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 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第三、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 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2月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b][size=6]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埋葬不了？[/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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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ze=5]叶檀[/size][/i]
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找不到特效药，只能将以往使用过曾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大剂量作用于经济体。无论是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准则，都曾在特殊阶段将经济救出水火——如凯恩斯主义在1933年以后使市场恢复信心，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美国的1987年股灾之后帮了大忙。
也许目前遭遇的危机与80年代之后的小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声明罗斯福新政无效、是市场自我疗伤的经济学家们是对的，但谁能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人。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人们需要政府做点什么，提振信心。心理需要上升为第一需要。
人们总是相信经验，当二战后的政府隐性之手使欧洲经济复苏，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与2003年中国遭受SARS袭击，政府扩大投资起到了效果，人们必定相信，下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样会成果斐然。可以说这些成果不过是经济周期的巧合，如1998年的房地产市场大发展拯救了国内的需求，2003年加入WTO导致外需扩张解决了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之多的巧合会深入人心。除非，反对者能够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恰好与期待的相反，否则，要抛弃目前的政策工具是不现实的。正如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等人的详尽研究为先导，获得了与凯恩斯理论相同的待遇，其他学派要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说起来，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埋葬过数次，东欧原有的经济模式崩溃是第一次，里根—撒切尔新政之后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但凯恩斯主义却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发扬光大——如今，代表金融市场化方向的资产证券化受到严重质疑，投行成为历史名词，花旗银行已经接近国有化的边缘。
现在全球都在遵循凯恩斯的建议。听听凯恩斯在1929年的政策建议，“当前大量失业人员重新获得工作，这将使其获得工资收入，而不再依靠失业救济金，这也就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增加，从而将普遍刺激商业活动，再者，增加的商业活动又会促进商业活动本身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的繁荣；繁荣具有累积性效应，这也类似于商业萧条的反面累积情况。”
这些话是不是非常耳熟？是不是目前积极财政的理论指导？是不是大多数民众的心中所盼？即便凯恩斯主义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都会以各种面目粉墨登场，因为这是社会心理的需要，更不用说目前预备埋葬凯恩斯主义者连铁铲都没有准备妥当。
预言准确与否并不是经济学好坏的标志，更不是划分派别的标志。凯恩斯对1929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与著名经济学家费雪一样充满上世纪20年代所特有的乐观情绪，牛气冲天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出现任何危机。”如果凯恩斯是个彻底的市场人士，只能成为失败的投资者，因为他的傲慢使他盲从于社会情绪不想自拔。
整个20年代，持乐观情绪的人多如牛毛，当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所以谈不上是凯恩斯主义的余孽。事实上，截止到1928年，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好得出奇。市场总会下行，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相信下行周期会真正到来。
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奥地利学派是相对准确的预言家，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冯·米塞斯的学生费利克斯·索玛瑞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927年就预言经济繁荣将以政府破产和银行的崩溃告终。
奥地利学派的预言是准确的，却是过早的，甚至是宿命的。米塞斯认为，20年代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信用扩张正在发生，资本货物价格上涨而消费品价格正在下跌，在消费品价格上涨时资本产品价格又在下跌，犹如跷跷板，让人感觉不到危险。当货币体系出现扭曲时，实体经济必然被扭曲，此时惟一的办法是自愿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让危机提前到来。这显然是让深度瘾君子马上戒毒，违反全民的情绪，断无可能；而不戒毒的结果是推迟危机的发生，但会将整个货币体系卷入，最终爆发更大的灾难。
米塞斯指责扩张的货币政策和信用体系，央行和政治人物急于创造繁荣景象，最终酿成危机。但经济上升期的信用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就算银行不调控，商业银行也会想方设法提高信贷规模；经济严重紧缩期就算央行利率降到零，银行仍然不愿贷款。
真正踏准了市场节奏，在崩盘前体会到压力撤出市场的是精明的市场人士，他们虽然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深入分析，却能凭借经验搞清时间节点，搭到市场脉搏，巴布森和传奇操盘手利韦摩尔，就是其中翘楚，但他们只有市场感觉，却无法形成理论。
准确的预言家在危机之时，也会迷信市场调控，这与凯恩斯和米塞斯没有关系。比如，有“末日经济学家之家”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2006年准确预测了美国次贷危机并声名鹊起，此后又在2008年上半年神准预言了投资银行的倾覆。但鲁比尼并不持有奥利地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比凯恩斯还凯恩斯：“各国政府需要共同合作，从三到四个方面着手处理，在通胀减少的情况下出台缓和的货币政策。出台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还要考虑到国家是否可以承受，还可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开支和其他开支，出台积极的收入救济政策。在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国家还要修复本国的金融系统，像美国和英国还有银行公有化的问题。还有住房和其他国内外问题需要解决。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问题，中国不像美国和欧洲存在很大的银行问题。但是仍然需要更加激进的政策。”甚至市场派的货币主义人士，在调控利率时无不闪烁着有形之手的魅影。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失败，政府只顾眼前收益、放松监管，央行降低利率，市场主体缺乏责任心，无度扩张。如果要调整，双方都必须进行调整，而不是市场或者政府的单方行为。
凯恩斯主张政府熨平周期，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是计划经济的拥戴者，相反，他对此深恶痛绝。如果不是凯恩斯，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会被计划模式所统一，凯恩斯以其政府行政之手的调控，挽救了市场经济。说来讽刺，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后，凯恩斯在某次聚会后曾经表示，“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导致资源向效率低下的大企业集聚，这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很难与凯恩斯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扯上关系。表面上，我们是在向凯恩斯看齐，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实际上大企业的复归并非始于金融危机，而是对计划体制与官本位的迷恋，以及做强做大中国企业的急功近利之心。因此，中国以积极财政政策拯救经济，而后进行市场化的深入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十分必要。
不论哪一派，都不能否认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企业效率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之源。只要政策导向错误、资源配置低效，迟早会让经济体大吃苦头，不管是哪一派，都应该受到质疑。 使用“彻底埋葬”这种语言的人，很难不胡说八道。 [b][size=5]中国不需要凯恩斯[/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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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苏小和[/i]
无论哪一门学科，对于一个刚刚入门同时又有一些思考能力的后学而言，他总是愿意在观点的层面上，试图与他人展开辩论，并为此面红耳赤。这正是我过去一段时期的学习姿态，以为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但不久就会发现，我在某个夜半时分冒出来的观点，多年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夜不能寐，并制造出了一份份结实的文献。
《圣经：传道书》说得多么好啊！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一群读书人在北京成立了读书沙龙，几个经济学的博士挑头，逢双周就一本经济学经典讲座，讨论。承蒙博士们看得起我，拉我入伙。我当然是门外汉，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听众，就已经很不错了。有意思的是，每次讲座的时候，总是有人跳出来在观点的层面发难，总是有人为了一些小的分歧争论得没完没了，个别时候甚至恶语相向。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兄弟，我也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思考，为了更加迅速地靠近真理。但现实的结果是，我们陷在了简单的观念之争，不再有精力进入细节和文献之中。所以，过了几个星期，总算有人提出，读书会应该进入经典著作的框架，进入文献，进入学术模型，进入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思考，那种在观念层面反复纠缠的争辩，需要适当地克制一些。
做一名好的读书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人都仅仅站在这个世界的某个细小的局部，没有人最终能穷尽这个世界，即使是那些我们奉为经典的大师，也只是在某一个侧面看见了真理。现实就是如此，越是懂得敬畏的学者，越容易宽容，越宽容的学者，越容易看见真相。看来，敬畏可能是读书人需要建立的重要品质之一。
怎样才有宽容之心呢？这些年我一直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内版本很多，为避免看到劣质版本，请参考王晓渔先生的相关文稿），很长时间都觉得那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道德建构，或者觉得那不过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现在看来，我忽略了韦伯思考背后的信仰品质，那种由信仰内生出来的敬畏、宽容与共和精神。是的，真正的宽容，需要信仰的力量。在神眼里，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抵达完美。所以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以他的身体和血液来替我们赎罪，由此，神原谅了人。这是神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宽容的最高范式，形成的一种终极智慧。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镜像，都只有相对意义。所以耶稣说，你们首先要爱神，然后才能爱人如己。所以主祷文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亲爱的朋友们，我从来不掩饰我的信仰，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承认我的有限性，承认我的罪性。我撒谎、我嫉妒、我脾气暴躁，我目中无人，我渴慕财富，我还贪恋女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说是人活着的世俗动力，是人性，但谁能否认，这正是我们悲伤和愁苦的源头。我也承认，即使我受洗之后，我仍然在罪的试探面前彷徨，但我必须强调，借着神的光，我比过去宽阔了许多，安静了许多。大家都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上帝的归给上帝，凯撒的归给凯撒。可是有几个人最终能真正懂得耶稣的良苦用心？耶稣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几百年来遭受罗马人的殖民统治，强大的罗马帝国主宰了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只能躲进信仰里，凭着旧约启示，等待基督的拯救。但是，当耶稣基督真的来临，甚至当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出了很多神迹，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期盼几百年的耶稣，不是来帮助他们驱赶罗马人，也不是来仅仅做犹太人之王。耶稣的使命，是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爱所有的生命，这包括了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罗马人，也包括了你和我。耶稣的理念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世俗利益之争，民族之争、党派之争和国家之争。他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
这正是十字架的意义。在看得见的二元利益分割面前，耶稣选择了在那个著名的交叉点上被人钉死，从此，爱沿着不同的路径释放。即使在血腥的战场，人们也能凭着十字架的勇气，不分敌我，去拯救所有受伤的人们。想想看吧，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是人都会坚持自己，是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拥有某种正确的暴力，是人都会排斥异己，是人都会心存仇恨。只有神对这些利益之争不屑一顾，他只热爱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愁苦虚空的人们不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可以选择不过一种圣洁的教徒生活，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一种至高的智慧、一种全新的方法论
是的，我愿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建议大家有空读一读《圣经》，神会让我们跳出二元判断，看得更远。
比如凯恩斯，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市场经济的敌人，甚至是专制政府的帮凶。许小年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张维迎说，要埋葬凯恩斯主义。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几乎同时表达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警惕，究竟是什么用意？
感谢克鲁格曼，他的中国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浅。在短暂的面对面请教之后，我开始阅读他的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这当然是一本试图扫描经济危机历史的书，从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大萧条开始，作者的分析狂扫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短视与愚蠢。一直到今天，这场仍然在蔓延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的最近关注案例。在这样的历史流变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克鲁格曼和那些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捍卫者在援引数据，史料，在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之时，焦点几乎一致。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格林斯潘的批评，更是异口同声。只有在如何理解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双方的分野才开始显露出来：
关于凯恩斯，克鲁格曼如此说道：
“在1930年12月，当事态变得明朗，即美国已经陷入一场罕见的大衰退时，凯恩斯试图像公众解释这场萧条的起因。他宣称：我们的交流发电机出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十分激进，因为凯恩斯其实是在宣称，美国的经济引擎将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由政府来激活。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说这话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引擎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通过一种技术性的修理就能解决。”
怎么理解凯恩斯这些话的价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凯恩斯时代的宏大背景。对人类历史而言，那时一个迷惘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西方惟有转向一种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才能摆脱大萧条。这甚至包括了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罗素，以及我们热爱的胡适之。
我在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的23页读到：
“奇怪得很，他(罗素)说苏俄的dictatorship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胡适之）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便是罗素，即便是胡适之，在当时当地，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对天赋人权的信心，对自由的信心，也是一种小信，一种犹豫，一种失望。只有凯恩斯响亮地提出，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绝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修理好，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权利，仅仅需要一种十分有限的干预，这种干预一点都不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私人决策。
显然，我们的历史成全了凯恩斯。在市场经济，自由理念一片萧瑟之中，凯恩斯开出的药方真的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兴使得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重新树起了信心。而当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使得人们确信，宏观经济干预，尤其是以削减利率或者增加预算赤字来对抗衰退的办法，可以使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基本充分就业之下，大体保持稳定。
说实话，对于一个视自由和市场为空气的人而言，我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策略有一种本能的不认同。因为古典经济学坚定地认为，政府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这意味着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越过自由的底线，最终形成一种对人的奴役。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事实上就是政府干预过度才得以形成。
为了解开我内心的纠结，我开始阅读凯恩斯那本诘屈聱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以我的准经济学爱好者的专业积累，我显然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公式，那些天书一样的数学模型。但有几个问题我终于清晰起来
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凯恩斯其次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
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现在我相信，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二元判断阻碍了我们的认知。
由此，当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我们就会面对一系列窘境。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以自由和生命尊严做底线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志存高远，心系未来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真正尊重市场，倡导充分竞争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有至高敬畏、同时又爱人如己的政府吗？
我心有答案，我不会说出。但我由此理解了许小年教授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这个主语用心良苦。我也理解了张维迎教授的话，埋葬凯恩斯主义，是的，在中国，这可能是一种决绝的姿态，有一些愤怒，有一些着急，但扪心自问，当张维迎看清了真相，他除了着急，除了发出一种情绪化的呼喊，作为一介书生，他还能做什么呢？
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像余秋雨那样。这位最耀眼的大师，满嘴的文化，满眼的泪水，那么忠诚地热爱政府，那么热切地呼唤稳定，就是没有对生命的怜悯。在政府管制和灾民情绪之间，有没有一种更高的价值需要被我们关注？当然有，这就是生命的宝贵与尊严，每个人活着的尊严和死去之后的尊严。但余秋雨看不到这些，他只能看见某些乌有的“别有用心”，只能看见社会的稳定。他的所谓文化，必然是一种专制的面膜，是一种帮凶。怪不得无论是文革，还是当下，余大师总是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呵呵，怎么扯到余秋雨身上去了！让他和王做鬼为伍吧，我们看顾好我们的尊严，保存好我们的自由，继续朝前走。
[b][size=6]苦口婆心的罗斯巴德[/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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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苏小和[/i]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如鲠在喉：为什么每次发生经济大萧条，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罪责归咎于自由经济，仿佛正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多年以来忽略政府层面的市场管理，才导致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于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开始理所当然地举起强力干预的旗帜，要救经济萧条于水火之中。更危险的是，这种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想法，不仅政府使用起来无所顾忌，来自市场里的各种声音也普遍赞同。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成了救世主。无论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我听见罗斯巴德一个人发出了不同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坚定但是微弱的声音，他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醒目的反思。在罗斯巴德看来，美国总统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的经济举措，就充满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谬误，以至于极大程度地强化和延续了经济大萧条。“胡佛在离任后留下一片狼藉，可在民主党的批评者眼里，这混乱的局面却被归咎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的悲情和荒诞之所在。至少到今天为止，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可能都还认为胡佛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出迅速而坚定的反应，他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勇敢地运用了每一样现代的经济工具，每一种先进的，甚至是文明的经济策略，并充分利用各种政府计划方式来对抗萧条。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第一次被公然放弃，历届政府的经济学方式被他弃之不顾。向来以自由竞争为旗的美国仿佛在胡佛的带领下，突然觉醒了。它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能力，而不受那些陈腐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束缚。在这场所谓的“觉醒”中，胡佛总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者，可正是这种无限放大政府权力的创新政策，却将美国带进了完全彻底的崩溃之中。
问题出在哪里呢？奥地利经济学派证明，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句警示恒言，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过度繁荣，事实上是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促动的，那么，当这种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一种惯性之后，它必然要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繁荣时代，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益处，相当于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对毒品的依赖性，而当经济萧条时代来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通货膨胀的既定思路，由政府大面积、大幅度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扭曲经济结构，甚至发展到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而正是这种大面积、大幅度的深层干预，最终加重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并让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修复的经济体长时间深深陷入萧条之中。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样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他甚至说，他所有的研究与写作，真的不是为了编织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神话，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而胡佛的全新方式又是如何通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干预，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加重到令人不能承受的水平。经过近百年的思辨，也经过历史沉重的发展，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府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断言，如果人类社会不在本质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济大萧条就不会构成我们生活的教训，而未来还会有更加严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在历史的路边，静静等候着我们。
泥沼中的希望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经济大萧条的周期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大的软肋。人们甚至由此认为，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当然不这么看问题。一切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我们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秩序，政府是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推手。无论何种政府，必然都是经过了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过滤，这导致政府行为在更大的层面，事实上是一些人的私人行为。由此，自由市场经济伟大的理念在这样的路径上遭到了曲解和破坏。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历史作证，自从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而在1968年到后来的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其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而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允诺，他们是要永恒地坚守金本位制度，防止美元的泡沫化的。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美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改而开始大面积扩大货币的供应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是这么做，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而经济就越来越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他们陷入了贫困。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在牢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合乎理论也合乎历史解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片泥沼中的希望之声。按照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分析，今天深处全球经济萧条的各国政府，其思路就应该是走出胡佛式的道路，转而走上真正的自由经济之路。首先，治愈漫长的可能会全面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要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组织和NGO机构的反对，甚至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伪造货币式的干预被约定俗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政府才是惟一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机构。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它的权力继续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漫卷全球的大萧条状态下，政府的权力不应该是扩大，而是缩小。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进一步唤醒整个人类对市场经济的敬畏，顺服市场，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充分尊重市场本身对经济萧条的调整过程，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令人悲伤的商业周期里看到希望的亮光。我们要相信，这种令人沮丧的商业周期，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政府计划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有人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与谬误。在这个经济崩溃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市场，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所谓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让市场的彻底归市场，让政府的彻底归给政府，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真正自由而无障碍的市场经济。
经不起推敲的4万亿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蒙悦纳的，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罗斯巴德对经济萧条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所接纳，虽然这些莫衷一是的国家在近百年来反复遭受商业周期的骚扰，但鼠目寸光的人们就是要继续走在一条陈旧的路上，而置罗斯巴德伟大的分析于不顾。
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我相信，在中国愿意沿着罗斯巴德的理论进行思考的人更少，少到有人提到罗斯巴德，人们会有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之感。我曾经听两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推介罗斯巴德的理论，提醒人们警惕政府干预的可怕后果，但我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更多的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在象牙塔里顾影自怜，杞人忧天。对于一个政府强力无所不在的国家，奥地利学派的确太陌生了，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
我相信，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一旦进入萧条期，就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来医治。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世界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那个行业是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链条断裂了，基础设施几近饱和。惟一的可以执行的办法，是像凯恩斯主义设计的那样，请一些人挖掘坑道，再请一些人填满这些坑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人类的愚钝和荒谬在经济问题上竟然是如此不堪！了解日本经济史的人们仍然记得，1989年，当日本股市崩溃，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也是拿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推出多个财经刺激计划，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零利率。但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财政赤字多年超过GDP的5%，政府负债上升到GDP的160%，这种严重的透支，正是政府货币信贷扩张的结果，不仅将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服务业也开始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日本，并不见优势。如此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是一头回到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个艰巨的命题。我是如此期待人们能回到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体系中来，真正警惕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并以为这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唯一有持续性的道路。毕竟，对于眼前遇到的困难，凯恩斯主义不追问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的姿态，显然过于草率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本质意义上却是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我们不是市场化过热，我们是市场化不够，多年来我们的政府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这个市场所有的元素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依赖外需，这导致我们的经济终于走进了一场事关增长模型的大考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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