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殊：破解中国就业难题
张殊：破解中国就业难题转自:文化本位社会研究网[url=http://www.whbw.net/Html/?261.html]http://www.whbw.net/Html/?261.html[/url][float=left][img]http://www.whbw.net/UploadFiles/20094647125409.jpg[/img][/float]
[size=14px]编者按：就业是民生之本，2004年，本站章星球运用文化本位社会理论对中国就业危机与经济危机提出预警，随后李敏博士运用该理论于05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就业问题研究》，提前四年为今天的就业危机提出应对方案，遗憾的是该理论未获足够重视。难能可贵的是深圳大学某调研小组和作家张殊对本派就业理论给予了关注，张殊文章的标题《破解中国就业难题》甚至成为央视的就业专题。参阅央视专题：2009两会焦点——破解中国就业难题。[/size][font=宋体]http://news.cctv.com/special/wmdgz/01/[/font]破解中国就业难题 作者简介：张殊，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环球华报》、《北京文学》、《大学时代》、《学术中国》、《中国学术论坛》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中华网络作家协会》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在新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等社出版著作多种。现为自由撰稿人。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乃天赋人权。当我们看到人才招聘会上那万头簇动，几十人、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热烈场面，翻阅有关部门的就业统计数字，环顾身边大量没有工作的人员，都会感慨万千，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就业问题的严峻。
严重的就业问题及其危害
这些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加上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青年，中国的就业问题异常严峻。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5年要解决5000万人就业。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八点三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五千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四千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一千万个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2006就业论坛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状况目前存在35％以上的“海归”出现就业问题，一多半大学毕业生对薪水不满意，高校就业率统计存在虚假三大问题。该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没能就业。2007年高校毕业生则有144万未能如期就业。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加快，2004年在城镇务工农民工已达1.2亿人。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刘作舟指出，估计在未来20年间，将有3亿以上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每年的就业压力约为4000万人，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的中国。
与此同时，大学扩招带来逐年攀升的毕业生大军：200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是280万人,2005年达到338万人，2006年超过410万，2007年达到495万人，2008年高校毕业生高达559万人。这还不包括几百万“三校生”。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数万名研究生排起了数条千米长龙。从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到高级人才，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400万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青年就业率呈下降趋势，有上千万名青年成为“NEET一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即没有正式工作，不在学校上学，也没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年轻人。
我国的登记失业率接近5%（这个5%的失业率还仅指劳动保障部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百分率，不包括大批下岗人员和近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估计，目前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也许已高达8%至10%。
城镇失业人员主要由五部分人构成：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已毕业尚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军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城镇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进城务工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工。
有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对中国长期劳动力就业形势进行了预测，这一预测将城乡隐性失业者计入就业者范围，结果显示：2000、2010和202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分别为7.14亿、7.28亿和7.76亿。大量的富裕人员存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加上没有被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据资料分析，中国目前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性失业率仍可能高达27％（这样多的人无所事事、虚度年华，于国于民都是巨大的损失与浪费）。
尽管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不尽一致，即使按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000万、或1200万、或1400万来算（且把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排除另算），都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小国的人口。这只是中国在正常发展状态下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最低的数字。
这样严重的就业问题，给个人、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样是严重的——
就业问题带来的第一个危害，就是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劳动机会或劳动时间被闲置，其劳动价值就必然没有途径去形成和实现。并减少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产出，特别对大学毕业生等高级人才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劳动同时也是财富之母，在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就受到了很大限制，进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据有关资料粗略推算，因失业（不包括隐性失业）而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和不能合理利用，使我国的近年来GDP净损失一年不少于1万亿。
就业问题带来的第二个危害，就是严重制约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内需的增长与扩大。没有工作，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必然被抑制——不敢消费，也消费不起，就必然捂紧养命的钱袋子。住房、医疗、教育——这些在其它国家里很平常的必需品——中国公民却消费不起，甚至要终身为之奋斗。内需与消费不足，必然使生产与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进而又减少了就业岗位的供给。从而使国内生产—就业—消费陷入非良性的循环中。
就业问题带来的第三个危害，就是导致新“读书无用论”的抬头。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有农民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这种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已形成蔓延之势。这种“读多了也没用”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子女读书的投入。这对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人力资源的提升，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走自主创新之路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就业问题带来的第四个危害，就是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失业导致的问题与危害更多更严重。失业问题突出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加剧贫富分化，甚至造成少数家庭的基本生活失去依托，并使一些失业者心理遭受沉重打击，容易产生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情绪与行为。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启示我们，从一定意义上说，失业是比通货膨胀更易引起社会动荡的根源。近几年来，我国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和下岗未再就业）已超过9%，明显高于通常所讲的失业警戒线7%，失业率过高必易形成社会恐慌，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隐患，成为中国目前急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造成严重就业问题的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发现，在3%的GDP 增长率水平上，GDP 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 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也就成为调控宏观经济，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依据。这些年，中国GDP持续增长，就业形势怎么没见好转反而愈加严峻了呢？
中国从1993年开始，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便呈回落态势，到1996年已经低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从所有制部门看，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己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我国城镇失业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加上近年来乡镇企业整体效益下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农业部门还在不断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的精简不可避免，这些都会加大中国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玩弄的“庙穷方丈富”的手段，造成的一个个单位垮下来，一个个地方穷下去，一批批劳动者流落街头，都使得城镇失业问题进一步突出。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2）数据分析，1995-2001年期间，若扣除正常退休人数，全国城镇下岗职工累计在4500万人左右。
中国高校连续多年的扩招速度，大大超过人口、经济、基础教育等的增长速度。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大学生质量降低及就业困难等问题。
中国现有体制中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包括第三产业的就业机制，也为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制造了很大阻力。政府对个体、民营企业的诸多限制与税费太多，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个体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个体与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近年来大批中小企业的破产与关闭，从而遏制与减少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容纳与需求。仅仅靠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等个别和短期的优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根本不可能不依赖于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
垄断的大量存在压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公民的创业。这些垄断不仅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服务态度很差、霸气十足的电信、金融、电力、供水等部门，而且出现在官商学“精英”们联手对房地产、能源、媒体等领域的垄断，一些恶势力、黑社会对部分市场的控制。这些领域就业弹性较大，却存在很多进入壁垒，其他群体与实体就无法进入——创业或就业。由于缺乏竞争，这些服务居高不下的价格不仅抑制了消费，反过来也影响了以上产业的发展规模，最终限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些贪婪的资本家和官员相互勾结，疯狂的对消费者剥削，楼市、股市就是这样的场所。消费者于是停止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那些行业自然开始萎缩，于是这些行业自然开始裁员减薪，这时起很多人开始养不活自己。
因此，如果官商学勾结不被打破的话，我们的失业情况总是远远偏离正常。这些权力与资本的垄断造成了行业的萎缩，同时他们提供的东西是需求刚性的。哪怕失业者学会了这些垄断需要的技能，也无法被这些行业接纳。只要垄断不被打破，我们永远要维持高的离谱的失业率。而打破了垄断，一方面在于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行业创业、创造，让其它被抑制的行业得以恢复，吸纳失业人口，并提高就业人口的工资。
一些机关单位部门用人唯亲、用人唯钱的落后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提升，使得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受阻乃至扭曲，极大地限制了对人才的需求。南京师范大学蒋钰珮老师通过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的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中很重要，通过父母的社会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调查总数的27.2％。而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仅占13.6％。大学生找工作不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而是凭着家长的社会关系，竞争异化成了家庭背景的“大比拼”，这已成为另一种社会之痛，必须正视这种就业“比背景”的社会困境。
人事腐败是社会腐败的土壤。一些单位进人时，不是通过招考，凭真本事进人，而是通过“关系”进人，即便是通过招考，也只是走形式，这不仅容易造成“近亲繁殖”、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等落后腐败现象的流行，而且也不利于良好竞争局面的形成，不利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大学生通过家长们就业，不外两种可能：要么金钱开道，用金钱铺就工作岗位，要么互相交易，如你给我安排子女，我给你安排学生。这也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主要原因。因为有家庭背景，一些人即便不思进取，单位也常常拿他们“没办法”，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左右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如此，又怎能形成奋发向上的竞争环境？当官专业户、裙带关系、人身依附的出现，实际上是把大批平民子弟排斥门外。我们的社会被这样一种关系所笼罩，社会的公平从何谈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特约研究员章星球先生深刻指出，目前导致中国就业需求不足和就业供给过大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忽视了人的发展和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过去中国忽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人力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从供需两个方面导致中国就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忽视人的发展导致就业供给膨胀。人的发展可以从教育、社会再教育和劳动者权利三方面体现出来，这三个方面都会对社会需求乃至就业需求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对教育的忽视增加了就业压力。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就业缓冲器，人一生呆在学校学习的年限越长，他的就业时间也相对越短，而人均就业总时间越短，也就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必须由更多的人来完成。因此，增加国民受教育机会和劳动者再教育机会，都可以起到缓解就业问题的作用。以中国教育为例，由于投资型财政挤占了教育投资所需资金，导致国家的教育投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对劳动者基本生活权益的忽视导致就业供给增加。打工者本人没有正常生活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标准而无形中剥夺了他人的就业机会；由于孩子们得不到好的教育，往往很小就辍学参加劳动或出门打工，同样加重了就业问题；同时劳动者的素质得不到提高，又影响产业升级，使新的就业空间也增长缓慢。其实，哪怕按照以往落后社会形态的标准，让打工者过上最基本最简单的家庭生活，就可以大大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产生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
（3）对劳动者社会再教育的忽视导致了就业供给增加。从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再教育。原因在于很多人在学校获得的专业教育到了社会上却发现很不实用，有的人发现原有的知识远远不够，必须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修；还有的人则发现原来学的知识完全用不着，不得不改弦易辙修习其它学科门类。对于广大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农民工而言，各种劳动技术培训对他们的人生发展更加重要。一个社会中所有劳动者用于社会再教育的总时间越多，用于生产劳动的总时间就越少，这也就意味着原本一亿人干的工作必须要1.5亿甚至2亿、3亿人来完成。广大农民工没日没夜地在流水线上耗费着生命，赚取微薄的工资，同时却在牺牲着自己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排挤了别人的就业机会。
中国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导致产业升级这一扩大就业空间的宏观手段和产业分工这一拓展就业空间的微观手段均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就业需求不足。章星球先生认为，相对于就业危机而言，追求货币财富为主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危险的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它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当作赚取货币的工具，并以此与世界其它国家竞争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它越要保持这种比较优势，就越要降低工资成本，降低工资成本的结果则是人们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大，人的发展权以及基本权益由此受到更大抑制，当其恶性循环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破产。近年来大批中小企业的破产与关闭就是明证。
如果增长还是依赖于资本、资源而不是劳动，产业结构中以劳动和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业发展不起来；如果小城镇、县城的收费和罚款占到地方财政的50%以上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创业、就业和转移，就只能千里迢迢，居无定所，大规模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流动，增加就业压力。
工人们面对国内外资本家欺诈与盘剥的时候，往往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根本没有议价的能力。这样有两个害处：1，失业人员缺少救助，从而失去了购买力，社会就开始失去活力；2，国内外某些资本家趁机降低从业人员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了购买力，社会进一步失去了活力。可以说，垄断行业的国内外某些资本家勾结，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以及从业人员的低薪；非但损害了失业人员，还损害了就业人员。以上两点，与人口多无关，与所谓的人口素质差也无关。假如政府给每一个失业者提供每月800元的救助，并有一套即使地段差、面积小的房子。那么哪怕要他（她）扫大街，他都会要价1000元以上，否则他（她）宁愿呆在家里。
把人的发展放到发展的第一位
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表明，中国过去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和降低人力成本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必须树立起一种新的人力资源理念。
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这种人本论观点将发展的指向标定为人的发展，认为只有人的发展，社会才会发展。由这种观点派生的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维护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以人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特别强调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必须依靠人，即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想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些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观和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中国新成立的人力资源部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就业率高低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业和民生是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最重要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以研究失业问题为主要对象而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2006年“中国行”后指出，“中国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这个机会，对于创业者而言，就是公平获得创业的机会。
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在促进全球就业活动中提出了就业密集工作计划的设想。这一设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考虑用人力代替机器。它的含义是人力要与机器适当结合，以适应当地投资与就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建设大项目时，要同时建设与其关联的其他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等，要考虑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城镇发展中，要积极促进城市生活、文化教育、环卫、建筑维修等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增长；在农村，要积极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农村电网、通信网、医疗机构网，建立农村商业网络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网，建立农业技术支持网，并通过这些增加就业岗位。在制定就业优先战略时，要处理如何发展好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重新装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因为每年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大军，因此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拿出来之后，把他们注入到哪些领域，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当中不仅有货币的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收方面的考虑和讨论。
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国将面临严峻的总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总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长期增长。结构性失业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除了人口基数大之外,赶超战略是我国总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最主要原因。只有放弃赶超战略,确立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才能得到长期稳定发展,就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特约研究员章星球先生认为，中国要把人的发展放到发展的第一位，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与人协调发展是解决就业危机的对症良药。推行国退民进战略，省出大量资金，把公共财政的投资方向转向人力资本，中国就业危机就会迎刃而解。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三点：一是扩大教育福利，争取让每个公民都可以获得高中以上教育，从而使教育成为最大的就业缓冲器；二是增加劳动者社会再教育机会，通过减少人均工作时间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切实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权益，通过增加劳动者正常生活消费时间以增加社会就业机会。
他同时提出，追求实物财富增长的内需增长模式要比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增长模式为优。在这种模式中，货币财富不再成为最高目的，而是服务于实物财富增长的工具，好比一种润滑剂。在这种模式中，就业危机将不像前一种模式那样严重，因为生产是以满足内需为主，满足外需为辅，即使外需突然因世界经济整体气候突变而萎缩，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就业危机。他还提出了第三种追求财富增长的模式，那就是以扩大国民主观知识财富为终极目的，以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为手段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因为可以使国民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自我的发展，因而降低就业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个性张扬、创新精神勃发而开辟更多就业空间，因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利于缓解就业危机。同时它还可以通过生产技术与管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而不是劳动力成本来增加货币财富。这种模式，与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是相吻合的。
破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的垄断，提高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业垄断和市场准入过严，如金融保险业、电信、交通、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业等。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消除它们过高的进入门槛，吸引多方投资与人员的加入。这也是“小政府，大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社会建设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通过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今年的四川地震和奥运会期间，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就不容忽视），逐步从社会领域退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党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应该从大学接受更多的毕业生，一方面可以改善其整体构成和创新能力，同时也可以减轻社会就业的巨大压力。
鼓励创业、促进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大量的个体和中小企业解决了中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和中小企业夺利，大规模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个人创业和微型、中小企业发展了，中等收入的人口增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可以显著改善贫富差别的格局。因此，创业、投资和充分的就业，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用税收、财政和社保等方式，再进行分配的再次公平。如果中国目前不利于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不进行调整、改革和更新，劳动力过剩、城镇失业和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还会更加恶化。
厉以宁委员早在90年代中就提出“就业问题是第一要务”。目前的就业形势比起10年前更加严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第一， 政府要下决心解决零就业家庭问题，这一点政府应该有责任,无论如何都得让其中一个人有工作。第二，政府应实施“弹性就业政策”，对一些急需资金帮助的个体从业者提供免税的小额贷款。第三，针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政府提供大量青年志愿者岗位，鼓励大学毕业生支边。同时，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中应考虑与实际工作岗位挂钩，避免同一专业毕业生找工作僧多粥少局面的出现。第四，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就业在先，但更盼乐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意味着就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每个人都希望成才，人人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创造财富，惠及子孙，回报社会。只要政府创造了适宜创业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聪明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就能够创造出新的人间奇迹和无与伦比的文明。国家宜创造条件实施移民战略——向国内待开发地区移民，向海外移民，地区间、国家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增进了解与交流，共同发展。
近些年来，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扩大就业。实施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坚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加强就业和创业培训，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支持创办小型企业。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深化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完善就业援助制度，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建立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的长效机制。督促各类企业同劳动者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加强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保障监察，严厉打击各种非法用工行为。
《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将公共就业服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其向劳动者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与现行政策相比，免费就业服务的对象将实现普惠化。强化政府责任，改善创业环境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简化程序，规范操作，提高效率，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强信息服务。把这项关系民生之本的大事做好。
这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希望能尽快落实并取得明显成效。因为，安居乐业是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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