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王小鲁
简介王小鲁，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90年代赴澳大利亚访问和学习，近年来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和多家国际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博士论文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
●1984年，获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5年5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员、《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
●1986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
●1998年，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
《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矛盾》(课题组长、第一作者)
《中国农村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英文学术专著，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54岁的王小鲁脸色红润，笑声中带点孩子气。笑容在话语中持续，大多情况下温和而毫不夸张。但当一段话语到了不得不结尾，被仍旧向前的笑声抛在突然沉寂的半空时，笑声开始显得突兀。
王小鲁现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个中规中矩的研究者。与同龄人一样，他经历过社会浪潮的多次冲刷。难得的是，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思想阵地《未定稿》杂志，到1989年出国留学，王小鲁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及整个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回忆中的那十年，让他的话语变得丰富而显露激情。
时至今日，王小鲁依旧保持着从容的心态。谨慎温厚的性情一直将他圈在经济研究的疆域内，未有跨入动荡的政界，或是充满诱惑的商界，如他生命道路中曾有的许多同行者那样。除了那充满激情、斗志和激烈变革的十年，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以及19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苦读博士的“洋插队”经历，让他在逆境中磨炼着坚忍的性格。
进入《未定稿》
1970年代末是文革以后，新旧思想冲突最激烈的时段。类似“两个凡是”等口号，已成为历史的几处标记；而时间有如此的销蚀力量，即便像王小鲁这样的思想冲突亲历者，也会突然间一时想不起“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1978年，27岁的他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进入了最前沿的思想阵地——《未定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思想史的许纪霖曾经回忆说：“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未定稿》肯定是一本不可忽略的杂志。”
实际上，《未定稿》有着更多的政治背景。1977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指定几个人接管社科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号称三驾马车。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文、史、哲、经各方面学者，出版批判“四人帮”理论的书籍，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未定稿》即是这个写作组的另一产品。
《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被指派为《未定稿》审稿。“老人很开明。他觉得不能只找老人，还要找年轻人来写。有人告诉我这件事，说如果感兴趣就送篇文章给他。”就这样，王小鲁的文章被林韦相中，他成了《未定稿》的一员。通过相同方式进入《未定稿》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王小强。
但这次机会并非完全的偶然事件，曾主持《未定稿》的另一老人李凌曾回忆说，两个青年人“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王小鲁的文章是对当时经济体制，包括农村政策的反思。
从1968年在山西汾阳插队开始，王小鲁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在农村呆了7年，把农村社会这本书读透了。刚下乡时，他还和农民有很大距离，后来完全融进了农村生活。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他干完白天的活后，晚上他通常都用来看书。那个书和思想的世界，离现实的苦日子如此遥远，难以找到融通的桥梁。那时候，他觉得好多现实问题没法解决，想从书里找答案。“书读得深了，离经叛道的想法也越来越多。”
“我呆的那个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人，粮食不够吃。这时你就会反思，国家的经济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王小鲁说。
文革时与王小鲁交流思想的那些朋友，大部分都没有走社会科学的路。而他，却从汾阳农村，到山西铝厂，再到社科院的办公桌。短短几年，身份经历了突变。
思想解放
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中，《未定稿》扮演了重要角色。林韦曾说，“未定稿”这个名字好，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来讨论，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开放一点。这种定位，也对编辑有保护作用。
1978年末《未定稿》开始筹备，虽然“四人帮”已被打倒两年，“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学术领域仍有许多禁区。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未定稿》给自己提出任务：“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
这本铅印的小刊物封面朴素，页顶印有“未定稿”三字，下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年月日”。接下来就是文章，一期登出一两篇。但刊物出得很快，一个礼拜就有一期。《未定稿》开始只印几百份，发到社科院各研究所，送中央，送各地省政府、省委政策研究室。除了各级领导，一些大学图书馆也可以看到。尽管印数少，它的影响却很大。一有新鲜思想出炉，学校师生往往奔走相告。
《未定稿》是一个明显有过渡性质的言论阵地。王小鲁记得，当时它刊登过不少突破禁区的文章。比如，在农村方面有包产到户调查的文章，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写新闻开放的文章，在法学方面登过主张“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保护公民权利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登过主张商品经济的文章。“当时不能说市场经济，但说商品经济大家都明白是指市场经济。”此外，杂志还刊登了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万言书》。
但《未定稿》也受到了极大压力。1979年10月，社科院的陆学艺等人到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同志写的调查报告，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有77%的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大丰收。《未定稿》认为这三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很好，决定发表。当时社科院领导获知此事后，对编辑进行了严厉批评。因已经发排，院领导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印二百份，不发给一般订户，只发给少数有关学者和领导参考。即便如此，这期《未定稿》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zhonggong甘肃省委原准备下令对一些零星自发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进行整治，在接到这期《未定稿》后，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建议重新研究，结果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决定。
红火了一年的《未定稿》从1980年开始挨批。有人认为，《未定稿》和主流基调不一致，有几篇甚至明显唱反调，比如包产到户。于是，林韦被撤，《未定稿》也从一个直属于社科院院部的机构降格，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任编辑期间，王小鲁曾在《未定稿》上发表过一些文章。1979年他发表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暗示当时很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有“左”的东西阻碍了社会发展，应进行经济改革。这篇文章反响不错，后来又在《哲学研究》发表，并于1984年获得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发展组
打倒“四人帮”后，理论界气氛宽松起来，一些活跃的回城青年开始组织沙龙，办讨论会，探讨经济社会问题。回忆当年的活动，王小鲁颇为兴奋。“大家经历差不多，都是插队回来的。有时去公园讨论，有时也去社科院经济所。”
就在这样的沙龙气氛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组织——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诞生了。
农村经济研究专家杨勋在其回忆录中说，1980年秋，她与社科院农经所人民公社研究室的陈一咨，在副所长王耕今家聊天，发展组的蓝图就此描画出来。他们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一批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这些人大多是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以人民大学78级经济系的居多，包括杜鹰、白南丰、周其仁、白若冰等；还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的白南生、罗小朋等。这个圈子的核心人员还包括邓英淘、王小强等人。多年后，不少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们从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那里筹到两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经费。1981年7月中旬，一个20多人的民间调查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安徽滁县地区。8月底，他们带着调查成果回到北京，为国庆节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农村调查资料。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肯定了生产责任制，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安徽的责任田试验被中央承认，邓小平专门讲话肯定了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出任国家农委主任。
发展组这个非正规组织，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1号文件的制定，被认为是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直到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才在北大正式成立，在争取到人事编制后，发展组成为社科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
尽管人事关系在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小鲁在业余时间也是发展组成员。和这个圈子的其他积极分子有所不同，他没有过多介入政策制定。
农村调查
农产品流通渠道是王小鲁关注过的一个问题。1981年，农业经济开始有所发展，但流通体制仍是统购统销，垄断性很强。四川当年柑桔大丰收。但当地政府规定，必须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许民间流通渠道插手。公路铁路设卡，由带枪的民兵值勤，禁止柑桔外运，结果柑桔大批腐烂。得知这个消息，王小鲁与白若冰、陈一咨、孟繁华一起到柑桔主产区四川江津、仪陇等地调查。
王小鲁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开始农民不说真话。聊得投机了，才开始说真话”。一位农民端来一大碗红糖水煮鸡蛋，激动地说，“回去跟中央说，包产到户政策千万别改啊。”
后来，王小鲁执笔写出“四川柑桔流通问题”的调查报告，主张打破垄断，放开农村流通渠道。文章挑战了传统流通体制。
1984年以后，发展组成员开始转到其他机构，主要有两个方向：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和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1985年，体改所正式成立，王小鲁去了这个机构，并成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的主编，1986年后担任发展研究室主任。
由于在《未定稿》的编辑经历，王小鲁也加入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还参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作为会议论文的评议员。回忆起会议上火热的争论场景，他说自己扮演了价格改革的听众和支持者的角色。
今天
1989年2月，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在8年多的海外留学中，王小鲁曾于1993年回国，感慨良多。“1980年代进行改革，当时我们心里都没谱，不知道改革能不能顺顺当当的走通。1993年回国，发现这条路基本上走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明确了。”
在王小鲁眼中，农村插队和在澳大利亚的经历，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异国他乡，接受了正规的经济学训练，这个早熟的经济学者吃力但顽强地弥补着过去的缺失，从英语、现代经济学方法到国际视野，也许还有更坚韧平和的心态。
近几年，在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研究过城市化的规模优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农产品的价格和收购体制、市场化程度、地区差距等问题。这些研究都对政府政策或理论界的思维产生过影响。当年发展组的朋友，有的从政，有的经商，而王小鲁仍在做研究。“做这个得心应手，兴趣在此”，他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
王小鲁：坚持独立思考 透视经济真相
王小鲁现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他不仅亲历了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涉及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而且他还是一个有独立学术见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收入分配尤其是灰色收入和农村贫困等问题都做过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他坚信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我与王小鲁教授有一面之交，当时他是长安论坛的一次研讨会主持人，我是听众，他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他有关国民收入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很感兴趣。
当我面对面采访王小鲁时发现，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但谈到他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中所参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故事时，他的观点非常鲜明，言语表达也很爽快。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时而显得很随和，时而又表现得有些固执，他对自己所要坚持的东西很执着，让人觉得他做学问很纯粹。也许，这足以反映出一个学者最难能可贵的学术禀性。
亲历中国改革的幸运参与者
王小鲁和同龄人一样，初中没上完就从北京到山西插队。要说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就是在劳动之余苦读苦写。他说过：自己呆的那个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人，粮食不够吃。这时你就会思考，国家的经济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尽可能搜罗了一些当时能够找到的书来读，希望从书中找答案。他白天和农民在一起干活，深入农民的生活，晚上读书，冥思苦想，写了很多读书笔记。
后来，他到一家铝厂当了一名工人，但读书仍然是他的嗜好。他回到北京后进了工厂，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和王小鲁擦肩而过，只因他已经就读了厂办的“721工人大学”，不让再报考其他任何正规大学，从此失去了和别人一样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意外变化。在工厂大学上学时，他写的一篇文章被当时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主编和同仁看上了，他们正在物色年轻的、有思想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王小鲁很快被破格调入此刊物，工作是当编辑，自己也写文章。这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关键一步，说幸运还真的幸运，在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从工厂直接进到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接触如此前沿的各种思想，文章接连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
《未定稿》之所以得名，是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它在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独特位置。王小鲁回忆当时有很多解放思想的文章，都在这里相继发表过。此刊物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影响却很大。
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小鲁进入了高层政策的研究圈子。后来，他又进入新组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过《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自1986年后，他担任体改所发展研究室主任。他的研究范围紧贴着中国改革路径：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深圳特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他在介绍自己的经历之后，加上了一句话“我研究的内容很杂”。
王小鲁在改革初期担任了当时很有知名度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员，他还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议员，也是那些有见地的改革思路的坚定支持者。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系统地攻读了经济学理论，并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归”，这为后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主持项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础。8年以后，他回国后感到由衷地高兴，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路子。
王小鲁有幸参与过中国初期的改革，而后又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这使他觉得“自己做研究得心应手”。这就是王小鲁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莘莘学子对国家发展、社会和民生问题报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怀。
学术独立见解需要勇气与智慧
讲到回国做研究，王小鲁对樊纲教授的邀请仍记忆犹新。在1990年代，他在日本访问期间遇到樊纲，樊纲很热情地对他发出邀请：你干脆回国后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观经济研究吧！确实，王小鲁早有回国准备，于是在1998年回到了国内，并进入国民经济研究所至今。他“学以致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之中。
他将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焦点问题。他做过的一些主要课题有：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农村贫困问题等等。国民经济研究所创设了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并每两年出一本书，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去年夏天是王小鲁与媒体打交道最频繁的一年，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他还在网络媒体和网友交谈一个话题：怎么看待灰色收入。
“当时，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话题？” 王小鲁与同仁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这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万多元，但按当时汽车拥有量、高档住宅购买、居民银行存款等指标来看，这个数据显然是不真实的。王小鲁正是从怀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他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少数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
“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收入问题说到底是个制度问题，现在人们都在说收入差距拉大，但是灰色收入却没有计入统计，数据失真是必然的。只不过大家没有认真去深究。”王小鲁很“固执己见”。学者发现问题，研究上有突破，很多时候是因对数据或真相生疑而有所建树。王小鲁对于收入数据的怀疑，刺激他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们的真实收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和同仁一道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进行调查和数据分析。他们调查的样本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也覆盖了一批中小城市和县镇。与此同时，他还依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出国旅游人数、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分别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推算，以对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多方面验证。这些结果互相之间有比较高的一致性，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可信的。
尽管如此，他也一再说明，由于研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这项研究结果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根据他们的估算，居民收入中约有4.8万亿没有包括在统计中。他称之为“隐性收入”，并认为这是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这项研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
王小鲁在一次讲座上表示，隐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这五个渠道：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金融腐败、行政管理中的寻租行为和垄断行业收入。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不应该归罪于市场化，而是因为制度存在漏洞，这说明一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因此，他不断呼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王小鲁并非只感兴趣灰色收入，他除了一直关注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对经济发展问题、市场化问题等等做过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有不少受到决策层的关注。
在中国做研究，有时候需要勇气，有时候也需要智慧。在做研究时，或许王小鲁是“二者兼有”。
深化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我的采访大大超出了预计时间，当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可是，我们才刚刚涉及到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话题。
谈到改革与发展，王小鲁谈兴很浓。他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确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提升得更快。”
在说到改革推进了社会进步时，王小鲁的研究经历闪现了很多思想火花。在改革之初，他曾关注过农产品流通渠道问题，就有过一些突破性的建议。早在1981年，我国农村改革正逐步推开，许多地方开始搞“包产到户”，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刚刚萌发，可当时的流通体制依旧是“统购统销”。那年正赶上四川柑桔大丰收，当地政府规定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当时地方政府还在公路和铁路设卡，禁止私人收购柑桔外运，结果导致柑桔大批腐烂。得知这个消息，王小鲁与几位同事赶到柑桔主产区四川的江津、南充等地调查。
“四川柑桔流通问题”的调查报告出笼了，是由王小鲁执笔写成。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提出了要打破垄断，放开农村的流通渠道，这一建议直接挑战了当时的流通体制。
这些年来，王小鲁还一直在研究中国市场化问题，他们创设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看似技术性很强，其实从研究课题的内容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强烈关切。
他在很多场合都表露过，“虽然我们的结论是市场化程度在提升，但我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中很多制度问题、机制问题，包括收入差距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是难以自发得到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最后，他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依靠改革，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倪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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