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动荡年代——开创新世界
一、通往美联储主席之路受犹太遗传和传统影响，我很小就立志到华尔街闯荡，期望成为一名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但当上美联储主席而且一干就是18年却出乎意料。
(一)从爱好广泛的城市男孩到酷爱读书的数学天才。
我1926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一个犹太家庭，父母很早就离婚了，母亲独立把我带大。我很小就喜欢数字，并因此而出名，但我很快成为棒球迷，想当球员、摄影师，后来又痴迷起声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人都去当兵，我因身体不合格而报不上名，只好加入乐团。同伴们在演奏间歇挤在房间里抽烟，我则利用那20分钟看书，最感兴趣的是商业和金融类的书。我特别找来每一本关于JP摩根的书，他的故事让我最终下定决心要去华尔街。
(二)经济学家是这样炼成的：发现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方法。
二战结束那年，我成为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当时经济学非常热门。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下攻读硕士。为了糊口，我找到一份临工，整理图书室堆满的各行业的统计报表和资料图书。从中我也发现一些经济问题，并撰写小文章发表。凭借这些研究成绩，我顺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我发现了计量经济学这一新兴领域，开始研究相当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尝试着对总体经济进行预测。我把细节和计量研究应用到我的职场生涯中，不断承接委托课题，并与人合开从事经济预测的公司。我做的第一次总体经济预测就是从考察钢铁业转弱的角度预测1958年的衰退，在经济界名声大噪。60年代，经济预测在政府里很盛行，肯尼迪始弃终用，约翰逊把减税法案付诸实施，并对我的战争经济学研究表示兴趣。我太忙了，付出的代价是迟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三)经济学家遇上政治家是“小巫见大巫”。
1967年，我参加了尼克松竞选团队，开始进入公共事务。在我服务过的美国总统中，就数尼克松和克林顿最聪明。但尼克松性格有其极端的一面，他可以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甚至骂对方为敌，也可以恶毒地在背后说基辛格的坏话，同时任命他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作为交接前的过渡预算局长，我帮助尼克松编出其第一份联邦预算。尼克松沿袭所得税超征以应付越战，导致1970年经济衰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同步上升，相信“跷跷板理论”的凯恩斯学派无法解释这种新出现的滞胀现象。尼克松祭出“工资和物价管制”这两个自由市场经济大忌。在他宣布管制政策的那个晚上，我弯腰捡掉在地板上的东西伤到了背部。至今我还认为都是工资和物价管制惹的祸。尼克松错误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证明美国经济也有计划的实例。
(四)里根提名我为美联储主席。
我加入里根竞选团队，帮助里根设计经济政策立场。我在里根上台后处理与美联储的关系上扮演了小角色。由于利率连续三年高达两位数，很多人要求里根扩大货币供应量。我对里根说：不要向美联储施压。里根让我牵头解决多年头痛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没钱了，任何削减都会引发抗议。我们成立了格林斯潘委员会，我没有进行复杂的人口统计和政策辩论，而是根据贝克等人的建议采取四个步骤摆平此事：第一步是对问题范围加以限制，只处理社保不触及健保；第二步是就问题规模大小达成共识；第三步是让所有有关人士都参与；第四步是一旦达成共识，就坚守立场，不再改变。这四步走的方法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屡试不爽。1983年里根签署“社会保障修正案”，这是一个各方都认为赢了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我赢得了后来成为我夫人的NBC记者安德利亚打给我的第一个电话。1987年5月，我接到里根要我做美联储主席的电话。
(五)当美联储主席首先要学习。当安全官坚持叫我“主席先生”时，我意识到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有许多东西要学。在美联储四楼会议室里，幕僚们辅导我学习联邦储备法和各种金融法规。我担任过JP摩根董事长等职，但从未碰过这些东西。美联储有国内国际经济各领域的专家，还具备从任何地方收集情报信息的能力。美联储的正式名称其实是“联邦储备系统董事会”，大约有2.2万名员工，年度预算近3亿美元。按规定，我只能控制议程，通过投票可兼任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主席，这个机构控制着联邦资金利率，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控制工具，由7名联储会理事和12名区域联储银行董事长组成，开会是机密。美联储控制的另一个重要货币工具是联邦储备银行给存款机构的贴现率。
美联储很快就面临重大决策。里根的经济扩张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也显示出不稳定的迹象。股市上涨、赤字庞大、美元贬值、“日本威胁”等，都是重大的经济议题。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压力，我试着通过让借钱变贵来减缓经济过热。我花了几天时间跑遍各理事办公室以建立共识，我主持的第一次理事会一致通过升息0.5个百分点。市场很快做出反应，1987年10月17日股市暴跌508点，比大萧条的黑色星期一跌得还惨，但股市崩盘并没有引起经济崩溃，这是经济韧性增加的初步表现。
二、应对危机挑战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中，我先后经历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等，最重要的是经历了“9·11事件”的挑战。
(一)柏林墙倒塌结束了两大阵营的经济争论。
我从莫斯科郊外农场上庞大收割机的轰鸣声中，终于看到资本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没有“创造性破坏”，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苏联把整个国家赌在中央计划经济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负责机构，名称开头都带着国家二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庞大帝国掌握了苏联80％的GDP。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我曾服务于里根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奉命研究苏联军备增加过度时的承担能力。星球大战计划就建立在苏联经济无法与美国匹敌的假设上。我经过研究后向总统汇报说，无法预测星球大战计划能否拖垮苏联经济，因为苏联经济是一笔糊涂帐。柏林墙倒塌、苏联瓦解，为这个大型实验做出结论，有关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孰优孰劣的长期争论基本结束了。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所倡导的是高度稀释的市场社会主义。
上世纪90年代经济非常强劲，网络经济股火爆造就了非理性繁荣。美联储一般不会讨论股市，主要关心固定资本。美国不断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却动荡不定，“亚洲金融风暴”重创了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
(二)应对“9·11事件”危机挑战。
“9·11事件”发生时，我任美联储主席已是第14个年头。当日下午，我与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通话，逐项讨论了危机管理检查表，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我大多数时间花在观察和倾听灾变所产生的经济衰退征兆上。来自美联储会员银行的报告和统计资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状况。联邦储备体系包括12家设于全美各地的银行。每家联邦储备银行为其辖区内的银行提供贷款，并加以管理。联邦储备银行还充当美国经济的窗口，其官员和职员与辖区内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保持联系，并且每月正式出版他们零星收集的订单和销售资料。我对各种讨论和建议并不在意，因为我对所要掌握的大局尚未看清楚。我深信，答案绝不在庞大、仓促而昂贵的动作之中，等等看也许是明智之举。在国家遭遇紧急危难时，每个国会议员都觉得自己必须推动一个法案，总统也感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做领导的难免急躁短视，甚至会做出错误有害的决策。尼克松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推出汽油配给政策，造成当年秋季美国许多地方出现民众排长龙抢购汽油的现象。但就我担任美联储主席多年来的经验，我看到美国经济从多次危机中复苏，其最大的力量就是韧性，即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
政府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关键在于掌握好时机火候。恐怖袭击发生一周后，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白宫经济顾问林赛向国会提出，政府应尽快投入1000亿美元救市。但此时我仍认为，在弄清楚“9·11事件”影响之前，最好的策略就是观察和等待。到10月3日，初次申请失业补助人数又增加了51万人。这时我下定了决心，通知国会到了该采取有限刺激方案的时候了。我很早以前就把自己定位为幕后专家和命令策划者，而不是领导者。事实上，经济没一样照我的预期进行，准备接受第二波恐怖袭击是我最糟糕的预测，而我同意放行的“有限刺激方案”并没有落实，却陷入政治角力的僵局之中。但经济在自行修正并开始增长。这证明美联储的确起了作用，主要是调降利率以方便借贷和消费。美联储继续维持积极调降短期利率计划，连续七次降息，联邦资金利率经过五次调降落在1.25％，为50年来最低点。全球化正发挥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美联储必须考虑更怪的危机：物价水平下跌，即通货紧缩。我担心美国经济进入使日本瘫痪13年的跛足循环。
(三)次贷危机是扩大财产权的必然结果。
消费者支出带领经济度过困境，而带动消费支出的则是房市。2003年初，30年的房屋利率低于6％，这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浮动利率的房贷成本更低，刺激了房市周转，导致房价高涨。美国家庭拥有住房比率加速增长，许多少数族群有能力成为首次购房者。随着繁荣持续扩大，投机现象增加。房价越高，贷款金额就越大，当首次购房者发现房价高到买不起时，买家以高于售价的方式抢购房子的疯狂日子结束了。2006年美国有将近3万亿美元的房贷，其中1/5是次级房贷，另外还有1/5是所谓的“另类房贷”。这2/5的放款表现不佳，导致明显的信用紧缩，对房市造成相当大的冲击。我当时和现在都相信，扩大住者有其屋的好处值得我们冒险。财产权保护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拥有财产的民众必须达到相当数量，才能在政治上长期支持财产权的保护。政府应向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而陷入困境的购房者提供财政援助。
(四)国家要有财政纪律，就必须有制衡机制。
我对政府表现的失望程度，恰如我对整体经济韧性的信心。最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国会和政府都已经放弃财政纪律。克林顿最后一年，国会无视绝对支出上限，立法通过在10年内增加支出合计达1万亿美元。布什实施减税，却未相对采取减少支出的措施。我认为布什必须否决掉几个法案，但他在白宫六年没有否决国会任何一项法案，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见的。我认为，布什对国会那种合作而不对抗的方法是一大错误。
三、60年来的学习心得体会
我了解并亲身经历了世界经济运作的种种故事，这也是我60年来的学习过程。
(一)经济增长的普遍原理。
身为美联储主席，我常常觉得，在处理美国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必须探讨人性和市场力量的各种互动方式。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我很早就确信企业竞争这个角色是经济增长和提升美国生活水准的主要动力，这个观点在全球事务中也同样适用。当里根提名我为美联储主席时，许多人批评我缺乏国际经济经验，的确从那以后我才真正深入到世界各国的细节里，思考其经济驱动力量。苏联及其经济瓦解、1995年墨西哥濒临破产、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俄罗斯破产高峰，使我的轻重缓急顺序有了剧烈的调整。对于美国在不断扩大的全球化环境中如何运作，我必须不断调整看法。在几乎任何想像得到的国际经济议题上，我都会与专家密集互动，从管理IMF的金融捐赠到中国珠三角经济。国家实施财产权和法治是促进增长的最重要制度基础。当中国把高度稀释的所有权授予农民，产量和农村生活水平随即显著提高。决定经济成败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经济的弹性和吸纳震荡的韧性；信任他人的话，即信用和商誉；超级丰富的自然资源。
(二)“9·11事件”后出现了一个“新世界”，即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
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与25年前相比更加强韧、开放、自我纠正和快速变动。美国经济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相当程度地保留着原始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和冒险探索的特征。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许多新法规对自由竞争构成庞大的限制网络，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创造性破坏”的许多棱角都被修掉了。通过就业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一切并非响应马克思主义号召，但与罗斯福新政以前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比起来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永远参与经济事务的新承诺造成市场作用的明显降级。受惠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解除管制的浪潮，今天美国仍保持着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巨大经济。
有几股全球性力量已逐渐改变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开启了低成本通讯新纪元，也促成了金融业的重大进步，稀少的储蓄可以转向具有生产力的资本投资，这是全球化之所以能快速扩展的关键因素。但真正重新界定世界经济时代的则是柏林墙倒塌，市场资本主义既取代了东方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取代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干预主义。中国改变政策，保护外国人财产权，外国直接投资猛涨，对发达国家薪资和物价水平造成下调压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造成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储蓄率高的发展中国家。把全球实际储蓄和实际投资调整为一致的市场过程，造成实际利率显著下降，即寻求投资收益的资金供给增长比投资人的资金需求还要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通货膨胀率只有个位数的原因所在。内行的货币政策并非造成通膨率和长期利率持续下降的主因，但央行官员有意改变政策，以便让这些全球金融的结构性变动产生最大的长期效益。这些力量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法定货币的世界里，通货膨胀是难以压制的东西。
(三)对经常帐户赤字和债务增加不必恐慌。
对家庭、企业乃至国家债务的担心是周期性的，也是多余的。在市场经济里，负债随着进步而进步，更专业的说法是，负债相对于收入所得总是在增加，随着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生产力不断提升，资产和负债对收入所得的比率随之上升。当我们为美国贸易赤字和更大的经常帐户赤字增加而忧心忡忡时，应牢记这一点。我更操心的是联邦预算赤字，而不是经常帐户问题。美国贸易失衡必须缩小，但夸大美元崩盘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我更相信有利的结果。保持经济弹性，也许是对付这种风险的最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地区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恶性潮流如不受到控制，加上违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作怪，经常帐户赤字的调整过程可能会让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相当痛苦。
(四)全球化与管制。
伴随全球化的收入财富集中现象，再度燃起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战争。由于中央计划经济失宠，有些人就以为这场战争已经完全结束。世界正在辩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未来，而其结论将决定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市场和生活方式。全球化是可逆转的。过去25年的成果也可丧失，不同阵营和贸易壁垒可能死灰复燃。
对于各国维护物质进步的能力，我有两点关切。首先是财富日益集中的现象对民主社会文明和安定造成威胁。这种不均现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动荡，迫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进而在经济上造成具有破坏性的反作用。其次是全球化进程本身必然会放缓步伐并造成冲击。这会减缓世界经济增长，同时降低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被广为接受的程度。人们很快适应了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一旦增长放慢，就会感到困顿而亟欲寻求新解释和新领导。全球化也有极限。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已大幅降低商品、劳务和资本流动障碍，要再进一步发展困难就大了。我们不能断定今日全球化态势还能持续多久，但也不要把全球化水平降低与投资机会枯竭划等号。
我常以管理者的身份说，“为什么要限制华尔街的蜜蜂授粉呢？”美联储是美国银行的主要管制者，监管着美国的支付制度。我赞成让市场不受限制地运作，但身为美联储主席，也要为这个大型管制机构负责。对于管制措施，我大致采取被动态度，让美联储其他理事去发挥主导作用。我惊奇地发现，美联储理事们总是形成一种促进竞争并让市场去运作的观点。我很少用“尔等不能”的口气，而比较常用让市场更有效运作的信任管理法和揭露管理法。在我任内大约数百次的理事投票中，我只有一次是少数派。我很乐意把自己置于一个舒服的角色，只注意对整个金融体系和联邦储备制度运作有重大影响的议题。
多年来，我学到了什么样的管制可能产生最少的干预，并总结得出三条经验法则：(1)在危机中所通过的临时管制措施或法案，事后应再予调整。(2)多个主管机关有时比一个主管机关好。单一主管机关试图防范所有能想到的负面现象，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在美国金融体系里，美联储和金融管理局、证券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主管机关共同负有管辖权，彼此相互关照。(3)管理法规有的早已名存实亡，应定期更新。确实认为过时的规定，要毫不客气地直接丢弃。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世界市场的延伸，和资本主义一样，它也遭到那些只见其破坏性一面的批评者的猛攻。但全球化的效益远超过成本，甚至超越经济学领域。当全球化在经过十几年的扩展之后终于趋缓之际，金融体系必须保持弹性。保护主义只会造成经济上的停滞和政治上的集权。如果说某领域需要政府更多的干预而非更少干预，那根本就是舞弊的骗局。
(五)能源长期吃紧。
油价持续攀升，世界石油均衡可能会被轻易打破。除了原油产能短缺外，全球炼油产能不足也令人担心。未来石油环保标准很多尚在研拟阶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炼油投资具有特殊风险。石油天燃气的长期短缺必然会刺激扩充煤、核能和再生能源的新兴趣，世界对气候变暖的担忧正成为影响能源布局的新因素。我担心大家对全球变暖一直采取拖延应付的态度，直到这个问题对国家经济构成严重威胁时才采取行动。我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实施所谓“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公约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除非我们找到让排放和生产脱钩的方式，否则只能以降低生产和就业为代价来达到减排目标，这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核能是对付全球变暖的重要方法。
只要美国还依赖于油气和敌意同时聚集的国家和地区，就很容易遭受难以控制的经济危机。石油和世界经济密不可分，贸然中断供给可能会毁灭美国和别国经济。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我们必须把石油视为能源选项之一，而非不可或缺的能源。迅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将吃掉庞大的能源。不管单位能耗如何下降，所有可靠的长期预期都认为，未来25年如果再继续以过去25年的速度增长，则石油的使用量肯定比今天所使用的还要多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这些多出来的石油需求，大多数是靠政治较不稳定的地区供应的。
发达国家对中东政治问题严重关切，原因就在石油安全上。不论美英当局如何公开宣称对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担忧。他们最关切的还是该地区的暴力，而这个地区拥有世界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资源。令我伤心的是，在政治上不便提出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围绕石油的战争。对世界石油供需的预测，如果不考虑中东地区高度不安的环境，就等于忽略了“800磅的大猩猩”，一旦跑出来可能造成世界经济停顿。我不能假装知道中东问题如何解决或能否解决，但中东的未来才是任何长期能源预测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一旦发生石油危机，就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在工业经济体戒除“石油瘾”之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将继续存在风险。
四、2030年的美国经济
美国一向重视预测，正如古希腊人希望得到德尔菲神示一样。以2030年为预测未来的一个点，最有可能的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如何？合理的预测取决于对假设问题的回答：坚持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原则，遏制保护主义：法治稳固；改革中小学教育体系；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足够缓慢；在美国境内遏制住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可能颠覆任何预测的大范围的战争或者疾病的大规模疫情。
(一)美国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
丘吉尔说过：“向后看得越远，向前也就看得越远。”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可为推断未来提供参考。从美国经济历史记录看，民用行业失业率为4％至10％。如把劳动参与率、人口预测、近5％的失业率和稳定的工作周加在一起，2030年美国工人工时年增长率为0.5％。非农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平均接近2.2％。美国坚守在科技最前沿，生产率年增长率在3％以内。美国GDP增长率将低于3％，这是底线。领导世界科技创新耗时费力，经济年增长难以超过4％。许多发展中国家靠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年均每小时产出增长率超过2％。
(二)全球经济迁徙和人口流动将改变世界。今后25年推动美国经济或生活质量的动力，可能来自全球化这种超越过去任何力量的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全球性大规模经济迁徙和人口流动，是一种划时代的变迁，即世界上30亿人的劳动大军，其中整整一半摆脱了曾经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束缚，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进入竞争性的世界市场，这一进程将在2030年完成或接近完成。进入竞争性市场的工人流动持续加速，一直是反通货膨胀的强大力量。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和津巴布韦以外，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胀率都在7％以内，长期利率也在类似的狭窄范围内。物价和利率上涨压力在全球范围内压低是非常罕见的。通胀压力和反通胀压力都将上升。工人朝竞争性劳动市场的流动速度最终会降下来。像通胀率一样，中国工资提速也会加快。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涟漪效应。反通胀压力的减轻可能会促使美国物价和工资的增长率回升。
(三)美联储的利率调节杠杆作用可能下降。
美联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的重新出现和全球储蓄偏好的必然减弱，不仅会对2030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而且由此延伸还会对贸易伙伴产生深刻影响。
4％到5％的通胀率是不容轻视的。把通胀预测在这一范围内，其前提是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造成的影响大体上是良性的，起码到2030年为止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可能造成对经济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并加重通胀压力。在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美国通胀率肯定上升。美联储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有能力也有恒心遏制预料之中的通胀压力。但按我的设想，要把通胀率压低在1％以下这一金本位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就必须严格制约货币扩张，可能会暂时使利率上涨到两位数。
由于政府努力兑现成为当代美国特征的社会契约中的诺言，到2030年，消费物价指数的通胀率可能达到令人担心的4％左右或者更高。为婴儿潮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所提供的医疗和退休福利资金的不足可能会造成通胀溢价。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老龄化边缘。对未来退休人员的承诺与履行承诺能力之间的差距如不能很好处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我预期保健资金失衡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取消富人的福利。在政治狂热和目前相当棘手的收入日益不均问题的影响下，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四)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无法用20世纪的方式去监督管理。
今后25年所面临的金融问题并不乐观。当前大家担心的许多金融失衡问题很可能在对美国经济产生远低于一般预期的冲击前就得到解决。解决经常帐户赤字很可能不会对经济活动或就业产生重大冲击。对中国和日本抛售庞大外汇存底导致美国利率高升、汇率大跌的恐惧被夸大了。国际金融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已经非常巨大，出售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国库券可以在不造成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完成。利率变动程度很可能少于1个百分点。各国央行或其他参与者出售美国债券并不会改变美国债券的流通余额。当然外国央行大量处理美国国库券仓位还是能造成混乱的，这是一种压力。
到203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应该比现在还要大，就实质项目而言将近现在的2倍。长期趋势将摆脱人力和自然资源所产生的价值，增加与数字经济相结合的无形附加值，产出更偏向概念性，越来越强调知识产权及其保护。我认为，立法机关和法院在今后25年里所要面临的唯一而且重要的经济抉择就是，厘清知识产权的规则。2030年的美国可能具有如下特征：实质GDP比2006年高四分之三；概念性商品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知识产权立法和争讼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和民粹主义政治对联邦储备制度构成挑战。
(五)教育和收入不均。
过去25年的斗争结果是市场资本主义复兴。然而，人类本性使然的竞争如无节制就会加剧分配不公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激起矛盾和抵触情绪的主要原因。过去250年来美国经济的成功就是这种挣扎以及快速变动产生焦虑紧张的结果。经济越快速发展，分配不均问题越突出。收入不均是社会的政治乱源。但我反对政府干预，即以薪资管制而不是以协助低薪工人取得高附加值技术方式来解决。管制的后果比问题本身还严重。美国企业的最终控制就在股东手上，这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要件。
市场资本主义致命的弱点是经济报酬日益朝着高技能人才倾斜，分配不公的问题会日益加重。美国收入集中，多半来自技术工人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的失衡所刺激出来的高收入。美国中高等教育体系未能防止熟练工人短缺和技能较差的工人过剩，造成不同群体之间薪酬差距拉大。与教育问题相比，更紧迫的是解决收入日益不平等问题。增加富人的税赋看来是简单的补救办法，但会阻碍经济增长。
解决收入日益不均的政策手段，最主要的是教育和移民。具体而言，必须加强美国教育发展的竞争力，让高级技术人才更容易移民进来。美国必须解决两大缺口：收入所得日益集中和在人才聘用上日益增加的成本。二者都可以通过把美国开放给全世界广大的技术工人人才库而得到解决。除去行政上的排他条款，代之以价格机制，只要大笔一挥，就能大幅降低收入所得不均，并解决潜在无竞争力的资本存量问题。但目前移民政策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公共政策是一种选择，如果在美国周围建立一道围墙，把与国内生产者竞争的商品、劳务和人才都拒之门外，就会失去竞争火花，导致经济停滞和疲软，生活水平下降。当我们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沦为昨日黄花时，社会不满就会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动荡年代，面对日渐整合的全球经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抉择，是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带来的福利，还是拥抱本土主义和自我封闭。对美国而言，向全世界的技术劳动力开放国界并进行教育改革乃是当务之急。
五、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观察
(一)西欧和日本。
英国自80年代起出现的复苏，归功于撒切尔夫人开放市场竞争以及布莱尔和布朗所领导的“新工党”的自由开放政策。伦敦正重新赢回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预计英国将继续走开放新路线，未来表现相当乐观。
欧洲大陆如不放弃福利国家制度，前景就不会明朗，因为这种福利国家需要人口不断增长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除非欧陆大量引进新移民来补充，否则劳动力将日渐减少，老年抚养比率日益升高，生产力没有增长，欧洲在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经济角色将难以为继。萨科齐、默克尔、布朗等新领导人上台使欧洲复兴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正在把长期掌控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明显让给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日本未来的人口结构似乎较欧洲更不乐观。日本非常排斥移民，科技发展潜力难有新的突破。大多数预测者认为，2030年以前，日本将丧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本精英人士在人口老龄化、经济迟缓以及中国快速发展等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焦虑感。但我对日本不那么悲观，认为日本将一直是科技和金融上的重要力量。
(二)面临选择的中国。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非常有见识和智慧，先后从农业、工业到全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开放，让这个古老社会走向更大的政治自由之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复兴。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深度要看领导人在消除中央计划经济控制残余时所必须面对的困难度。最主要的是中国实施错误的汇率制度，严禁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如果想维持经济高增长，就必须至少基本消除这两个中央计划经济时的重要现象。
司法体制不健全影响对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让所有权得到国家级保护，但其所规定的财产权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仍差很多。财产权还需要行政及司法系统来落实。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仍很严重。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产权保护。
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受限。经济繁荣和教育逐渐把中国农民从土地和生计中解放出来。城市的财产权已经有相当的进展，但近8亿农民对其所耕种的土地却没有合法的所有权。现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均比美国和俄罗斯都严重。
金融体系不健全。中国银行体制尚不具备应付经济调整所需的弹性。中国的银行真正需要的是具有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具有敏锐眼光的放款主管，现行压制汇率的政策可能引发更大的破坏风险。国际贸易对中国货币的需求有增无减，央行货币供给额的增长率远超过名义GDP的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火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虽然经济至上是党的政策核心，但还有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中国大部分领导人知道，武力冲突会吓走外资，并使建立世界级经济的目标遭到致命打击。在挑战美国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国家中，人口众多的中国到2030年将是主要的竞争者。
(三)“亚洲虎”与“印度象”。
中国已经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东亚经济的“800磅大猩猩”，在此之前，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虎”就已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东亚经济体是从半个世纪前的低微基础经过漫长努力形成的。1997年式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但也不太可能像60年前经济增长那么快。中国与这些“老虎”之间不断增加的出口比重面临日益上升的生产成本等障碍。越南有望成为下一个扩大市场基础的生产平台。
印度正快速变成两个实体：几个世代以来基本停滞的历史文化，以及跃然升起的世界级现代化核心。这个现代化核心显然已经以蛙跳的方式，跃过了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所拥抱的20世纪劳动密集、为外销而制造的模式。印度把焦点放在21世纪的全球高技术服务，这是世界经济活动中增长最快的板块。近年来，印度作为高技术外包主要供应商的形象看似咄咄逼人，但它对美国的科技入侵尚微不足道。印度要如愿地在国际竞技场上成为一名主角，就必须建工厂，把农业人口中相对大的一部分吸引到都市区域，生产劳动力密集的外销品，沿循亚洲虎和中国那条经过证明是成功的路子。
印度亟待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制造模式，其外国直接投资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不愿充分拥抱市场力量，通常以中央集权方式对经济问题做出反应。印度如能摆脱承袭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将潜力无穷，可以采取类似中国那样的激进改革而成为世界后起之秀。
(四)锋芒毕露的俄罗斯。
今天俄罗斯经济可以被形容为法治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普京的政策表明，他相信自由市场对俄经济主体有好处，但也相信重要能源资产由国家实际控制可防止寡头资本垄断。21世纪初的俄罗斯在世界格局中只能担当次要角色，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前苏集团国家已漂离俄势力和控制范围，苏俄遗留的军力被美国所限制。作为西欧及邻国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的市场力量无可匹敌。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俄能源资源依然丰富，依然高价，则其人均GDP还会继续上升。俄罗斯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注定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俄所拥有的能源和军事资产，在未来数十年的世界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
(五)挣扎的拉丁美洲。
拉美不均的根本深深源自欧洲殖民时代对当地民众的剥削、奴役、掠夺，殖民占领产生的集中和地主阶级及由此造成的不满。
对于这个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没有把握做5至10年的确切评估。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科技缺口明显缩小，但难以预见中、印、俄等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会有明显改变。过去60年来的实践证明，扩充自由市场、财产权和法治而对经济福祉无所贡献者非常罕见；而加强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却能提升经济福祉者，也极少见到。在未来25年的世界经济中，法治、文化、教育和地理因素等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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