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即使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今年的中国应该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作用
●不妨考虑更大幅度减税措施
●打破行政垄断扩大市场开放
●应加快改革解开体制性绳索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使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经济有如下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还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
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
第二，是税收。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是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时，做起来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的规定，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这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即使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今年的中国应该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大家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变化，首先是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目前在国际市场遇到很大的问题。从数字上看，2007年我们的出口年度还有26%的增长，但是从去年10月份之后，截至今年的1月，都在下跌。1月份的数字是同比减了17%，当然，一月份有一个特殊原因，是中国的春节。不过即便去掉春节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下降。
我们国家这些年都是高度外向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很高。高度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不行，订单减少，困难就来了。于是我们要追溯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什么不行了。这就要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包括我们经济学者在内，开始也没有估计到次贷对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这些都是有道理。但是我想选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贪婪不会平空发生，想把全世界的钱都放到自己的口袋，当然是一种贪婪，但也需要一个载体，因为不光是靠意念就刺激贪婪，需要有一个内容。美国的次贷，商业银行发给这些家庭，很快把次贷打包卖给下一家，平均就是三个月，下一家拿到手三个月又包出一个金融产品卖掉，卖到全世界。问题是这么一手一手地往高了卖，那么多钱究竟是从哪儿来呢？
美国的经济很有意思，储蓄率非常低，增长几乎是零。这就是说，那一手一手买高金融产品的钱不是一些居民省下来、然后给另外一些居民或机构花的。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省下来的呢？也不是，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有较高的赤字。
美国一手一手买高金融投资预期的钱，主要是来自债务。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的债权人大部分是海外的，是发展中国家当了美国的债主，把钱借给美国。
中国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债主。中国借出的钱首先来自贸易顺差，就是中国的出口多、进口少，中间的差额越来越大。顺差进入中国，按现行体制就要结汇，要跟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然后就变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资产，就有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和资产，于是大量的钱进入了美国。
固定汇率产生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波景气的变化，突出因素就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人工很低、制度很贵，很多事做不成，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中国人很聪明，特别是启动了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人也肯学习，学习第一阶段就是仿造性的学习，东西拿来看看就做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能力也跟汇率有关系。中国出口是用人民币买生产要素，做出产品，然后以美元作价卖出去。中国出口好与不好，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关。中国的汇率制度有很大的变化，在汇改之前汇率是高于人民币币值的，官方汇率差不多是5块人民币之内，但那不反映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正价格。人为高估人民币，坏处就使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人为隔开了，因为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不拿正确的参数去比。
这个问题是在1994年中国第一次汇率改革当中解决的，朱镕基当时领导了这场改革，基本办法就是使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靠拢，所以一下子到8块甚至9块。可是当时提出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之后，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周围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对中国是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也贬值，周围国家跟着再贬，就像企业打价格战，就没有完了。当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德国都来劝中国，人民币不要贬值。当时中国考虑了里里外外的情况，对国际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中国经济短期是有压力的，但长期看，后来证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有正面的作用。
1997年之后，中国的汇率等于是一个没有宣布的固定汇率，8.2元左右差不多实行了10年。这期间，中国和美国经济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很快，这样在交易对手看来，中国货更加物美价廉。结果就是对中国货的需求量增加，美国大量进口中国货，“中国制造”冲向全球，顺差越来越大，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变化。
1998年后，中国对内是启动内需，特别是大手搞基建；对外是在没有宣布固定汇率的固定汇率，出口能力越来越强劲。内外都上来了，总需求就顶上来了。2004年出现所谓的“结构性过热”，其实是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在市场里漫游，冲到哪里哪里“亮”：钢材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直到普洱茶的价格，没有不飞涨的；最后才在2007年4月后冲击CPI.人们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
可惜国内各方面对此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很多人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有利。当然是有有利的一面，但还有负面影响，特别是流动性漫游引起资产价格的离谱上涨，导致个人、家庭、企业的投资决定出了大错。人们甚至以为，所有这些资产价格还会一直涨下去；这样脱离基本面的预期，带动过度投资，最后一旦遭到挫伤，又转为预期崩溃下的投资不足。回头看，要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早一点升，很多出口产能就不会上了。广东2007年出口的依存度，等于广东GDP的93%，进出口达到广东GDP的162%.怎么来的呢？就是相对价格信号出错：名义汇率不变，大家觉得出口能赚钱，等到生产能力一摆上去就被套住了，然后就是温水煮青蛙，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每天涨一点，熬还是不熬呢？问题是熬来熬去，最后还是有很多公司终究熬不下去的。
汇率方面更严重的就是美元出了大问题。过去说发展中国家搞固定汇率有好处，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不住印钞机的诱惑，容易滥印钞票。但是中国在1994年已通过法案，不允许银行再为财政透支超发货币。反倒是这几年美元发货币太凶，这是美元的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再跟美元挂钩，岂不是要中国一起跳下去吗？
所以，这一波通货膨胀很大程度就是汇率挂钩的结果。从更长远看，美国人靠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基础就是利用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说，美国人没有经受住“全球印钞机”的诱惑。上世纪1970年代之后美国严重的通胀就是滥发货币的结果。欧文·费雪说，“不可兑现的货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们国家的祸根。”这句话看来对美国也不例外。但不管你是谁，货币超发的后果就一定是物价指数升高，从而影响千千万万的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决定。这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吸取美国的教训
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美国现在还是超低利率政策，再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大麻烦。美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至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机制要保持很高的灵活性。
一直说要防止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造成大起大落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应量失衡，最后货币漫游的力量不是冲这里就是冲那里。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我的看法是三个力量的合并。
第一，2003年以后外需已经冲起来了，当时如果适度调整汇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外需不会那么热，我们就不会把那么多产能放在外需上。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往外需冲了，为了给外需让路，只好压内需。
第二，美国经济大量地靠借债，这样的模式最后脱离了生产。全世界都借钱给美国，钱多了利率低，利率低就拼命花。一旦出现次贷危机，欧美市场收缩，导致我们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面临这一波冬天。
第三，这种流动性泛滥，被动地超发货币，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家庭套在里面了。前一段时间被传关门的公司，不光是经营的问题，不光是外需订单减少的问题，都是在好的时候把企业运转资本拿去炒资产了，甚至借钱炒，等到不能涨的时候就是债务还不上了。
我认为，当前的困难不能完全认为是随机的外生，外生现象中也有内生的因素。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处理好，将来可能还会发作，所以这里有吸取美国教训的问题。美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国家，都是经济成长中可能遇到的。比如说再好的政策，也要有很可靠的财务制度，贷款给信用不好的家庭买房，本意是很好的，克林顿时代到布什时代，美国拥有自住房产的家庭涨了10%.现在我们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民生也需要很可靠的财务基础，脱离这个基础，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带来不那么好的结果。
另外就是货币的教训了，不要认为美国拥有全球的流通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不光害了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害了自己。你很难去指责格林斯潘，因为美元发行了这么多、利率这么低，美国的CPI却没有上来，这是因为美国人印钱是别国人持有，所以美国国内的CPI不高。很多中国人对此羡慕得不行，提出人民币也要往外走，最好我们印钱别人持有。这种念头都是歪主意，我的看法是，长期来看天下没有什么劣币驱除良币，长期来看都是良币驱除劣币。
还有救市保增长，都会有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一月份除去春节有17个工作日，我们发了1.6万亿的贷款，这样将来银行资产的质量会受到影响。短期看，会将经济拉上去，但是原来我们定的又好又快的方针又要被动摇了。在保增长和救市中会有短期和长期的问题，这二者之间，长短期怎么平衡，我们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简单评介宏观应对政策
下面我简单评价一下现在的宏观应对，即积极的财政政策。
市场预期太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投资，整个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是，政府把钱投到哪里、用什么机制来投？
1998年以来，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在低迷时投资到未来的增长瓶颈上去，那么这些投资过几年看是好的。中国大部分的港口、电站、高速公路是1998年以后修成的。在下一轮经济高涨中，特别是外向主导的高速增长中，这些基础设施是中国的优良资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行政为单位分钱，也形成了一些不那么好的项目，一些修好的公路上没有什么车。现在中国说四万亿救市，中央财政当年税收不够的部分要发债，地方政府要配套，但配套不够钱从哪里补，这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救市资金的财政基础一定要可靠，不可靠会出现问题，当前的好处会换来未来的坏处。
日本的国债已经发到GDP的160%，日本经济低迷，政府就发债，投资修路之后，路上没有车，怎么办？再修一条路。这是最大的问题，投资到未来没有流量的方向去了。中国今天整体来看，我们离日本这种情况还早着呢。我们走出大城市不远看看，还有很多不像样的城镇、学校、医院等等，中国总体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但是落实到微观上，必须将每一个项目认真地做规划，这是需要社会各界监督的，需要公布信息的，不能说因为急了就发钱，这样就可以刺激经济，作为经济学家我是不相信的。1998年那一轮政府投资给中国整个高度外向经济打下了基础，但下一步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
今天看来，我们的货币还是发的太多，三个月就放出6千亿的贷款，这就使人担心质量的问题。货币政策还是应该谨慎。如果发货币就能使经济起来，那么就没有经济不好的国家了。货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定要使实体经济起来才行。今天中国广义货币存量有45万亿，是年度GDP的160%以上。对于货币政策，我是比较保守的，不能将货币龙头开得太大，中国真正应该着力的不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增长，所以应该在体制方面增加弹性，动员人民更好地工作，这是经济增长可靠的基础。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未来形势的估计
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前景，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全球的秩序不会一天终结，而且我们对美国的调整能力也要有足够的估计，既要看到政客们短期内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也要看到美国还有很多平衡的机制。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给总统写信，对太乱来的经济政策有所保留，在我看来这就是健康的信号。不要低估美国的调整，短期内美国会有一个调整的，长期看，我们不能对美国得出像苏联那样一个结果的判断。
对日本，我最近的看法有一个调整，日本有多少年的不景气，但是日本在不景气当中有一些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最近我见了东软的董事长刘积仁，他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他说日本是零增长，但是还有好公司，这些公司在国民经济零增长的情况下还能有业绩，还能有利润，还能有好产品，还能有创新，还能有很多新的产品冲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日本的停滞其实很简单，只要肯乱发钞票，经济力量一定会起来，但是日本有一股力量不同意乱发钞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某些角度看是值得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还是在高速增长的时期，城市化早着呢，我们已经完成城市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再城市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形成的城市生活跟人们的生活时间成本上升是不配合的，比如北京春节前市内还堵得一塌糊涂，经济危机还堵了，说明城市建设还有很大余地。至于说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早着呢。从这一条来看，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高速增长。
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潜力，第一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巨大潜力，第二是已经形成的收入变成需求、变成供给有巨大的潜力。去年有人说中国经济衰退，我倒是觉得应该担心，很高的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高度一致，这也是这几年没有遇到过的，中央政府说要刺激经济，投资四万亿，地方政府报出25万亿的项目，凭这一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低。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怎样？2008年最后一个月经济增长的速度调到6.5，虽然和前面比是很低了，但是全球来看还是很高的。我们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是越来越低了。所以经济增长不要怕疼，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家都怕疼，这样就有可能把问题移入下一个周期，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疼了。
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致，中国经济大起之后大落，大落之后可能会大起，在波动中导致投资者、企业高度的分化。对于这样的环境没有认识的，可能就会被折腾得完全离开这个经济舞台。
企业微观上怎么应对呢？我一直不同意比喻为“金融海啸”，没有什么很多道理，因为海啸好像大家在地平线上跑，浪就过来了，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跑不跑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去年我在东莞做调查，同样一个行业，我问几家公司，毛利率差别如此之大，净利率差别如此之大，还有成本的差别也如此之大。所以，在金融海啸中，多跑一步，可能水就淹不死你。所以每一个行业都要研究，不要认为大家都一样，使劲跑两步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可能是企业应对的最重要一点。
过去15年，中国要素成本相对比较低，现在虽然要素成本涨了很多，但相对价格还是有成本的优势。制度成本，我们也还有巨大的节约空间。中国人肯学习，中国经济要抓住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杨小凯曾经提出，由于有后发优势，所以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因为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不会那么弯了，很多技术拿过来可以用，很多资本可以引进，确实可以高速增长，但虽然有30年改革，但是有很多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不面对这些采取认真的措施，那最后后发优势会转化为后发劣势。
我的看法不单是要变应变，还要以不变应变，不变就是那些准则，30年改革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准则，是让人们的努力跟报酬有更一致的关系，而不能让别人随随便便拿走你的成就，或者不劳者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要有非常稳定的货币供应，货币供应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变动，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否则，不在这里酿成祸害就在那里酿成祸害。而我们今天是开放环境下的货币政策，寻求什么样的货币制度，这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纸币会酿成大祸，所以有人一再提出要回到金本位，但是很难回去，选怎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保证开放基础上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这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能像过山车一样几天就把戏唱完了。这种短期的心态，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怎样，但中国是肯定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你去农村看看，离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往外走100里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这条路非常长，而短期资产价格的起落，这对我们应对长跑是不利的，到底怎么解决好，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而应该求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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