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的平等和周氏兄弟的不平等
十年砍柴前两天收到肖铁先生惠赠的杂志《今朝》2006年第二期，这本没有标价、由香港一家出版公司印刷的自办刊物，比市场上那些公开发行的装帧豪华、价格昂贵之类杂志水平高多了，里面一些文章颇有可观之处。其中我很感兴趣的是孙乃修、止庵两位先生用三篇文章的篇幅，探讨了鲁迅兄弟失和的原因和影响。
二周失和是鲁迅研究中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疑案，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是研究鲁迅那代人的故土情结，中国传统文人的“乡恋”是和存在于故乡的宗法秩序分不开的，恋故乡既包括故土山水，也包括聚族而居、大家庭和睦的社会秩序。而鲁迅那代人恋故乡的山川和文化，却又极力逃离故乡陈旧腐朽的秩序，反思故土传统秩序温情面纱下那禁锢人自由心灵的内核。剖析鲁迅这种矛盾的故土情结，自然回避不了他和两个弟弟特别是和他号称双峰并峙的二弟周作人。兄弟俩于1923年7月彻底决裂，兄弟一下子反目成仇，使我扼腕叹息之程度甚于作人的晚年变节。周氏兄弟失和原因，说法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鲁迅对弟媳妇羽太信子的失礼。自中国大陆政权鼎革后，鲁迅成为钦点的圣人，从人变成了神，那么对于他的研究是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干预下的歌颂式诠释，而非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因此得“为尊者讳”，单纯的史实被重重迷雾有意遮蔽起来。因此我当时在论文里涉及到二周失和的段落，遵指导老师之命给删除了，被告知这篇可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没必要枝蔓到这个敏感问题上。
我在那篇论文里分析了鲁迅在父亲早亡，作为长兄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由此产生对弟弟家长式的权威和心理。我引用了他早年去南京求学，和二弟唱和的几首诗，以证明当时二周之间浓浓的棠棣之情。
1901年鲁迅从求学的南京回少兴过年，返校后应和了周作人三首绝句，题为《别诸弟三首》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叫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往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①
三首诗还附有作者一段跋文：“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寒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呼！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②
鲁迅所和的周作人三首送别诗这样写的：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小桥杨柳野人家，酒入愁肠恨转加。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③
这一年鲁迅21岁，周作人17岁。都还是年少时节，即使是离情也写得那样婉约纯美，鲁迅的笔下没有晚年郁结、孤愤和苦闷之气，而周作人完全是对长兄的依恋和羡慕，渴望和哥哥一样“破浪泛楼船。”而日后，鲁迅也如周作人所愿，给他安排好一切，将他接到日本留学。长兄尽最大努力帮助弟弟，这在中国传统家庭是不容推辞的义务，何况他们的父亲已死。
周氏兄弟这番唱和很容易使人想起十一世纪中国两位才华出众文名远播的兄弟苏轼和苏辙，凑巧的是苏轼也恰好大苏辙4岁。这两人兄弟的情谊从年少时一直延续到死，老而弥坚，两人的唱和诗词，多得几乎数不过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等等都是苏轼和弟弟的唱和之作。可以说，中国从古到今，史书明载的没有哪两个人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超过这两兄弟。
周作人的诗中“却忆联床话雨时”，既是实指，也是用典。唐代韦应物赠友人的诗句有“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氏兄弟读此诗时，相约老后退隐共享“风雨对床”的快乐。元丰二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深陷囵圄，以为自己命将不保，狱中写了两首诗向弟弟托孤，其中有两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就提到了当年和弟弟夜雨联床的共同心愿，可惜要让弟弟将来独自面对夜雨了。周作人的诗，显然受苏东坡的影响，两兄弟在决裂之前，未必不以苏氏兄弟自许。可惜造化弄人，两兄弟成了仇雠。鲁迅死时，俨然成了一面旗帜，使盖着“民族魂”的大旗下葬的，国内许多文人，以为鲁迅抬棺为荣，而当时在知识界声望正隆的周作人，对哥哥的死几乎不发一言，只是对母亲抱冤自己命苦，将独立供老母了。而东坡死前，把全部后事托付给弟弟：“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遵照兄长的遗愿将其葬在今河南郏县，并在墓志铭中对苏轼的为人、为文作了公允而准确的评价：“公之于文，得之于天。”苏辙在这篇墓志铭中回忆两人早年一起读书为文时，苏轼对弟弟说：“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
周氏兄弟和苏氏兄弟，有着相同的开端，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分析其原因，除了那件鲁迅对弟媳妇无礼的传言外，我觉得得将两对兄弟的性格、成长经历放在他们所处的大时代中去考察。
苏氏兄弟和周氏兄弟之间关系最大的区别，我以为是苏轼、苏辙两人是平等的而周氏兄弟却不平等。苏东坡很少在弟弟面前摆出长兄的面孔，他们是托兄弟之名的一对精神契合、志趣相近的知己。从少年时两兄弟随父亲东出夔门，赴东京赶考，到东坡谢世，苏轼何曾有一句教训过自己弟弟的诗词？连诗词的序跋都称对方为“子”。
苏轼早期和苏辙的诗，有一首是他们坐船经过涪陵时所写，此时苏轼24岁，和鲁迅离家留周作人在绍兴的年龄相仿。苏轼在这首《涪州得山胡（山胡，当地一种鸟）次子由韵》最后两句：“古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这是兄弟间的相互勉励，离开故土，天高任鹰隼翱翔。有两首诗名为《戏子由》、《嘲子由》，通篇没有摆出大哥的谱，而是像对老朋友那样，开一些轻松、善意的玩笑，前诗赞扬弟弟安贫乐道，寄托自己的满腹牢骚。后诗巧妙地规劝弟弟不能死读书，“堆几尽埃简，功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
东坡和弟弟的唱和，大多是相互之间的勉励、问候、安慰，以及对故土风物的回忆和留恋。
苏氏兄弟一生宦游，两人聚少离多，靠鸿雁传书传达亲情和友情。两苏之间的情谊远远超过一般手足之间的兄弟情，而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即为千古知音。这样的情感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正是因为二苏之间有着超过兄弟情的平等的朋友之谊，所以能彼此走进对方的心里，失意时给予安慰，对双方的性格也可以规劝，比如东坡乌台诗案后，九死一生，苏辙劝哥哥收敛些，言语不要锋芒太露。
我们设想一下，即使在鲁迅和周作人决裂前，周作人敢于指出哥哥性格上的缺陷么？我想是是不可能的，因为鲁迅和周作人在“阖家和谐”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两人的不平等。鲁迅很早对弟弟就承担着父亲的责任，对他们的求学、婚姻都进行细心的安排，这种尽长兄之责的另一面则是他获得了家长的权威。早年留学日本时，周作人对鲁迅那种霸道的长兄作风已经很不平，但因为知道长兄这样做是为自己，为家庭好而忍受了，鲁迅难免会把二弟看作依附于自己而成长的，尽管后来弟弟的声名不亚于自己。
到了北京，两人都在文化界有相当的影响，但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不分伯仲天下齐名，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调整为平等；但另一方面，兄弟俩仍然不分家地住在一起，鲁迅还俨然是家长。周作人作为一个在外面被人景仰的大学者，在家中还处于从属地位，他的心中怎么能没有阴影？周作人表面上好像比鲁迅更温和，但这哥俩不愧是同胞兄弟，内心都是死倔死倔的，母亲在堂，没有外因，这种大哥说了算的传统秩序还能维持。一旦碰到了“大伯有非礼弟媳嫌疑”这样的突发事件，兄弟之间的芥蒂会被激化、放大。即使没有这件事，鲁迅和周作人也不可能有苏轼、苏辙兄弟那样相知相得的情份。
苏氏兄弟和周氏兄弟的差别，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以及性格有关。
鲁迅这代人，新与旧、改良与保守、勇敢和懦弱的冲突在他们的性格、处世等方面处处可见。鲁迅是相当典型的，这个能从字缝里看出“吃人”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一生在反对旧礼教。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相当的传统。遵从母命娶了他所不爱的朱安，却让一个平凡的女子一生没有得到快乐，他没有徐志摩那种不顾社会舆论而弃旧逐新的勇气，也没有胡适那种接受命运安排，善待江冬秀的超然。最后在兄弟失和后，携许氏远遁上海。对婚姻如此，对兄弟他亦如此，一面倡导平等、独立、自由，但却要维持一种高堂健在兄弟不分家析产的传统。旧式的大家庭是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这样的大家庭多数存在农村，家庭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祖上传下来的田地，尽量不分家就是避免田地分割后各兄弟单独抗风险能力的下降，而鲁迅和周作人到了北京，成了中产阶级，经济来源是两人的薪水和稿酬，而两人又都以新文人而闻名，却要维持一种从绍兴乡下拷贝而来的传统家庭秩序，怎能长久呢？
苏轼和苏辙在少年时，就有一种平等相待的基础。老爸还在，苏轼不要尽更多的长兄义务，年轻时由老爸带领两人去东京赶考，一举成名，同时进入仕途，苏辙对苏轼也没有早年周作人对鲁迅的依赖之情。离开东京后，兄弟俩进入仕途，距离之远反而使兄弟加知己的情份能长久维系。苏辙不但没有活在哥哥的阴影下，而且在哥哥遭遇挫折时，兄弟的情谊是支持东坡走出人生低谷的重要力量。
说到两对兄弟的差别，不能不提鲁迅和苏轼的性格差异，这性格差异当然和两人的成长环境有关。鲁迅早年父丧，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尝尽世态炎凉，后来在乡人的不屑中走异地，去异乡，寻找别样的人们，在日本和北京，又度过漫长的苦闷期，婚姻也不幸福，成名后又忙着和人打笔仗，这样的人形成睚叱必报，一个也不宽恕的性格很自然，鲁迅对人严苛，在他眼里，没几个可爱之人。而东坡正相反，尽管饱受别人的暗算，可他对朋友，对妻妾甚至对政敌，都抱以一颗赤子之心。无论妻子王氏还是妾朝云或者是萍水相逢的妓女，东坡都能善待，情意绵绵。因为反对新法，被变法的王安石等人打击报复，可王安石晚年郁郁不得志卜居金陵时，东坡前去探望，两人诗词唱和。王荆公死后，东坡见到他的诗文，还不由得想起两人的交往，赋诗怀念：“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饱满和最健康的时代，尽管在帝制之下，但文人的物质生活优厚，精神世界相对自由，诞生苏轼这样心胸开阔精神健康的文人决不是偶然。而清末和民国初期，新旧更替，各种思潮冲撞，社会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于铁屋子里走出鲁迅这样的人也不奇怪。因此能否说，苏氏有“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种让后人羡慕不已的手足情，而周氏兄弟却至死彼此为路人，偶然中有必然？
引文注释：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集外集拾遗补篇》p469，该书说明此诗1900年阴历2月所写，鲁迅研究室所编《鲁迅年谱》为1901年阴历2月，今从后说。
②《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 p75
③ 同上
4．东坡诗词皆印之1996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苏东坡全集》 有网友跟贴也好玩。苏轼的身边都是贤德女子。苏辙的妻子也贤惠。
苏轼赞美苏辙：“子室有孟光。”苏辙妻子史氏也出自眉州名门，而且在广州的时候，苏轼建议给广州修自来水，史氏捐了很多自己的财物。
鲁迅相反，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有人说这个日本女人花钱奢侈，所以鲁迅和她关系不好；有人说，鲁迅很早就和她有染。
作者：来去如春梦 很有趣的对比。钱理群《周作人传》中对此也是语焉不详，真相如何，实在是不一定能知晓了。但说鲁迅一定有因长兄而演变成的强势家长作风，文中似乎也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说到至死为路人，我看到的一个资料说是鲁迅死前和周作人死前，都在读对方作品，这样的“路人”，怕也是不多见的。 有些意思的文章。但周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的可比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对周氏兄弟失和有一句判断和评语：介入太深。我想，迄今为止，关于鲁迅周作人失和的原因评判，当以此为界绳。 这种比较，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值得认同的是，周氏兄弟的过于倔强，如果真的解开所谓的“迷”，也许，可能就是件寻常小事。 兄弟失和，有多种传言，作者独独捻出那一种，而且在后面一再提到，将一种未经坐实的传言反复提到，是何居心哉？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说的是，家庭感情之事，难以公理论断；另一个，则是家庭之事虚虚实实，外人难以究竟。
说鲁迅尽了兄长之力，这没有什么凭据。之至鲁迅1909年回国，到绍兴任教前，一直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给出的官费，在那时的日本的都城生活，应当说非常拮据。作人随鲁迅赴日，鲁迅早已主动退学，连那些官费也都绝了，两人间究竟谁养活谁，也就很难说了。
周作人回国在北京任教，收入显多于鲁迅，无论是薪金还是稿酬。即使拖家带口，人均也未必比鲁迅少多少。 [quote]这种比较，感觉有点莫名其妙。。。。。。。。。。[size=2][color=#999999]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0-11-14 17:5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4362&ptid=89735][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多少人的文章有妙可名可言，能多少有些可读有些意思就不错了。如果不“妙”不文，那多少会打字的人都不必写文章了。 有趣的对比. 对苏氏兄弟和周氏兄弟的个性分析,颇有道理. 感觉性格差异是主要原因,如作者所说,鲁迅"严苛"(倒不见得是"强势大家长"),苏东坡则是"赤子之心",不仅是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也可见其不同的折射. 时代背景的因素应该不多. 与周氏兄弟同一时代的,兄弟情深者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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