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提要：在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关键词：国家；市场；制度变迁；互动演化
*赵鼎新曾对本文的修改提出重要建议；苏阳、王水雄曾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意见；本文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报告，白南生、曹正汉、周雪光、周怡等人做了评论。对以上诸位，在此深表感谢。本文存在的疏漏当由本人负责。
河南省临颍县有个南街村，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有行政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但迄今为止，恐怕没有几个村能像南街村的社会变革那样，引起学界、政界以及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当前学术界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已经很多（比如高哲、高松主编，1998；刘倩，2004；邓英淘等，1996a ），但尚未有人对南街村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制度变迁过程，进行过专门的、整体的研究。其实，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悖论”：从1981-2000年，全中国都在经历市场化改革，而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彻底分田单干且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村落，迅速演变为一个“政治挂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集体，其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甚至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轨迹？又何以可能遵从了这样一种轨迹？本文旨在剖析其中的“悖论”，并以此为标本来透视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简单地勾勒南街村体制的特征，以及理解该体制的形成所需要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二部分将讨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四、五部分将分别对南街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进行分析；第六部分是总结和讨论。
一、“南街村悖论”：三个核心问题
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二是政治化。所谓集体化，是指从最初彻底的分田单干，到全村几乎一切活动，从婚丧嫁娶等私事或琐事到思想观念，都由集体控制，权力最后高度集中到村党委书记「南街村党支部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1992年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一人手中；所谓政治化，是指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经济或其他导向的，更不是没有导向的，而是政治导向的——目标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在南街村看来，“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公”，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就必须利用政治手段“破私立公”。因此，对南街村来说，集体化与政治化这两个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治化就是集体化，要集体化就必须政治化。
南街村面积1.178平方公里，村民3180余人，因地处县城南厢，故名“南街”。1981年，与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南街村也解散了集体，下放了土地，两个兴办不久的集体企业也分别承包给村里的两个“能人”。但不幸的是，据说，两个企业承包后，生产事故不断，经常拖欠工人（主要是南街村村民）工资，应该上缴的承包费也不缴。对此，村民怨气很大，并怀疑村干部收受两个承包人的贿赂，于是四处上访、贴大字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王宏斌和南街村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反面典型”。1984年，王宏斌把两个企业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南街村从此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重新集体化后，南街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84年，即重新集体化初年，全村总产值只有130万元，但1991年即已突破1亿元，南街村因此而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最高峰时的1998年曾达到18亿元，基本上每年翻一番。1998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滑坡，但1999年的总产值仍有14亿元之巨。在人均收入方面，1984年只有450元，到1999年则已达到7482元，增长近17倍。
依靠不断增长的集体经济实力，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不断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基本路线，如果用南街村自己的语言，可以概括为8个字：“破私立公”、“政治挂帅”。经过改造，南街村形成了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南街村体制”。
首先是高度集体化。南街村的政治中枢被称为“三大班子”。所谓“三大班子”，是指由来自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等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三大班子”成员一般在20人左右，每逢双日开会，讨论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宜。在“三大班子”内部，权力又进一步向党委书记王宏斌集中。村里的任何事务，只要王宏斌想管，就一定拥有绝对权力。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手中。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南街村名义上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但实际上完全由干部支配，级别越高，支配权越大。在生产和经营上，企业每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都由“三大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企业没有独立核算权，也不直接面向市场，每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工资+供给”制度。村民一律在集体企业里上班，月工资从1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视工作岗位而定；而工作岗位是由集体分配的，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由于工资很低，村民的生活主要依靠集体供给的福利——这叫做“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福利实行“按需分配”，保证生活需要，但不得转卖。福利供给与政治表现挂钩。政治表现每两个月评估一次，实行“连坐法”，即个人表现不佳会殃及全家甚至邻居的福利供应，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在南街村看来，工资代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福利代表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所以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福利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直到完全取消工资。
其次是高度政治化。在1984年重新集体化之初，南街村就开展了以“大学雷锋、大学毛著、大唱革命歌曲”为内容的“三大”活动。1990年，王宏斌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提出对那些不愿参加集体，不愿“为村里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展开“阶级斗争”。「《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1991年，王宏斌又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更系统、更宏伟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南街村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街村对政治表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蓄“汉奸头”（即对称中分的发型）。南街村的一些规定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比如，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不许订婚后退婚、结婚后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王宏斌1990年5月21日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18卷。」“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南街村宣传材料：《迈向新世纪的南街村》，无出版时间和地址。」对那些政治表现不合格的村民，轻则扣福利，中则“办学习班”（即集中到指定地点从事重体力劳动），重则开除“村籍”，取消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资格。南街村深信“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因此政治活动非常频繁，经济问题也往往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阶级斗争”来解决。
南街村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认为自己关于集体化和政治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来自“毛泽东思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南街村报》报头每期都刊载一条“毛主席语录”。1992年，南街村在村里的“东方红广场”上竖立了一尊毛主席像，由民兵24小时守卫。2001年，南街村又在毛泽东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或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全国著名的就有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但是，第一，没有哪个村像南街村这样政治化，像南街村这样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王宏斌1994年10月17日在全体党员、基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13卷。」并把“破私立公”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第二，没有哪个村达到南街村这么高的集中程度。南街村不但“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而且个人私生活都受到严格管束，集中程度比人民公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南街村体制，长期以来对外界一直是个谜。很多人都非常困惑：在全国都经历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南街村为什么，又何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本文认为，这个所谓“南街村悖论”，其实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实力从哪里来？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将要揭示的，只有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改造才有可能成功。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度集权和政治化的体制在经济效率上是非常低下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从1984年到1998年，集体经济总产值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而且，在南街村历史上，经济越是发展，它就越是突出政治，就越要破私立公；反过来，越是突出政治，越是破私立公，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至少是不受影响。
第二，政治合法性从哪里来？从内部来看，与很多实行集体制的村不同，南街村是先解散再集中。村民们为什么愿意加入集体？随着集体控制越来越紧，村民们为什么不反抗或退出集体？才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村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体制？这是揭示南街村体制的内部合法性要探讨的问题。从外部来看，南街村虽然宣称自己奉行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它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角度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不但与国家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距离，而且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国家政策完全背离，且不说它还有一些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土政策”。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仍然能够得到国家认可，并成为国家级典型？这是对南街村体制的外部合法性所要解释的问题。显然，只有内部得到村民的支持，外部得到国家的认可，南街村体制才有可能形成和存在。
第三，为什么选择“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南街村制度改造的基本路线，据说来自“毛泽东思想”。那么，南街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路线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但王宏斌却认为：“毛是发展公有制，邓尽管没有说，事实是发展了私有经济、削弱了公有制，目前还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所以南街村实际上“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1995年12月14日晚在“三大班子领导、支委、各单位一把手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3卷。」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的亚文化重获生机，也有可能成为村庄治理的意识形态选项，南街村却没有选。那么，在种种可能的选择中，南街村为什么独钟“政治挂帅”、“破私立公”式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看来，只要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就能破解所谓的“南街村之谜”。但在以往关于南街村的研究中，第三个问题即思想路线问题，完全无人涉及；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只有个别学者做了一点解释；研究最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对于这些理论观点，本文将在后文相应部分予以述评，这里首先要交待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本文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资料来自笔者2000年4-8月在南街村的实地调查。这些资料包括：
1、南街村档案或文件。南街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村级档案馆，馆藏各类档案近300卷。经许可，笔者在该馆调阅了除经济档案以外的全部档案，计150余卷。南街村以保密为由不允许调阅经济档案，本文只好使用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档案都注明了卷号，有文件名称的还注明文件名称。南街村还编印了题为《理想之光》的宣传材料，笔者使用了其中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资料性内容。
2、抽样调查。2000年8月，笔者在南街村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
调查分为A卷和B卷。A卷调查对象为外来工人，B卷调查对象为南街村村民。对外来工人的调查，利用宿舍床号建立抽样框，然后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受访者；从外村来南街村打工的共8073名“外工”中抽取500人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自填方式。最后收回问卷499份，有效问卷434份。对村民的调查由于回收率太低、填答质量太差而被迫放弃。
这一调查在后文中简称为“2000年调查”。[调查问卷详见冯仕政，2002中的“附录”。该书所说的“杰村”即为南街村。]
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
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主流的理论解释，包括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国家和市场是塑造制度变迁的两股基本力量（比如杨瑞龙，1994，1998；黄少安，1999），形形色色的制度变迁轨迹和后果都是国家与市场之间权力游戏的结果。对于这场权力游戏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一派可以称为“市场转型论”，认为新兴市场的扩张在不断削弱国家的资源分配权力的同时，还在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向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刺激、机会和社会流动渠道（Nee ，1989，1996；Nee ，1996；Nee Su，1990），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兴替的主要力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甚至提高了自己相对于新兴市场的权力（比如Logan Bian，1993；Oi，1995：1132-1149，1999；Walder，1995，1996），因而仍然主导着整个制度变迁——因其强调社会成员在体制内的地位所具有的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权力（positionalpower ），不妨将这一派统称为“地位权力论”。在综合上述两种理论路线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国家和市场是互动演化（coevolve）的：“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竞争和制约；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加强；在另一些领域，它们则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Zhou，2000：1140）。相对于市场转型论和地位权力论，互动演化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改进在于：第一，它并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完全是一场此消彼长、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相反，国家与市场之间除了相互竞争、削弱和制约以外，还可以相互加强，甚至相互适应和改变对方；第二，相应地，在经验研究中，除了静态地研究国家和市场谁赢谁输、谁赢多少谁输多少之外，还要动态地研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机制。互动演化论为理解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本文看来，南街村体制就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的结果。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尽管行政村在名义上还是一级国家政权并确实履行着一些政权职能，但无论是国家对村集体的控制，还是村集体对村民的控制，比以前都大为弱化：村集体更多地是按照社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行事，而不是按照国家的行政命令行事；村民都是一家一户自主经营，所谓“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通常是有名无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村集体与国家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蜕变为一种市场关系。
因此，南街村体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市场（这里的“市场”包括村集体和村民）的互动演化过程中逐渐被组织关系所取代的过程；相应地，国家与市场之间是怎样相互竞争、制约、强化或改变的，就成为理解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南街村的故事也向互动演化论提出了挑战：第一，在以往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它们理性地根据对方的情况精心选择最合适的目标、手段和策略。
但南街村的故事表明，有很多历史条件，比如“见习劳动力市场”（详见第三部分）的存在、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困境，是国家和市场都无法选择的，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互动的目标、手段、策略，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后果。如果以下棋做比喻，以往的理论解释倾向于把制度变迁的棋局理解为一个只有两个棋手的对弈，每一方出招时都只算计着对方；而事实上，很多时候虽然见诸台面的只有两个棋手，但周边环境，包括观众甚至室内的灯光、气温等因素也会影响棋局。棋手在选择战略、战术时不但会考虑对手，而且会考虑周边环境。甚至，一些因素即使棋手未予考虑，却仍然影响到棋局。对这一理论缺陷，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但没有充分阐述。
第二，南街村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可以说与国家全面背离，但它却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不但政治上被认可为国家级典型，而且在经济上长期获得国家巨额贷款的支持。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互动演化论已经注意到国家与市场之间可能的组合形式远比“市场”与“再分配”的二分法来得复杂，但未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第三，在以往的理论看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都是围绕实际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但在南街村我们看到，国家与市场的权力游戏还涉及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因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刻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互动演化论概括了市场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种机制，但欠完整和简洁。
基于南街村制度变迁的经验，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互动演化论予以补充。
（一）社会转型：市场化与现代化
在互动演化论以前的理论解释中，国家和市场都被简化为超脱于历史之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在不断地创造历史，本身却不受历史的限制。事实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及其制度后果，不仅取决于双方各自的理性选择，而且取决于双方共同相处的历史条件。理性选择既有可能符合，也有可能不符合历史条件，二者之间不能完全通约。互动演化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周雪光指出：“实质意义上的制度分析应该找到一条道路，在不丧失对经济转型背后的因果过程的洞察力的同时，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且对特殊的制度环境反应灵敏。”（Zhou，2000：1168）那么，对分析中国当前的制度变迁而言，需要充分考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李培林，1992，1995；郑杭生， 1994，1996）。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过程，而未注意到其中还包含着一个现代化过程。市场化视角一般只关注1978年以来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以及双方围绕这个过程而采取的“理性行动”，即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市场的反应。而现代化视角则强调，不管是国家、市场，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过程；国家和市场的行动及其后果不仅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理性，而且受制于中国在1978年以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这样一些历史条件可能会被国家和市场意识到，并纳入自己的理性算计，也有可能没有被意识到。但是，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国家和市场的理性算计都会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影响并产生相应的历史后果；即使已经被意识到，历史进程也会产生一些国家和市场没有预料到的非目的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体制，是国家为了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鉴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而理性选择的结果（林毅夫等，1994：18-54），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虽然城市和工业部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但农村和农业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习俗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特点。人民公社体制虽然号称“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准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因此，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存着两个过程：一是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发展转型，即从传统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城乡二元经济向现代统一市场经济转变（赵人伟，1999）。同样的道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和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但其决策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1978年甚至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历史条件、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自身理性选择的非目的性后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演化时，不仅要关注表现于历史前台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转移，即市场化过程，而且要关注影响这一权力转移过程的、活动于历史后台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很多现象，包括南街村体制，都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本文想强调的第一个理论要点。
（二）渐进式改革：路径依赖与文化堕距
周雪光在阐述互动演化论时注意到：“新的制度的出现往往是当前制度安排中既有的惯例、权威关系和实用办法的重新组合”（Zhou ，2000：1168），因此，新的制度形式有可能超越再分配与市场的两分法。新的制度形式到底是基于什么逻辑和机制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的呢？这就涉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在这种改革策略下，国家既不像改革前那样通过整齐划一的政治运动来推行社会变革，也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搞“休克疗法”。这样一种社会变革方式，一方面会造成国家内部、市场内部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在多个方面的连续性，即所谓的“路径依赖”（诺思，1994P1981）；但另一方面，它也会造成严重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Ogburn，1922），即国家内部、市场内部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不同部分的变化逻辑、速度和方向不一致。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同时存在，意味着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既受国家和市场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规则的制约；但与此同时，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各个部分不是整齐划一地行动的，而是会依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规则与对方交往，从而造成国家与市场之间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进而形成千姿百态的制度后果甚至“悖论”。如果说 “路径依赖”概念强调了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同质性（包括历史连续性）的话，那么“文化堕距”概念则强调了国家和市场各自内部的异质性（包括时间和空间差异）。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已经引起较多重视，而文化堕距及其制度后果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文化堕距之所以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机制，是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资源分布和“政治机会结构”（McAdam，1982：Ch.2），意味着国家和市场中的行动者可以为自己的制度创新行动找到新的资源和盟友。以往关于“利益政治”（Lieberthal，1992；Parish，1996；Shirk ，1993）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化堕距，但文化堕距不一定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是本文想强调的第二个理论要点。
（三）权力游戏：利益、合法性与意识形态
接下来，在微观层面上，怎样才能完整而又简洁地刻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游戏？周雪光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概括为经济竞争、利益政治和国家管制等三个方面（Zhou，2000：1140-1142），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划分的标准、层次及三种机制间的逻辑关系却不甚清楚。本文认为，既然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那么，在微观层面上刻画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机制的最佳策略当然是从权力本身的表现形式入手。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卢科斯（Lukes ，1974）的论述，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应该有三个维度：控制决策、控制议程、控制思想。所谓控制决策，是指在已经纳入政治议程的议题上，运用权力尽可能使有关决定有利于自己；所谓控制议程，是指运用权力推动或阻止有关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所谓控制思想，是指利用权力阻碍不利于自己的思想的传播，从思想上消除潜在的反对派。从决策、议程到思想，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强烈，但表现形式却越来越隐蔽。不难理解，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分别指向权力斗争的三个领域：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这里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议程之争意味着合法性之争。根据卢科斯的理论，议程之争的实质是关于“问题”的定义，而关于“问题”的定义背后实际上是关于双方权利和义务，即关于各自的合法性的定义。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市场还是国家，都不认为市场垄断是一个应该提交政治讨论的问题，因为市场并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义务。在双方关于自身合法性的认知中，垄断都不是一个“政治议题”。」因此，本文认为，为清晰和完整起见，不妨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也划分为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领域或者说维度。如果采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就不难发现，以往关于中国改革以来制度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利益维度（主要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进行讨论，关于合法性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的讨论几乎没有。这是本文要强调的第三个理论要点。
下面，本文将通过剖析南街村1981-2000年制度变迁的来龙去脉，对上述理论观点进行阐发。
三、经济增长：见习劳动力与银行贷款
如前所述，1981-2000年，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南街村经济何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主要有五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南街村经济靠的是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滚动发展，即“全村先在农业里翻身，大搞农副产品深加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费孝通，1995；亦可参见阎济民，1995）。第二种观点强调南街村特有的制度安排，比如“工资+福利”、“外圆内方”等等，具有不同凡响的效率（参见冯莹等，1999；邓英淘等，1996a ：95－109、143－160，1996b ）。第三种观点把南街村的经济效率归因于精神力量——“毛泽东思想”和高强度的思想政治工作（高哲、高松主编，1998）。第四种观点指出，南街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能人经济”，村里的“能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对南街村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钟朋荣，2000）。最后是一种在民间流传但未见诸正式出版物的观点，认为南街村经济是“集体资本主义”，「参见《南街村的诉说》，《南街村报》1999年7月4日第2版。」即依靠集体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而致富。
在这五种解释中，前面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即南街村经济是很有效率的。但事实与这一假设相反，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对事实掌握的错误，使这三种理论解释成了无本之末。第四种观点，“能人经济”的说法也不无可疑之处，关键是 “能人”这个概念如何定义。如果“能人”等同于人力资本，那么南街村经济的低效率表明“能人”的作用并不明显。第五种观点强调外来劳动力对南街村的贡献，则抓住了南街村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
如表1所示，南街村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在六项指标中，只有“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一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等四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甚至只有全国的48%。相反，倒是“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1998年是南街村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总产值、利税、人均收入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年度的经济效益水平尚且如此，其他年份也就可想而知。这表明，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属于高增长、低效率。既然效率如此之低，又怎么能够实现高增长呢？答案只有一个：来自高投入。所谓投入，不外乎三个方面：资源、资本或劳动力。南街村集体经济起步于两个企业：面粉厂和砖瓦厂。前者利用当地的小麦生产面粉，后者利用当地的粘土制砖。
小麦和粘土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可见于当地所有村庄，因此，所谓“资源优势”并不能解释南街村与其他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剩下的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事实正是如此。南街村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和巨额的银行贷款。
数据来源：全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415页；南街村数据根据南街村1999年11月16日提交给中国工商银行临颍县支行的《关于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的申请》（南街村档案，未立卷，无卷号）中的有关数据计算。
（一）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南街村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劳动力。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早在1985年，即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南街村集体企业就开始雇用外工；到1990年，外工开始超过内工（即南街村籍工人），此后两者的比值越来越大（参见邓英淘等，1996：53）。在2000年调查时，南街村约有外工8073人，而内工只有1789人，二者之比值约为4.5；外工中83.1%从事体力劳动，6.7%从事营销、办公室职员、保安等服务性工作，6.9%从事技术工作（其中4.9%为初级技术人员），从事部门副经理、车间副主任以上管理工作的只有2.5%。刘倩（2004： 50）的调查也显示，南街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正职以上干部只能由村民或荣誉村民担任，截至1999年1月，1752名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
前面提到的第五种观点认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确实，外工对南街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根据南街村劳资处的工作总结，「南街村档案第104卷。」1998年，南街村共发放工资 24531983.59元，发放各项劳保用品折合人民币24231172.59元。两项累加，约占南街村当年总产值的2.7%，其中还包括内工的工资和劳保费用。可见南街村因雇用外工而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表2显示的是1996-1999年南街村村民和外工的收入分配情况，从中可见，外工的月均工资非常低，分别只有174、187、186、262元。单论工资，外工甚至高于内工（相应年份分别为152、160、165、195元）。但南街村的分配模式是“低工资、高福利”，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如果加上福利部分，外工与村民的收入差距马上显现出来：村民分别是外工的2.3、2.6、 3.3、2.3倍（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收入差距并不等于外工与村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是这一收入差距中未计入住房。南街村虽然也给外工提供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二是村民及其子女还免费享受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而外工则无权享受。这些福利虽不体现为收入，但却是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根据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有关数据测算；内工的福利收入中计入以实物形式发放的各种福利，但未计入住房折旧，也未计入医疗、教育等免费享受的集体福利。
南街村外工的收入水平之低，甚至难以维持其本人的日常花销。在笔者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表示工资“很够”或“比较够”其花销的仅占10.9%，“基本够”的为58.9%，“不够”或“很不够”则有30.2%之多。在农村，子女外出打工是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调查显示，在1999年，平均每位外工只向家里贡献了619元，月均51.6元。这表明，南街村外工的收入不但相当低，而且几乎低到了极限。但另一方面，南街村对外工的控制却非常严厉。南街村实行“六定一赔损”的所谓“负面激励制度”「即“定设备、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消耗”，达不到“六定”标准要赔偿损失。」：工厂对每件产品的损耗都做了具体规定，损耗如果超标，多出部分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偿；如果未超标，节省部分则“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一部分转为职工福利”，即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只围绕工资基数下浮而不可能上浮。所有工人除春节休息7天之外，其他所有节假日（包括周末、国庆、元旦等）都不休息，遇到销售旺季或其他紧急情况，还须随时加班。南街村严格监控外工各方面的表现。在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在南街村工作期间（来南街村不足1年按1年计，人均2.29年），有69.2%的人曾经受过各种形式的处分，有30.7%的人被罚过款，人均 49.3元。
既然收入如此之低，工作环境如此之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到南街村打工？这中间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本文称为“见习劳动力”市场。在“见习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对劳动力的流动失去了支配作用，真正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是一些隐蔽的社会性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社会化一般要经历初始社会化、预备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三个阶段。初始社会化一般在婴幼儿期和儿童期（12岁，即小学毕业之前）进行，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技能。
预备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社会技能，为将来的就业和发展做准备，一般在青少年期（12岁到20岁左右，即大学毕业之前）进行；继续社会化则主要在成年期（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期）进行，基本形式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随时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社会中，一般儿童期结束即算成年，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预备社会化这个阶段；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一般都要经过预备社会化阶段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罗伯逊，1990/1981：165-166）。在中国农村，由于教育水平落后，教育设施不足，每年总有大量青少年分别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无法继续上初中、高中和大学，不得不落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年轻的劳动力由于尚未完成预备社会化，还处于谋生的见习阶段，所以称为“见习劳动力”。支撑南街村劳资结构的，正是当地庞大的见习劳动力市场（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冯仕政，2002）。
南街村外工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据2000年调查，一是绝大多数来自毗邻地区，平均距南街村25公里。二是非常年轻，年龄最小者15岁，最大者44岁，平均19.9岁；男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2岁）者占79.39%，低于25岁者占91.6%；女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0岁）者占77.89%，低于23岁者占94.39%。三是绝大多数未婚，占92.17%。四是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程度者占76.27%，高中（包括职高）占13.59%，中专或技校占7.6%，大专占2.53%，调查中未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这些正是与“见习劳动力”身份相符的人口学特征。这样一些“见习劳动力”，由于年龄尚小、未婚，自己没有妻儿需要负担，父母对其获取收入的期望亦较低，故“愿意”也能够忍受奇低的工资。2000年调查证实，只有10.4%的父母非常希望或比较希望子女在南街村挣钱以补贴家用，53%的家庭期望“一般”，“比较低”或“很低”的达到36.6%。对很多家庭来说，送子女到南街村打工，主要目的还是让其完成本该在学校里完成的预备社会化，而不是挣钱。
显然，这样一种以成长而不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见习劳动力”，一旦长大便要立家，立家便要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为挣钱而工作，南街村这份低收入的工作便不再适合他们，于是离开南街村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又造成了南街村外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高流动率。从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数据来看，在1996-1999年，外工每年要流失1/3到1/2。虽然流失率非常高，但南街村的劳动力结构和工资结构并不会因此而维持不下去，因为，第一，农村庞大见习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南街村总能招到足够多的工人，以填补流失的劳动力的空缺；第二，南街村的主要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如面粉、方便面生产等），工人稍加培训即可上岗，既不会因培训而增加费用，也不会因之而耽搁生产。
见习劳动力市场绝不是只存在于南街村的孤立现象，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相联系的普遍现象。自晚明以来，中国农村就一直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黄宗智，2000a ，2000b ）。1949年以后，受制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为了迅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家采取了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的“赶超战略”（林毅夫等， 1994：18-29），导致剩余劳动力进一步积压在农业和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城市第二、三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不足以吸纳农业和农村的全部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国家仍然固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进程（即劳动力市场管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所说的见习劳动力，只不过是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的出现除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影响之外，还与中国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整体教育发展进程）与市场化进程（国家教育投资向城市的严重倾斜）共同作用的结果。」直接相关。因此，它也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共同作用的产物。南街村的见习劳动力市场看似独特，实际上只是以最集中、最明确的方式突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结构和运行逻辑而已。可以推断，见习劳动力市场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只不过更分散、更隐蔽，一般难以发现而已。
（二）巨额银行贷款
南街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银行贷款。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了解到南街村6个年份的银行贷款情况。比较一下南街村在这6年的银行贷款、总产值和利税就可以发现（见表3）：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此外，前面表1已经指出，南街村“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只有全国的48%，“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却超过全国22%。这些事实都说明，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其实，银行贷款对南街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南街村本身也不否认。早在1988年，南街村就利用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王宏斌回忆说：由于当时“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党总支书记王宏斌同志1990年8月27日晚在基层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南街村档案第21卷。」1992年，王宏斌甚至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号召“不要怕贷款”，“上二年社会上有这种说法：‘光看南街发展，甭看南街贷款’。的确，南街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没有银行贷款，就没有南街的今天？？我想同志们要有心把村办企业发展起来，必须得破除小农意识，不要怕贷款。”②「南街村档案第41卷。」
数据来源：1985、1990和1994年的所有数据和1992、1994年的总产值、利税数据来自邓英淘等，1996a ：19、62页；1991、1992年的银行贷款只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融资，不包括其他贷款，数据来自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147 页；1998年数据来自南街村1999年11月16日提交给中国工商银行临颍县支行的《关于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的申请》（南街村档案，未立卷，无卷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贷款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从表3可以看出，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这说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南街村在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比如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9年办南街村高中投资3000万元，等等。以南街村的经济表现和贷款使用方向，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连续多年向南街村大规模放款让人非常费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现象？问题就在于这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商业目的贷款，而是出于“扶持典型”的目的所行的政治贷款。
1989年秋，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并肯定了南街村，南街村从此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先进典型，于是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闻风而动，开始“抓典型”。1990年，也就是中央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发现向银行贷款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①「《王宏斌1990年9月17日在部分村民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2卷。」
1994年，又一位中央领导到南街村视察，后来他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 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王宏斌1995年6月20日在济南军区的报告》，南街村档案第38卷。」
上述情况说明，银行向南街村放款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商业考虑，而有着“扶典型”、“扛红旗”的政治考虑，所以能够不计商业风险，在南街村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继续大量放款。这一点从表3中也可看出些端倪。大致以1990年（即中央领导视察后的第二年）为界，在此之前，南街村获取银行贷款非常困难。现在南街村还常常宣传当年贷款如何困难，王宏斌等村干部又是如何千方百计搞贷款的事迹。而1990年以后，南街村获取贷款就方便多了。南街村的贷款在1990年只有区区250万元，而到1991年则猛增到5000万元；从1991-1998年，贷款差不多每隔几年就往上翻一番（见表3）。1994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甚至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南街村的贷款就主要来自该行。
银行为什么会如此不惜血本地扶持南街村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机制引入了银行系统，银行不但能够通过市场吸纳巨额存款，而且对贷款方向和数额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银行的运作仍然保留了计划体制的许多特征：一是银行主要管理人员仍然由国家任免，这使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不得不有政治上的和官员仕途上的考虑。向南街村这样的先进典型发放贷款，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和对上级的忠诚，有利于有关官员的仕途；二是对银行的绩效管理仍然主要依靠来自国家的“软约束”，而非来自市场的“硬约束”。「“硬约束”和“软约束”的概念参见科尔纳，1986P1980.」因此，为扶持典型而发放的贷款即使经济效益不彰，银行也不会承担什么经济后果。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银行不仅能够，而且“勇于”向南街村大量贷款。显然，银行的这样一种体制及其“商业行为”既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有关，也与其造成的文化堕距有关。在这里，“文化堕距”表现为银行内部信用贷款、人事管理和绩效考核等运行机制之间的不协调。它虽然也影响到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但显然不似以往理论中所说的“利益政治”般简单。
综上所述，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当然，这里也不完全否认王宏斌等南街村“能人”的作用，毕竟银行贷款是他们搞来的。但是，如果连银行贷款的拉动作用也算“能人经济”的话，那么，所有经济现象都可以用“能人”来解释，因为没有什么生产要素与人没有关系。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文章好长，浪费篇幅啊，简单说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是破产了，但是供应堆砌一个小样板的钞票还是有滴～～～YC27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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