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芳的“纸枷锁”
1月14日，常州市武进区春江镇（2007年魏村镇与春江镇合并为新的春江镇）长江村，铁本沿江项目工地。这仍是一片绵延数千亩的荒地，那些尚未完工的巨大锅炉和厂房兀然耸立，生锈的钢材和破碎的石料四处散乱，陷入无处不在的灰黄色芦苇的包围中。风吹草动，水洼中，看得见竖立的钢筋上一群乌鸦惊起的倒影。
离工地北部的数座桥墩不远处，宽阔的长江上，舟楫穿梭，汽笛长鸣。而这一切的繁忙景象，与那个曾经的钢铁巨擘想像，在2004年4月就已没了关系。
当年4月19日，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之下，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国芳被警方以“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巨大”的名义带走，当然，被带走的还有戴国芳那个“三年内赶超宝钢”的钢铁大梦。
2008年11月份，戴国芳被取保候审，低调地回到了位于武进区湟里镇（2007年东安镇与湟里镇合并为新的湟里镇）安北村渎南小组的家中。不过，这一在当地村民中早已知晓的消息，时隔两个月之后才被来常州采访的北京媒体挖掘出来。
有条件的“回家”
戴国芳的老家离常州市区并不近，从常州火车站坐312路公交车，需要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原东安镇的老街区。过了湟里街，一进入东安街，就是铁本老厂所在地了。路边的路牌显示“您已进入铁本厂区路段”。
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戴国芳在当地的知名度异常的高。在东安公交车总站，随便问起一位等客的三轮车师傅，都会热情地说：“你要去戴国芳家啊？知道知道，我知道在哪儿。”这些师傅中也有与戴国芳同村的儿时伙伴。
大概十分钟的车程，三轮车在一个大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这就是戴国芳的家了。”三轮车师傅说。据当地宣传部门的官员介绍，戴国芳家的前门和侧门各有三个法院的人在把守着，不过后来在大院外并未见到这一场景。
与周边的小院相比，这个院子很大，院子大铁门的正面是一条5米宽的水泥马路。院子里耸立着两栋三层半高的小楼，靠近侧门的那一栋破败不堪，墙体斑驳脱落，已经没有居住的痕迹，而旁边的一栋房子与周边的村民小楼有些类似。
戴国芳的大院没有门牌号码，靠近其侧门的一家村民院子门口则贴着“渎南66号”的门牌。院子正门的旁边，就是戴国芳“钢铁梦想”开启的地方——三轮车师傅说那是三友轧辊厂——铁本事件之后，这个厂子已经完全废弃。
透过紧闭的厂大门，可以看到萧条的旧厂里有一座四方的水泥墩子，墩身上贴着“雄鹰”两字。据三轮车师傅说，墩上的那个展翅欲飞的鹰雕已被铁本的接管者拆掉了。据说鹰是戴国芳的标志和图腾。在东安铁本老厂的指挥中心，也有这么一墩鹰雕。
断断续续敲了十分钟的门之后，有一个声音传来：“谁啊？”三轮车师傅在一旁帮忙用当地方言说“开门”。有一个中年男子打开铁门，探出了一个头和半边身子，上下打量着来者说：“你们找谁啊？”
“我们找戴国芳。”
“他不在。”
“那您是哪位啊？”
“我是村上的人。”
说完，中年男子重重地关上了铁门。三轮车师傅说，这个人他也不认识，估计就是宣传部门所说的在此把守的人。
zhonggong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解释说，戴国芳并非此前某些报道说的那样可以自由地成为当地银行的座上宾，也不可能重新掌管铁本。“因为戴国芳是有条件的取保候审。”蒋志文说。
“这个有条件的取保候审，是你们宣传部的对外口径吗？”
“不是，这是法院内部文件提到的。有四句话。”
一是有条件地取保候审，完全是因为身体原因，是医疗机构的建议；二是戴国芳的取保候审是经过上级司法机关同意的；三是铁本案还在司法审判程序当中，取保候审期间不参与任何的社会经济活动；四是戴国芳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言论自由。
戴国芳的辩护人之一，北京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曾为戴国芳的取保候审做过努力。钱列阳认为，有些企业家，只要他不妨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包括不外逃、不妨碍作证)，是完全可以不羁押的。他当时就一直希望能尽快恢复戴国芳的自由，让戴回归社会。但自2006年第一次开庭之后，钱列阳就没再见过戴国芳。
戴国芳的这次被取保候审主要是由其家人操办。这已经让钱列阳感到很高兴，但在听到戴国芳是“有条件的取保候审”之后，他遗憾地说，自己从业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在文书中特意强调“有条件的”取保候审方式。
“抑郁者”戴国芳
按照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的说法，戴国芳此次能得以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相当于保外就医一样的形式。”蒋志文说，这样他可以回到老家的那个院子，和老婆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利于治疗。
戴国芳个儿高，面庞瘦削，寡言，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整天窝在工厂里，跟一帮技术人员一起切磋。即便发家大富之后，他也很朴素，一家人居住在铁本老厂的一个小旧楼里。
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这个当地出了名的 “五不老板”被抓之后，村民们依然念叨他的好，“我们都认识，他这个人没有架子的”。
而据戴国芳的辩护律师钱列阳说，戴国芳虽然没啥文化，但却是个性情中人。钱列阳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戴国芳时，戴的情绪非常激动，而且戴国芳烟瘾极大，与律师的谈话几乎在烟雾弥漫中进行。
在看守所里，戴国芳曾对来访的媒体记者伤心地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据说戴国芳是个爱哭的人。2006年的第一次开庭，戴国芳最后陈述的时候放声痛哭，这让钱列阳没有想到。后来戴的妻子告诉钱列阳，戴国芳有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会在家中哭。而在律师调查取证的时候，戴也曾当着另一位辩护人孙国祥的面哭。
除了性格因素，铁本的变故，才是真正导致戴国芳“抑郁症”的原因。当地政府委派的常州市鑫瑞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刚的“空降”，就曾使戴国芳备感紧张。一位曾去看守所看望他的人说，戴国芳一直担心自己的老摊子不保。
戴国芳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谋生，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但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1984年前后，戴挂牌办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轧辊厂的炼钢作坊。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就是“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拥有1000多名工人，员工多时曾达到5000人，年产钢160万吨，年销售收入近30亿元。
2002年初，戴国芳觉得铁本老厂达到发展极限，欲借常州市筹划新兴工业区的良机，实现产能扩张。其实戴国芳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宏伟目标，只是打算在新厂址上砌两座高炉，产能260万吨。但他很快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
在钱列阳眼里，戴国芳属于完全赤手空拳起家、对政治不太敏感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缺少政治思维的人，在地方政府的许诺下，他的计划开始不断地膨胀，从260万吨到400万吨，再到600万吨，最后到840万吨，他甚至提出“三年内赶超宝钢，五年超过浦项”的宏伟目标。
戴国芳当时并没有想到，从这一刻起，祸根就已然埋下。
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这是新一轮暴风骤雨式宏观调控的开始。如同过去的几轮宏观调控一样，这一次重点清算的就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民营企业。
其实，再给戴国芳多一点点时间，也许就一切都木已成舟。根据当时媒体的描述，位于长江对岸的扬中市的铁本5万吨级码头已经建成。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戴国芳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
但戴国芳最终没能管住自己。一个版本是，戴国芳当年为了在江边发展项目，需要大量的征用土地，但是那边很多农民都不愿意，“于是就有一帮人把那些村民给打了。不然人家也不会往上面捅啊。”一位村民说起这个时，遗憾地摇了摇头。
老戴、铁本和常州
铁本江边项目所在的长江村，已经搬到了几里地外的一块开发区。旁边的长江花苑的建武小卖部一楼的车库门口坐着一位87岁的老太太，那是小卖部老板王建武的母亲，她正在门口晒太阳，等着午饭做好。
长江花苑住着800户从长江村搬迁过来的农民。因铁本项目而从魏村、长江村和安家镇等地搬迁过来的农民，分散在与长江花苑差不多规模的新魏花园、百丈新村等几个安置点。
王建武家里本来有9分田，按照搬迁的标准，他们母子俩得到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用一位长江村干部的说法，这在当地已经算是“特殊待遇”。王建武在同村人的闲聊中听说，从今年开始，老母亲可能会享受每个月220元的补助，但还没有落实。
他对小卖部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小卖部是小区的一个车库改造的，从别人手里租过来，小得摆不下足够开店的东西。他碰到的一个难题是，村里说在小区里摆摊是拿不到营业执照的，这样，他不能从生产厂家直接拿到诸如香烟这样的货，而必须通过经销商。损失是很大的，一年一个店里收入也就万把来块钱。
这个收入与以前在铁本做排涝的活儿差不多。自从搬迁之后，在常州打零工的王建武就凭手艺当上了铁本项目的排水工，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元的工资。王说，自己不比别人，大家有一技之长，可以去打工，但自己还有老娘要照顾。
1月14日下午1点半，装潢漂亮的长江新村村委会，陆续进去了一群人，他们是村干部，大家的脸都红红的，带着身酒气。
被问及关于征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村干部说：“我们早就安置好了，都是高出省里的标准，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开发区有什么新项目？“我们开发区的项目就是铁本。”一位村干部说，现在铁本没了，也就什么都没了。
铁本江边项目曾是戴国芳的梦想，也是常州人的梦想。常州人一直遗憾没有大项目，这样在与苏州和无锡的竞争中，常州就缺少了有力的支撑。铁本事件之后，一直被称作“苏锡常”的苏南经济体，被人们戏称为“苏无常”。
铁本下马当年，《常州日报》的报道说，常州市各区“已经适时调整发展思路”，“把年初确定的大开发大建设调整为实施滚动开发”，而其中的武进区业已全面压缩了基础建设项目。
铁本下马时，很多工人都过来讨要工资。按照铁本公司平时发放生活费、年终统一结算薪水的规定，本应年底拿到工钱的他们，提前来到这里，要求公司结算所有工资。
当时临时托管的部门，跟前来要账的工人商量了一个办法：因为铁本到底会怎样，谁也说不清，如果职工们要工资，好，一次性还清，并与铁本脱离关系。如果留名待岗，则继续按照以前的办法，等开工后，继续来上班。
一些希望继续在铁本做工的人，决定留下来。据当日到铁本指挥部领工资的两位职工回忆，领钱的人跟留下来的人，应该是对半开。不过两人不愿意透露姓名，“当年就是你们记者把项目搞垮了，我们可不敢乱说。”两人都是从戴国芳老厂子过来的人，当时其中一个人说，当然不能就这么走了，于是选择留下来等待开工。后来他们从指挥部每个月能领到300块钱。
这笔钱在很多工人眼里，是飞来的 “横财”。据王建武回忆，2004年7月份左右，厂里突然通知说，当时签了待岗协议的工人，每个人每月可以到厂里领300元钱。“我当时没想到会领到钱的，”王建武说，“这下子，很多买断的人都后悔了。”他算了笔账，买断的职工当时一次性领走4个月左右的工资，加起来三四千块，而待岗者，从2004年年中到现在，领了好几年的钱，加起来也一万多块了。
“谁给？政府给的啊！”王建武说完这句话，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还是想回去上班的，这个厂子，可惜了。”
戴国芳最关心的老铁本归属问题，在其取保候审时已尘埃落定。2007年年底，铁本的接管者常州市鑫瑞特钢有限公司已经被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江苏沙钢集团所并购，从而间接地掌控了戴国芳的铁本家当。
纸枷锁
导演陈凯歌说，梅兰芳的一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被绑架的人生——被社会公众、媒体、梅党共同绑架的一个人质。一位学者说，以戴国芳为代表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又何尝不是戴着纸枷锁，被围绕他们的那个政经生态给绑架了？即便回家了的戴国芳，在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下，脖子上的纸枷锁也难以摘掉。
仔细梳理戴国芳的从商经历，不难发现，他的起起落落无不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原料紧缺一直是困扰长江三角洲企业的最大瓶颈，也正因如此，钢铁行业的成长性一直比较好。戴国芳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起家。
2001年之后，各种原料全面紧缺，钢铁成为最最紧俏的物资之一。那个时候，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让戴国芳有了扩充产能的冲动。
而此时，江苏省“沿江开发”的战略开始提出，一直缺少大项目的常州为了不落后于无锡与苏州，也在积极寻找机会，一心想要扶植一个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企业。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说，上世纪80年代的区域划分后，常州区域小，GDP是比不过无锡、苏州，所以认为只有上大项目，搞大企业，才能改变这个现状。
当时常州的选择并不多。纳税第二的铁本真金白银地体现了钢铁行业容易做大的特性，于是，当戴国芳把他的宏伟蓝图向地方发改委汇报时，双方一拍即合。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4年2月，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3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新批钢铁企业，不再审批电解铝生产建设项目，严禁新建和扩建有关水泥生产项目。
4月，据说起因于一篇“内参”，铁本遭遇查处。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发改委等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查处情况的汇报，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说，铁本事件之后，很多民营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企业主跟政府是拧在一起的，但铁本之后，很多企业主开始埋头发展，比较低调，明显跟政府保持一段距离。“铁本对常州很多老板的心态打击很大。”刘奇洪说。
常州市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杨迪说，常州主要是以民营中小型企业为主，现在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比如税收、用工等，都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不合拍的情况，而以前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尽管当地宣传部门声称，常州并没有“铁本阴影”，但也有政府人士坦承，要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本来一个上千亿的项目，相当于常州GDP的一半，被砍掉了，能没影响吗？目前常州最大的项目年收入是253亿元。
铁本事件之后，常州市也在积极谋求转型。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达到了42%，比铁本事件时高出10个百分点。
但自去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变化，使钢铁等传统产业的发展再度受到普遍重视，在不久前的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会议认为，汽车、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涉及面广、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这是去年年底提出4万亿刺激消费计划的第一个产业振兴规划。
戴国芳此时“回家”，当地政府辟谣说不是重新掌管铁本。不过当地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这至少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铁本案”八被告人同获自由
【《财经网》南京专稿/记者 宫靖】曾轰动一时的“铁本案”近日低调宣判，戴国芳等八名被告人分别被判一年至五年有期徒刑。据知情人士透露，八人均在此次宣判同时获得自由。4月17日下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下称铁本），以及戴国芳等八名被告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历时五年的“铁本案”终于有了结果。
4月18日，简单的宣判结果刊登于《常州日报》。一审法院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被告单位铁本罚金40万元；被告人戴国芳、张锡清各有期徒刑五年；陈永学有期徒刑三年；黄荷琴、季春梅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李建华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赵腊根、钟卫平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据相关公诉资料，铁本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戴国芳、原副总经理张锡清、原财务部经理陈永学、原财务部成本核算会计赵腊根、戴国芳之妻黄荷琴等八名被告，均于2004年4月下旬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同年5月下旬被批捕。其中，戴国芳之妻黄荷琴于2005年3月9日因病被取保候审。季春梅也于2005年12月16日被取保候审。
八名被告人自2004年4月被司法机关限制自由，至此次宣判刚好五年，判决之日便成为他们重获自由之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至2003年11月间，被告单位铁本共将价值约2.3893亿元的无票不合格生铁，通过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申报抵扣税款2389万余元。案发前，铁本主动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
法院认为，被告人戴国芳、张锡清系被告单位铁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永学、黄荷琴、赵腊根系直接责任人员，季春梅、李建华、钟卫平作为各自所在物资回收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
法院陈述还显示，法院对上述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为轻判。轻判原因为被告单位铁本补税行为可视为自首，主要被告人戴国芳有立功表现，而季春梅、李建华、钟卫平系从犯。
2004年初，由于经济过热，中国展开新一轮宏观调控。铁本因超常规建设新钢铁产能600余万吨，在长江岸边圈占土地6000余亩，成为调控对象。
2004年4月28日，铁本事件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但一审审判以及判决显示，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最终只有一条——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
截至发稿，《财经》记者尚未能确认戴国芳等人是否上诉。 戴国芳事件可谓国家干预民营经济的一大污点。也是很多偶然性之下的牺牲品。
一叹。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