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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