面前夸耀炒菜的手艺，更不敢跟我比试了。好象这也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基本原理：技艺随着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而增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花时间提高炒菜技艺，自然减少了提高挣钱技能的时间。更何况，我成天价琢磨的，只是怎样做菜才符合老公和儿子的口味。比如，儿子吃面喜欢放醋，老公闻到面里有醋味儿就反胃。老公吃炒鸡蛋喜欢嫩嫩的，做法最好是等油烧得滚烫，熄掉火，然后再放鸡蛋，借油锅余热炒熟。还有一样稀奇古怪的菜：将新鲜青椒掏空，灌入榨菜丁豆腐丁等，吃起来生脆香辣，最能吊老公的胃口。如此这般的知识，得一点一滴积累，耗心耗时，颇为不易。
问题在于，我耗心耗时积累的这些知识（学名叫“人力资本”），照顾的仅仅是老公和孩子的特殊口味，一旦离开他们，便没什么太大的用场。而我家先生呢，有了我操持家务，相对地腾出了更多时间培养挣钱技能，扩展他的事业基础和关系网。这些东西的价值，离开了我和我这个家，不会降低分毫。 这就是专业化带来的问题。我的专业化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只在我和我老公的这个特定婚姻关系中有用，离开了我老公，离开了这个家，就会大大贬值。这种形式的专业化投资，经济学里有个专门名称，叫作“关系特定的投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我老公则不同。他的投资，从社会角度看，当然也是专业化，不过却不是关系特定的，到哪儿都一样管用。最要命的是，这投资的价值，跟有没有我，没多大关系。
这就有点不对头了。怎么我和我老公之间，经过交换和专业化，结果却变成我必须依赖他，才能从我的投资中获益，而他，却不必同等程度地依赖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俩的地位变得如此不对称了？
回想当初谈恋爱的日子，我俩的地位是何等的对称平衡！我不靠他，他也不靠我，我俩互不依赖，既独立又平等。然而平等而自愿的交换，互利互惠的专业分化，却蕴藏着令人很不舒服的前景：现在对方随时可以用出走作为威胁，对你予取予求。你对他的单方面依赖，使他有能力敲诈走你投资的全部利润。如果这就是现实，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傻客（ｓｕｃｋｅｒ）吗？
自然，这世上的人都很聪明，很少人会选择做傻客。如果没有办法保障投资利润，大多数人宁可不作专业化投资，不要专业分工的利益。如此则人人受损。象某些女权主义者倡导的那样，坚持独立，拒绝分工，恐怕无法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甜蜜、温馨和幸福，最多不过得到一点性爱的满足而已。这大概不是我们普通人想要的。那么，怎样保障我们的专业化投资呢？
建立牢固的爱情纽带，便是法子之一。想当初，对我老公，我考验了又考验。正是看准了他决不会变心，在爱的护翼下，促进我本人和我家庭的长远福利，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交换、分工加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靠了这条爱的纽带，我才愿意作出这样关系特定的投资。
再说了，我苦练厨艺，也有助于加固爱的纽带。古龙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要去抓一个男人的心，最快的一条路就是先打通他的肠胃”。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最要紧的也是抓住他的肠胃。
所以呀，上这个大当，说到底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不过话说回来，世事难料。在婚姻问题上估计错误，找错了对象，不仅不稀罕，而且为数不小。记得有个统计数字，说美国的离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几乎每两对新婚夫妇，就有一对以离异告终。然而，随便问问那些带着灿烂笑容，步入教堂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十个中怕有九个，打死也不肯相信，他们将来离异的几率，高达４０％以上。
可见，对于许多人来说，爱情纽带的坚实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专业化于家庭生产的配偶的权利，还要靠法律和契约来保护，才能让人有信心去作这样的投资，获取分工的利益。现代的婚姻法，不管怎么分工，只要离婚就给女的一半财产。有时候，女方若是无独立收入来源的话，对方还要负一定赡养责任。正是这样的法律契约制度，给了比较优势原理一个坚实的基础。
保障配偶权利的法律制度，还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一对夫妇，当有一方安心地专门投资于家庭小窝建设的时候，婚姻对他们的价值便随之提高。这反过来阻止了离婚率的上升。可以说，现代离婚率之所以不高达６０％甚至８０％，法律保障功莫大焉。
犯罪与惩罚经济学
惩罚与所发生的犯罪数量和种类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系?如果有的话，惩罚犯罪者的可行办法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以大笔罚款来代替监禁?我们是否应当有当众鞭笞?是否应当允许极刑的存在?要建立一种阻止犯罪的体系，我们就需要认真地评估各种假定的威慑的价值。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够肯定的，即对所有罪行的一律严惩将导致有更大数量的重罪发生。让我们审视这一推理。所有的决策都是在边际点上做出的。如果因某一盗窃行为而被处以绞刑，而谋杀行为所受惩罚却为同一命运，对谋杀就无边际威慑力。如果盗窃5美元就被处以10年监禁惩罚，而盗窃5万美元也不过同等的刑罚，那为什么不去偷5万美元?为什么不孤注一掷?没有阻止人们去这样做的边际威慑力。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怎样能够建立一种被社会观点认为是适宜的刑罚。要建立正确的(边际)威慑，我们就必须进行实证的观察，了解犯罪者如何对刑罚变化作出反应。这就将我们引导到人们是如何决定是否犯“罪”的问题。这需要建立一种有关什么决定犯罪行为供给的理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
“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那些拥有由多年劳动或累世劳动蓄积起来的财产的人，没有司法官保障庇护，哪能高枕而卧一夜哩。富者随时都有不可测知的敌人在包围他，他纵没有激怒敌人，他却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他想避免敌人的侵害，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司法官是可以不断惩治一切非法行为的。因此，大宗价值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在没有财产可言，或顶多只有值两三日劳动的价值的财产的社会，就不这样需要设立这种政府。”
斯密指出的是攫取贵重财产的抢劫。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参与抢劫的个人是为了追求收入。所以在实施犯罪之前，可以预期职业性罪犯会考虑犯罪行为的预测收益和预期成本。那么，这些可以与来自合法活动的净收益相比较。我们注意到斯密上面所提到的民政政府，如果逮到罪犯，就会把成本施加在罪犯身上。其成本并不局限于逮捕、定罪和监禁(罪犯的计算与那些由职业运动员在权衡有可能出现的严重伤害成本时所做的计算相类似)。
由此观察犯罪供给，我们可以提出某些方法，社会能够借此降低从事任何非法活动所得的预计净收益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领会到如何有效地降低犯罪。我们已经谈及了某一特定方面——刑罚的尺度，我们还简略地提到了另一方面——对每一犯罪的侦破概率。当这些成本中的任何一种上升时，犯罪供给下降，也就是说，犯罪行为较少地发生。
这一理论可否用于对施行死刑的决策，即赞成还是反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各类人士有数不清的理论，将出现谋杀的数目与各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口统计学的变量相关联。总而言之，他们已经强调了作为暴力犯罪决定因素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并且因此感觉施用死刑不会有威慑效果。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已经强调了成本收益方程，该方程隐含着死刑将会威慑暴力犯罪。
我们以被称为谋杀行为的商品开始分析。如果谋杀行为类似任何其他商品，“需求”的数量(当然是从行凶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说)将与相对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但是谋杀的价格是什么呢?忽略所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或者谋杀的心理成本，我们不得不考虑谋杀者的成本，如果他或她被抓住的话。这样，我们不能不考虑被抓住的概率，以及被逮捕后可能的监禁刑罚或者处以死刑的概率。但是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审视某一特定监禁刑期的概率和去毒气室或上断头台或绞架的概率。这样，观察在施行死刑的那些州和不施行死刑的州之间谋杀案比例的差异并没有什么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评估在那些施行死刑的州，被判定有罪的谋杀者走进毒气室的概率，并且将它与那些不施行死刑的州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事实上，在有些施行死刑的州，被判定有罪的谋杀者进入毒气室的概率为零。我们发现，比如说，那些对一级谋杀处以死刑的州，常常将指控转成二级谋杀罪。但是那些对一级谋杀处以终身监禁的州却更为频繁地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现在对此分析提出批评的人们就会立即指出某种“事实”，即谋杀者，或者处在一种非理性情感状态，或者面临未曾预计到的情形，比如说在进行武装抢劫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进入毒气室的预期概率。也就是说，谋杀者在他们进行谋杀时，并非是在有理性地行事。对这是否是对谋杀需求经济模型有根据的批评?并非如此。如果该模型预测得很糟，那么不是该假定便是该模型必须加以变更。的确，如果某人坚持认为进行谋杀的预期“价格”对谋杀的数量没有影响，那么他就是隐含地否定需求规律或指出谋杀的价格需求弹性为零，他也就是将平均谋杀者与边际谋杀者混为一谈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并不需要所有潜在的谋杀者了解或对进行谋杀的预期“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边际谋杀者是在像对谋杀的更高预期“价格”作出反应一般地行动，那么犯罪者对谋杀的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 有几位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谋杀和其他犯罪需求的经济模型。他们所包括的变量之一是处以死刑的客观条件风险，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被抓住并被认定犯有谋杀，就会有被处以死刑的风险。在一项研究中给定的两个弹性是0．06和0．065，而当这些弹性相对较小时，他们并不为零。给定在该研究所包含的时期内(1935～1969年)谋杀和死刑的数目，这些弹性的隐含意义是极其引人注目的。谋杀与死刑之间的隐含互换在7与8之间。换句话说，在讨论的时期内每年增加一例死刑，平均有可能会减少7到8起谋杀案。
如同有可能预计到的，这些发现是有高度争议性的，并且导致了目前仍在继续的一场争论。批评者们已经强调指出这些发现的不牢靠的统计基础。然而，当有关死刑的争论继续进行时，犯罪率总体上出现与对所刑罪的估计判定有罪的概率和合法的机会呈反向变动。 最后应当注意：在死刑案例中，死刑必须被认为是有罪的方面的罪有应得，而不是随意滥用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皇帝统治时期，处以死刑是极为频繁的。然而，皇帝们并不总是在判处罪有应得的人死刑方面尽职尽责。这一“惩罚”制度在打击犯罪方面对社会并无多少益处，更不用说由于被扭曲的司法体系而无辜被杀的受害者家庭所遭受的损失。
小 结
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地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所做的成本——利益分析中做出经济决策。在这样一个分析中的一套关键变量涉及犯罪活动的成本，该成本包括被抓住、被判刑和遭受惩罚的成本。在大多数城市里，被抓住、判刑、遭受审判和服刑的时间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当他们一起相乘时，并且该结果与潜在的惩罚相乘时，预期成本极其微小。潜在罪犯的成本——利益分析因此经常隐含地显示犯罪的确要付出代价。为了减少包括谋杀的犯罪活动，经济学家就会争论道：由罪犯所支付的代价必须加以提高。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