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座被烈焰包围：美元还能撑多久？
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新罕布尔州避暑胜地——布雷顿森林，就二战结束后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召开会议。然而，这次会议与其说这是一场平衡各方利益的争吵，倒不如说是一次没有烟花和乐队的加冕礼，美元正式登上了货币之王的宝座。实际上，早在1943年，英、美两国政府便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提出了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可是，鉴于英国遭受的巨大打击，怀特计划似乎更像一弯水中之月，而此时的美国却以强大的工业体系和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凯恩斯计划”也成了更加实际的选项。因此，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前，美元就已是国际货币市场中最重要的硬通货。而这场会议通过的“三大协议”也只能是“走程序”的一道过场。 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六十年世事变迁，支撑美元霸权的两大支柱——美国实力与国际贸易正逐步露出断裂的痕迹。事实上，早在1946年，美国挑起冷战中西方阵营的大旗时，杜鲁门政府便不顾国力大举向各个同盟国放贷、援助，甚至加大了扩张的效率，以致开出了159亿美元的天价赤字（以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亿美元），这就令美国政府走上了一条赤字财政的不归路。
除了克林顿等有限的几个时期，美国财赤稍有缩减外，其余的时间里，美国都在通过发行债券、印刷钞票等手段积累着自己的欠债。而到了小布什时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使美国的联邦赤字以每月400多亿美元的规模暴增。在2008年9月，美国财赤已经达到了4380多亿美元的新高峰。 在政府不断积累财政赤字的同时，美国民间也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病态消费观念：美国人常常借贷有效期长达数十年的款项为自己购置豪宅，添置汽车，却从不考虑失业、经济危机、战乱和饥荒等“不测事件”。从此，美国人在信用卡、房屋抵押贷款等领域越陷越深，而社会保险体系的发达也使人们放弃了存款的好习惯，到2008年，美国的居民存款率已经降低到5%以下，而美国全国的负债率却高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据统计，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内外债务就逐年剧增，到1985年，美国便从世界最大债权人沦为最大债务人。可是，美国人仍然没有停止借贷的扩大，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就已占到GDP总额的184%，金融部门债务也占到了GDP的64%，可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非金融债务又急速攀升至GDP总额的226%。金融债务也达到了GDP的114%。这就意味着，美国人要不吃不喝干上三年多才能还清所有欠款。
另一方面，支撑美元体系的第二根主要支柱——国际贸易亦已裂痕遍布，在美元金汇兑本位还存在的时候，美国通过压低其他货币的币值，大量廉价地从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盟国进口各种产品。这在保证了美国人能够廉价买进各种商品的同时，也令出口行业倍受打压，从1950年起，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出现连年逆差，到1960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已累计达215.83亿美元之巨，黄金储备也锐减了27.5%，降至178.04亿美元。而持续近十年的越南战争也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于是，美元危机一次又一次地爆发，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放弃了美元金本位，美元开始逐步贬值。 不过，1970年代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胀——通缩——再通胀的危机，与其说是货币灾难，倒不如说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崩溃的预演，由于市场的扩张在地理大发现的尽头已达极致，而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未来临，于是由人类贪欲带来的多余货币使滞胀成为了那一时期美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但是，随着中国和前苏联阵营重新融入国际市场，这一危机便因新市场的发掘而得到了缓解，让过量发行的货币找到了新的去处。 可这种缓解却恰恰是新一轮更大危机的伏笔。据著名经济学家彼得•D•希夫先生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写道的那样，在中国等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了更为剧烈的恶化，而美国企业纷纷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搬迁，加剧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例如，美国的汽车企业在其最鼎盛的时候有近千家之多，而到了2008年，美国的汽车业只剩下了福特、克拉斯勒和通用三大公司在苦苦挣扎。 然而，新兴国家产品以极低的价格把西方变成了“购物天堂”的同时，也令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劳工待遇迟迟得不到改善，当工人们试图罢工以提高薪金的时候，资本家们总以一句“你们再闹，我就把厂子开到中国去”来打压工人的要求。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而言，也不啻于是一种灾难和赔本生意：发展中国家默许企业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并将各种资源贱价出口，以换取花花绿绿的美元，然后又把它们投到美国，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们购买房屋和汽车，一旦信贷消费这一债务叠罗汉游戏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而结束，这些国家几代人辛辛苦苦赚回的美元就立刻成为了过眼云烟。
和1929年相似的是，目前全球的总需求和总消费并不平衡，一方面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十多亿人口已逐步迈入老龄化阶段，从长期而言，消费欲渐趋下降乃是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为十亿富人提供廉价产品的，却是包括中、印、拉丁美洲诸国毫无购买力的数十亿穷人。当富人无力消费，穷人却不能消化自己的产品，《资本论》中描绘的“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便在这个动荡的星球上再度上演。 虽然衡量美元兑一揽子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从2008年7月中旬的71升到了目前的80以上，但是基本面上利空美元的因素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如道指跌破8000大关，救市方案难以拯救陷入危机的银行业等）。因此，这一波上涨行情不应是反转，而应该是其他地区经济衰退引发的财富避险行情，事实上，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新一年里美国很可能会自我做空美元以促进出口，2008年3月中旬的70.71并不是美元指数下跌的终点。更可怕的是，为了拯救深陷危机的世界经济，各国央行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联手降息及注资行动，这不能阻止金融市场的进一步下滑，相反，无限制地滥发货币还会导致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崩溃，以致最终把我们拉回到以物易物的石器时代。因此，被烈焰包围的美元体系面临的不是该不该结束的问题，而是何时结束，怎样结束的问题。
关于后美元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共有三种主要看法，一、让美元和欧元共同承担国际货币职责。理由是早在2006年，全球的欧元流通量即已超过美元，但鉴于全球美元的官方储备已有4万亿之巨，让美元退出世界货币的范畴显然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选择。另外，货币“双轨制”还会使投机家们找到非常容易的套利途径，这也是国际社会不愿看到的。 二、恢复美元金汇兑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使市场上美元的增加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够限制美元的发行量从而避免全球大规模通胀，可对美国的出口是不利的因素，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三、各国自主恢复金本位，以黄金的储备量决定汇率，同时构筑全球性的汇率平准基金。由于黄金是国际通用的一般等价物，因此，就可以限制各国汇率的波动幅度，有助于保持国际贸易的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具有极高的开采、冶炼成本，本身所含的价值量就十分可观，这样一来多余信贷就不易筹集，发行新币亦得不偿失，从而在根本上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亦不会伤及现有的美元体系，因为美国仍然以8500吨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笔者认为，第三方案破坏小，成果大，且简单易行，实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如果全球恢复金本位，那么黄金的价格将是多少呢？笔者觉得，如果以1980年黄金价格最高时的850美元一盎司来算，那么现在的黄金价格依购买力而言是3500美元一盎司，而算上近二十年增加了一倍的黄金现货量，那么每盎司黄金将为1750美元，算上恢复金本位后各国央行体系通过加息及公开市场操作回收的流动性，每盎司黄金的合理结算价格应该稳定在1500美元左右。
关于新金本位实现的时间窗口，笔者认为，从2008年10月九大央行降息算起，到2009年第二季度，应该是国际金融体系短暂的相对稳定期，也是通货紧缩期；如果到2009年第二季度后发生超级通胀，那么2010年中期就应该是第一个恢复金本位的时间窗口。如果不能及时恢复金本位，那么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数十年的衰败与动乱，因为全球货币体系已经失去了信用。但是笔者宁愿乐观地相信，随着金本位的恢复与巩固，世界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当然，由于国际关系的纷繁复杂，这一过程也许并不平坦，甚至还会充满流血和杀戮。
[[i] 本帖最后由 咖啡杯水仙 于 2009-4-10 23:42 编辑 [/i]] 凯恩斯说过：“通货膨胀是不正当的，通货紧缩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德国那样极端的通货膨胀，那么在这两者之间，通货紧缩的危害可能更大；因为在一个贫困的世界里，造成失业，比让食利者失望更为糟糕。”
回到金本位，必然带来通缩----------因为黄金产量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物价将不断下降，直到经济增长速度被迫降到黄金产量增加速度，持币者得到不当补贴，而借贷发展生产者承担双倍的利息。
金银本位下世界经济几千年发展缓慢，美洲黄金大量采出，才使世界经济加速。现行信用货币有需要改进的问题，但回到金本位没有可能。 好像比楼上说的还要厉害。纸钞因不受资源天分约束，供应量可以无限，所以，若想升值，只能存入银行吃息。而贵金属则不，因自然稀缺的约束，放在家里就能升值。所以，愈发不进入流通，而流通量越少，升值就越烈；然后因升值越烈，则愈发埋在家里；自身价格螺旋上升，大家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有金有银地很富。可真实的呢，啥子商品都没有了，就剩下黄金白银了。中国过去的富裕地区的富裕地主，很多就是这样，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墙角下埋的净是金银财宝。 李老师，您好！晚辈认为，金本位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人类的理性局限，还有各种各样的贪婪决定了货币发行量总是过剩这一基本事实，但是金本位下，人类印钞票有了黄金开采量的限制，反而是有数的，有的人认为，全球一年黄金产量才占地表存金总和的3%，而GDP平均增长是5%，这就决定全球经济将是通缩的。可我觉得，通缩能够增加消费者，特别是社会低层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持续、稳固的购买力条件下，经济发展自然有了持续的动力，这样的全球经济格局，也许比旧的更加均衡。就是在货币政策上，我们的新金本位肯定少不了计算机的影子，可以用各国央行把未来黄金产量买断（期金）合约当作虚拟黄金储备的一部分来稳固汇率。当然，这些看法都不是很成熟，还请方家斧正。 被称作“老师”，令我诚恐诚惶，不敢当，还是免了为好。
黄金本位制，造成通缩是常态，会对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已为货币学派分析透彻。但，“常态”并不否定“偶态”，造物主并没有将物产均衡平摊开来，不仅地域间分布不均，且矿藏密度也甚为不均。十九世纪末，世界经济和金融大动荡和大变革，很大程度与美澳发现大金矿和从低品位矿提取黄金技术提高有关，由此，全世界通胀起来。再引发从金银双本位制到单一金本位制的替代，白银价格狂跌。而中国仍是白银通货的国家，而且晚清政府第一次发行了银元，开始替代“元宝”。于是大清国物价狂涨，脱离土地了的游民们就骚动起来，这也是闹成“庚子事变”的拳乱的原因之一。
举上个例子，不过是说明贵金属本位制没那么传说的美好。1930年前后的金融崩溃，就是因为诸多国家顽强坚持金本位，直到最后坚持不住而一泻千里。倘若早个十多年，也就是一战后就放弃了金本位，经济就会实时调整，而不致把小恙憋成大祸。 可是，对大萧条引发的原因，我仍然有不同看法，1929年股票大跌时，纽约联储也给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在泡沫溃灭的过程里，信心的崩溃使经济危机从虚拟经济扩大到实体经济。大萧条并不是金融系统缺乏流动性那样简单，而是虚高的价格重新回归的“创造性破坏”。 简单说吧，连凯恩斯都不以为金本位货币体制有多好，因而提出三十种物品为价格基数的“国际货币”。
至于“大萧条”，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大萧条”时期，恰恰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国民经济以百分之六到八的速度狂增。但显然，“黄金十年”当称作“白银十年”更准确，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不仅是银本位，而且就是用银元做通货。而白银的价格早已不和黄金捆绑，随行就市地自由浮动，所以，中国是自由的浮动汇率制，而其他所有金本位货币国家，都是固定汇率。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黄金十年应该是人口红利和巨国效应的典型体现，因为当时中国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劳动力充足，国内市场巨大，产能巨大（顶上整个欧洲），所以没有出现太大的影响，尽管财富分配不均。但是就我所知，1930年代的中国，货币制度已经是无抵押信用货币和银元共同流通（国民政府亦在有意回收、废止银元流通），因为经济基础没有受到巨大打击（和日本对比），因而法币成为了许多国家认为坚挺的储备货币之一。我始终认为，在经济分析中，货币只能是配角，劳动力和供需平衡程度才是主要参考因素。 这篇文章比较宏观，难以把握，不如《救市不如济贫》那样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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