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
日前，美国通用汽车的股价已降至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水平，通用汽车的销售在过去的两个月下降了51%，在美国政府注入几百亿美元资金后，通用汽车仍然面临破产。可以说，在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中，通用汽车公司是最悲壮的代表之一。 可是，在全球范围内，通用汽车的前景并非一片黑暗。比如，美国汽车在中国有相当不错的市场。据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中国的汽车销售在2月上升了25%，作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售自然也在增加。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试产前途暗淡，但对中国市场的销售预测却增加了一倍，这有点讽刺意味。在全球汽车销售不景气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国的汽车销售却能够上升？彭博的报道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政府将汽车销售税降低了一半。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降低汽车销售税以及中国汽车销售上升的现实，给了各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启示。在大洋的一边，中国政府减少汽车销售税，汽车的销售就上升。在大洋的另一边，奥巴马政府推出巨额赤字预算，同时提出要增加所有人的税负。在高赤字、高税率的恐吓之下，自奥巴马当选以来，华尔街股市已狂泻32%，创历史纪录。
这不都是奥巴马的错，毕竟前一届政府留下了一个经济危机，但奥巴马高赤字、高税率的政策却是在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否则的话，奥巴马的支持者巴菲特等人就不会站出来警告奥巴马了。巴菲特劝告奥巴马，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不要在能源消费上增加税负。股票节目主持人Jim Cramer也是奥巴马的支持者，但他强烈反对奥巴马增加所谓“富人”的税负。Cramer并不反对提高一点所得税率，但他说那应该在经济好的时候。
在经济衰退、个人与企业开支极度减少的情况下，政府需有直接的干预去刺激经济。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减少个人与企业税负是更好的刺激经济方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卡特时代，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为7.5%，银行房屋贷款利率为2.5%，通货膨胀达到13%。(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8%，银行房屋贷款利率为6%，通货膨胀为3.5%。)1981年，美国选民把执政一届的卡特轰出了白宫，共和党人里根赢得压倒性胜利。当时的美国人对里根寄予厚望，期望他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称，当今的经济危机之下，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而当时的里根在就职演说中讲，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里根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要政府为个人和企业让路，因此他推出了减税政策。而奥巴马却是要加重个人、企业的税负，并通过政府赤字把负担加到下一代身上。
是里根的减税政策帮助美国走出了当时的经济危机。其实，并不是共和党的里根才减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民主党的肯尼迪也是一个大力减税的总统。可惜，今天的民主党已经不是肯尼迪时代的民主党，尤其是奥巴马领导下的民主党，不仅要加税，而且还有贸易保护的理念。前一段时间，奥巴马签署的刺激经济法案中包括有“只买美国货”的条款，这就是贸易保护理念的具体体现。大萧条前期的胡佛政府(1929—1933年)正是执行了贸易保护政策，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贸易保护，后来的罗斯福提高税率，无疑使大萧条得以延长。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出口退税、零资本利得税、零房地产税等低税收政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美国的资本利得税为20%左右。最近有美国的财经评论员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不征收资本利得税，那将对美国股市和经济有极大的刺激。
为应对经济危机，除了降低汽车销售税外，中国政府还应在多方面加大力度，减低个人与企业的纳负。日前，有政协委员建议政府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我认为，那是千万不能考虑的政策。
降低税率在短期内会因税收减少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但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长远(0.225,-0.00,-2.17%)的经济发展来看，短期的赤字是可以付出的代价，尤其是考虑到赤字与GDP的比例，短期的赤字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等国家的消费降低，中国需要尽快增加内需，减少个人与企业税负无疑是增加内需最为有利的措施，今年中国汽车销售增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此外，不仅中央政府需要减税，而且地方政府也需要大力减税。更重要的是，低税负不仅刺激消费，而且鼓励人们去创业以及创造财富，那正是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动力。
(作者为东方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选自2009年03月16日 06:49 东方早报 ) [b][size=5]减税不是问题 税制才是根本[/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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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社论
本报曾刊发报道，披露今年中国财政收入有望超过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报道刊出后热评如潮，减税呼声高涨。不过我们认为，是否减税，如何减税，还当研判过去几次减税的成效，综合考量，不宜泛泛而论。
以财政收入全球第二而论，让利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事，减税的主张也由此而生。实际上，在始自2003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减税通道从2004年起就已开启。当年启动的增值税转型东北试点，即有鲜明的减税意味。2006年，中国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其后数年间，相继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免首次购房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以及减免部分车辆购置税，等等。2008年末，在金融危机影响波及中国之后，中国又出台了规模达5000亿元的减税计划。
一系列减税效果如何？答案似乎并不那么肯定。以农业税为例，据称，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不过，鉴于农产品与原材料等工业品价格仍然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农民种地不挣钱的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变，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城市也面临相似的情况。在购房相关税收减免政策刺激下，市民购房热情高涨。但他们随后发现，自己在享受了少量的减税优惠之后，不仅以往的购房折扣不见了，房价还像坐了火箭似地一个劲往上蹿，实在是得不偿失。
究竟是谁享受了减税的好处？在农业市场，是那些惯于利用价格差进行炒作的个人和团体；在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是把房子和车子吊起来卖的开发商和汽车厂家和经销商；在证券交易市场，则是为数不少的内幕交易者和“庄家”。
而且，纳税人在享受少量减税优惠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变着法子用收费和罚款来代替征税，民众的实际负担并未有太大改观，过去数年进行的减税政策并未形成一种普惠局面，减税的实际效用因而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认为，单纯的减税效果未必好，还可能有悖于决策者的初衷。如果税制改革不到位，税制不完善，税费秩序不规范，大规模减税，占据种种便利的少数人和少数特殊群体得益更多，普通民众甚或因为费的泛滥而蒙受更多损失。
据此研判，一系列与减税政策相关的政策规范应该同步推进。比如说对财政支出的强力监督。很多地方因减税而抱怨收入减少，进而设租收费，但一些官员公费旅游请吃请喝等费用居高不下，实际耗费不会弱于减税额度。如何卡住类似列支于行政办公费用上的开支？
官方一贯以中国的税负不高为自己开脱，但未曾考虑中国并无健全的社保体系，医疗、教育、住房等费用均要百姓自己筹措，综合而论，中国百姓的负担实际可能并不低。单纯减税，还不如同时将更多资金转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后顾无忧，百姓的感受自然不同。而现在很多取之于民的资财，却不知用于何处，或为官员所轻易挥霍，凡此种种，不是减多少税可以化解的。
更何况，这边在减税，那边一些地方因为缺少稳定税源就筹划开征新的房产税，未曾考虑如何获得纳税人的认可，如果任何新税的开征，都是这样一种逻辑，今天减掉的税，总有一天还会被征回去。
所以，减税要持续，相应的税制更需要完善，这一过程还应与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相联系，与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相联系，真正实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果真如此，即使不减税，纳税人也会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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