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十教授提高燃油税的建议
高能耗产业之出现，及企业对能源消耗的不敏感，燃油价格低可能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比如秦晖教授指出的“低人权优势”，还有，地方政府人为压低的土地价格，政府放纵企业压制劳工所形成的低劳动力价格。作者：秋风，学者
十教授向总理建议提高燃油税：每升３至４元
十教授联名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有些民众基于民粹或反智情绪，对此冷嘲热讽。笔者倒是认为，教授们作为公民，完全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论其看法背后有无特殊的利益诉求。不过，我们当然也毋须迷信教授，因为，教授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意见很可能根本站不住脚。
倪维斗等十教授提出的大幅提高燃油税的建议，就属于这一站不住脚的类建议。十教授为了论证其每升燃油征收3-4元燃油税的立场，提出了若干理由，但这些理由很难经得起认真的学理推敲。
石油进口依赖很可怕吗？
十教授首先陈述了中国近些年来石油进口大幅度增加的事实，并断言，“石油进口依存度突破50%，指日可待”。
很多人士在论证中国应当控制燃油消费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及这一理由。但是，即便中国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又怎么样？德国、韩国、日本不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石油？中国的外汇难道不是大多数投资于美国，好象人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安全的。
高能耗当然不是好事，但是，用肤浅的经济民族主义来吓唬人，却不是教授们应有的理性论辩之道。
高能耗与燃油低价格有多大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可取，理当予以改变。但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形成与燃油低价格究竟有多大关系？
必须承认，低燃油价格会鼓励企业消耗更多能源，投资高能耗的产业。不过，这一激励作用究竟有多大，需要仔细研究。直观地看，高能耗产业之出现，及企业对能源消耗的不敏感，燃油价格低可能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制度性原因，比如秦晖教授指出的“低人权优势”，还有，地方政府人为压低的土地价格，政府放纵企业压制劳工所形成的低劳动力价格。所有这些意味着，投资者、企业经营者从各级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制度性补贴，这激励了大量高能耗产业的投资。
事实上，我们看到，当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到最高水平的时候，企业的投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少，包括高能耗产业领域的投资。因此，试图通过高燃油税抑制高能耗企业，似乎要以企业无法继续获得其他制度性补贴、因而对能源成本较为敏感为前提。如果这些制度性补贴不能取消，则仅靠燃油高价格起不了多大作用。
燃油需求仅由价格决定吗？
十教授的建议基于经济学的逻辑：借高税收抬高燃油价格，从而促使人们减少需求，改变其消费模式。他们宣称，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是良好的信号和强有力的杠杆”。
这没有错，但这实在是一种过于肤浅的经济学。人们的需求不完全是由价格决定的，那仅仅是经济学为了推理方便而假设的一种高度简化的行为逻辑。归根到底，人不是对价格作出机械反映的机器人，毋宁说，人的需求主要是由人的主观价值倾向决定的，而且这种主观倾向反过来也参与决定了价格。
因此，欧洲之所以流行节能的小型汽车，很可能不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征收了高燃油税，或者在汽车消费税中对小型车实行了政策优惠。真实的原因其实在人的内心，也即，欧洲人普遍形成了一种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决定了人们自觉地选择节能的汽车。
同样正是民众的这种价值倾向，推动欧洲各国政府制定了高燃油税政策。可以设想，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人们普遍地不具有节约能源的主观认知，偏好低燃油税，政府征收高燃油税的法律未必能够为议会通过，如美国。因此，高燃油税是人们的节能意识之果而不是其因，人们有了节约能源的意识，政府方可出台高燃油税，而不是政府借高燃油税强制人们产生节能意识。
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人们的用车观念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比如，两厢的小型车的比重迅速扩大，而这与燃油价格应当没有多大关系。更多地是因为，很多青年汽车消费者具有生态、环保观念。同样，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电费、水费开支算不上大开支，但很多家庭依然自觉地采取了种种节约水、电的措施。这就是观念的力量。
一种观念的生成，显然取决于教育、文化、精神等等多重因素，而与税收可能没有多大关系。反之，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没有变化之前，即便实行高税率政策，也未必能够约束人们的消费冲动。
以提高税收的方式追求某种社会、经济、文化目标，是可取的公共政策进路吗？
这些年来，专家、学者们好象真的进步了。面对公共问题，他们不再要求政府直接强制民众，而是允许民众继续消费，但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所谓经济手段，就是征税。人们当还记得，前两年，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投资、投机，有专家建议政府开征不动产税。为了鼓励人们保护环境，有专家建议政府开征环境税。有些地方好象还开征过“小姐税”。
轻易地诉诸用税收手段，以税收来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进行调节，这似乎不是一种可取的社会治理思路。征税的权力是毁灭的权力。无论以怎样的民主程序为前提，税收的本质都是政府剥夺民众的一部分收入。此种剥夺理应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即满足政府维持公共秩序这一最低限度。超出这一限度的征税活动，需要具有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且经过复杂的民主财政程序来决策。鼓励政府滥用税收手段，必然诱导政府膨胀其权力。
我们有能力保证燃油税收入之合理使用吗？
在中国，鼓吹利用税收手段来追求某种社会、经济、文化目标，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高税收是需要制度条件的。教授们所提及的欧洲确实普遍实行高税收政策，但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自由宪政制度，都有健全的民主财政制度。生活于这种制度环境下，纳税人完全能够确信，政府所征收的税款会用于自己的福利。事实上，程序十分严谨的财政民主制度确保了民众同意授予政府的每一分钱，最后都用于民众。惟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高税收方可成就公平的高福利。
在中国，纳税人远没有这样的信念。因为，税收的征收本身就没有经过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财政支出也没有经过纳税人或其代表同意。本次调整燃油税税率，就没有经过民众或其代表审议的程序。
十教授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制度背景，只是盲目地要求中国效仿欧洲的高税收。问题是，没有制度保障，政府每年征收的几千亿元燃油税将会用于何处？
杨小凯教授的研究表明，缺乏财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只能采取低税率政策，这是政治的奇妙逻辑所决定的。因为，缺乏财政民主，民众必然对政府征税持有敌意。十教授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什么是我们认为美好的生活方式？由专家或政府决定吗？
十教授提出的将燃油税提高到每升三至四元的建议，其立论的终极依据是，中国人应该过一种更为可取的生活，如教授们所说，“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命题涉及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一个民族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决定着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很显然，如此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不是专家或政府所能决定的，只有民众有能力决定，也只应当由民众来决定。
平心而论，民众确实有必要对此进行选择，因为，人的时间有限，可资利用的资源有限，这两者决定了，生命的本质是权衡取舍，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本质也是权衡取舍，人们不仅要选择手段，更要选择目标。不仅要选择靠什么生活，更要选择过哪种生活。比如，人们必须在开车的便利、尾气污染、道路拥挤等等价值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选择对大多数而言，可能表现为遵守习俗，即随大流。但是，这大多数至少有能力对于不同的方案之好坏进行判断。因此，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不同的选项，使他们可以思考，可以作出判断。
请谁关注这一问题？
因此，如果十教授对自己的建议是严肃的，那他们本应当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以此积累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燃油税的民意基础。
现在，十教授仅仅向着行政部门首长发出呼吁，直接要求他考虑提高燃油税率。在这十教授眼中，只要行政部门同意，就可以每年向国民多征收几千亿税收。这样的建议，只怕行政部门也不敢贸然采纳。
我的建议
十教授的建议书也算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中国人究竟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经济增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能源消耗模式？但这个问题，其实目前并无答案，说中国人不应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仅是一家之言，而非全民共识。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寻求这个共识。
因此，在对十教授的建议作出批评之后，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如下：
舆论继续进行对此问题进行讨论，2009年在合适的时机，全国人大常委会筹划组织一系列听证会，各方面的专家、民众代表，可以在法定程序中，发表意见。最终形成一份报告，提交后年或更晚的全国人大专门进行审议。在此基础上，政府再对燃油税、乃至其他与能源相关的法律、政策进行全面反思、调整。
这个建议基于现代治理的基本原则：人不是仅仅对金钱规则机械作出反应的动物，人也不仅仅是政府管治的对象。相反，人是主体，而人的行为由其价值决定。优良的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的凝聚。应当十分谨慎地使用政府的权力，仅靠权力构造不出一个美好社会。惟有公民基于文明价值而采取的自主行动，才是通往美好社会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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