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保”与“变”的碰撞
2009：“保”与“变”的碰撞编者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中长期目标，也是决策层和经济学界相当普遍的共识。但在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短期背景下，“保增长”的紧迫性变得非常突出。虽然“保增长”同“转变增长方式”并不是一对必然矛盾，但严峻的经济形势却要求现实的取舍与权衡；哪些方面要保，哪些方面要变，保与变如何协调，更要求细致地调查、分析与论证。《第一财经日报》邀请几位经济学家发表他们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志雄：
保增长的同时也可推进经济转型
马俊 （采访整理）
首先要从原则上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不一定要牺牲增长率，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推进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这种转型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消费。
和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在目前出口形势严峻的时候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如果要继续通过增加出口，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去提高增长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还得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甚至可能还要贬值。但我认为贬值策略很难实行。因为现在是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关键时期，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如果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肯定会引起贸易摩擦和很多批评——12月初人民币略有贬值便已引起很多意见了。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也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出于这些考虑，中国不应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保持强势人民币的确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小，但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太大，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贸易顺差减小。
与此同时，让人民币汇率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或者让人民币继续升值，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都有利于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和增强消费。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强势人民币会使非贸易品部门（主要就是服务行业）相对于贸易品部门的价格有所提高；如果相对价格对非贸易品部门有利，那么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就会流向该部门，从而助推产业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人民币保持强势或进一步升值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相对提高；其效应除了一部分体现于增加进口之外，很大一部分当体现于消费增长方面，因此对扩大内需也有相当正面的影响。
尽管如此，仅凭强势人民币，仍不足以完全解决内需、消费不足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扩大内需、增强消费、提高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呢？
尽管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势头，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仍然好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势头。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居民消费仍然是很不足的——居民消费GDP占比在36%左右，在全世界可能是最低的。现在要扩大消费，我认为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继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藏富于民”。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倾向越弱。一个人群的收入差距越大，就意味着越多的收入流到了收入较高而消费倾向较弱的那一部分人手中，从而这个人群总体的消费量就会减少。中国目前仍然有三种收入差距比较显着：城乡差距、地区（沿海与内陆）差距以及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
如何来缩小这三种差距呢？我曾经参照国际尤其是日本的经验，提出过要建设国内版的自由贸易圈（FTA）、国内版的雁行形态和国内版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国内版的FTA就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包括人口、劳动力的自由移动这个很重要的条件。国内版的雁行形态就是要把沿海的衰退产业转移到内陆；雁行形态本来是指日本的产业移到东南亚、中国等地区，国内版就是指例如上海的产业移到重庆、成都。国内版的ODA就是把高收入地区的一部分税收，通过财政再分配到低收入地区。
其实这三种动向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地区差距在扩大，我最近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内陆的出口增长率比沿海的要高，而且高很多。相应的，内陆的经济增长率也比沿海要高；同时内陆的消费也提高了。这可能是上述三个动向实际发生以后，城乡、地区、劳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反映。也许这也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今年尽管景气不好，除汽车等高价产品之外的消费增长却还不错。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倾向对扩大内需——尤其消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再来讲藏富于民。“国富民贫”对经济体来说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比如很多专家都指出过，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即使赚了钱，基本上都没有分红——国有企业股东本来应该是国家，最终应该是人民。不分红的话，那些钱就是在国有企业“体内循环”，有时候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比如重复投资等等。如果国有企业利润能够相对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家庭部门，就有助于提高消费。“藏富于民”就是说，应该想办法将企业——不仅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人企业——的利润乃至社会财富更多地向家庭部门分配。可以考虑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建立更广泛、更具实质性的企业分红制度；有的人还提出通过改革资源税来调整，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承认和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土地可以“流转”。如果一个农民去城市打工，并且把家属也带走，那么他应该多一种选择，就是把土地卖掉；就算他不离开农村，或者虽然离开但不把土地卖掉，只要土地是他的财产，他对土地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那么他也会很安心。说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最有保障，这个我不认同——不仅是法律不完善，而且事实上土地还是很容易被征用，而农民拿到的补偿则很少。只要农民有了土地这个财产，他们就会安心用自己的储蓄来消费，从而扩大内需。
用上述的一些手段增强消费应该是这一轮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我不是反对政府投资，中央提出的4万亿，地方提出的几十万亿，这些政府投资肯定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我有一些担心：在短时间内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会不会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会不会又出现类似于1992~1993年那样，中央控制不了，造成乱开发的局面？这几十万亿的资金有一部分肯定是要从银行投出来，会不会出现当年“三角债”的现象？所以说，政府投资不是不要做，而是做的时候要小心，要吸取从前的教训。
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就业，尤其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最近有报道说出现了一些进城务工农民返回农村的现象。但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慢慢临近“刘易斯拐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从过去的近乎无限慢慢变得越来越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逐渐自行缓解。但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短期内的确也会出现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和从前相比应该说没有那么严重。
短期内的失业问题当然也要解决，但是不应该从保护衰退产业，而是应该从保护人的角度来解决，就是通过失业保险来解决。当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为所有人，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建立起失业保险系统，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从4万亿或者几十万亿政府投资中，多动用一些来做这方面的建设？
目前看来这些政府投资大部分还是在投“硬”的方面，短期可能还是需要的。但是，我希望之后会有更大的比例，包括其他财政支出的方案，进行社保、医疗，尤其是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越来越低，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单纯扩张劳动力投入去提高增长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更加有力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将是至关重要的。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
禀赋制约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空间有限
自从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究竟应当如何走下去，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府研究部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是：中国现有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需要借助本次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尽快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大致涉及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是从依靠外部需求（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依靠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是从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依靠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低能耗和低污染的产业结构为主的转型。支持这种结构转型的主要理由：第一，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第二，环境趋于恶化；第三，劳动力供给趋紧；第四，产业附加值低。初一看，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并且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简单地讲，就是上述言论只是给出了调整目标，但是却没有给出约束条件，从而是无解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
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约束是什么？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资源，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是可以通过贸易从外部世界获取的。在这方面，资源贫瘠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榜样。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至今仍然都要比中国大很多，而其资源的拥有量则比中国要少得多。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只要市场机制是起作用的，那么只要当某种资源的供求关系趋于恶化时，其价格就必定会上涨，结果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和生产可供替代的新资源来满足买方的需求。所以，当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源拥有数量的不足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危机的说法只有在一个没有贸易与技术进步的环境下才是正确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今日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世界的技术进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资源短缺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约束。进一步而言，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导致对资源需求数量增加，并推动资源及其替代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这说到底也不过是对于厂商利润的冲击，而不是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上个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并未变成现实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我看来，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约束主要是制度和劳动力的结构。从静态角度来看，制度因素一直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受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村居民不能以移民的身份进入城市自由择业，从而限制了中国广大农民通过参与城市工业化发展来分享经济增长之成果的机会；第二，受现有垂直行政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制约，中国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又限制了中国缺乏经济增长机会（原因在于缺乏贸易机会）的乡村居民和中西部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之成果的机会；第三，即使是在城市，过度的行政管制造成进入市场的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普通居民无法自由创业。这一切事实表明，中国广大劳动者之所以不能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关键在于制度，而不是资源。正是因为中国广大劳动者没有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于是就产生了内需不足的问题，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出口具有内生性，既然如此，一场来之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并不能够改变中国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增长方式。假如中国没有进一步的体制改革，那么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就只有承受经济增长减速的严重后果。
再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还会遭遇到存量劳动力结构的制约。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存量劳动供给大约有8.4亿，其中90%以上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从而不拥有人力资本、只能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一般劳动者。在这样的存量结构下，中国若是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放弃低端加工制造业，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马上就会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的一般劳动将会因为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而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则会因为存量禀赋的制约而难以获得人力资本要素。其结果将是现有增长结构的崩溃与大量失业的并存。结构崩溃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危机，而失业的增加将使中国失去宝贵的人口红利。几乎人人都在说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有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的来源显然是在于存量失业人口的充分就业，假如中国为了不可企及的结构调整而造成大规模失业，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人口红利，还会背上巨大的人口负担。试想，今天还只有30岁或者40岁的劳动者，一旦因为结构调整而失去工作，那么他们的养老金从哪里来？将来又由谁来养活他们呢？更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伴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不仅工资总量会迅速降低，而且工资率也会因为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而趋于下降，所有这些必定会对内部需求造成冲击，从而与变依赖外部需求（出口）为主的增长方式为依靠内部需求为主的增长方式之调整目标刚好是相悖的。
现有约束条件下最可行的增长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和既定的禀赋结构。中国缺乏内部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既定的制度结构不能让大部分中国居民去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造成的，而中国之所以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较为低端的加工贸易则是由中国存量劳动供给中人力资本过于匮乏的禀赋结构所造成的；第二，面对中国内需匮乏、存量失业规模巨大和人力资本短缺的约束，中国没有理由去改变目前的增长方式，而是应当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为可行的增长路径，那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并将支持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快消化掉存量失业，只有当存量失业消除之后，工资率才有提高的可能，企业也才有可能走上用技术替代劳动的结构调整之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存量失业消除之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才不会产生增加全社会失业人口的消极影响；第三，即便如此，结构调整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充分就业和工资率的上涨只不过是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还需要有某些个充分条件来支持，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人力资本供给，很显然，人力资本供给短缺的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那些过了读书识字年龄段的劳动者变成知识劳动者，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借以达到增加未来人力资本供给数量之目的。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是具有跨期性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对于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而言，其结构调整是个具有跨期性质的长期过程，绝不可能在当期这一代人的手里得到实现。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悲观，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
转变增长方式需从长计议
在回答了中国的增长方式为何难以改变的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解答维持现有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难题：第一，是关于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那么就可以通过进口来加以缓解，如果中国的进口会促使资源价格上涨，那么这反过来不是导致替代品供应量的增加，就是要求企业去降低资源消耗，根本就用不着政府的行政干预，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第二，是关于环境恶化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对环境作出正确的估值，对于一个以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的国家来说，增加就业显然比维护一个高标准的环境来得更加重要，所以，只要环境的贴现值不为负，环境不是坏到不能修复的地步，我们就没有理由为此而放弃能够增加就业的发展机会。如果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恶化为条件，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应当尽可能地防止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这是因为中国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几乎是中国所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而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下游地区由于濒临大海，其环境自净能力要远远高于远离海洋的上游地区，所以，假如经济增长非要以环境消费为成本和代价，那么把这样的产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可以说是理性的。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提高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增加，我们是没有理由、也绝不会以牺牲环境来维持让人类生存条件持续恶化的经济增长的。所以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是如何求得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均衡解而已，千万不要把短期与长期的分离均衡混淆起来，使我们找不到正确的增长路径；第三，是关于劳动力供给趋紧的问题，就中国有8亿左右劳动人口，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人口尚不足5亿而言，我们没有理由说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趋于紧缺。事实上，在中国某些地区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政府有关部门不当的经济政策有关。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工业化早期为了向城市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不惜发动了圈地运动，而美国为了满足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更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南北战争）来解决北方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中国存量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而劳动力供给却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化发展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做的不是鼓励不合时宜的结构升级，而是需要能够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体制改革；最后，是关于中国工业附加值过低的问题就更加容易得到解决了。中国工业的附加值低，是因为中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我们只能做低端加工制造。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中国投入加工制造业的都是简单劳动，那么当然就只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中国要想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就只有改变我们的要素禀赋。如前所述，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在中国要素的禀赋结构改变以前就想要获取高回报，那纯粹是非分之想。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低收入发展中转型国家而言，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会受到要素禀赋的制约。理性的发展战略应当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将来剩余劳动供给趋于枯竭的时候，不失时机地进行结构调整，借以保证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
陈晓晨 （采访整理）
“保八”同结构调整是否存在取舍关系？
如果说经济下滑速度太快，导致社会、经济不稳定，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增长是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但从目前来看，能带来短期就业增长的一些行业可能包括一些不环保、高污染的行业。
短期内，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更重要，在取舍方面会放在经济增长上。一旦引起社会动荡、银行坏账高企，将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更难了。
一般来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这时，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增速过快的考虑，一些旨在提高增长的质量的措施会出台，这是调结构的最好时机。现在，在经济已经出现下滑的时候，对速度的考虑会更多一些。就目前来看，经济下滑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对于“保八”的挑战要想得多一些，不能掉以轻心，要多一些忧患意识。这样才可能使得政策更加有的放矢，力度更大一些。
明年实现“保八”有多大难度？
考虑到已出台的政策，我们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在8%，2010年在7.8%。2009年不是底。外部环境和国内投资需求需要几年时间方可见底。首先，2009年欧美经济全线衰退，是外需最差的一年。其次，中国出口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多年扩张之后刚开始收缩，过剩产能和房屋库存的消化尚待时日。最后，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周期判断，每次经济下行周期中的经济增速下滑均在三年以上。
不过，除了“近忧”，还有“远虑”。中长期看，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支柱难以为继；重化工业的增长模式亟须转变；反周期政策只是应对近忧，更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以应对远虑，比如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白重恩
陈晓晨 (采访整理)
在当前的情况下，
是否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增长？
结构调整要具体看到底是什么含义。所谓的结构调整是一个大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如果单单谈“结构调整”，让人无法回答。我同意结构调整中的一部分，不同意另一部分。结构调整如果指的是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份额占GDP的比例，我还是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这是没用的。劳动份额下降源于统计口径变化、三要素从农业流出、工业部门内部的股份制改革和国企垄断程度增加等因素，与劳动者议价能力无显着关联。如果提高了劳动收入，就业就会受影响，因为企业在高工资下会选择少雇人。减少垄断和在二次分配中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则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如果结构调整指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这是优化结构的正确方向。这也是开征燃油消费税的意义。前一段时间政府推出降低高能耗产品出口退税的措施，但是我们初步的研究发现，这对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没有起到作用。只有通过价格和税收杠杆才能有效地降低成品油和煤炭等资源类产品的消耗。
调整结构也可以指的是三个产业的结构。在征燃油税的同时，在其他领域要减税。在服务部门改营业税为增值税来减少重复收税，或在短期内还不能改变服务业中的税种的情况下降营业税就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研究显示，在我们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第三产业税收负担是最高的。降低税收、放松政府控制和完善制度环境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不过，政府要注意对第三产业中的民间金融等领域进行监管。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监管，一定要提醒投资者注意。最糟糕的情况是政府没有监管的能力，但给别人以“监管”的印象，那么投资者就会错误地认为政府对这个领域有担保，那就麻烦了。
最后，我希望在教育、医疗方面增加一些财政支出。在医疗领域，不要花太多钱建医院，应将更多的钱花在医疗保险上，要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改善对大病的保障，以减少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减少人们对大病重病的经济负担的后顾之忧。
是否同意为保增长，
能源不加价，人民币贬值？
我不完全同意。给定现在价格的趋势，很有可能明年整个能源价格会继续保持低位。这个时候把价格调高一些，至少维持稳定，没有坏处。明年整个经济有可能是通缩——当然预测从来都不绝对。在这种形势下，给能源价格加一点价，对治理通缩是件好事情，更重要的是，对于节能减排至关重要。
人们对能源价格做出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调整，等到能源价格再上去之后我们又是措手不及。现在是理顺价格的好时机。我们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美国在低油价环境下大量造SUV、皮卡，反过来又形成维持低油价的压力，使美国陷入了“低油价+产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在节能方面不思进取”的恶性循环。
我国需要在长期降低能耗，是主张现在不惜代价保增长的人士也接受的共识。分歧是，2009年怎么办？我主张现在要给包括油价在内的能源价格加一点税。即使加了税，能源价格还是会下降。与其任其下降加剧通缩，还不如抓住这个时机对能源产品加税。如果需要降税刺激经济，应该在其他方面考虑，绝非在能源部门。
汇率维持稳定我同意。实际上，汇率问题与能耗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当能源资源价格很低的时候，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低，别人就会压人民币升值。一旦把能源资源价格调对、理顺了，该上升的成本升了，人民币升值的基础就不是那么强了。不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出口产品中能耗过高的问题，而是通过调整结构。调整了能源价格，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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