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建亚洲共同市场须打破家族关系网
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i]第一财经日报[/i]
1986年8月，笔者来耶鲁大学留学，住在研究生宿舍，同楼里有许多外国学生，包括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同学。初来美国，觉得跟西方人接触距离不小，另一方面，结识韩国、日本同学后，发现在待人接物、文化上，他们跟中国人是这么像。 那年秋天，一次在共用的厨房做饭时，顺口跟旁边5位韩国学生说，“我们东亚人这么相似，文化上也这么相近，东亚国家为什么不形成经济，甚至政治共同体，为何非得跟差别这么大的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呢？”
我话没说完，一位韩国同学把筷子往桌上一砸，愤怒地说，“当年日本就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侵占韩国、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的，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他是如此愤怒，让我这个没有别的用意、很平淡讲出一时感想的人吃惊。
还在继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造成极大打击，这种时候，我们当然关注亚洲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为了减少东亚经济今后受全球危机的牵连，是否可以通过强化亚洲共同市场体系，使其更能自成一体，独立于世界经济、自我增长？
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模式
二次大战期间，因军运需要，批量造船技术迅速发展，世界海运容量激增。二战结束后，这些造船技术，加上新闲置的大规模海运容量，使跨国贸易成本大跌、贸易容量大增。加上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轻易跨国移植，这些对想走出农业社会、人口又众多的亚洲国家来说，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且是仅仅靠出口制造就能快速发展的机遇。
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是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炮舰的贸易体系，对于没有殖民传统的亚洲来说，这种跨国秩序变迁也当然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商机，也使出口贸易成本大大降低。
这些构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基础。先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然后是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一个个亚洲国家先后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优势，最大限度地享受制造技术“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以投资和出口制造定义本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共同特点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不管是谈到日本、韩国等国的增长经历，还是谈到中国的增长奇迹，大家都可以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来统称，因为大家都靠投资、靠出口。
或许，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强，使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转型经济模式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从增长依赖外需改成靠内需。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过亚洲经济，但是，那次由于西方经济正处互联网热潮中，新经济带来的增长刺激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转变成对出口型亚洲经济的产品的需求，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完，所以，只要外部需求还强劲，亚洲国家在不改变经济模式的前提下也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结果，那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亚洲国家采取根本性的改革，内生增长的能力继续不足。
就这样，在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9月急剧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银行回收贷款，投资公司收缩布局，投资者不再愿意冒险，消费者不敢花钱。于是，亚洲的出口全面受挫。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台湾GDP同比下跌25.3%，韩国跌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这些经济体的缩水幅度都很惊人。
亚洲共同市场的愿景
打击之下，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的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
亚洲无疑已经是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除了工业革命和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亚洲生产潜力相对容易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铁的纪律”就能组织好大规模生产。特别是受儒家“顺从”文化影响深远的东南亚社会，把人当作生产组织中的“一颗螺丝钉”也能接受。
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能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那么，为什么亚洲经济难以内生出足以支持其自身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呢？这当然不是新问题，因为亚洲人口今天占世界62%，200年前更多，占世界总人口70%，如果论消费潜力，那时候更高。二战之后的60年里，也是因为亚洲国家本身的需求不旺，才靠出口带动增长。有几项结构性因素抑制了亚洲国家消费潜力的发挥，或者说让亚洲经济难以与世界经济“脱钩”，而这些因素还将继续，阻碍亚洲经济的“脱钩”进程。
第一，亚洲社会储蓄率高、消费低，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并不是亚洲人天生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金融市场欠发达，不能为各种家庭提供方方面面的金融理财、风险配置产品。
比如，亚洲的企业债市场不发达。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其有过尝试，但那次危机把刚萌芽的企业债市场打了回去；各类消费借贷证券市场不发达，过去几年开始有起色，但这次危机也会使这些金融创新停顿或放缓。以前，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主要是为企业融资服务，针对消费者、家庭的金融发展相对较少。的确，对于侧重生产制造、侧重投资的亚洲经济模式而言，为生产企业融资自然是重点，可是，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忽视消费金融市场的结果是，老百姓储蓄必然高，他们只能靠银行储蓄这种单纯的金融产品解决养老、保险、投资等各种需要，这不仅效率低，也使人们不敢花钱。
第二，由于亚洲国家的民主总体还年轻，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财政开支基本都不如西欧、美国那样侧重民生，生活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的费用更多由老百姓自己支付。这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多储蓄、少消费。
第三，亚洲社会不完全是法治社会。正因为这样，从韩国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其经济和政治的家族色彩很浓，他们通过联姻和其他方式，形成牢固的商业和权力相结合的关系网。这些封闭的关系网垄断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升迁机会，使社会中低层子女难以有同等的经济机会、创业机会。这种固化的关系网压制经济创新活力，抑制内需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结构难以改变，有钱人更有钱，这必然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上面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几年、几个月能改变的，这些是基础制度性改革。更何况正如前面讲到，由于我们熟悉的原因，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包袱会挑战亚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所以，亚洲经济跟世界“脱钩”，这一问题可以探讨，但近期难以实现。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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