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罗小朋等：中国经济面临增长瓶颈
华生 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罗小朋 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张学军 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
边勇壮 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正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使中国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一次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甚至破产，中国开始扮演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这说明“北京共识”的正确性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过去中国也曾经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从容应对了。这次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可以长期持续。
另外一种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观点认为，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内需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深化和大力推进改革来解决。许多人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这种观点的具体建议就是加速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进市场化、民营化和私有化。
改革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和路径依赖
不难看出，第一种观点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能简单比照历史就认为会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国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识的模式，同时这个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多美元的中下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就宣称自己今后可以给别人当榜样甚或引领世界经济的潮流，少说也是太不谨慎了。
主张用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观点，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就发展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上到下已经谈了多年，老生长谈而成效有限，说明这不仅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点与约束，以及中国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
如果不大大拓宽视野，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引入了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而且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创新，否则欲速则不达，改革可能早已出轨。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转的主张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随意动摇这个制度基石的含义和结果。简单一句相信农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调，并不能勾销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后的严重后果。
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暴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阱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
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贸易顺差不可能继续增加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带来了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然而，到今天这些优势已经急剧衰减。
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
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
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加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在内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
这些战略性商品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是完全直接接轨，还是只是政府调控下的间接接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的问题，而是一个利弊的权衡问题。
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涉及这些人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著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一些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存在。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
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地方竞争对增长的作用逐步下降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
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某些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
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这个趋势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延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以及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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