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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川 发表于 2009-1-20 13:42

觉醒系列之-------“最困难的一年”

[b][color=red]在各行各业普遍陷入困难的时候,只有政府,依然风光无限[/color][/b]


2008年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遭受冰雪、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也经历了火车出轨、地区骚乱、奶粉致命等重大事故的冲击。这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在世界上赢得高度赞誉;中国的宇航员首次漫步太空,使大众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这一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学界纷纷举办活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努力探索;这一年,还有一个声音,在中国乃至世界媒体的见证下,预见了中国经济的忧患与坎坷……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反复强调。不知是幸或不幸,事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
困难是来自多方面的,最初的担心是通货膨胀恶化。2007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日益明显,给群众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很大的困难。2008年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3%;4月份达到8.5%。在人代会结束后不久,网络媒体上出现“要在家里储备粮食”的说法。一时间,全国各地因为担心通货膨胀恶化,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面对通货膨胀,央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到6月份,物价上涨出现缓和,但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却浮出水面。1~5月,全国企业利润增速快速回落20个百分点,央企利润同比减少10.3%。企业倒闭风潮愈演愈烈。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加剧了这种风潮。10月,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大型玩具厂商、香港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工厂宣告倒闭,6000多名工人一夜之间失业,集体走上讨薪之路,直接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
股票市场下跌了60%以上,大批股民被套牢,损失惨重者不在少数。房地产市场也发生逆转,深圳、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已较去年下半年的最高水平下跌了15%~20%,房屋成交量最大跌幅在40%以上。由于开发商减缓了建房计划,对建筑、机械、制造等行业的需求减少,电力、钢铁、煤炭等上游产业也出现产量下降……
一场经济寒冬似乎已经到来。更麻烦的是,由于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政策调整面临进退失据的处境。而就在各行各业普遍陷入困难的时候,只有政府,依然风光无限;在各种经济数据普遍低迷的时候,只有一个指标——税收,依然高歌猛进。这是为什么?
在本章中,我们将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思路,并分析中国经济走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最终阐明企业、政府和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根本关系。

(一)
        
位于东莞的合俊玩具厂的倒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仅留下了失业的6500名工人和被拖欠货款达一年之久的供货商,也折射出多数制造厂商当前的困境。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接近20%;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连续6次上调贷款利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普遍反映用工成本上升。合俊集团半年报显示,2008年上半年,尽管在成本减省及与客户洽谈价格方面付出大量努力,最终仍然亏损约2620万港元。合俊玩具厂的倒闭,标志着倒闭风已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企业。有人预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倒闭行列。
2008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政府的政策重心由年初的“双防”——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胀过急,改为下半年的“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事例(真实)•广东与浙江企业面临巨大困难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统计局6月3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
浙江省经贸委发布的《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在宏观政策从紧、国际经济波动、通货膨胀明显等压力下,浙江工业经济处于紧运行状态。
1至6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增幅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5.5个和17.8个百分点。1至5月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其中,各行业分化较明显,多数轻纺行业特别是皮革、化纤、服装、印刷等亏损较大。
另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有1200多家企业歇业关停,这在浙江连续10年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沿海地区大量企业的亏损和倒闭,引起了政治高层的关注。7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山东青岛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此前,7月4日至6日,温家宝总理在江苏、上海进行调研;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调研;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调研;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宏观数据不同,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倒闭,将直接导致民众失业和生活状况恶化,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其严重性不亚于通货膨胀。可以想象,各地企业的困难景象,开始对决策层产生影响。但在8月,由于奥运会的盛大举行,全国百姓一片欢腾,舆论的注意力被转移,经济政策调整并未提上议事日程。
进入9月后,形势产生微妙变化,通货膨胀指数进一步下降。央行开始试探性放松货币供应,降低了贷款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银行监管部门也表示,将推动金融创新,为融资困难的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工具。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过去几年,房价一直上演着只涨不跌的神话,各地的炒楼现象也风风火火。但进入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风向逐渐转变,各个楼盘看房者云集的景象越来越多地被楼房促销广告四处泛滥的情形取代。
一年前,为了争论深圳房价走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与财经评论员牛刀“打赌”,如果房价下降,他将公开向民众道歉,结果深圳房价从最高点下跌了近30%。在全国各地楼市,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房价下跌与销量下滑的景象。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栏目9月份作过一个关于房价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北京:二手房成交降27%;新房成交量跌4成 
•天津:成交量跌两成
•青岛:商品房成交跌7成
•上海:8月成交7成;房价最高跌8532元/平
•杭州:日均销售仅50套
•南京:房价涨幅连降3月
•广州:房价创周期新纪录;二手房成交降10%
•东莞:房价暴跌34%
•大连:成交量减少9.06%
•武汉:新房、旧房销量降一半
•重庆:房价连续2月下降
•成都:房价下降20% 成交量跌17%

在房价下跌的压力下,大部分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但政府却有另一番感受。很快,各地的政府部门(如西安、南京等)出台了补贴居民购房等“救市”政策。不过这些措施普遍遭到民意的强烈反对。大部分舆论认为,政府这么做,是在维护自身和开发商的利益,结果却使大众无力购买住房,并推高已经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在强烈的民意反对下,房地产政策调整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始于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新的阶段。在华尔街四大投行中,随着雷曼兄弟公司面临破产厄运,美林公司接近达成协议出售给美国银行,信贷危机已经撼动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接下来,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得不能死”的美国国际集团也开始清点资产,面临破产风险。此时,美国金融市场已是风声鹤唳,岌岌可危。为了避免美国国际集团重蹈雷曼兄弟公司的覆辙,引发市场崩溃,美国政府决定出面挽救危机。以鲍尔森为首的财政部提出一套耗资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在舆论和学者的激烈争论下,几经波折和修改,终于在国会通过。
危机在世界的蔓延,使中国政府和经济学者对经济衰退提高了警惕。东莞市合俊集团的工厂倒闭后,引发了大约6500名被拖欠工资工人的抗议活动。在中国,住宅投资占经济的比重比美国还大,约10%。由于建筑业的放缓,中国9月份的钢铁产量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5%。这导致钢铁价格下跌,一些小厂家被迫倒闭。家用电器的销售也步入低迷,厂家已开始减产:9月份空调的产量下降了21%,电冰箱的产量减少了6.5%;煤、电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救市”。10月2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10月22日,财政部和央行同时宣布,对部分房产交易实行税项减免,并降低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和最低首付款比例。央行还表示,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很显然,政策的目标,是希望扭转房地产交易急剧萎缩的势头,防止经济大幅下滑。
这些政策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吗?前景不容乐观。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遭遇当前的困难,是这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企业出口的困难;二是《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法等行政法规的出台,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三是中央银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企业资金流动的困难。所谓的“救市”,就是从反方向减弱这些因素的影响。但进一步分析,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进行调整,短期内可能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无法解决经济中的深层矛盾。
首先,提高出口退税能改善沿海企业的出口状况吗?可以。但我们要知道,在这之前,为什么要降低出口退税和提高人民币汇率。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商品出口持续增长,出口企业也过得不错,但这种境况是伴随着价格扭曲和经济失衡而来的。最显著的特征是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迅速攀升。在此过程中,为了收购企业出口换来的外汇,央行被动发行大量货币——据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大多保持在17%左右,远远高于10%左右的GDP增长,成为国内房地产泡沫和物价上涨的根源。而且,由于出口数量相对GDP的比重太大,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结构失衡越来越明显。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出口退税是一种不正常的价格干预;人民币被低估,是造成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降低出口退税和提高人民币汇率才成为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如今,要靠提高出口退税来挽救企业,无异于把毒品发给戒毒过程中的病人。
在信贷问题上,货币增长过快是关键。过去一年中,如果不是因为货币增长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和物价上涨愈演愈烈,央行也不会执行越来越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抑制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困难。然而,再度放松货币供应是危险的。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导致建筑、建材、装饰、装修、家电等行业的下滑,这是事实;但在过去几年中,房价上涨过快,严重脱离了民众的购买力水平——并且很多行业正是受益于这种不正常的房价上涨,也是事实。如果处理不当,随意放松信贷,会把尚未挤破的房地产泡沫重新推高,为将来更严重的危机埋下隐患。
劳动力成本问题。正如部分观察人士所说,《劳动合同法》有关企业用工的一些规定,以及最低工资法的强制实施,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有拔苗助长的嫌疑。但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在9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劳动力成本在企业制作成本中的比重其实不是那么大;并且,从长远看,工人工资的增加和福利待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这不是一件坏事。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总之,政府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救市”政策,大部分是难以奏效的。最根本原因是,当前的经济困境是由过去一系列政策调整带入的,而这些政策调整,是为了走出之前的经济困境而作出的。因此,简单的改弦易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让我们从当前的困境回到以前的困境中。换句话说,当前政策调整的效果,只能在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之间游走。极端的情况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下滑,较好的情况是一定程度的通胀和低增长并行——也就是事实上的经济零增长。那对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有没有别的办法,避免如此糟糕的局面呢?办法是有的,关键是政府愿不愿去做,或者舆论是否强大到迫使政府必须去做。那就是减税。
首先,减税能解决出口下滑的问题吗?可以。减税与提高出口退税有相似之处——都能降低产品的实际价格,进而增加销售;所不同的是,减税不仅鼓励企业出口,更鼓励企业扩大内销。假如仅仅提高出口退税,结果会使企业把产品大量销往国外,重复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假如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实施减税(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将形成商品价格下降和居民收入提高并行的局面,结果会使企业内销扩大,弥补出口下滑,从而改变前几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失衡局面。
第二,减税能解决房地产下滑的问题吗?也可以。首先要澄清,在房地产市场上,价格下跌不是问题,销售和投资减少,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才是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蕴含着巨大的真实消费需求。只要房价有一定程度的明显下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就会释放出来,重新带动房地产和相关产业的繁荣。降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实现降价,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必须减少利润,另一方面是政府减税。只要政府愿意减税,不管是明税(如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还是暗税(如土地出让金),都能促使房价下降。
第三,减税能改善企业的信贷环境吗?也是可以的。过去一年多,央行之所以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遏制房地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对全国企业普遍减税,一方面,会降低企业的税负成本,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减税会使投资创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财务投资转到实业投资上,减少房地产乃至股票市场的投机冲动。所以,减税虽然不能直接扩大信贷,却能为央行放松货币供应创造良好的条件,改善信贷环境。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下,其他政策调整都无法解决经济中的深层矛盾,只有减税是兼顾全局的办法。问题是,减税直接涉及到政府自身的利益,政府有能力、有决心推行一场实质性的减税计划吗?
2008年7月,《南方都市报》采访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时,也提出这个问题。李炜光回答:“(政府)完全有这个条件和实力,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李炜光教授所指的“爆炸式的增长”究竟是什么景象,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反映的是最近四年中国政府的税收增长状况。在四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税收总额翻了一番多。近四年来,每年税收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2007年增长高达30%——都大大高于GDP增长。没有计入这张图的2008年,1~9月税收同比增长26%,政府实现财政盈余1.252万亿元,是2007年财政盈余的10倍。这与各地、各行业中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严重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也让人不禁怀疑,税收的高速增长,是否正是当前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2008年3月,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财政目前存在较大的减税空间。”7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论坛上表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眼下到了该减税的时候”;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为了减轻企业的压力、减轻老百姓家庭的压力,应该减税、退税”;8月,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谈到中小企业困难时,同样表示,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途径在于减税和减少财政支出……
减税已成为经济学界的普遍呼声,但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有过一些税收减免政策,例如利息税,印花税,房地产交易税等。但这些政策大多是临时措施,属于细枝末节的调整。在重大税种上,看不到政府有较大规模的减税计划或意图。2008年10月,曾有媒体报道,财政部9月初提交的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减税规模保底为1500亿元,有望达到2000亿元。但很快,财政部新闻办就表示,对此事“不清楚”。直到11月5日,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将推出1200亿的减税计划,人们终于迎来好消息。
与这次减税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政府准备在两年的时间里,在交通、水利、住房等基础设施上安排总计4万亿元的投资,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在经济下滑趋势明显的情况下,这一大手笔的救市计划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也得到多数舆论的肯定。不过,也有观察家指出,相对于政府投资的短期效应和潜在副作用,减税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更重要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已经公布的减税计划力度可能不够,“建议把增值税平头减去若干百分点,给当下摇晃要倒的公司一个立竿见影的帮助。”
为什么减税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更重要因素?如果不推行实质性的减税措施,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前景?我们在下一节详细论述。

资料来源: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2008公民税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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