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实验城乡一体化改革：药方是农村市场化
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产业工人。这种经济上的自觉行为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反哺。洞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几乎所有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开始对农村的输血，这一过程平均是20年。而在中国，借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日益繁华的城市，只留给农村一个遥远的身影。
5年前，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高时，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悄悄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改革。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五年之后的成都，改革渐入深水区，新兴的农村小区和成片的“农庄”开始点缀古老的温江平原。今年的“两会”已经开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
“成都实验”的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持续近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2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在GCD人执政70年、80年以至100年的时候，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亿2千多万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这无疑是GCD的执政合理性所在。
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有统计数据表明，因为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人均寿命比农村要高12年。如果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面生活的共和国公民，仅仅因为生为农民，就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这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城乡一体化实验关系到中国农村——一个和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相等的大市场的建设培育。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这个发动机已呈现老态。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今后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让中国7亿2千多万农民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则是刺激内需、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期待，通过成都的努力，以及中国其他一切有志有智者的努力，影响中国社会近60年的城乡两元结构会得到根本的破除。生为农民之悲哀或将变成生为农民之幸福。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农民将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发展机会和生命尊严。
[b][size=5]成都求解农村“未来之路”[/size][/b]
农村市场化，是成都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开出的药方，这剂药方能否为中国“三农”问题破题，还有待观察
[i]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成都)[/i]
因为妻子有心脏病，王明祥十多年来没有外出打工，而是在家打理5亩多的稻田，一年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8年3月。
王明祥是成都市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7组村民。3月的最后一天，王明祥拿到了几个新本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林权证》。和他一起拿证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4户村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第一拨“四证齐全”的农民。
这一切，源于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的“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的文件，把改革的重点锁定在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创新耕地保护机制、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开展农村房屋产权使用权流转试点等目标。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成都把自己推进了改革的“深水区”。“三农问题”能不能在下一个轮回中有所消解，这是成都已经探索了五年，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城乡改革的新突破
2007年1月，孙平从攀枝花回到成都市。
孙平的新职务是成都市委常委，分管城乡统筹工作。两年前，他从成都市副市长的职位上调往攀枝花担任市长。
刚报完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便给孙平出了一道题：“用半个月时间，告诉我你对成都城乡一体化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看法？”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起步于2003年。这场旨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以“三个集中”为核心，成都联动推进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通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加快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构建起了城乡一体的政府管理体制，同时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探索建立起了新型基层治理结构。
近四年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但孙平却感到，李春城想要的并不完全是这些。下一步应该是想在现有基础上作出更大的突破。
突破点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不到，他就问我，给你出的题目怎么样了？”孙平说，“你得先给我喘口气。”李春城盯着他，“改革不给人喘气呐。”
孙平调来四年来的资料：2003年起，成都为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投入“三农”财政资金成倍增加，2003年为10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117亿，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只由2003年的2.66：1降到2.61：1。改革的初衷就是缩小城乡差距，为何巨额的投入却收效甚微？
孙平出去调研了10天，回来后向李春城提交了报告。显然，报告的内容得到了后者的相当认可。孙平说，他们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看法基本一致，并坚定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必须要交给市场”这一想法。
改革缘起
“成都的改革一开始就充满戏剧性。”长期从事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报道的《成都日报》首席记者高纪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在北京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动问在场的记者，“我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可一直没人提问，就是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大家都笑了，后来他就自问自答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突出强调三农问题。”高纪开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成都的农村改革就悄然起航。
2002年下半年，李春城到北京开会，特地约见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李春城对叶裕民写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一书高度赞赏，曾兴奋地对人表示，“我要搞的东西，书里说得很清楚了。”在北京，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回来后，李春城布置了一个任务：《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成都官员要人手一本，每一个人都要去领悟成都未来改革的基本走向。
成都市辖9个区、4个县级市和6个县，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一走出中心城区，便是大片的农村，落差明显。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差距变得更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成都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作为市委书记，对成都有着足够了解的李春城一直在思考农村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要还对农村的欠账”。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2003年夏天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以后，李春城逢会必讲城乡一体化。
改革之初既有主动的安排，也有“巧合”。2002年11月，zhonggong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建设小康社会时，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报告首次提出“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孙平的解读是，城乡一体化是让一部分农民到城里面来，这是一般城市化的路径，而农村总要留一部分人，留下的这部分人就必须是新农村，“新农村的标志应该是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孙平看来，中央的这些要求，为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破题选择：寻找市场动力
学来的“三个集中”
城乡一体化是目标，还要有具体的做法，成都找到的一个办法叫“三个集中”。
“三个集中”的原创者是江苏吴江市。当时，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吴江提出坚持把加强农村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建设贯穿于新农村建设之中。积极引导工业向规划区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农业用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2003年，成都市双流县前去取经。根据吴江的启发，双流县提出来搞“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创造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0月22日，双流会议上，“三个集中”被正式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具体办法。
“当时感觉到‘三个集中’比较新鲜，也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所以希望以‘三个集中’为核心推动这项工作，推动整个城乡一体化工程。”孙平说。
“不在状态”运动
从2003年开始，李春城自己承担一个“推进城乡一体化”课题调研，同时也要求各个部门，都从各自工作的角度思考城乡一体化问题。
让管理了几十年城市的官员们突然思考农村问题，看起来有些“华而不实”。
但随后一系列干部的“下课”，让大小官员紧张起来。
2004年4月19日，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金堂县淮口镇检查工作，他发现该镇街道、河边、农贸市场、居民房前屋后垃圾随处可见；三轮车、“野的”、摩托车乱停乱放，违章搭建的房屋、广告牌随处可见，道路凹凸不平，混乱拥挤。
当李春城就当前农村中心工作和目标落实情况询问镇主要领导时，竟无一人能做出较为满意的回答，镇党委书记甚至不知“中央一号文件”“城乡一体化”是什么意思。
不久，该镇党委书记被撤职。随后，成都市又有二十多名干部先后被罢官，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崇州市副市长，原因只有一个——推行城乡一体化工作不力，“工作不在状态”。
事隔五年，一些研究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学者把这次集中整风称为“不在状态运动”，认为“这是用组织路线为改革开路”。
孙平认为，当时主要是想抓干部作风，真正对城乡一体化起动推动的是接下来的一场行政改革。
“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城乡规划的改革”。2003年，成都重新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中心城区和所有乡村都纳入其中。那时候，市规划局副局长兼总规划师张樵说的一句话，后来流传很广，“我们以前只学了城市规划，没学过城乡规划，连教材都没有”。
这是实情，中国城乡分治格局延续了几十年，包括道路交通、园林绿化、河流灌溉、教育卫生，成都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所有的公共产品和资源要素都依两套规则分配管理。
从规划入手，成都开始将过去城乡“分而治之”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进行整合。2004年8月，原市委农工办、市农牧局和农机局被合并为成都市农业委员会，其职能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
随后，原本分属几个部门管的河流水利设施，也集中到市水务局，市交通局和管市内公交系统的市政公用局合并为交通委员会，市林业局和市园林局也被拆并为市林业园林局。
家住金堂县栖贤乡的农民李富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以前从成都市中心回家得转三次车，坐完公交换大巴，下了大巴还要雇个三轮，分管农村的交通局和分管公交的市政公用局合并后，公交车可以直通到县城。
行政的二元结构被打破，财政也开始向农村延伸。据成都市统筹委统计，从2003年至2007年，全市财政用于“三农”支出254亿元。2007年全市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117亿元，是2002年的10倍多。全市的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也进行了一系列城乡均衡的实践。
破题选择：寻找市场动力
没有政府的力量无法推动，光靠政府力量又不可持续，和中国的许多改革一样，走过五个年头，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面临新的困惑。
一位“三农”专家曾断言：无论是成都还是外地，进行城乡统筹的改革者必须解决两个最实际的问题：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一个逻辑是，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化，需要让更多农民进城，但农民进城得需要钱！
“单靠政府投入不够，远远不够。”孙平说，平均一个人的城市化成本在10万到15万之间。城市化的成本高得惊人。
孙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民进城要解决住房问题，医疗、教育、就业问题，相应的还有城市的公共服务。“一个人10万，成都有600万农民，要转移三分之二，400万人就要4000亿。政府不吃不喝，30年也攒不下来。”
一方面城市发展很快，一方面农民转移很慢，城乡差距就会始终存在。传统的办法就是政府承担，但这样的城市化速度非常缓慢，事实上从2003年到2007年，成都每年平均也只能转移10多万农民。原因就是成本太高。
“说到底还是谁来承担成本的问题，成都轰轰烈烈干了几年都没有解决。”成都的官员们明显感到，没有更深层次的统筹配套，改革越推越难。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之下，从2007年开始，成都的改革者开始考虑：农民有没有资产，农民有没有承担这个成本的条件？
“当时就提出让农村、农民进入市场。”在孙平看来，农村缺乏可持续的动力，症结在于农村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没有形成，土地、人、资金没有真正激活”。
2007年2月，成都市委召开了一次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各区、市、县的党政负责人全部到会。在这次会上，“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的观点正式抛出。
3月，农村市场化的两个引擎，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和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成立，决策者希望用政府的有限的启动资金撬动金融及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向现代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
“这是启动城乡一体化走向市场化的重大步骤。”孙平说。农业投资公司是把过去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方式做了一个市场化的变革。“政府每年直接给每个公司注资5亿元，公司将这笔钱拿到农发行去，可以贷48亿，然后用50亿以参股、贴息、补助各种方式投入农业，使政府支农资金达到10倍以上的放大。”
据统计，在市场化的运作之下，2007年，仅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直接投入现代农业的资金就达到108亿元。当年成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5435元，成为历史上增收最快的一年。
2007年6月7号，成都获得一个新的牌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都统筹城乡的改革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鼓励。
深水区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改拨为投的方式放大了财政投入，但真正的动力还是源自农村本身。
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2008“第一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这份并未公开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把改革的重点锁定在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开展农村房屋产权使用权流转上。
孙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早在2007年11月份，“1号文件”已酝酿成熟，但是市委没轻易发，害怕这是一枚深水炸弹，处理不好会引来巨大冲击波。
2008年春节前后，成都市委召开了一次马拉松式的常委扩大会，专题研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会议一共开了四次，跨时半个月，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发了言，最后形成一致的看法，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观念是：农民自主，还权赋能。
会后，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始在基层悄然推行。
有三农学者评价，这场改革最终能够走上台前，得益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十七界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2008年3月3日，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启动改革。当月底，35户村民首批拿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6月13日，温江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办理了全市第一笔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融资业务。
2008年10月13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在高新区孵化园正式挂牌，诞生了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
一项统计数字表明，截至2008年10月底，成都市已有206个乡镇参加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涉及农户58万多户，已有11%完成确权颁证。
无独有偶，在成都用产权改革寻求城乡一体化破局的同时，重庆、天津、湖南等地也开始围绕农村土地产权“做文章”。
2008年6月26日，湖南省建设厅颁布《湖南省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当地政府希望包含抵押权和流转权在内的“农屋新政”，为农民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打开突破口。
2008年7、8月，重庆提出在不改变农业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同时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并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建设市场化交易平台。2008年12月10日，重庆 “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
显然，各地都希望在确权到户、耕地保护的前提下，尝试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农村产权改革可能的风险：由于农民个人并不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容易产生农民在产权改革中权益被剥夺的现象。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在农村中具有一定实力的农民，甚至来自农村以外的购买者，可能会以较低的成本从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而成为农村中的暴富阶层，致使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
此外，农村产权改革也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争议。
孙平说，在一次市委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县委书记提出，确权以后，政府征地难度很大，阻碍了地方发展。
“这可能阻碍地方政府利益，阻碍政绩工程构建。但是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对城乡一体化有好处，对整个成都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孙平针锋相对。
“那天的讨论上，我一点儿也不客气，当着很多人，把发言的县委书记批得体无完肤。”时隔一年之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孙平笑着说，“交锋很快停了下来，第一他说不赢我，因为我是教师出身，第二我官比他们大。”
在孙平看来，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调整。“过去政府花很小的代价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转手可以增值好多倍。政府在中间拿大数，却没有去解决农民的问题，这也是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实质所在。”
“产权改革过程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对整个农村的发展有好处。”孙平说，很多人很难接受，但对政府来说这就是现实，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放出来就回不去了。 [b][size=6]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始末[/size][/b]
[b][size=6][/size][/b]
肩负统筹城乡改革使命的成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五年之后，开始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改革者们试图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让农民脚下的土地从资源变成资本，进而推动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寻求持续的动力
[i]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成都)[/i]
2009年2月16日，星期一，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一楼大厅。数百平米的交易大厅内，几名工作人员在忙着打电话。墙上巨幅的电子牌上，200多宗近期上市的农地和林权信息在滚动播出。
一长串供地信息中间，来自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的一块200亩流转农地也夹在中间，如同摆进柜台里的商品，待价而沽。
“产权交易所源自农村产权改革，而农村产权改革最早就是从鹤鸣村启动的。”交易所总经理秦仕魁指了指墙上的电子牌。
“买家看到信息往往就直接到下面考察了。”秦仕魁说，由于交易大部分都是在各区县的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完成，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通过网络为这些“地主”联系买家。
在秦仕魁忙着替流转农地寻找买家的时候，远在30公里外的鹤鸣村，村委会主任余跃拿起锄头正往地里走，他家的两亩多农地和其他几十户村民一样，都在挂牌流转的200亩地块里，由于一时没有买家，各家只好自己先种着。
确权纪事
2008年3月2日下午，柳街镇鹤鸣村村支书刘文祥和村委会主任余跃接到上面通知：准备一个产权改革动员大会，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资料。末了还强调，开会的事不得向外界透露一字。
看着成堆的资料，余跃隐隐觉得，日子要起大变化了。二十多年前，同样的会议也曾在鹤鸣村召开。1980年，作为都江堰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首个试点村，鹤鸣村也曾开过一次动员大会，“那一次，上午开完后，下午四组的村民就把地给分了。”
鹤鸣成了都江堰市的“小岗村”，但热闹了一两年过后，这个由高大水杉和竹子簇拥着的川西小村又再次归于平静。
时隔20多年，新一轮改革又要在鹤鸣启动。要怎么改，上面没说，余跃也没敢问。
3月3日，600多名在家的村民被召集到村委会的坝子里，人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事前，上面的通知只是说，统计一下村集体和农户的耕地、宅基地情况，摸摸“家底”。一开始谁也猜不透上面到底要干吗。村支书刘文祥说，动员大会的具体内容他也是开会前才知道的。
“产权改革”的叫法虽然让村民们开始有些不明白，但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俊林举了几个例子，让村民们听了很兴奋。
“确权办证，就是要把土地、房屋和林地这些本本发到村民手里。”刘俊林说，双流的豌豆尖，卖到了国外是100元一斤，而我们本地是两三元一斤，这就是集中经营的效果。双流还有羊肚菌，卖到国外，一亩地一年产值是1.5万美金，这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只要大家把土地的归属权弄清，房子有了产权就可以用来担保贷款，拿钱去搞这些项目。”
刘文祥回忆，当时他在一边激动得直拍巴掌。
近些年来，村里头吃够了权利不到位的苦。以前政府征地补偿低，村民不同意，但是由于权属不明确，上头硬压下来，他和村主任只好同意，为此他和村主任两人都是上下不讨好。
“如果土地确了权，有一家一户不同意，都不行。”刘文祥说。此前，由于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和户口迁出等情况，村里基本上每年都要对承包地进行小调。土地有“肥”有“瘦”，光协调村民之间分地就要磨破嘴皮。
“此次确权至少30年不动，而且收益都归农户。”刘文祥说。
办证
此后的工作紧锣密鼓。3月10日，完成全村572户入户调查工作，3月18日全面完成资料汇总、公示等工作。其间，鹤鸣村议事会、监事会、调解小组也相继成立。
村民的热情不亚于三十年前的包产到户，余跃说，“许多本来打算外出打工的村民干脆把车票退了，一些已经外出的村民也纷纷请假回家里。”
涉及自身利益的事，纯朴的农民也不含糊。
“过去很多农民外出打工后土地就丢了荒，别的村民把地种了、把农业税交了，但这块地到底该算是谁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村干部调解起来十分头痛。”鹤鸣村支书刘文祥说，宅基地的边界怎么算，村民各自都有数，主要的纠纷出在耕地承包上。
2001年，7组村民刘怀军出门打工去了，把他的1亩8分地交给了王明祥种，听说要确权颁证，今后还要搞流转收租金等，刘怀军便提出，这1亩8分地他有承包经营权证，地应该确给他。王明祥也不乐意了：这地我种了将近10年，农业税也是我在交，会计账上地也是划给我的，怎么能确给你？
刘文祥想到了一个办法，由村上成立议事会，每个小组都成立调解小组，专门调解村民间的确权纠纷。
按刘文祥的设想，调解小组由各小组按照每5～15户产生1名村民代表投票选出来。调解时采用村民都认可的几条原则：相对公平、先来后到、说话算数、各让三分。
这样的原则在调解纠纷时发挥了作用，最终1亩8分地，由王明祥和刘怀军一人一半。
经过近一个月的登记、测量、公示过后，鹤鸣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到村或组。而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则全部确权到户。为了显示透明，刘文祥还找人绘出了全村土地“鱼鳞图”，每家每户都在上面按上指印，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在这张全村地图上，每一块房屋、宅基、承包地、林权的归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
3月的最后一天，余跃和7组的34户村民首批拿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等待流转的土地
确权以后，鹤鸣村共整理出1200多亩流转耕地。2008年6月，一家名为通达农业生态有限公司的企业闻讯而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其中约1000亩地的经营权，用于种蔬菜、花卉，并且按每亩每年850斤大米约1400元支付租金。
余跃有2亩地也恰在其中，他算了一下，仅此一项，他一年就可获得近3000元收入。
虽然确权过后的土地都由农民说了算，但是业主显然还不习惯挨家挨户去和村民谈判。最后只好先跟村委会签订协议，再由村委会和每家农户签。刘文祥的解释是，村民人多意见难统一，业主逐一谈判成本很高，村委会只是担任“中介”，不赚任何差价。
刘文祥说，村委会先是与公司老板谈好每亩每年按800斤大米价格付租金，但有村民提出异议，每亩800斤大米租金，而且一包就是19年，谁能保证以后地租不上涨。
最后双方谈妥每年按850斤大米付租金，而且每五年以50斤大米的价格往上递增。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有个别农民工作做不通。
八组的村民陈光友家有1.2亩地，由于长年在外打工，家里无人耕种土地。去年，为了害怕撂荒后被收回，他便在上面种了水杉。但此次流转时，精明的他要求按每年每亩1500斤大米算，而且19年承包权要一次付清，在他看来，确权后的土地肯定比原来更加值钱。
虽然刘文祥多次游说，但陈光友的地最终仍没有参加流转。
土地流转过后，“地还是那块地”，但村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村民家的男劳力开始外出打工，剩下的妇女们便开始到通达公司上班。
2月15日，来自2组的鲜大妈在农业公司的莴苴基地压草。鲜大妈说，每天每人工资25元，工资不高，而且由于经济不景气，老板还拖欠了两个月，但还是觉得比闲在家里强。
公司雇来负责管理的余月安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现在在公司上班一月能拿1500元。余月安说，每年有土地租金，加上又在公司打工，收入是原先的几倍。
尝到土地流转的甜头后，大部分村民希望剩下的200亩也尽快流转出去。
据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前期的调查，随着试点的扩大，短短数月，成都市等待流转的大小农地就达上万宗。
另一个动力
灾后重建的巨大资金缺口，同样成为推动成都农村产权改革的另一个动力。
地震过后，都江堰原市委副秘书长、统筹局局长罗朝鹏被调回市委，负责应急文字材料。但半个月后，罗朝鹏再次被调回市统筹局，领导给他的任务是，加快推进农村产权改革。
灾区重建那么多急事难事，产权改革怎能跟着凑热闹？罗朝鹏有些不解。后来，他到基层跑了一圈才弄明白，市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产权制度改革搞活一点，解决灾后重建资金的巨大缺口问题。
都江堰当时一共有七万七千多户严重受损和倒塌的农户，每户至少需要6万～8万元，而国家的灾后重建基金大约每户只有2万左右，巨大资金缺口从哪里来？”
2008年6月22日，在都江堰市柳街镇，一个月前被地震中断的全市农村产权改革现场会再次召开。在这次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用城乡统筹的思路和办法推进灾后重建”的讲话被一再强调。
此后，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江堰市利用确权后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了大胆融资。
“政府出资成立了一个注册两个亿的农村产权担保公司，给农村提供担保，从银行贷款建房。”罗朝鹏介绍，根据建房者的需要，一户最多贷6万元，8年内还清。政府除了提供担保以外，还补贴部分利息。
另外一种尝试则是，农民将多余的宅基地拿出来，吸引投资者前来联建，投资者建好房子后，将其中的一部分拿来交换部分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是，投资者的那部分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只能用于旅游开发或商业，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
2008年12月底，当鹤鸣村的200亩土地还还在等待买主时，20公里外的重灾区，向峨乡东林村村民付丽娅搬进了新房。
付丽娅的新房在一个东林村的集中居住点内，这里有三幢5层高的楼房。
地震后，付丽娅交出了原先的400多平米的宅基地以后，一家三口人按人均35平米的标准分到一套105平米的三居室。和她一起住进新房的，还有同村300多户农民。
付丽娅的新房得益于都江堰市在灾后探索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从2008年6月以后，向峨乡开始尝试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整理土地，把节约的建设用地复耕后形成指标，由成都市政府以每亩15万收购。而村集体则用这笔钱为村民免费提供人均35平米的住宅。
都江堰市统筹局局长罗朝鹏介绍说，在向峨乡，这样的整理项目已达两千多亩，“一共有十六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有六七个投入使用。”
“灾后重建”将成都市的农村产权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
自下而上的尝试
仅仅确权，没有流转和交易，农村的资源同样是死水一潭。2008年6月底，成都市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人秦仕魁开始呼吁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在秦仕魁看来，确权是第一步，交易才是目的。“如果没有规范的交易平台，农村产权交易将很保证公平和高效。”随后，秦仕魁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建议，依托原有的联合产权交易所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农村综合产权交易。
每个区县也设立专门的交易服务中心，由国土局、房管局和有关单位进行联合办公，为农村的产权交易提供服务。而市一级的交易所更多提供发布信息、联系买家的职能。
事实上，区县一级的服务中心早于交易所而成立，并且迅速运转起来。
2008年5月31日，距鹤鸣村不足十公里的温江区成立了成都市第一家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开始为农村房屋、林权等产权交易提供评估、担保、保险、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6月13日，来自温江区公平街道办刘光福、永盛镇罗正中、和盛镇杨建彬3户农民在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进行了成都市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来第一单房屋所有权、林权担保融资业务。刘光福说：“以前我明知自己的房子值钱，就是贷不了款。现在办了房产证后，就可以在信用社办理担保贷款了。”
定心丸
虽然在最初的改革中，鹤鸣村的试点被严令禁止向外界宣传，但此后不久，相同的试点开始在双流县、温江区和大邑县悄悄推行。
刘文祥接到的通知是“三不准”，不准对外交流，不准对外报道，不准对外宣传。直接指导鹤鸣村改革的zhonggong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2008年“一号文件”，同样被定为“机密”。
除鹤鸣村外，成都市还要求，农村产权改革的试点要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区县内，各自不准许交流，对外界一律不宣传不报道。
“有些改革在试点的时候是只能做，不能说。”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专家委员会成员陈家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这次改革，第一次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
陈家泽说，农村产权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化取向，让农民脚下的土地从资源变成资本，进而推动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为破除农村二元结构寻求持续的动力。 “但由于现行法律的种种限制，农村产权改革十分敏感，大家心里谁都没有底。”
这样的心态使成都的改革一直在低调推进。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秦仕魁说，2008年6、7月份的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的报告已经交给市里了，到10月份，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甚至各区县的服务中心都已运转了几个月，市一级的交易所却迟迟不敢挂牌。
成都一直在观望。秦仕魁说，包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在看中央的政策，甚至连最终的挂牌时间都是临时决定的。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大会审议通过了《zhonggong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当天晚上，成都市委、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办公楼内灯火通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网络和电视，当zhonggong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以后，秦仕魁接到成都市委负责城乡统筹的领导的电话通知，连夜准备，次日就挂牌。
时隔四个月，在秦仕魁看来，公报中的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要求，显然给成都市的决策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b][size=5]议事会逼出来的民主试验[/size][/b]
无论是以前的村民代表大会，还是现在的议事会，其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解决决策权的虚设问题
[i]本刊记者/韩永(发自成都)[/i]
高仁天被逼着做了一次“官”。
这个已经做了14年司机的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农民，去年3月底被同组村民推举为组里的5个议事会成员之一。选举之前，他以能力不济为由竭力推辞，村民却不理他这一套，“就让你干。”
“没想到，我在大家心目中威信这么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高仁天一直重复着这句话。他对自己新的身份的理解只有一件事：土地确权。
“无论怎样都摆不平”
马岩村是成都市产权改革最早的试点之一。邛崃市共有14个试点村，马岩村是油榨乡仅有的一个。
试点的内容，就是确权。确权之意，是将法律上本来属于农民所有的权利——共有4个：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林地所有权——以权证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方便流转——在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构想中，农村的土地流转是最为核心的一环。
要确权，先要摸底，看到底有多少土地权属不清。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了油榨乡党委书记王祥一大跳：马岩村共有406户人家，“潜在的边界纠纷竟然有几百个。”
而且，老百姓似乎并不欢迎确权。王祥摸底时，就有村民反问他：“土地本来就是我的，你们确啥子权？”“确权后，是不是要按丈量的面积重新收税？”还有农民怀疑，确权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拆迁做准备。“哪个晓得你们要搞啥子！”
怎样说服村民配合确权？怎么确？这两个问题，摆在了油榨乡党委书记王祥和马岩村村干部面前。
村民根本听不进村干部对确权意义的宣传。过去，村干部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宣传，比如统一种植一种经济作物，并保证赚大钱，但最终大钱没赚，赚来的都是教训。
村民越来越听不进村干部的话了。信任的流失最先发生在对村里支出的议论上。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这样的议论动辄就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而财务一事，显然并非小事，因而这种议论往往回味悠长。
在双方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议论往往升级为猜疑。村干部有时在澄清这些议论上并不主动，一是认为确实难以澄清，二是认为这些议论并无大碍，除非有人告状惊动了上级。
猜疑到了一定的时间不见有效回应，就有可能再次升级为“准事实”。当村民用这些“准事实”来看待村干部时，维系村干部权威的信任就岌岌可危了。
记者问马岩村的一位村民：“如果发生纠纷，是希望村干部介入解决，还是求助于一般的村民？”这位村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
另外，村干部处理确权一事，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有些地界存在冲突的时间，可能比村干部的年龄还要长，解决这些问题，村干部确实也勉为其难。
确权中可能出现的棘手问题还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土地应该怎样平衡？过去各种非正式的土地流转，导致承包关系混乱，怎样捋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过去肥瘦地的分配，仅仅考虑土地的产量，现在有了耕地保护基金，肥瘦的标准是否要相应改变？
村干部处理确权问题，另一个障碍是人手问题。村里“两委”加起来不过七八个人，与确权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马岩村的情况，是当时成都市各村的一个缩影。双流县兴隆镇党委书记徐达泉在瓦窑村摸底时，有些村民干脆把大门一关，一走了事。金堂县的一些村庄，甚至差点为确权一事动起手来。
到了去年3月底，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听到的都是一些让人沮丧的消息。成都市统筹委曾想着确定一个标准，让下面照章执行，但最终发现，“无论怎样都摆不平。”
但产权改革已迫不及待。自2003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遭遇搁浅后，成都市新的改革路径在2008年正式出台。这一“自下而上”改革路径的核心，就是产权改革。改革能否破题，牵动着很多人的神经。
“五合章”议事
这时，民间智慧再次迸发出来。
改革久推不进，邛崃市羊安镇仁和社区党委书记雍长清把社区里几位德高望重的社员找来，希望这些“民间高手”发挥影响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下面”推一把。
效果惊人地好。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完成的说服工作，竟然被这些“民间高手”轻松搞定。
雍长清一开始不敢相信这种效果的持久性，只做不说，也没有“议事会”这一说法。待到确权已呈浩荡之势，才向镇里汇报。正因确权一事焦头烂额的邛崃市组织部如获至宝。几天后，一个要求成立新村议事会的文件发至各乡镇。
高仁天也没有想到，希望自己当选的呼声竟然这么高。在第一轮推举的8个候选人中，他是呼声最高的一个。第二轮，8个候选人再选出5个，进入村议事会，他又是得票最高的一个。马岩村共有10个组，其中6组人数较多，有5个名额，其他各组每组3个，加起来议事会成员共有32个。
议事会成员的数量，成都市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村大多根据自身的情况自行确定，但一般都在20人以上、40人以下。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表示，他们比较青睐于20人左右的规模，多了形成决议较难，少了又不具有代表性。
邛崃市委组织部赵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开始，他们把议事会的功能仅仅定位为“议事”，“只议不决，”议完以后，再提交村民大会进行表决。因此，村民把议事会成员戏称为“议员”。
高仁天说，其实真正可议的事并不多，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田间地头完成的。“带上尺子，叫上相关的村民，一家一家把地界确定下来，我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许多想象中可能会有些波折的确权，最终也是有惊无险。
议事会的作用如此立竿见影，也出乎邛崃市委组织部的预料。其“只议不决”的定位试行没多久就得以升位，被赋予一定的决策权力。
广为传播的马岩村财务“五合章”，就是其决策权力的产物。
议事会成立之前，马岩村的财务由退下来的老书记叶露春代管。年纪大了，叶露春有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村里的财务支出也渐成村民关注的焦点。2008年，马岩村被评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缓慢村，得到20万元发展资金，村里将这笔资金入股邛崃市一公司在该村开办的一个养猪场，约定每年保底分红10%，这样，村里每年就有2万元的收入。对村里来说，这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过去村里每年的收入只有1000多一点。
收入多了，议论也多了起来。议事会成立以后，有人将这一问题拿到了议事会上。此时，叶露春建议，将财务章分成5瓣，选出5个财务监督成员，每人各持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必须经5人的一致同意才可以报销。这一想法，在议事会获得一致通过。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议事会这个新生事物，成都市给了下辖各县很大的探索空间。各县都确立了10多个村进行试点，成都市也在双流、新津两县各选了一个试点村。到2008年底，试点村的数量已经达到20%。
权限划分的难题
对将议事与监督合二为一的做法，有人提出了质疑。
温江区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朱伟华认为，监督的职能没有理由放在议事会里，否则，“议事会的决策过程谁来监督？”
有的地方，将监督与议事分离开来，前者不仅监督村里的财务，还监督议事会的议事过程，以及村委会的执行过程。
但有些地方成立的监事会，其实还是按照财务监督的逻辑来设计的，人数也大多只有5个人。而且，监事会的监督权力并不彻底。从程序上说，如果监事会发现议事会议事有瑕疵，或者村委会执行不力，如何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尚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问题。目前的做法是发现问题，跟本级党组织或上级组织反映，督促其改正错误。但自身尚无法独立启动纠错程序，尤其是作为监督权保障的否决权的缺失，使得监事会更多时充当着只“监”不“事”的角色。
议事会的权限，同样是个难题。钟毅说，目前能确定的议事会的权力有议事权，以及一部分决策权。但目前的村级治理结构中，已经有三个决策机构：村民大会，这是法定的决策机构；村民代表大会，这也是法定的临时决策机构。现在又有了议事会，三者的权力如何划分，仍然是个问题。
有人曾建议取消村民代表大会，以议事会取而代之。事实上，从实践看，村民代表大会在很多的时候成了虚设。钟毅分析原因说，一是人数太多，议而不决的问题突出，二是多为指定，为百姓代言的意识不强，“代表与群众中间，缺乏一个必然的利益连接。”
但这一提议没被领导采纳。成都的很多改革，有时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旧的破除不了，新的又必须建立，结果是新设了一些结构，权限却无法清晰划分。
有人还提出了议事会和村委会的权限划分问题。马岩村村主任彭建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在有些问题上，他搞不清到底应该是议事会管，还是应该村委会管。“比如土地确完权以后，如果再出现问题，到底应该谁来管？”
如果将村委会仅仅定位为一个执行机构，这个问题当然容易解答。但在过去的很多年，虽然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两个决策机构，但由于观念和技术问题，真正的决策权往往流落到村委会手里。现在成立了议事会，把决策权拿走了，但这个决策权是否又会像过去一样成为虚设？
“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从现在的苗头看，对议事会决策权虚设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高仁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去年9月份确权完成后，村民就没再开过议事会。他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议事会主要任务就是确权。”“确完权后，打工的打工，挣钱的挣钱，我开我的车。”
他说，真让自己长期干下去，都像确权时那样一分钱不给，他还真不愿意。去年的确权把他从4月份一直耗到9月份，最忙的那阵子，他天天抱着一大摞表格回家填，“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加班。”
“选出来就没挣钱喽！”以前自己开车，每个月少说也有1000多块，5个月下来收入损失最少5000元。68岁的叶露春说，自己在那几个月的损失，“最少也有2000多。”
高仁天说，议事会成员中，很多都抱怨没有报酬。“给点茶钱总不过分吧。”叶露春说：“过去的农业合作社还能评一点工分，现在没有一点报酬。”甚至有人猜疑：是不是乡上有钱，没给我们发？“哪个晓得是咋回事！”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钟毅证实，议事会成员确实没有说过要给报酬。他们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提起，结果刚一出口，就有很多人群起而攻之，只好作罢。
这一境遇，源于此前他们在公推直选上的被动遭遇。在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中，他们给那些参与的党员和群众发了些钱，算是误工费，结果引发了很多议论，工作一度非常被动。“农村的工作，最怕一个‘钱’字。”
而且，现在尚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想看一下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到底有多高。“不发钱更能验证一些事情。”
在钱的问题上，市里还有一个担心。现在群众如此拥护议事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太多利益考量，公正性才有了保障。真要拿了报酬，其说话是否会因此“剑走偏锋”？群众心里是有疑虑的。毕竟村主任的信任危机就是现成的教训。
钟毅说，在他们的日程里，议事会的工作并没有停滞。此前，市委组织部在双流县双雁村搞了个试点，按照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框架运行了一段时间，总结了一些经验，今年要把这些经验在成都市铺开。“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议事会的权限。”
[size=5][b]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b][/size]
不管是资本下乡，还是工业集中，其中要义，都是带给了农民新的机会。而过去农村和农民的贫穷，其根本原因，正是缺少机会
[i]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成都)[/i]
常年在东莞打工的杨秀括，这次回家惊讶地发现，家乡正经历着一些变化。
2005年之前，他要把家里的耕地找个人种，不收租金不说，还要一年倒贴几百块钱，以备接手的人交“皇粮国税”。
2005年，他所在的成都市金堂县取消了农业税，“贴钱找人种地”的日子宣告结束。春节时，幺叔提着一大包东西过来串门，顺便提及继续代耕一事。
同一年，他从村委会领到一个存折，村干部告诉他，国家每年会往这个折子里打进一些钱，作为农民种粮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对于杨秀括来说，土地第一次“扭亏为盈”。
现在，他听说土地又要涨价了。周围乡镇的一些村庄，据说已经从城里引进来一些有钱人。这些老板要大量承包农民的土地，农民不仅能拿到的租金，还能像在城里一样打工。
老板下乡
牛晋渝，54岁，成都牛公司总经理，就是“传说”中的这种老板。
2006年初，在花椒油生产中尝到甜头的牛晋渝正在琢磨：在哪儿能找到一块地，种些花椒，以给日渐红火的花椒油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他相中了距离自己的工厂不远的栖贤乡向前村。
当时，该村响应成都市“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号召，已将村里不宜耕种的两块总面积达1100多亩的山坡地整理完毕。其中一块300多亩，一块800多亩。
2003年，成都市开始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很多区县都建立了每月通报制度，对各乡镇土地流转的数量进行排名。距金堂县城不远的栖贤乡，在这项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牛晋渝找到村上，表示了对其中一块300多亩土地的承包之意。但相关人员告诉他，该地块早已名花有主，业主(当地对承租者的一种叫法)是金堂县当时着力引进的一位外地商人。
从金堂县物价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海后，牛晋渝在生意场上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起初做贸易、做车行，稍有积蓄后开始做实业。1999年办抄手(即馄饨)连锁店，经营4年后风生水起，于是将品牌交由别人管理，自己则转建工厂，生产辣椒油、花椒油和豆瓣酱。现在这些产品行情看好，他又将视线投向农业基地，大面积种植花椒，同时插种辣椒和其他短季农作物。
没想到，承包土地一事，竟在半年之后出现了转机。那个外地商人主动找上门来，希望牛晋渝接手自己尚未到期的那300多亩土地。
到了2008年年初，另外一块800多亩的土地也出现了问题。原来的业主眼见获利无望，临阵脱逃，租金一文未付。受害的农民一怒之下，把路给封了。
在选择业主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面临两难。一方面，他们希望找高端合作者，以便让土地的规模经营效益得到最好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合作者少之又少，且大都留在了发展潜力更大的近郊。
在土地流转数量指标的无形压力下，这些合作者一开始就注定是鱼龙混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合同未满中途撂挑子的事情并不稀罕。并且，有的人并非抱有真诚的合作目的，而是盯上了这碗闻着香喷喷的“政策饭”。
无奈之下，政府找到牛晋渝，希望他把800亩的那块地也给接下来。一开始，牛晋渝拒绝了。后来县领导承诺，去年8月底之前，向他提供800万元的贷款，到去年年底，向他提供总额不低于1000万元的贷款。牛晋渝这才答应把这块地也“吃”进来。
但到了去年年底，这笔钱最终没有到位。牛晋渝要求退回这800亩土地。县政府再次向他承诺，提供50万元的价格调节基金和700万元贷款。在2月26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牛晋渝说，这笔钱县农业投资公司已经批准，只差成都市农投公司的一纸批文。
为了填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成都市专门成立了农业投资公司，以这种方式实现政府的投入。但在有些业主拿到贷款后屡屡中途退出的背景下，政府在这方面的资金扶持变得越来越谨慎。
投入的形式，除了贷款给业主，还有一个著名的模式，叫“汤营模式”。
2005年，汤营村经过土地整理，共集中了1060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农户土地入股1000亩，集体新增土地入股60亩，入股土地每亩每年保底收入800斤黄谷。邛崃市国有独资企业“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作为风险投入，入股“汤营农业有限公司”。
为了保证股东利益，该公司规定，公司经营利润的一半作为生产发展资金，另一半作为分红资金(兴农公司与村民和村集体按照五五分成，农户与村集体按股分红)。兴农公司不拿走红利，该红利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待资金壮大到一定的程度后，村集体经济组织用该笔资金回购兴农公司投资的风险股金(原则上等额回购)，作为村集体股。
2006年，汤营村试点一年之后，汤营农业公司的资产由经营初期的221.35万元增长为269.85元，创利48.5万元。
一半的入股农户，每年的收入就分为三部分：一是保底的收入，每亩土地是800斤黄谷；二是每亩务工收入1000多元；三是入股分红。这样加起来，以2006年计，汤营村村民每亩平均收入1930元，与传统农业每亩每年只有500元的纯收入相比，增收了1430元。
农民的逻辑
牛公司的到来，为36岁的邹仲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另一个是就业。
她家的6亩山丘地，由于耕种难度很大，原来一直撂荒。后来经过整理，租给了牛公司。根据合同，每亩的价格大多在五六百元左右。每年的6月30日，邹仲英就能收到一笔3000多元的土地租金。
对杨秀括来说，土地租金简直就是飞来横财。从初中毕业开始算起，他已经十七八年没有种过地了，家里的地都是免费交给别人代耕。他一直认为，即便是不收一分钱交给别人种，也比自己种更划算。就是从外地回来收一趟庄稼，成本也远远高于地里的收成。
即便是在那些无力外出的留守老人眼里，租给老板种也比自己种划算。邛崃市油渣乡马岩村60多岁的老人付定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总共9分耕地，一季稻子一季玉米算下来，按照一般的市场行情，一年的收成也就1000元多一点，但光生产资料的投入就要六七百元，收益远远比不上租出去所能获得的500多元的租金。
这还没有算上人力成本。马岩村的一位农民说，长期以来，农民种地就是“义务干活”。但有了打工的经历后，农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劳力放在地里能挣多少钱，放到城里又能值多少钱？“算清楚这笔账以后，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种这个地了。”老板进村以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对比：自己种地能挣多少钱，租给老板又能挣多少钱？
付定银就做过这样的对比。他把9分地一半留作自己耕种，一半租给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种植竹子。农忙时他就在自己的地里忙活，闲时就到集体经济组织找些活干。随着“三个集中”在成都郊区的逐步推开，在村里找活干正变得越来越容易。石岩村除了一个竹业合作社，还有一个蔬菜大棚，还有一些养鸡专业户，这样零零散散地打零工下来，一个月平均也有三四百元的收入。而自己辛勤耕耘的那块土地，一年下来的利润总共才不过几百块钱。
当然，能够轻易找到活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打工，村里对这些机会缺乏真正的竞争。
邹仲英到牛公司后没多久，就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被提升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工资也从以前的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一千多一点。牛与村里签订了20年的租地合同，而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解决了20年的就业问题。
她说，那时候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可以拿着自己的耕保基金去养老了。耕保基金是成都市政府2008年出台的一个举措，即以对农民补贴的形式，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补贴的标准是一等地每亩400元，二等地每亩300元。
这些补贴，农民并不能每年提取，男的要等到60岁、女的要等到55岁，在政府核实过其土地确实没被破坏后，一次性地发给农民。不过，到农民手里的只有上述金额的90%，另外10%则被用作农业保险的补贴。
但农民也发现，这些收益的计算中间，漏掉了一些可能的风险，比如有可能收不到租金。牛晋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牛公司一样，很多业主正在承受来自租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支出的比例，一半都占业主总支出的50%以上。有些并无多大经济实力的业主，本希望借助土地的产出来偿付地租，在产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就会拍屁股走人。
人员的工资也不是没有风险。它是业主的第二项大的支出。牛晋渝说，在牛公司的支出构成中，人员工资的占比达20%还多。由于农产品的周期较长，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业主都尽量避免先期的大量投入，在人力成本上是能减则减。本刊记者在金堂县调查发现，常年用工在10人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在该县并不多见，大多数项目以季节性的临时用工为主。
园区上岗
“三个集中”还产生另外一个就业渠道——工业园区。
在年前返乡之前，杨秀括已在东莞待了将近15年。这15年，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毛头小伙，熬成了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
不久前，一个朋友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现在家附近也有很多工厂，不如回来。
此时，发端于太平洋对岸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蚕食了“世界工厂”东莞的大量订单。杨秀括所在的鞋厂，原来一个月只休两天，现在一个星期休两天。杨秀括原来的收入有2000元左右，到离开东莞前，已经缩水了一半。
而此时的金堂，已经承接了从成都市武侯区迁移出来的一些鞋厂。这些鞋厂和一些轻纺和建材企业一起，组成了金堂县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都市纺织制鞋工业园区。截至2008年底，该园区已经引进项目154个，总投资达91亿元。
年前，杨秀括顺利通过了当地一家鞋底生产企业——成都昆泰实业公司的面试，并在年后正式上班。他告诉本刊记者，每个月保底工资1200元，订单多时还能多拿。
他感觉很知足。收入虽然比起生意红火时东莞要低一些，但如果刨去房租、吃饭以及在外地生活难免要发生的费用，剩下来的收入其实差不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家里干活，“感觉安全多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在浙江打工的堂哥，他老婆也从东莞赶回来，一起进了这个厂。
金堂县委书记杨林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金堂的农民工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往年年关，农民工返乡的数量一般只有1万多一点，今年则暴增到5万多人。金堂县劳动局向本刊提供的截至2月17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5万多返乡的农民工中，已有2.5万人重新返回打工地，另外的2.5万人中，2.2万人尚在观望，剩下的3000人，则已在金堂县内实现就业。
这3000个在金堂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园区企业。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春节前后，他们组织招聘了100多位工人，有二三百人报名，其中一半以上是返乡农民工。
相对于那些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园区企业更中意这些有着沿海气息的农民工。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说，她判断一个员工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那些长期受竞争氛围熏陶的返乡民工，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园区内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走在宽阔的园区大道上，两边的工厂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开工不足。虽然很多的企业贴出了招工的公告，但进去了解后才知道，很多的企业是出于储存人才的考虑，至于何时能够上岗，还要看订单恢复的程度。
[b][size=5]“破解城乡分治，首先要从体制上解决”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size][/b]
目前城乡统筹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结构性和体制障碍尚未破除而造成的，这是下一步改革攻坚的关键点
[i]本刊记者/王维博 韩永 (发自北京)[/i]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事实上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市场化的路径能否最终破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差距，带动农民增收？本刊为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家陆学艺。
“三农”源自城乡分治
中国新闻周刊：“三农”问题怎样产生？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在哪里？
陆学艺：这要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自1949年以后，搞工业化一直没有争议。要现代化必须搞工业化，无工不富，这一点即使在“文革”时期都没有争论。但城市化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卡壳就在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国际惯例进行的，农村进城是没有户口问题的。我1956年进北京，当时并没有户口障碍。但1958年“大跃进”，一下子几千万农村人进了城，搞大炼钢铁那一套。再加上1959年搞的“大锅饭”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就下来了。粮食一下来，1960年就没饭吃了，国家便通过户口制度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不许农转非，城市的大门关了，一关就关了50年。
不仅如此，城市也开始动员干部和新工人回去，1962年，全国城市动员了大约三千万人回农村。那时候三千万就等于5%了，因为当时全国人口只有6亿人。1966年继续搞知青下乡，实际上也是对城市人口的分流。
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受过大挫折，记忆犹新，所以户口迟迟不敢放开。工业化社会，农村人口却占百分之六七十，肯定是不行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后果之一就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到了十五届三中全会时，有些专家建议把户口放开，提城市化，但是当时不被接受。后来中央同意提城市化，但是要叫城镇化。
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还是迅速在中国铺开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向城市。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
陆学艺：中国要现代化，要工业化，必然要有70%到80%的人口在城市。实际上，即使不许进城，农民也要进城。因为农村就只需要那么多人，剩余的劳动力很多。
后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城市要人，但只要劳动力，农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一概不管。很多省都在喊，打工挣回来的钱比财政收入都大，这是缺少常识的，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剩余价值都留在城市了。
我曾经算过，一个农民工创造的财富价值一年是25000元，那时的农民工工资很低，一年大约8000元，按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的理论，一个人一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17000元。100万农民工就是170亿，500万人呢，就是850个亿。上海农民工超过500万。深圳更多，1000万，就有1700亿。
所以不光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距也越来越大。
2008年的部分数据已经出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城乡差距还有3.38，实际上从1995、1996年以后，这个差距每年都在扩大。
“光补贴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这个“结”到底在哪儿呢？
陆学艺：现在情况是，农村基本上不是市场经济，而城市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差距是造成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农村的资源，农民工是一个大头，另外一个是土地。但长期以来，农村的土地一亩三万五万就拿来了，这是相当荒唐的，虽然征地法规定，征地补偿是每亩收益的10倍15倍，后来扩大到30倍。一亩地算1000元，给30倍也只有3万，再给点树的补偿、房子补偿，不会超过5万。而上市一卖就几十万几百万。
仅上海一年，我估计这样的收入就有好几千亿，被政府和开发商分了。形成土地财政，第二财政。它不在预算决算里面。
十六大提出要缩小城乡差距，所以这几年中央是真给了钱了。现在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农村四免一补，教育、医疗都在改，但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为什么？不从体制上改变二元结构，只是小打小闹地补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这次三中全会的好处是，中央把三农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提过的。这就像很多绳子把农民捆住了，削掉一根，他就活一根。这次我看到一条，医疗改革，每人补120元，城里和农村是一样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以前，城里人分布票每人18尺，而农民是15尺，难道是农民的个子矮？很不讲理的。
中国新闻周刊：成都目前正在进行的产权改革，走的是让农村资源市场化这一条路。你如何评价这种做法？国内此前是否有类似的尝试？
陆学艺：这个做法好。
确权来源于江西的林权改革。以前包产到户的时候林地也分了，但很不规范。再加上怕政策变化，很多老百姓都把林子给砍了。中央一看不行，就下禁令封山，但长期这样也不行哪，前几年就搞了林权改革，把山地分到户，七十年不变，可以继承，可以抵押，这样就把山地搞活了，效果很好。所以有人提出把江西林权改革的做法也用在农村土地上。
中国有个传统，不太好办的事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目前我们的城市地区已经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下一步要在农村地区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农村要跟城里的市场经济衔接。让土地能自由流转，还农民以“地权”，同时改革户籍制度，真正打通城市和农村的藩篱。
中国新闻周刊：打破这个藩篱，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都的实践中也采用了一些变通，这种变通有可复制性吗？
陆学艺：我看难，主要一条是领导要有改的决心。真正改起来也不困难，只要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做，破解二元结构就有希望。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好的《决定》，可惜来了一个金融危机，把注意力分散了，真是照这个文件去做，我说是可以改好的。
目前是要填沟，就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在给他们(成都)做报告的时候就说，要破解二元结构，首先要从体制上解决，是体制让老百姓穷了。
用农民组织来应对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农村的土地租出去以后，很多人不种粮食，而是种花椒、蔬菜等，他们觉得这些更来钱。但有一个问题，如此一来，粮食安全怎么办？
陆学艺：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粮价为什么上不去？
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10060亿，到2003年又降到了8600亿斤，退到1991年的水平。中央着急了，从2004年开始免农业税费呀，补贴呀。从2004年到2007年，粮食连增四年，达到10030亿斤，但还没达到1996年的水平。虽然增产了，但按人均粮食算，其实是少了，可粮价怎么还是升不上去？国家涨价了也上不来。我觉得，这里面统计有问题，没有把粮食统计上来。粮价这么低，想涨也涨不上去，那么就是因为多了，没别的原因。
事实上，我估计粮食至少是在12000亿到13000亿之间，所以说是足够供应的。现在的统计方法，统计不上来。不然，说不明白为什么12年了，人口增加了近1亿，粮食生产没有增加，粮价就是上不来。
最终粮食不要发愁，农民很聪明，真正实现市场化了，粮食是会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一个改革的风险或者说改革的保障问题。许多农业企业主可能会拖欠农民租金，有的合同不能完全执行。农民集中居住后如果就业解决不了，租金又收不回来，岂不是一种社会的隐患？
陆学艺：这个事情需要农民联合起来，农村一定要有自己的组织。不解决这个事情，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
我赞同“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但这个农户应该是联合起来的农户，要有农民协会的农户，这才能制约他。一个大公司和一家一家的农户签合同，算计起来农民是好不了的，给人家养点鸡，要算钱的时候还得想办法去跟人家把关系弄好喽，还不要说他经营不好就跑掉了。
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成都的改革难点在哪里？最后要走上一条什么路？
陆学艺：成都是遇上这么个领导，遇上这么个班子，能干、敢干也愿意干，但是也很艰难。因为他几个大的动作干不了，户口取消没用的，土地不敢动。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成都，和他们谈过，也到下面看过，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儿。当地的老百姓宅基地大，拆了平房盖楼房，我住一套出租一套，老百姓乐意，当地房价也下来了。在北京就叫小产权。
好在他是试验区，有试错的权力，为三农问题寻找出路也是他们的责任。
至于下一步，成都最大的出路是把这几百万农民中的大部分转为二、三产业的工人。靠农村的产业，毕竟力量有限。要靠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民的问题。
全国现在的统计，产业工人的比例是45.6%，那里面有两亿是农民工。
成都如果能做到真正的产业工人占到70%，二、三产业能占70%，农民只剩20%、30%，它的城乡一体化就成功了。最后是走的这条路。
法国有一个大学者，叫孟得拉斯，有一本书，《农民的终结》，他说农民的终结并不是说没有农业了也没有农民了，是说中世纪的农民，也就是中国小农经济没有了，都转到二三产业了，剩下的农业都是农业企业，规模经营。只有那个时候，现代化才算实现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分工，而不是一种身份。我觉得中国最后要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