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中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主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zhonggong**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生态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table=98%][tr][td][/td][/tr][tr][td]作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博士
[/td][/tr][/table] 周天勇 声明：中国的危机系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所写，由新华社云南分社焦昆和张凤明冒我名编发内参，又传至网上。对这种盗名发文行为表示遣责。
[url]http://zhoutianyong.blog.hexun.com/21925518_d.html[/url] 这个左派旗手张宏良据说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证券研究室主任，不过中央民族大学好像没有证券研究室，也没有张宏良教授。难怪新华社不好意思用他的名字发内参。 下面是他的著名语录：
美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世界格局，所以美国一定要在自己陷入动荡之前先搞乱中国，去年8月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先在中国制造了史所罕见的巨大股灾。
由外资控股的中国平安公司推出了圈钱1600亿元的天量计划，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接近当时全国军费的一半，一个外资公司一次增发就要砍掉中国一半军队，
不算民间的债务大头，仅美国联邦政府所欠债务就已超过65万亿美元，对于GDP总额才14万亿，财政收入不过2.6万亿的美国来讲，意味着财政上美国政府已经破产，
虽然“反左”的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坏人无一例外地都会“反左”。
网址：[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csd2.html[/url] 果然是“悠国悠民”的好战士…… 建议转茶楼或者文艺天地~~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张宏良，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工作。 [quote]原帖由 [i]李旧苗[/i] 于 2009-4-2 14:32 发表 [url=http://yantan.org/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31630&ptid=90333][img]http://yanta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张宏良，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工作。 [/quote]
[color=#000080]2009年4月1日下午2：00，中央民族大学金融研究所张宏良教授做客新华网，就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图为张宏良教授与网友在线交流。新华网 王翰林摄。[/color]
[media=ra,400,300,0]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4/01/content_11114314.htm[/media]
[align=left][size=3][color=#000080][/color][/size][/align] 张宏良一直是在成教院工作的，连教授还没评上，什么证券研究室主任，什么金融研究所教授，他是在招摇撞骗。 英雄不问出身，他也有可取之处。 [b][size=4]盗名还是盗文？中央党校教授岂能如此无赖！
——兼评党校教授反党的政治现象[/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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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size][/b]
[b][size=5][color=yellow] [color=indigo]张宏良[/color][/color][/size][/b]
[b][size=5][color=#4b0082][/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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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教授反党，特别是中央党校教授反党，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该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时代不如蒋介石时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不如国民党领导下的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针对党校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现象，胡锦涛主席十分严肃地指出：“党校要姓党”，党校教授绝不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由于党校教授反党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且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党校教授反党的问题，加上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对党校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文明的恶劣行为纷纷指责，许多人还写出了很有分量的批判文章（见后面邋遢道人和铃兰台的两篇文章，以及乌有之乡的相关专题“极右派触动了谁”），也就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可是没想到，人不见鬼鬼缠人，那位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周天勇居然打上门来，指桑骂槐地诬蔑张宏良的文章在盗用他周天勇的名声扩大影响（见后面“周天勇严正声明”），我赶忙去这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自称名人的博客认真看了一下他的声明，才发现他的新浪博客点击量还不到一千五，而张宏良新浪博客的点击量超过540万，540万点击量的博客文章依靠不到一千五点击量的人去扩大影响？世界上恐怕也就周天勇这类已经丧失了起码羞耻感的人敢这样说。可惜那篇文章被新浪网删除了，如果留到现在，恐怕仅那篇文章的点击量至少也会超过周天勇博客十几倍。到此我才明白，这些党校教授不仅政治品质极其恶劣，道德品质同样十分恶劣，所以才不得不进行反击。之所以说是不得不进行反击，是因为对中央党校教授有一种特殊感情，不想对中央党校教授说三道四。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部的干部培训工作，那些年经常听中央党校教授讲课，他们的人品学识让我十分钦佩，并对我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然记得那些党校教授的名字和他们亲切的形象，我想借此机会向那些我一直敬重的党校教授祝福，真诚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如果不是周天勇张口闭口中央党校，不是他打着中央党校的旗号大耍无赖行径，无论周天勇的行为多么恶劣，我也绝然不会提到中央党校的。在此我也呼吁中央党校那些还信仰马克思主义，还信仰毛泽东思想，还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制止周天勇之流诬蔑社会主义，诬蔑新中国，破坏中央党校声誉的恶劣行为。
正是从周天勇这些敌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开始，中央党校教授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不人不鬼、不三不四起来，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些要学问没学问，要人品没人品的鱼鳖虾蟹和五精八怪，把本来十分神圣的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把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全面清算的改革，并且不以为耻，不以为惧，反以为荣，大肆炫耀。这位大肆宣扬新中国不如旧中国的周天勇（他只有这篇文章网络点击量很高，可以看成是代表作）的一位大师兄，前不久也是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扒房子圈地哄抢国有企业，让数千万工人下岗的所谓产权改革，就是中央党校发明的，还特别强调让资本家入党，由公司老板兼任党委书记，其发明专利也在中央党校，并且还象怨妇般幽幽地说由此得罪了利益集团。真不知道周天勇这些师兄弟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让资本家入党，由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是权钱结合甚至权钱合一的制度性腐败，是利益集团求之不得的做法，怎么会得罪利益集团？如果硬要说是得罪了什么集团，那也只能是得罪了工人集团，因为老板兼任党委书记，工人完全失去了任何指望。这个周天勇则更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超出了基本底线，说什么新中国经过3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78年的人均GDP水平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远远下降到48年之下，只相当于印度的3/4。48年是个什么概念？是经过百年战乱、八年抗战、又是国共两党数百万军队大决战，以及国民党极度腐败、极度民不聊生的年代，如果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还不如那个战乱年代，共产党的合法性何在？共和国的合法性何在？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何在？人民革命的合法性何在？
况且，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应该知道中国计划经济和印度市场经济之间，在GDP方面根本没有可比性，这就如同重量和长度之间没有可比性一样。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公共资源和公共产成品等，都是免费的没有价格的，不能通过GDP反映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包括在GDP当中，根本没有可比性。计划经济时公共资源免费，满山遍野的游客爬泰山，不创造一分钱GDP；现在一张票超过200元，一天GDP就是上百万，二者之间怎么能够比较？这么简单的道理一般老百姓都懂得，周天勇这些经济学教授能不懂？明明懂得还故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向党的高级干部灌输新中国不如旧中国的无耻谰言，不是清算人民革命，清算共产党，清算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或许他们又会祭出所谓学术自由的杀手锏，这是他们被抓住狐狸尾巴后经常释放的薰天臭屁。在此一定要弄清楚，中央党校不是北京大学，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党校教授没有信仰自由和学术自由，如同少林寺的和尚没有信仰自由而只能信仰释迦牟尼一样，中央党校只能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在中央党校反社会主义，比在禅房里调戏妇女更加无耻可鄙。要想信仰自由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须离开中央党校，如同和尚娶媳妇必须离开寺庙一样。现在，居然连中央党校教授都公开反社会主义反新中国，可见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危机到了何等程度，再不采取扭转措施，亡党亡国将就在眼前。大家想一下，连zhonggong中央党校的教授都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如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这个党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个周天勇教授还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做了个倒三七开的评价，说新中国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并且三分成绩还是来自于三次对外引进，如果没有三次对外引进，估计新中国连一分成绩都没有。
周天勇教授政治品质的恶劣就在于此。既然社会主义如此糟糕，既然新中国如此黑暗，既然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那么你为什么不退出共产党，不离开中央党校，还在利用中央党校教授这块招牌骗吃骗喝？在下面的“周天勇声明”中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央党校教授可以扩大影响，可以捞取名利。如果说周天勇借中央党校教授这块招牌是用来捞取个人名利的话，那么他诬蔑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如国民党旧中国的言论，则是在进行政治投机。他是在向所谓普适价值献媚邀宠，是在投机普适价值会取代党中央，是在投机社会民主党会取代共产党，是在投机颜色革命会推翻共和国。稍微了解当前意识形态的人都知道，普适价值的核心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历史文化；而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手段，就是用79年代替49年作为新旧中国的分界线。因为49年是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开端，79年是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的开端；只要把49年妖魔化为黑暗年代，把79年设定为历史新纪元，自然就打掉了社会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合法性。许多人只是看到了普适价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危害性，其实，普适价值更大的危害性在于，它是一场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历史的文化灭种运动。就这点而言，目前由党中央领导的、以左翼学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觉批判普适价值的运动，是一场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民族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新世纪的文化救亡运动、文化抗战运动和文化自新运动。这是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前的最后一场文化决战，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崛起和毁灭，光明和黑暗，复兴和西化等两个方面的敌对政治力量，正在被全部调动起来，周天勇以中央党校教授的名义，公开宣传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就是普适价值的进攻已接近白热化的标志。周天勇的胆气完全来自于普适价值的支持，对此，周天勇心里很清楚，占中央党校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很清楚，我们对此也很清楚。只是周天勇的政治投机能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或许是周天勇尝惯了颠倒黑白的政治甜头，也或许是中央党校教授的头衔养成了其十分霸道的恶劣作风，此人在文章侵权问题上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骄狂自恋，简直达到了极端病态的程度，完全是超出一般流氓的无赖行为。
第一，文章《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我在2006年12月26日，专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撰写的文章。可是，后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却变成了周天勇，不仅在网络上有流传，还发表在诸如新华社内刊等刊物上（有无获取经济利益周天勇故意未提），无论是周天勇干的还是如周天勇所说是新华社干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都构成了对文章作者侵权的事实。文章作者没有追究周天勇剽窃侵权已属慈悲宽恕，可周天勇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和歉意，居然反咬一口，诬陷文章作者“盗名发表文章”，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卑鄙无耻的流氓无赖行径吗？请大家注意，周天勇声明中“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的对象，十分明确是“发表文章”的人，而不是转载文章的人。发表文章的只有作者一人，其他无论有多少人，都属于转载的人。如果说还有第二个“发表文章”的人，那就是周天勇发表的剽窃文章。因为周天勇在声明中承认《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张宏良博客文章，既然承认是张宏良博客文章，还以周天勇名义发表，就是周天勇剽窃和侵权。究竟是周天勇本人还是新华社造成的剽窃侵权，从周天勇声明反映出的恶劣品质来看，我们很难断定。但是，仅就把作者名字换上周天勇名字，然后又诬陷作者“盗名发表文章”一事来看，这的确是超越一般流氓的无赖行径。周天勇应该知道，“盗名发表文章”应该是把被盗名字放在作者名字前后，而不会去掉作者名字只保留被盗名字。张宏良是实名博客实名文章，更不存在隐藏姓名的问题。大家用网络搜索器搜索一下《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会看到搜索出来的文章作者，都是张宏良而不是周天勇，既然搜索结果都显示文章作者是张宏良，张宏良还有匿名的必要，并且还能够匿名吗？既然张宏良的名字已经公开，除了周天勇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再使用周天勇的名字。若非是极端卑鄙无耻的流氓无赖，断然不会否认这一最基本的简单常识。
第二，周天勇声称文章是在盗用他的名字来扩大影响，这是他最无耻无知的地方。我用Google搜索器分别搜索了一下《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周天勇，搜索结果显示：与《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相关的搜索条目是356,000条，与周天勇相关的搜索条目是103,000；也就是说，周天勇的知名度还不到这篇文章知名度的29%；究竟是周天勇在靠这篇文章扩大影响，还是这篇文章在靠周天勇扩大影响，还不一目了然吗？周天勇声明中供述，是在2008年4月这篇文章的作者变成了周天勇，2008年4月是个什么日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爆发的岁月，而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恰恰成为四月风暴中海内外所有爱国人士特别是爱国青年人所共知的口号。而你周天勇算个什么东西？海内外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中有谁知道你周天勇？就在海内外华人都在高喊“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这篇文章的作者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周天勇。再结合你周天勇的恶劣品行，是你周天勇在盗用文章扩大个人影响，还是文章盗用你周天勇的名字扩大影响，还需要其他方法论进行证吗？如果你周天勇说别的什么文章盗用你的名字扩大影响也还罢了，如果你说这篇文章盗用你的名字扩大影响，就有些极端不知羞耻极端不要脸了。在这篇文章署名周天勇之前的2006年，有谁知道周天勇是谁？可以说，把周天勇3个字写在招牌上，在长安街上走8个来回，恐怕也没人知道周天勇究竟是个上访的还是个要饭的。现在，你借助别人文章赚足了风光，然后再反咬一口，说什么是文章在盗用你的名字，这比盗窃了别人钱包反倒说是钱包占用了自己口袋，还要让人感到更加恶心！真是人一旦不要脸了，什么都敢说。也不知道这年月是怎么了，无论是人不是人的都敢说自己是名人，并且都认为别人在依靠自己名字招财进宝！究竟是这个社会越来越不要脸了，还是这些总认为自己是名人的人越来越不要脸了？中国知识分子怎么猥琐自恋到了如此病态的程度？如果真的遇到名人被诬陷一下也值得，可遇到的偏偏都是一些患有自恋癖的小阿三。
第三，周天勇声明中最蹊跷的地方，就是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早出现在2006年12月26日周博通网站张宏良的博客之中”。这句话暴露了把《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署名为周天勇的文章，完全是有意识的策划行为，并非是什么新华社的赚钱行为或者不相关的他人行为。在此之前，如同不知道周天勇何许人一样，我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周博通网站，那里更不可能有张宏良博客。这篇文章最早是2006年12月25日晚发表在新浪张宏良博客上，同时也发到了乌有之乡网站。文章也不仅仅是只出现在区区21个网站，而是出现在许许多多的网站上，大家知道，文章是有时效性的，时间越长越会被人们忽略忘记，就在文章发表3年后的今天，Google一点还能搜索出超过35万条相关信息，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覆盖面有多大。那么，为什么周天勇编造谎言说文章最早是出现在一家谁也不知道的小网站上，并且覆盖面只有21家网站？答案很简单：是为所谓“盗用名字发表文章”“扩大此文影响”编造证据。让人感觉这篇文章最初只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小网站上流传，只是在用了周天勇的名字后，此文才能“以周天勇署名在网上经久流传，特别是在博客中至今被大量转载，还有一些中小的政府部门、社团和其他组织网站也大量误转。”前面说过，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这篇文章，看看这篇“经久流传”的文章署名是张宏良还是周天勇，如果署名是张宏良而不是周天勇，那么周天勇就是在故意造谣。造谣的目的究竟是要掩盖什么，我想周天勇心里最清楚。这是一石双鸟的流氓游戏和无赖行径，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但也十分敏感，既要用这篇文章扩大名声而又不会造成麻烦的唯一途径，就是先把这篇文章署上自己名字广泛流传，待赚足了名声以后，再发表声明声称是文章盗用自己名字，不仅不会承担文章的任何风险，还可以最后再炒作一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名人地位。除此之外，实在不明白这位党校教授如此反复折腾还有什么其他目的。人怎么能够如此卑劣，把别人辛苦写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待名利双收以后再反咬一口，说是文章盗用自己的名字，如此无赖行为比流氓向受害妇女索要精子费还要卑鄙可恶！
我无法想像周天勇这类人的灵魂为什么如此邪恶，但是周天勇却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目前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有周天勇这类人做中央党校教授，做中国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中国的官员会成什么样，中国的改革会成什么样，也就可想知了。
张宏良辛苦写成的文章变成了周天勇的文章，最后周天勇却发表声明说是张宏良的文章盗用了周天勇的名字，而不是周天勇盗用了张宏良的文章。这就如同小偷发表声明说是钱包盗窃了小偷，而不是小偷盗窃了钱包一样荒谬。
这事希奇吧？居然就让中央党校教授给造出来了！如此天大能耐的教授，能造出新中国的老百姓比旧中国的老百姓更加吃不上饭，也就不足为奇了。 冒了人家的名，人家只是申明一下，就惹得某人大光其火，又是跳脚，又是骂街，这样的棍子，真丢姚文元的脸。 啥仁都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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