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迟到的衰退
2008年12月27日，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迟到的衰退”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许小年：很高兴来到燕山大讲堂。我非常赞同燕山大讲堂的传统，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首先坚持批判性，第二是建设性，第三是开放性，第四就是独立性，知识分子一定要独立，否则没有任何价值，我希望燕山大讲堂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觉得批判这个词很有贬义，在英文中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它对现有的结论、现有的观念永远持批判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才能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以我觉得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衰退来得异常猛烈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迟到的衰退”。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的情况有多严重？应该说非常严重。我最近跑了两趟南方，去了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像广东的东莞、中山，我看到企业减产、停产甚至是关门，大量的工人被解雇，因为政府不让工厂解雇工人，于是就叫“停薪休假”，今年民工返乡潮也提前到来。外贸出口负增长、发电量负增长、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迅速下降，9-11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也是负的。
经济下滑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在内，我感觉到了衰退的到来，但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猛烈，这也促使我们每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上半年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防通货膨胀，为了把过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政策180度大转弯，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来保证经济较快增长。通胀的危险几乎在几个礼拜之间消失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缩、经济衰退、物价的下跌，失业的上升。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世界上信奉凯恩斯主义国家的行列，凯恩斯主义能不能应用在今天的中国呢？这个稍后我会讲到。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难道都是因为金融海啸？都是因为外部原因吗？答案不是这样的，想要理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各国政府看不到方向，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美国被金融海啸搞得狼狈不堪。美国的金融体系一度面临崩溃，危险的高潮是今年的10、11月份，金融机构倒闭，雷曼兄弟的倒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冻结，人心慌慌、风雨飘摇。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采取紧急的措施，美国的第一大投行高盛、第二大投行摩根斯坦利都要倒闭，这个世界的经济可能会倒掉。美国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整个金融大厦免于彻底崩塌。
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是个说来很长的故事，我讲的观点，只是众多解释中的一个，未必我的认识是正确的、唯一的。
风起于2001
这要从2001年开始说起。2001年世界经济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了。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把自己的经济和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一个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不可分割地、历史性地融为一体了。但是对于这种经济关联度的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中国政府的学术界、商界都认识不足，人们还带着过去的习惯思维、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这两大经济体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今天。结果就犯了错误，种下金融海啸的祸根。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获得了什么收益？第一，“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人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产品可以从中国进口，而中国产品的价格便宜。第二，美国人突然发现，有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加工厂，在美国劳资双方的谈判中，资方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供给短缺引起的，比如四川的猪生病了，猪肉价格狂涨。而美国通货膨胀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它是一个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供应方面的瓶颈几乎是没有的，对它通胀推动比较大的是工资，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力的上升，工人的报酬超过了工人用劳动创造的财富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因素在这个环节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资方劳方说，你想加工资我不给你加，我可以让中国人替我做，把订单下到中国去，你想罢工我在国内就不做了，所以“中国因素”压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跟美国的政策有什么关系？跟美国的哪个政策有关系？当然是货币政策。
美国的故事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当局就可以保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在通货膨胀起来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才会紧缩银根、加息，用紧缩银根的方法来削减社会总需求，把通货膨胀压下去。由于中国的存在，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没有通胀，格林斯潘这个时候就有点迷盲，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没有通胀？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见通胀，敌人没有出现你打枪有什么意思？经济增长速度高有什么不好呢。在犹犹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时候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之久。911时为什么要降息？因为911袭击使得美国金融系统陷入混乱，金融体系之间的周转困难，美国商界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为了刺激投资、刺激消费避免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格林斯潘在911之后大幅度的降息。但是，格林斯潘在很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通胀的迹象，所以他就等！等！等！一直等到2004年中，通胀在美国开始有抬头，格林斯潘才开始加息、收紧银根，但是已经太晚了。2001年到2004年的利率是战后的最低水平，大概在1%，当然，今天美国的利率比“911”那会儿还低。
战后最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两年多时间，造成了什么问题？低利率使流动性过剩。非专业经济的同学可能不懂流动性，流动性就是钱，钱太多了。1%的利率，老百姓会把钱放到银行里吗？不会的，于是这个钱就在市场上到处游逛；1%的利率，银行也放出了大量的贷款，老百姓也喜欢借钱，因为利率低、资金很便宜；老百姓不存钱、企业不存钱，美国的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都大量的借钱，借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信用泛滥、流动性泛滥，大家都在借钱过日子。中国老百姓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是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我们的储蓄率接近50%，在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储蓄率是多少？是0，有几年储蓄率是负的，借钱度日。为什么？因为借钱太便宜、利率太低，一个经济中钱太多了就不是好事，就要出问题。北京下一场雨、雪，大家都觉得这么干旱的地区下雨很好，很湿润，但是下多了二环桥底下就积水，车就开不过去了，所以水不能太多；一个城市水不能太多，一个经济中钱不能太多，钱太多就出事。如果钱太多，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这些多余的钱上哪里去？就去寻找资产，当资产市场上也容纳不下的时候，就转变成资产泡沫了。钱太多了怎么办？进入股市，A股为什么可以从1000点冲到6000点，美国股市也同样，一路牛气冲天。进入楼市，在楼市创造出一个日益膨胀的大泡沫，楼市的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商业银行能够拿到贷款的人全都拿到了，剩下那些人是没有资格拿贷款的，但是商业银行和美国的政治家们给这些没有资格的人创造了条件，让他去借贷款，这种贷款叫“次贷”。什么叫次贷？就是不合格的贷款人拿到了贷款。在次贷的支持下，大量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天一天地吹大，吹到去年年中泡沫破灭。次贷的泡沫吹大了以后，再加上金融创新、MBS，把次贷做成资产证券化，然后再卖给投资者，这样风险就分散到市场上了。
次贷风波的根子就在钱太多了，为什么钱多？因为利率低。为什么利率低而没有通胀？“中国因素”是原因之一。所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突然提高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制定者有点发懵，美国的经济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通胀，导致货币政策出现失误。今天，我们一般都同意格林斯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格林斯潘的两大错误：第一是货币政策的错误；第二是金融监管的错误。格林斯潘本人前些天承认了第二条错误，我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到现在不承认货币政策上的错误。所以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把保罗•沃尔克请去当经济复兴委员会的主任，保罗就是格林斯潘的前任，格林斯潘应该感觉非常失落，但是他的失落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美国这边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半边，中国是怎么回事。美国钱多，除了制造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之外，还拿这些钱到国际市场上买东西，于是造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旺盛需求。别看我们“中国制造”质量还不怎么样，但外面需求很多，卖得出去就能赚钱。既然需求强，国内的企业就投资，增加生产供应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推动的力量一方面是国内有需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海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来自于海外的强劲需求，我们就拼命的投资，增加产能的供应，形成过多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两边拼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循环。
现在这个循环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来自于美国的需求没了。我去广东了解情况，有一些外向型企业和我说，11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一张订单，有的企业不光是没有新订单，连老订单都取消了，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忽然像退潮一样，这些订单就消失了呢？原来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部需求是由什么支持的？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的，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美国的金融机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放贷款，一旦贷款停止，美国的经济马上陷于停顿。为什么在次贷经济之后三大车厂混不下去了？美国老百姓买车跟我们买车不一样，别说买车，我们买房子都是现金。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美国人买车用借贷。一旦商业银行不敢往外放款，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就突然下降，汽车销售量马上变成负的，三大车厂也是负债经营，一旦现金流不能流入，整个公司就无法运转。当然，从长远来看三大车厂的核心问题是工会问题，但是银行停止贷款引发了三大车厂的经营危机，美国的老百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买车了。
伴随着三大车厂的负债经营，国内是国美出事了，美国的“国美”叫“百思买”，也不行了。因为美国人不仅借贷买汽车，而且借贷买冰箱，一旦贷款停止，电器的销售都发生了问题，百思买的股价都跌到谷底。企业负债经营、家庭负债消费，美国政府更不用说，也是负债累累，美国人的问题是负债过重。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存钱太多。我们为什么老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借债谁借给他？是由存钱的人借给他，存钱的是谁？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买美国国债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借出去钱还能赚点利息，所以我们不要责备中央银行和外管局，在这种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必然中国要买美国的国债。
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把负债经营的商业模式一下给打乱了。过去我们这里不管生产多少东西，总会有人要，现在发现没人要了，我们大量的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现在全变成了库存。过剩的库存、过剩的产能似乎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看到钢价暴跌、煤价暴跌、铁矿石价格暴跌，为什么？因为产能过剩，企业都不计成本的抛售库存，国际经济循环的链条，只要中间一个链条断掉，其他各个链条就产生“滚雪球”的效应。银行放出了太多的借贷，这需要调整，当然调整是痛苦的。
可怕的产能过剩
中国这边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国内的经济有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库存好处理，过剩产能怎么处理呢？我听钢铁厂的人跟我讲，他们现在正在考虑炼钢的炉子怎么办，炼钢不是市场上有需求就多炼两炉，没有需求就停两天，炉子能停吗？不能停。但是市场上又没有需求，钢铁厂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叫做“闷炉”，就是用蜂窝煤盖上，留一个眼让它缓慢燃烧，供给它燃料、电力，仅仅保持铁水不冻上，但是闷炉也有成本，闷炉也得供电、烧焦炭，如果闷炉的成本太高了，有些钢厂考虑把铁水放干，把炉炸掉。
过去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过剩。我记得教科书上有照片，美国的农民把牛奶都倒沟里了，今天我们也倒沟里了，只不过原因不太一样，不仅要把牛奶倒沟里，还要把好好的炉子给炸了。美国人很痛苦的在调整，我们也要调整，把过剩的库存处理完以后，我们要面对过剩产能。牛奶可以倒掉、奶牛可以杀了，这些机器设备怎么办、厂房怎么办、矿山怎么办？全球经济的调整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是痛苦，很有可能是漫长的过程。我们发现旺盛的海外需求实际上是由货币政策支持的，而货币政策这个虚火一撤掉，我们过去大量的投资有可能今后不能创造价值了。这些投资如果不能产生效益，对银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的大量坏帐。它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失业的产生。所以现在政府很着急，但是，着急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乱着急，一着急就命令产业不许裁员，企业经营不下去不裁员怎么办？
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我们下面怎么调整？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全靠投资。给大家一个数量的概念，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叫投资，现在占GDP42%左右，投资的增长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每年20%；第二驾马车叫出口，在经济学上的计算只是净出口，净出口去年占中国GDP的9%，而出口的增长平均每年30%多，有些年达到了40%；第三驾马车是消费，居民消费占中国GDP35%，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是在10%-15%之间。有这组数据大家就知道中国GDP的增长，第一靠投资、第二靠出口，消费在这三架马车中是小兄弟，是敬陪末座。现在出口已经负增长了，它由推动经济的强大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投资正在熄火，为什么？因为有那么多过剩的产能，但需求在什么地方？市场在什么地方？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为什么要投资。现在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局面的就剩下消费了，但是当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都是要用数据说明的，因为PPT设备无法支持，我现在无法演示。
在调整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美国的调整和中国的调整都是必须要进行的，这个调整不是在原有均衡上简单的周期性重复，而是从一个旧的均衡向一个新的均衡过渡。这个调整不是旧的游戏的简单重复，而是从旧的游戏跳跃到新的游戏上去，旧的游戏和新的游戏均衡区别在哪里？在于预期的不同。
我在这里讲的是美国和中国，我用美国代表一个经济发达体，用中国代表“金砖四国”、新兴经济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人们的预期必须做永久性的调整，美国人再也不能幻想像过去那样借贷度日，美国人必须增加储蓄率，企业必须降低杠杆率。杠杆率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杠杆率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什么雷曼兄弟倒台了？杠杆率太高，有30多倍，自有的资本金只有3%，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他的投资里只要出现3%的坏帐，它就资不抵债，所以美国的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率、美国的家庭一定要增长储蓄、减少消费，这就是在美国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实际上就是降低负债。但是降低负债，企业就要缩小投资计划，这对整个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收缩，所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恐怕短时间内走不出来，只要去杠杆化过程继续一天，美国的经济就会在停滞的状况下度过一天。
美国的经济什么时候恢复？什么时候去杠杆化完成之后才能恢复，这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波动，30年河东30年河西，两个季度GDP收缩，第三个季度就好转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次是从旧均衡过渡到新均衡，而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重复。
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也要调整预期，这个预期是什么？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像过去那样。中国的出口不会再以20%、30%的速度增长了，只能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全球的贸易量每年增长多少？大致来讲比全球GDP的增长高2-3个百分点，如果全球GDP是4%，那全球的贸易量也就是6%、7%，所以国内还有理由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吗？没有了！企业要调整它的投资计划，投资也不可能20%多的增长了，如果外贸从20%多的增长降到6%、7%，固定资产的增长降到10%，中国的GDP每年还有10%吗？可能只有5%、7%，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GDP只有中度的增长，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GDP增长也许只有5%-6%。5%-6%的GDP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位毕业之后找工作就困难了，这个困难今年已经发生了。
在中度增长时期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习惯了10%的增长，好像低于10%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为什么？就业是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中国一定要有10%的增长，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但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日本3%的增长保持了20年、韩国保持了15年，他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的？虽然我们的自然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总人口增长率美国比我们高，因为它有移民。过去我们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投资又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特别是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进入了所谓的重型制造业。制造业的特点是什么？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型制造业。我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以后要有二次工业化，二次工业化的特征叫做重型制造业，这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历史常识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才能讲出来的话。我们都知道工业化完成之后，世界各国走的道路都表明，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轻型化，去工业化。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下一个新兴产业不是重型制造业，是服务业，如果有一点经济常识都不会讲出这样外行的话来。
我们前两年还在鼓吹工业化、后工业化、重型工业化，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我们国家自己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我们发展的重点是制造业，而制造业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我们不得不依靠经济10%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能够有效创造机会的服务业长期被忽视。
4万亿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谈产业结构的问题、不谈经济结构的问题，我们想用四万亿来扭转乾坤，大家也都听说，政府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要扭转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我们现在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首先，明年的财政支出到底是六万亿还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新增的，则明年的财政支出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原来预算中就有的，明年的财政支出就还是六万亿，这一点都不刺激。经济学中只有新增的才有刺激作用，这四万亿到底是新增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是原来就有的，这四万亿无非是把原来就有的提前宣布了一下。
第二个问题，钱从哪来？有一万亿已经清楚了，来自于中央财政，明年发行特殊国债五千亿-六千亿，这一万亿是落实的。算一下中央政府的负债、GDP、增发五、六千亿的国债，政府的债务水平还能够控制在国际警戒线附近。国际警戒线赤字是多少？GDP的3%，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够管理它。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万亿从哪里来，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国家的财政非常不透明，我们拿不到数据，所以只好猜测。
有的说从地方政府来，我们就去找数据看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力，找到的结果结论是够呛。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好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救楼市计划，政府为什么要救楼市啊？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我们手头拿到一组数据，今年1-11月份，7、8个城市卖地的收入仅为去年全年卖地收入的1/3，有些城市甚至连1/4、1/5都不到。地方政府匆匆出台措施救楼市，实际上是救自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希望刺激楼市，把地价抬高。目前刺激的结果是什么？不甚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明年的楼市不能恢复到几个月前那样火爆，地方财政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哪有钱投入到这三万亿中来？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来源是哪里？银行。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开始剥离坏帐，然后改革，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在海外上市，进一步筹集资本金，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上可以说是健康的，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这里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一个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健康。好在我们抓紧了银行改革，否则按照过去银行20%-40%的坏帐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的信心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设想。现在有一些银行买了次贷资产，如果是不良资产，我们能不能消化次贷资产造成损失，很成疑问，我认为改革当先。
银行刚刚恢复健康，你马上要求银行给你放几万亿的款。银行贷不贷呢？不贷又不对，贷也不对。别忘了银行现在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贷的这笔款项风险、收益是否匹配、能不能回收？多长时间回收？如果没有效益怎么到股东大会上交代。你跟股东说，我知道这个贷款风险很高、收益比较低，但是我要讲政治，响应国家号召。股东买了银行的股票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生活中炒股的人很多，各位买股票时心里想的是支持国家建设还是什么？如果是赚钱就对了，如果你说是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反而我觉得口是心非。
银行怎么办？它要面对股东，每年要交财务报表，今年的资产规模扩张了多少，不能说响应党的号召就贷款了，如果这么贷，我们的商业银行又要回到政策性银行的老路上去。我们这么多年吃苦头吃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是政策性银行，这条路不能这么走，不仅在股东那里没法交代，就是在全国老百姓这里也无法交代，不能再人为的制造银行坏帐。
如果银行不行，就剩企业了。如果企业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的话，何必还要这四万亿呢？这四万亿隐含的前提就是，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不会掏钱，因为钱都是他自己的，他不愿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冒然把钱扔出去。那就剩下国有企业了，政府可以跟国有企业讲政治，让国有企业在四万亿里做出贡献，但是别忘了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什么？资产保值增值，尽管我认为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是错的，但是目前政府给它规定的目标就是资产保值增值，你在这个时候做投资出现损失怎么办？国有资产亏损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国资委领导讲话都非常艺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既要”、“又要”，既要支持扩大内需的政策，又要控制风险。
算了一圈，除了中央的一万亿以外，不知道从哪筹集这三万亿。
4万亿刺激可能无功而返
第三个问题，就算落实了资金的来源，拿到了四万亿，扔下去能不能起作用？由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判断这四万亿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都认为，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结束了上次大萧条，这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国际标准”。新政有两条主要内容：第一，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试图把经济拉出萧条。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摆脱萧条，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结束，为什么结束？因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政府的需求突增、政府的开支在1940年以后占到GDP的50%，才结束了美国长达10年的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而是希特勒。这就是历史，当然历史经常被人们改写，0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是克鲁格曼。其实我认为他是没有资格拿到这个奖的，他获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类似于歌星、球星，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克鲁格曼讲了一句正确的话，他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只有一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日本在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同样也应用了凯恩斯主义，连续10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平均每年达到GDP 5%以上，早就突破了国际的警戒线，在高峰的年份达到GDP 10%以上，但是日本的经济什么状况？到今天仍然是不死不活。当然，大家会说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本比今天还惨，这句话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在日本长期衰退的初期，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国家债务对GDP的比例是50%，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0%，日本政府还有可能增加债务吗？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再增加负债，国家有可能破产，日本政府在海外发行的国债就曾经被国际评级机构把它评为“垃圾以下”，说明大家对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中国愿意走日本的道路吗？我们不愿意。那怎么办？
有人说1998年我们也执行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不正结束了下行增长的趋势，而调头向上吗。确实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分析数据之后就会发现，98年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99年、2000年以来经济的反转最根本的是两大原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为什么房地产在99年、2000年启动？因为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取消了分配住房，把住房推向了市场，忽然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资金、材料、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支撑了我们经济发展一直到今天，到今天我们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跟四万亿没什么关系，房地产市场是靠改革启动的。
第二大原因是什么？就是前面讲过的，进入WTO后的外部需求。
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是关键
所以，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开放。我在各种各样的会上讲，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希望的、有办法的。我在四万亿上看不到希望，在四万亿上得不到信心，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是改革和开放。尽管我在凯恩斯主义上花的时间比邓小平理论上多得多，同时我们也要批判凯恩斯主义。现在经济中确实碰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我们也碰到过，我们靠什么来解决这些困难？不是靠政府花钱！花钱！再花钱！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培育新的增长点，相信民众的创造力、相信市场的活力，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听的人感觉是不是建设性就不知道了。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我一再呼吁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美国是80%以上、日本是65%，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的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着长期的关系。
我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的、捏脚的，我说的是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这些行业有多大的空间、有很多投资机会、能创造很多工作岗位。拿金融服务业来说，我们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我们能创造多少就业？医疗卫生行业，现在我们都不敢去医院，去医院没病都给你搞病了，排队、拥挤、医生服务的态度，有病的不敢去医院，没病也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先到卫生部报批，等着吧，两、三年不批，为什么不批也不告诉你。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擦边球、钻墙角，最后还是经营不下去，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结果就是供应的短缺，看病难。现在不提政府管制，反而把气都撒到大夫身上，说大夫医德有问题。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不能由市场的供给、需求决定医生的工资，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但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老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把事情全搞扭曲了。医学院毕业不就开那点钱吗，还不如做公务员呢。大家知不知道，公务员不创造价值。公务员做的工作都是价值的重新分配，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政府手里的钱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以税收的形式交到那去。如果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都向往着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我们这个社会长久发展下去是不是令人担忧。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你为什么要插一杠子评审呢？为什么你的口味就比老百姓高雅呢？这种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程度发达经济，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但我们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大家去注册，政府可以收税、可以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
在经济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存在信心问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民众的创造力、对市场的活力始终充满着信心，我们缺乏信心的是政府的政策，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在近几年的停滞不前深感忧虑，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GDP的增长率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只有5%、8%，但是这5%、8%是健康的、是可以持续的、是高质量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提问：许教授你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怎么看，我们通过什么渠道能解决这个问题？
许小年：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可以减税。过去几年中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总体的趋势，相对而言是国家越来越富裕，而老百姓收入的份额在下降。要改变这个局面，政府少收一点税，不仅为企业减税，也要为老百姓个人减税。
另外一方面，也是技术层面上的，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我非常赞成中央在“十七大”提的口号，就是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我非常赞成，但是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资产，居民的资产怎么增长？农村土地分给农民，不要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说农民的经营权要长久不变，当时学界提的是农民的承包权是永久不变，但因为语言艺术改成了长久不变，但是多长算久呢。现在农民已经没有资产了，它唯一的资产就是土地。减税，也可以使居民拥有更多的资产。
从战略上讲，要解决国家、民众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就要对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让政府做该做的事情。政府该做什么？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就是一个“守夜人”。它只管游戏规则，而自己不插手到游戏中来。在市场经济中来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它管的是市场运用的规则，它是一个裁判员，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一个职责，亚当·斯密把它叫做“守夜人”，比如这栋楼着火了，政府灭火，火灭了就回去睡觉。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亚当·斯密的书，还有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可以读，这几本书都从非经济学专业的角度给予了非常精采的论述，大家判断书的好坏时，不要看排行榜，好书永远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不是畅销排行榜。 【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首先坚持批判性，第二是建设性，第三是开放性，第四就是独立性，知识分子一定要独立，否则没有任何价值，我希望燕山大讲堂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你为什么要插一杠子评审呢？为什么你的口味就比老百姓高雅呢？这种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
好啊，讲得好。
不过别人也指控许小年为利益机构说话。
许小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关键
[attach]17867[/attach]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之时，放开金融业、培育新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乃关键。
针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许小年仍坚持“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无为而治的货币政策”的观点，并直言利率并非关键，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使中小企业明显获利，因为现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经营中小企业贷款的成本相对较高，我若是商业银行的行长，我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
在此情况下，许小年建议，要放开金融业，让地下钱庄合法化，让这些成本低的民间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因为这些新型金融机构获取当地中小企业的信息成本较低，它可以低成本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当然了，金融业放开的过程中会存在问题，需要改革，但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认它。我们的改革开放，比如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许小年说。
对于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许小年认为，拯救经济不能依靠政府投资和凯恩斯主义，因为“政府投资是低效的，改革开放是高效的；我们需要改革的政策，而非花钱的政策。”
他指出，国家的投资效益差，因为它可能找不准投资的方向，而且可能存在太多损耗。所以国家投资的效果还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放补贴。
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许小年也提出了建议，即加快发展服务业，比如金融、电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创造就业的潜力是巨大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是解除管制，引入多种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资金。
对于备受瞩目的A股市场，许小年表示，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外部需求和投资均呈现疲软，“我们的企业过去靠天吃饭，但是现在经济形势逆转后，企业盈利比经济下行得还快，因此2009年股市的基本面肯定不好。”（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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