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勋回忆录节选：全力支持发展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1980年合肥编书会后，我就忙于编写我在会上承担的那几章书稿，指望尽快有一本综合大学能通用的教材，以满足教学急需并减轻我的教学负担。虽然我的农经课在北大经济系是一门小课，学时不多，但属于必修课，还是很重要的一门必修课。我有责任把这门课程教好，而且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们了解并重视中国农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但是，这门课从1956年起就只有我一个教师，1963年有个叫李学智的农经毕业生来北大教农经，不到两年就调走了。北大不好呆，留不住人！我一个人要在很短时间编出一本象样的教材是很困难的。因此，我积极推动全国综合大学经济系的农经教师联合编书。由于综合大学的农经教师大部分都是人大农经系毕业生，我是1956年首届毕业生，是他们的学姐，又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出来发起这件事比较容易。辽宁大学经济系有三位农经教师，他们主动承担了编书的具体工作，而且还联系了辽宁出版社一位副社长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每人只分了几章，只要按时交稿年底就有希望统稿、定稿送出版社，第二年就可能有自己编写的通用教材了。有了教材，讲课就方便多了。为了尽快出书，我们想方设法争取各自所在的学校系领导的支持，保证我们编书的时间和轮流在各校讨论书稿的旅差费用和小型讨论会的费用。
为了多有一点经费，我还找了高教部教材司和国家农委杜润生主任，最后从农委争取到了3000元资料费。我将这3000元全部交给辽大的同志们支配，也不无小补啊！最少可以用于打印若干份初稿，统稿时就不用手抄稿了。
为了出这本书，还得协调好这十几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统编组人选，还有主编和稿费分配等。由于当时大家都是讲师，只有复旦大学一位老先生是副教授，所以我提议不设主编，稿费由辽大的同志处理。我只坚持书中必须明确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样，我们的编书组的工作就非常顺利，全国第一本《农业经济学概论》1981年秋就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还得了全国教材奖，参加编书的这帮人又编了几本书，大家不仅有了研究成果，先后提了职称，而且还乘着编书之便，在全国各大城市游玩，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厦门、沈阳、成都、昆明等等，当时想去的地方都去了。跟我们同时起步的一本农业企业管理统编教材，则因相互争主编争稿费半途夭折。
1980年暑假期间，正当我埋头专心撰写我们的教材初稿时，何维凌在北大校园的南北阁附近遇见我并介绍我认识了同他走在一起的陈一咨先生。何维凌原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生，是邓朴方的同班同学。何在文革中因与同班同学胡定国合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半步桥关押。1968年底他们跟我同是“北苑监狱学习班”第二组的学员。文革后期，何维凌、胡定国因是反动学生分配不出去，留校在清河劳改。周培源担任校长后，重新处理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留校任教，成了化学系的教师。
从监狱学习班回校后，我和何、胡虽然从未联系，但因是同窗难友，相互是信任同情的。何维凌是上海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聪明能干，热情开朗，性格豪爽。同他走在一起的那位陈一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的研究人员，据说是刚从河南农村基层调来北京的。
陈一咨原来也是北大的学生，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确山地区当了人民公社书记和一个什么农校校长，历经艰难困苦从基层爬上来，通过邓力群——胡耀邦的关系调回北京。我对这种经历的人相当熟悉，并从内心敬佩，凭直觉断定这是一个有头脑、想干事、能吃苦、也能干事的人。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过了若干天，何维凌带陈一咨到朗润园十公寓的我家拜访。陈说他到社科院农经所后被分在人民公社研究室，因为他当过公社书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当时的室主任王贵辰就让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他想听听我的意见，问我：“这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怎样研究？”我当时正在编写农村互助合作史这一章教材，评价人民公社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我深知人民公社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体制，于是，顺口就说：人民公社本身前途未卜，人民公社管理怎么研究？说不定，不等你作出研究成果，人民公社就不存在了，你研究它干什么？于是，大家一起议论农村的形势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最后商定，不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而是要研究人民公社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发展前景问题，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存亡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农村正在兴起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问题。在那次谈话中，我还向他们介绍了在合肥同万里同志谈话的情况和安徽省委支持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非常重视我提供的观点和信息，兴冲冲地走了。
暑假过后，陈一咨约我去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同志家。同陈一咨一起去王耕今家的还有他的研究室主任王贵辰同志。王贵辰是人大农经系59级学生。我们一起参加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早就认识。陈一咨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我为陈的大胆设想叫好，表示将全力以赴，并建议利用学生暑假组织志愿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王贵辰热情不高，犹豫不定。王耕今对这项农村调查计划表示热情支持，说利用大学生调查既省钱也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比用专职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好，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而调查。大家还就如何组织和争取领导支持等出了不少主意。这天，我们在王耕今家吃了饭，各自散去。
王耕今是老资格农经研究者，早年曾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调查减租减息，那时他是山东省委调研室的研究人员，薛暮桥同志的部下。1949年进城后，王耕今一直研究农村问题，1978年社科院农经所恢复后任副所长，1980年创办《中国农村经济》，任主编。1979年在密云的全国农经学会上，我把“批左”的那篇文章打印稿交给他请他指导，他给我很大鼓励，将文章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号上。后来接触，王耕今是一位非常善良热情又思想深刻的学者，对青年同志无保留地支持。王耕今的前妻还曾是我们“抗属小学”的老师，文革后期死于“57干校”。王耕今的两个儿子王鲁、王冀也是我们“抗属小学”的学生。王耕今现在的妻子孙毓椿女士原来是北大中文系图书管理员，1957年被划右派后，调到五道口新华书店，五十多岁后，才同王耕今结婚。孙也是一位非常正派善良热情而且是非观点极为鲜明的人。我们在王耕今家吃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当时王耕今已经70岁了，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智慧而慈祥。他对青年人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我们在王耕今家可以无拘束地随便谈话，不需要任何提防。正是那次谈话决定了不少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正是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画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组的蓝图。
自那以后，陈一咨开始约我同他一起策划筹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时，发展一词还是刚刚兴起，可能是何维凌他们翻译进来的，大家都觉得新鲜。陈一咨对农村基层很熟悉，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学历史系，考虑问题很周密，很实际。他的一些设想令我信服，所以我很愿支持他的计划，并把农村研究的希望寄于这个研究组。当然，在当时，我的支持对他们也是强有力的。
1980年，我在经济系是实权人物，在北大也相当有影响。由于我是“翻身户”，又是经济系的副书记，系里的日常事务我并不管，但重大问题是有决定权的，完全有条件以一个北大中层组织单位的名义为陈一咨的计划提供各种支持。
陈一咨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他虽然不懂经济学中的要素组合理论，但很快就把各种社会组织资源整合起来了。我利用自己当时在学校的影响找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同志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兄弟们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了。
陈有了北大的这块根据地，就可以在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师大、民院和外语学院等广招高年级学生。他把北大经济系杨勋的电话地址通知各校的学生头目，让他们将申请加入发展组的个人自荐资料寄给杨勋老师。这样，学生家长放心，不追问他们的校外活动，杨勋老师也认真对待。
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了三四十人。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他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在发展组的骨干中有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人大78级（第一届人大学生）经济系的人最多，有杜鹰、白南丰、周其仁、白若冰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白南生、罗小朋等。当时人大经济系78级学生的班主任是吴树青。吴曾担心学生们老去北大会卷进持不同政见组织，后来听说是杨勋领头也就放心地让他们去了。有的学生家长怕学生在外面闹事惹事，陈一咨就约我去向学生家长做解释，解除他们的顾虑，如江百辰等。
江百辰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父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他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的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一位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这位外语学院的同学在申请时还附上了他对台湾土改的一份研究成果，那执着的热情和流畅的文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为了筹建发展组，那个冬天我陪陈一咨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到处活动，几乎拜访了在北京的所有农业专家学者权威人士，还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筹到了20000元人民币做为研究经费。那时的20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万吧！那是我和陈一咨在邓力群家里，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同志叫到他家定下来的。几天后，社科院科研局李兰亭局长很快就派人把20000元打到了北大经济系账号上。我委托系办公室主任董文俊和会计常瑞华代管，支付凭我签字。
有了这笔钱，陈同我商量在未名湖后湖“梁效”住过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200元），又从贵州调来了一个叫孙方明的外科医生在北招值班。就这样，发展组终于有了自己的固定联络据点。
北招在十三公寓旁边，距我住的十公寓很近。这对发展组活动很有利，有时讨论问题至深夜还可以从我家里煮一锅面汤端到北招楼上大家当夜餐吃，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了。
由于在北招建了联络点，同外面的联系方便了，也显得有来头有气势了，更多了一层保护。
此后几年，孙方明一直都在北招值班，协助陈一咨处理发展组的具体事务。陈的家在西单，有时只有孙方明一个人住北招。他为发展组立了大功劳。假如没有孙方明坚守，发展组的人都是在校学生，一群乌合之众，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孙方明能来北京，也是很偶然。孙是贵阳市一个麻袋厂的外科医生，文革期间因为认识罗小朋的爱人而认识罗小朋。罗小朋又在河南认识了邓英淘、陈一咨等。他们当时就约定有朝一日出了头，在北京聚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罗后来考取了人大工业管理系研究生，孙等不安于麻袋厂的工作，就到北京入了发展组。在发展组，孙方明显得格外踏实苦干，1982年我从校内搬家至中关园，孙方明还主动来协助。孙方明在发展组期间，他的家属仍在贵阳。他长期同妻子分居，真是太亏他了。
后来，我大胆地用北大经济系的便笺去贵阳麻袋厂借调孙方明来京，居然调成了。麻袋厂可能一见是北京大学的信纸和印章就认为孙方明被调到北大，于是顺利放行了，反正孙每月的50元工资不要就是了，可以由我们那2万元经费中支付嘛！
孙方明能来北京，实在是应当感谢邓力群同志。假如没有那2万元，发展组可能无从发展！
邓力群对于农村发展组的支持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他不仅指示社科院拨给2万元科研经费，亲自促成把陈一咨调北京，并支持儿子和女婿加入发展组，后来还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同志负责联络发展组，同意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最后使发展组成了一个具有权威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由于有了北大北招这块地盘，各校投靠发展组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热情极高。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北大讨论学习，何维凌亲自为他们讲授“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何根据外文讲授），这对发展组成员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基础作用。何维凌还将他在20楼的一间单人宿舍提供给发展组使用，在木樨地22号楼，他的家也成了发展组的读书活动据点。何维凌为此得罪了卓琳的老乡——北京市一位政协委员。后来他的国外来信常被北京市公安局检查，并诬陷他里通外国，致使他不得不离开发展组，转到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创建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联络处”。
1981年暑假前夕，发展组骨干们酝酿利用假期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所需经费由张木生的爱人杜英（社科院借调会计人员）负责提现金7000元。由于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支持，又在农村所得到了副所长王耕今、所长詹武的支持（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但对发展组都是支持的），又有了经费和重点大学的专业教师及应届毕业生参与，于是一个二十几人组成的民间调查队伍7月中旬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安徽滁县地区，在那里受到了地委书记王郁昭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和配合。他们派了秘书长刘钊同志冒着高温陪我们下乡调查。
1981年滁县调查历时一个多月，那正是最炎热的八月间。据当地干部说，那种季节一般人都不下乡了，但是我们去了，而且来头那么大，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深知变动时期一切难以预测，他们热切的希望中央支持他们包产到户的试验，所以对这个“通天”的调查组非常重视，秘书长刘钊同志负责接待我们，工作生活照顾十分周到。
调查组兵分三路，一路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一路是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与我和陈一咨等；另有一组称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的，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
调查工作的总部署由综合组负责。综合组共有两部专车，在20多天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凤阳和嘉山两县，重点是凤阳。主要调查方式是听汇报、看资料和找农民干部座谈，并到田间农舍实地参观考察。调查中，实行包产到户的小队干部和农民们兴奋地给我们介绍他们争取这一试验的经过和包产到户后的变化，热情地拿来他们种在包产地上的西瓜、甜瓜、煮花生和玉米，一定叫我们品尝并向我们诉说三年困难时期公社不准他们种地，大批社员外出逃荒饿死的情况。
我们用心地倾听着那些动人的农村改革故事，各人的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录音机这类调查工具，一切收获都只能装在各人心中。
在小岗，我们见到了严队长，看见农民住的屋子里喂着猪和大牲口。在有一间破烂小屋门前，陪我们的干部给我们推开门，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赤身站在地上，那家里只有一些黑乎乎的破棉套和几件破锅破碗盆。我们不敢看，那干部却不以为然。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有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大家出门替换着穿。看着这难以置信的贫困状况，心中像燃烧的火一样发抖，真不知用什么办法立即去改变它，真是恨不得立即把天地翻转过来。
在滁县，我们调查组还收集了许多反映包产到户的打油诗顺口溜，如：“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了户，不用村干部”等等。在田野里，我们看到农民们高兴地在地里一边跑一边喊叫：“我们解放了，我们解放了。”那种激动兴奋的模样是难以形容的。他引起我无尽的思考，给我无穷的力量：我坚信，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了。
8月中旬回到滁县地委，我和孙方明、王小强一起听了计生办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汇报。由于内容太尖锐，最后，他俩不敢听了，由我一个人听到底。8月底回京后，杜润生同志通知我，中央要了解农村计划生育问题情况，我立即整理写成一篇“农村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送杜润生并转报中央胡耀邦、万里等。这时，光明日报正一连五天以大标题发表滁县地区“生产大上，人口大降”的专题报导，我的人口问题报告却通篇反映了农民们的怨气和愤怒，而且是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真不知后果是吉还是凶啊！后来的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1982年底，万里在中南海接见发展组人员时讲到了农村人口问题，并转告我：“你的调查报告中央用了。”他指的是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人口问题的11号文件。那份文件为中国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开了一个小口子，说有困难的可以生第二胎。这里所说的“困难”，就是第一胎生女孩者。
1981年8月底，大家带着丰盛的调查成果回到了北京，为国庆节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资料。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把所有调查报告打印出来，我利用国庆节的三天假期，请经济系打字员马尚云和她的好朋友加班加点为我们打印那批调查材料。那时还没有什么报酬给加班的打字员们。感谢她们的方式就是请她们去看几部外国电影，如《魂断蓝桥》、《翠湖春晓》、《音乐之声》等。这种电影票是我家的老赵从他们的工资理论组搞到的。他们理论组在于光远指导下研究按劳分配问题，那组里有后来的大经济学家董辅仁、孙尚清等，赵是人大派去的，组里的罗元铮先生有办法搞到一些外国电影票。在当时，那是一种特权，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生产责任制，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安徽的责任田试验被中央承认了，邓小平专门讲话肯定了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当了国家农委主任。于是，包产到户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四川省广汉县在省委书记赵紫阳支持下，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们胜利了。发展组这个非正规组织成了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1号文件的制定，终于被承认是一支有影响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1981年我和陈一咨被指定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除了我和陈外，其他理事都是各部部长，我认识的有崔乃夫、彭佩云等。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成立大会是在北招的会议室召开的。到会讲话的有邓力群、杜润生。会议由王耕今同志主持。我还专门邀请了经济系主任胡代光同志到会。当时，北大校园里正在闹竞选，发展组能在北大召开成立大会，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研究生。同是青年人，他们的目标心路和行为方式却是这样的不同，真是够耐人寻味的一种社会现象！
发展组的真正策划者是邓英淘和陈一咨。邓上北大前在河南是陈一咨所在公社的生产队长。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交情很深。后来都回到了北京，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实现自己当年的愿望。我和何维凌也都不是安分的人，从文革到半步桥都是因为有自己的抱负。现在大家找到了一个一致认同的大题目，作起来齐心合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发展组宣布成立后，开始时暂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1981年77级的毕业生们通过国家计委宋平同志的帮助，争取到了几十个编制指标，就先后分配到了社科院农村所。发展组是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所里有一间房子的牌子写着发展组，但发展组的活动并不在所里，也不在北大北招了。他们在西直门内租下了当年属于中联部的伍修权的公馆的一半作为发展的活动基地。就这样，发展组总算是一个正式被承认的组织了。陈一咨宣布王耕今是组长，他和杨勋是副组长，后来又说他是组长，杨勋、何维凌是副组长。再后来还说吴象、王耕今、杨勋是他们的顾问。现在，我记不清他的各种说法了，我和耕今从来就没有注意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的称呼和地位。我们几乎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只要他们能组织起来认真地研究农村问题就满意了。
发展组的一切成就当然是陈一咨他们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我同他们不是一辈人，王耕今跟他们更不是一辈人，大家谁也不想在这个组织中争什么个人地位名声。这也就是发展组的力量所在。后来这批人真的发展了，影响越来越大，在一次会上被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发现了。他们请王小强牵头出来组建体改所，于是，发展组面临着重新分化，分成了三部分：体改所、国家农委发展所和社科院农发所。此时，发展组得了“农民党”的外号，成立体改所后以城市改革为主了，于是人们说“农民党进城了”。我还是死守农村，继续做顽固不化的老农，同进城后的农民党联系少了。后来，主要是从报纸上电视上见到当年发展组兄弟们的好消息了。
1983年以后，陈一咨因劳累过度病倒了。根据书记处研究室的安排，他不得不在上海、苏州疗养。1983年我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见到他。他悲观地放声痛哭，对我说：“上海医生判他活不过一年了”。那天我们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吃午饭，吃了甲鱼汤。也不知哪个省的农村干部给他送来了一池子小王八，他每天吃一只。我对他说：“不要悲观，不要相信医生的话，你会活的长的。每日一个王八是皇帝的生活，你要有信心才是。”在场的陈锡文、白若冰都耐心地照顾他，相信他是过度劳累致病，只要休息一些日子，就会恢复健康的。
陈一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在那种情绪下还把写给女儿的诗歌念给我们听，很是感人。陈为了发展组，不仅丧失了健康，还失去了可爱的小家庭。他的妻子吴彦同他分开了，他成了孤独的单身汉，一心扑在工作上，发展了还要发展。陈一咨后来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说还要办一所像样的学校为中心现代化培养高级人才。我把这消息电话告诉了90岁的王耕今，王耕今也托我祝贺他，认为他肯定能成功。在王耕今看来，我还算年轻，陈一咨还不到60岁，就更是年轻了。我们祝愿这位发展迷永远发展不断取得成功！
1983年陈一咨在南方疗养期间，王小强代表发展组兄弟们来我家，邀我离开北大调到发展组去，因为那时中央还没有干部年轻化的政策，陈病倒了，何维凌被北京市公安局盯住了，他们只好请我去挂名主持工作。我当时正在北戴河度假，我的赵先生代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他认为我在北大过的太累，既然支持农村发展组，还不如离开北大彻底同发展组的青年们一起干。我没有表示反对，就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从感情上陷于两难：既要支持发展组，又舍不得离开北大，最后还是同意离开北大去社科院专心农村研究。当时他们正在兵分三路，我表示：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也要留在社科院农村所，决不去国务院农发中心，也不去“体改所”。那时一再表示要跟我一起走的有杨冠三、宋国青等。我于1985年11月正式去社科院报到，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左腿骨折，又遇上评定职称、整党等干扰，调离的事一拖再拖，前后拖了两年。
我到社科院农村所时已经53岁了。这样的年纪社科院还要我，真不容易了。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在社科院农村所好好地干几年，绝不能占着社科院研究人员这个名额！
我调社科院农村所，得到了王耕今同志的大力支持。记得当时的所长詹武同志曾找我谈话，问我到所后如何安排？我当时听不懂他的意思。他说发展组组长是陈一咨同志，你来了以后如何安排？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安排是指行政职务。我对詹武所长说：“我在北大是一名普通教师，担任党的工作是社会兼职，是党员选举的，不是专职的党政干部。”在北大很少有过等级观念，除了工资是有级别的，职务很少有人注意。我告诉他，我来社科院是为研究农村，不存在什么工作安排问题。我也干不了什么行政职务，我是教师，不是党政干部。詹武听后表现出轻松，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向他伸手要官的人。过了若干年后，我才发现，社科院到底是一个国家部委级机关，在很多方面官气十足等级分明，这和北大有很大的差别。我已进入老年，思维和行为方式早定型了。我不可能重新适应官场，不管到那里，我还是我，我只能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如今，当年发展组的一些年轻人的确发展了。我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支持他们。杜润生1981年11月在北大北招发展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一直响在我耳边：“我支持你们，你们走到底我支持，你们走不到底我也支持。”我想要加以注解的是：“我为中国农村发展支持你们，我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不求任何回报，支持学生是一名教师的崇高责任。”
我衷心感谢发展组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曾激起我的信心和力量，鼓动我进入思考的新天地。 让世界了解中国农村改革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第一次”很容易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是很难忘记的。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坐飞机就很难忘记。那种新奇的感觉至今还常常涌动在我的血脉中，似乎还能给这颗年老的心带来一种微弱的活力。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85年8月间。陪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是一名北大的留美博士生林毅夫。我们坐的是军用飞机，从北京的南苑机场起飞，飞往南京。我们的目的地是安徽合肥——滁县。任务是进行一次专门的农村调查。
我陪林毅夫去安徽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起因还是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试验。
1981年以后，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这在军队中也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中国军队的官兵多为农民子弟，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直接涉及这些来自农村官兵家属的利益。作为农村问题专家，在那段时间，我不仅要参加各种学术政策讨论会，大肆鼓吹包产到户，还经常接待军队的政工干部的访问，向他们解释党的农村政策和包产到户有关的具体问题，如包产到户后军属的优抚问题，军属承包地的管理问题等。
为了对大学生进行形势教育，1985年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也安排在安徽生产实习，带队的教师有张胜宏、周元和我。这次实习是由安徽省农委主任刘家瑞同志安排的。实习的地点定在刘主任的家乡——巢湖地区。负责接待我们的是zhonggong巢湖地委农村政策研究室，陪同人员有省农委的马启荣等同志。
学生在巢湖实习一个多月，暑假前顺利地返回了学校。正当我准备暑假，休息时，林毅夫来到我家，请我陪他去安徽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说他已选定做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题目，暑假回来正忙着写博士论文，希望我能帮助他。
由于刚从安徽回来，又是暑假期间，我对林毅夫的约请，从内心感到为难。但当我看到他那种真诚执着而急切的样子，想到他即将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内容列入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用一周时间陪他去安徽走一趟。
我之所以不顾疲劳痛快地答应利用暑假陪林去安徽，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林毅夫的特殊身份和他同我的个人交情。几年前，在我主持筹建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时，他曾帮过我很大的忙。
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是1978年开始筹办的。那年秋天，国家教委在香山召开全国高教会议。我代表北大经济系出席了那次会。国家教委在会上提出北大应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开设旅游和经济管理专业。北大对配有三十万元经费的旅游专业不屑一顾，结果全国第一个旅游专业设在了杭州大学。对于经济管理专业，由于我的态度积极，终于被校方勉强接受，决定暂时设在经济系，只设专业，不单独建系。
香山会议后，我们根据会议决定，积极筹备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我提议由年轻教师王永治同志担任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并坚持不叫“计划经济管理”。经过一年的筹备，1980年开始招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但是，由于经济管理在国内是全新的专业，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需要开设什么课程，谁也说不清。这时，我想到了当时正在本系留学的研究生林毅夫。
林毅夫1979年入北大经济学系，是未经考试直接由教委批准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经济系里派张友仁教授担任他的指导教师。
林毅夫当时27岁，身体特别健壮，一副单纯的学生模样，很讨人喜欢。关于他的特殊身份和背景情况，系里很少有人知道。一般传说他是新加坡华侨，经济管理硕士。林是外国来的留学生，但他并不住留学生楼，就住在普通的研究生楼——29楼。
为筹建新专业，我到29楼找到了林毅夫，向他请教现代经济管理学一般课程设置问题。他听说北大要建经济管理专业非常高兴。随后，就给我送来了一份列有一般经济管理学课程的单子，一共有26门课程。
我接过他开的单子，如获至宝，仔细看着他列出的那些课程。虽然我对那些课程十分陌生，但总的印象是新鲜而专门的。林耐心地向我一一作了解释。我相信那是代表当时国际水平的一份设计，于是对于创办管理专业更有信心了。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吸引了系内外不少信息灵通人士。数学系的秦宛顺、勒云汇、陈良煜等人先后调到了经济系充实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师队伍。随后，厉以宁同志也从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转过来了。1985年经济系分成了经济学、经济管理和世界经济三个系。厉以宁出任经济管理系主任。1988年，这三个系又变成了三个独立的学院，厉以宁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由于有了新班子，原来的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王永治同志离开了管理专业，最后调到国家计委。我也去了社科院。后来，由于有台湾光华基金会的介入，北大经济管理学院改名为光华管理学院。目前她已是全国知名的学院，吸引着国内外的优秀学子。如果追忆这个学院的创办史，杨勋、王永治、林毅夫等人确实是功不可没的，毕竟是最早的创业者嘛，前后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大约8月上旬，我跟林毅夫从南苑机场起飞去南京。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全由林毅夫一手操持，我只管跟着他走。到南京后，接待我们的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我在那里还意外地遇见了小学时的要好同学赵林波。当时他是军区政治部的助理，参与接待林毅夫。
在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金陵饭店，第二天就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在合肥，接待我们的是省农委刘家瑞主任和辛生同志，具体陪我们的是马启荣同志。两天后，我们到了滁县。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同志接见我们，为我们安排了工作日程和陪同人员。在那里，由于省农委和滁县地委的支持，我们很顺利地查阅和抄录了有关资料，林收集博士论文资料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为了保密，安徽省农委没有将那些资料交我们带回北京，而是在我们回北京后，通过国家农委杜润生主任转给我，我又转给林。
在合肥——滁县的那些日子，虽然工作进展顺利，但由于天气炎热，没有降温设备，任务又紧张，时间还是很难熬的。林毅夫把一间有空调的房间让给我住，他自己住在闷热的小房间里整理材料计算数据，那种刻苦用功的劲头，在当时的学生中还是很少见的。他的刻苦奋斗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值得支持的年轻人。
在滁县的一星期，由于没有别人交流，我和林接触的机会很多。晚饭后，我们经常在宾馆周围散步，谈论着各自关心的事儿。通过交谈，我更具体地了解了他的经历，知道他原名叫林正谊，来自台湾岛，曾是台湾军人，后来又上了大学，获管理学学士。林还曾是台湾的十大优秀青年之一。1979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大陆的向往，他从金门游水到了中国大陆。到北京后，中国军方余秋里出面接待了他。他要求在北京上大学，军方先同中国人民大学联系，人大说没有住房（当时人大刚复校），最后就通过国家教委直接来了北大。我问他：从金门游水过来太危险，怕不怕？他说不怕，他身体好，没问题。我问他，你来大陆是不是要带什么礼物？他说当然带了。他不说带了什么礼物，我也不便再问他。心想，反正不会像黄植诚那样开来一架飞机！自那以后，我对林另眼相看，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爱国英雄，不由自主地关心着他的成长。他也同我一直保持联系，在后来的工作变动中多次来家找我一起商量。
林毅夫来大陆之所以能顺利发展，一方面是靠他的主观条件和刻苦努力，同时也因为他遇上了好运气。1979他登上大陆之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日。因此，迎接他的自然是一片欢呼和掌声。他选择中国农村问题做论文，也说明他的头脑敏锐，眼光深远，正如农村发展组的兄弟们当初选农业农村问题一样。按发展组青年们的说法：“假如我们毕业后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给大家打开水。人家写好文章，我们得跑腿打印、校对、折片子、装订。”当时国家计委是青年经济学者最看好的单位，大门口有卫兵站岗，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权机构，何等气派！但发展组青年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却是另一种标准，他们提出：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这是何等的实际而明智！试想：对一个有志的青年学者来说，有了时间、金钱和自主权还怕做不出研究成果吗？有了重大研究成果还怕国家不重视吗？
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就这么简单，问题在于你怎样去争取它，怎样选择和利用。
当初，林毅夫从北大去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也是因为遇上特殊的机会。那是1980年，北大邀请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先生来校讲学，一时间，找不到适当的翻译人员，林毅夫因为英语熟练被派去担任舒先生的翻译。随后，舒先生推荐林毅夫赴美留学，作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现代化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著，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极为关注，林毅夫选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作博士论文，自然会得到舒尔茨的器重和赏识。林毅夫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1986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全美各大学的经济系中名列第一，有了这个博士学位，再申请其他名牌大学博士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86年林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为博士后，最后他选择了耶鲁。一年后，博士后研究任务也完成了。林毅夫获得了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最令人羡慕的学历和学位。在此期间，他的太太也在美国获得了特别教育学博士，还抚养了两个可爱的儿女。林毅夫的运气就是这么好，几乎所有这一切有利条件都为他配齐了，而他也非常自觉机智地运用了这些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归功于致用的管理学。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军队安排他的一家暂时住在西直门内解放军总参招待所。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优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他也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向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前进。
林毅夫是一个身材魁梧、面貌端庄、作风纯朴，一见就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那种年轻人。在社会学中，一般称这些条件为人格魅力。这种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最受人欢迎。在公众人物竞选中，最容易得选民的青睐。
林毅夫精细地利用着自己的优势条件，从不滥用自己的各种独特资源。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他本来可以住条件较好的留学生楼，他却坚持住在普通研究生楼。在他留学美国期间，国家允许他每年带家属回来度假，他却坚持一个人来回，给国家节省了不少经费。他对自己的小家庭极为珍视，尊重妻子，对孩子也要求严格。他的起步和经历预示着他不平凡的未来，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他带来障碍和风险。
1986年，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曾积极努力促成被誉为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相结合典范的杜润生和舒尔茨之间的交流。后来，舒尔茨来了中国，杜润生却至今未能成行赴美。农业部借口对杜润生的健康负责一直不准他出国，虽然杜润生一再表示他可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为了感谢杜润生，1986年夏天，由总参出面在北京饭店组织了一次与杜润生主任的聚会。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安排这项工作的，是当时的外联部主任王歧山同志。林毅夫邀我出席了那次聚会。他说，他是通过我认识杜润生的，因此，这次隆重会见应当请我参加。
北京饭店会见后，我们一起到了总参谋部。出来接待我们的一位处长竟是北大俄语系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反聂元梓的骨干。我们交谈起来自然是倍感亲切。
林毅夫学成回国后，北大的学校系头头热情地请他吃饭，却没有一个人表示请他回校工作的意向。这使林颇感失望。他同我商量后，决定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为此，我们邀请当时农村所的陈吉元所长在总参招待所会见。会见后，陈所长热情邀请林毅夫到农村所工作，并选派蔡昉、慕新月等青年研究人员协助他开展研究工作。
在农村所工作不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王歧山、陈锡文等到社科院农发所，商谈由林牵头两所联合开展研究事宜。不久，林毅夫就被邀请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下属的发展所副所长、研究员。
1990年以后，“中心”被整顿清查，最后整个机构被撤销。林毅夫终于又回到了北大，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告诉我，在此之前，清华已同意他前往赴任，但他还是愿意回北大。
我关心他在1989年后清查中的遭遇，他说：“不管怎么，我不咬人！”在那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中，不咬人就是最重要最可贵的品德，当然也还得寻求特别渠道的保护。由此，我感到他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学者，已完全适应了中国大陆的环境，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为了“研究中心”的建设，他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国外海外讲学，以便在国内外扩大“中心”的影响，并为“中心”筹集经费。
去年，在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站的广告牌上，我突然看见了中国十大成功人士的巨幅照片，林毅夫被选为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了。
2002年5月4日，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相聚北大燕园庆祝毕业20周年。位于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了77级同学欢聚的会场。那天到会师生100多人，我也荣幸地被邀请到场。5月4上午，由“中心”后院万众楼上传出的欢声笑语，飘荡在未名湖的上空，飘荡在燕园的山水林间，滋润着这片美丽多情的园地。
林毅夫不是1977级学生，而是1979级研究生，论辈分算是1977级的大哥哥。他们在一起欢度这个喜庆的节日，实在让教师们高兴。他们脸上浮现着成功的微笑，在每人限时5分钟的汇报发言中，个个豪情满怀，脸上满挂着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前程的自信。
从1977级同学各人自报的经历中得知，这批人现在在各国各地各单位都是显赫的骨干人物了。但在这一天，在我心目中，他们依然是可爱的小青年，纯洁、善良、自信、乐观。回到母校，谁也没有以大干部、大企业家、大学者的身份自居。因为大家都是“大家”了，也就不必以“大家”为目标相互勉励。作为老年教师，我认为此刻最需要祝愿他们的是健康愉快，个人安全，家庭幸福。至于他们将来还会成为什么人物，要对国家社会作出何种贡献，那是早年就谈论烂熟的话题，是深埋在每人心中的基石，不必人到中年还挂在嘴上。真正的有志者从来都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投入力量和智慧，还怕没有产出？
教师的优势在于学生。教师的骄傲在于学生。古人教导说，厚德博学才能为人师表。教师的得意源泉，就在于自己做不到的，可以期望学生去做。1977级毕业20周年庆祝会带给我的振奋将永远不会消散。 潜心编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1985年我决意离开北大到社科院的个人动机之一，是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书。这个愿望早在1981年凤阳调查时就萌生了。那时，我们已接触了三年灾害时期许多尖锐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准确的第一手的实证资料，对党中央的政策性文件也掌握很少。创建发展组时，陈一咨曾通过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杜鹰的妈妈从西山档案馆复印了关于农村的3000件中央文件。那时，这些文件只能保存在社科院农村所党委的保险柜里，任何党员都不能外借，也不能复印，只能到党委办公室阅读。本来，我对苏联的农业政策和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就极感兴趣，经过1959年反右倾和三年灾害，在这方面的见闻更多，我的好奇心也更强了。这一切都推动着我的探求精神，真想了解并说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历时几十年的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愿望在北大当教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教师不仅看不到机密资料，也不可能到全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我的研究愿望只有离开学校到专门的研究部门才有可能实现。因此，1982年发展组兄弟们派王小强来家洽谈我调离北大时，我也动心，没有拒绝他们。我之所以不能当即立断离开北大，是因为我还要在北大参加整党运动，另外就是要评定教师职称。在这两件事了结以后，我左腿又骨折，半年不能行走，加上调动手续的周折，最后我到社科院报到时，已是1985年11月份了。
我自知已经年过半百所剩时间不多了，所以到社科院后不敢怠慢，抓紧时间工作。
为了我梦中的这本书，我到农村所后首先是去党委办公室阅读那3000件中央文件。每天乘车从北大到三里河月坛北小街2号楼，一连几个月坚持不懈。
1986年起，我开始到全国各地调查农村实际情况。1986年至1989的那几年，可真是分秒必争啊！真可以说是埋头苦干专心致志地研究农村问题了。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下来，我的研究成果一份一份地出来了，还连连得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北京出版社出了我们的《马寅初传》；1980年发表的那篇“批左”的文章还得了孙冶方首届经济科学论文奖。这期间，我还跑遍了我想去的中国农村，从温州、云南、河南，到山西、山东。这样，有关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实际情况就基本掌握了。1987年所领导还派我去波兰、苏联考察，实现了我童年时的梦想。我庆幸来了社科院，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我喜爱的专业，也摆脱了北大无尽的派性纠纷、政治运动和是非干扰。至1989年春天，我所关心的农村问题，从合作化、公社化的社会历史变迁到现实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和农村文化与农民价值取向等，我都接触了并有所研究，又可以出些研究成果了。但是，这年夏天，我又遇上了难以通过的难关。在那种气氛下，精神几乎垮了，心全碎了，就像陷入一场大病之中。我的研究计划面临破产，研究活动被迫中断。心中的感觉就像是走在一座悬崖绝壁上，既不能往前走，也无法往后退，路堵死了。
我最想做的一件大活是编写一部关于中国农村40年变迁的书。那是1981年在滁县调查时确立的研究计划。参与那项研究的成员有：王子平、杨冠三、梁晓东等，我们还是请王耕今老所长牵头。当时拟定的题目为《中国农村四十年》，是作为1989年国庆40周年的献礼项目上报的。为此，我们选定在凤阳县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在滁县地委王郁昭书记支持下，1986年就由王子平、杨冠三、梁晓东、郭朝田等，在凤阳县委招待所蹲点调查了三个月，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凤阳公安局存档的那64件人吃人的“绝秘案卷资料”。我们利用暑假请北大人大的十几位大学生、研究生抄录了大量的卡片，带回北京分类归纳编印成四大册，将近十万字的资料初稿，分送给中央领导人万里、邓力群、杜润生等。当时设想，再有一个河南信阳地区的第一手材料，就可以动笔写那部中国农村变迁历史了。但是，正在这时，却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政治风暴。6月以后的北京，顿时一片恐怖混乱，杀气腾腾，不仅不能正常地调查研究写作，而且整个政治气氛令人窒息，整个社会像中毒的病人一样在痛苦中呻吟，直到国庆节后那种气氛才有所缓和，但是，研究工作依然无法进行。
对我来说，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人。由于6月政治风暴的影响，主管我们这项研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被冻结了。我们课题组的人散了，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进监牢，能干活的人除了王耕今老先生，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暑假期间，我怀着最后的希望去唐山找到王子平，想约他一起继续干下去。王恳切地对我说：他怎么也不能干了，还善意地劝我也别再干了。我失望地一个人返回北京，心里凉透了，真是欲罢不得，欲干不能，面对着那整包整袋的苦苦地积累了若干年的资料和修改了若干遍的写作提纲，不知所措，苦闷之极，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是想痛哭一场，却找不到一个坟圪啊！
在那些日子，我的情绪坏透了，真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大捆的书报资料和成袋的提纲，只好乱扔在地上，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完全瘫软了。在那种时候，只觉得人的脆弱和渺小，相信在恶劣的大环境下，人很容易地就被压扁了。
9月的一天，我在社科院班车上遇见了76届毕业生石小玉。她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就劝我重读一遍《新阶级》。说也奇怪，在这之后，我的心情又慢慢缓过来了，终于又重新振作起来，孤身一人继续为那前途未卜的书奋斗拼搏。
既无钱又无人，用什么办法去完成这计划中的上、中、下三大卷、篇幅有上百万字，并附有十几个县典型材料的巨著呢！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若不后退，就只能面对着这庞大的研究计划哭泣！
正当我烦闷痛苦之极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发展研究所谢扬他们要出我们的凤阳实录了。这份《凤阳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就是我们多次去凤阳并在凤阳住点几个月收集的那批材料。1990年，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撤销前，发展所办公室主任谢扬他们在杜润生主任支持下，决定利用所余经费把几件研究成果出版。他们联系的是农村读物出版社，内部发行，分上、下两册，共约60万字。《凤阳社会经济发展实录》由谢扬和李国都同志负责最后校定。
凤阳实录的正式出版大大地鼓了我的心气。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坚持干下去，迟早还是有办法的。经过与谢扬他们商量，决定将我们剩余的几千元研究经费通过体改所的会计转取出来，同时退掉了为编写这本书租用国家计委招待所的那间房子，把全部材料搬运到六铺坑工人日报赵蔚的家里，这时赵蔚已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哥仑比亚大学。
在这以后，我集中精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继续收集资料和修改编写大纲。经过反复修改调整，决定将原计划的三卷压缩成一卷，字数由100万压缩为不超过50万，十几个县的典型调查也忍痛放弃，只保留凤阳一县。
在这期间，收集资料的工作，大有进展。那时，zhonggong中央党校出版了一份《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上下册两大本，每套15元，作为内部资料，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我一次买了6套，准备供剪贴用，比复印还要便宜。就这样，我当初求之不得的那3000件zhonggong中央文件都有了。与此同时，zhonggong中央研究室和国务院农研室还正在组织全国各省官员编写农业合作化史。那些第一手史料由廊坊的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分期出版了，每本每年6元，我订了6份，以备剪贴用。这样，我只要有时间，就钻到六铺坑摆弄那些资料，琢磨编书大纲。当时，我们农村所的魏道南同志是中央编书组编写合作化史的骨干。我从她那儿得知他们编书的不少消息。他们印的一份4万字的编写大纲后来还送到所里转给我征求意见。这使我摸清了他们的动态，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原来，他们的主编是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他们是通过各省的现职领导人和顾问委员会组织编书班子收集材料的。那些人地位高，权力大，但各人回忆各人的。由于中国农村问题太多是非，变动大，争议多，很难统一各种人的观点，所以，他们的书稿无法统稿，但他们又急于出成果，于是就把各人的回忆录之类的材料，以《中国农村合作化史料》的名义零零散散地发表了。这些资料对我们编书直接用处不大，但使我们了解了这方面的动向，还是有帮助的，主要是大增了自信。
这以后，我将每篇每章的编写大纲和相关资料都一包一包整齐地摆在六铺坑赵蔚的桌上、床上、地上，每星期二、五，我乘地铁路过鼓楼大街，都在那里停留大半天，就像工程师守着建筑物的图纸和模型一样，等待着施工机会。那时，我非常自觉地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我有自知之明，我只能承担一部分写作任务，大部分心思必须用在整合全书和组织写作力量上，主要是精心物色能写作的“借用力量”。
1990年秋天，由我主持的农村社会研究室和山西省体改委在原平县联合召开了一次农村社区整合学术研讨会。社科院农村所的领导和山西省社科院的领导及山西省出版社的头头们都出席了那次研讨会。由于社区整合题目新颖，对地方上的人特别是原平这样的改革典型县，很有吸引力。为开这次会，我们商定，农村所出5000元，原平县出20000元，会后合编一本书，由双方作主编、编委。这样，双方优势互补，大家都高兴。但是，我心中最关注的是利用这次会，推出我们的那份《中国农村40年》编书计划。虽然这时国庆40年早已过去，不必为共和国的大庆献礼了。但我还是很想解释这段曲折的共和国历史！
在这次原平会议上，我把我们的编写计划和写作大纲复印件分送给到会的有关同志，像丢一块石头一样，试探水里的响动。结果，反映最快的是山西省经济出版社陈宇华社长。当时，他已出版了十几本经济学家文集，如薛暮桥、孙冶方、孙尚清等人的文集，正在物色有份量的书稿，见到我们的“中国农村40年”编写大纲，就迫不及待地约我商谈，当场就肯定地表示，可将这本书列入他们出版社的“8.5”重点出版计划。
陈宇华是上海人，十几岁就参军，后来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自己搞起了一个体制灵活自负盈亏的经济出版社，他任社长，主编是一位年轻的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张风山。陈宇华既有上海人的精明，又有山西人的仔细，还有军队干部的果断。当时他已年过60岁了，身体好，很有经验，能办事，一副可信可靠的神态。凭直感，我认定他是一个能办成事的人。我完全信任他，就答应尽快把书稿交给他。其实，这时书稿还未形成，他却相信我很快就能提交初稿！他说，他们出这种书，不为经济效益,只求社会效益，不赔钱就行，他们只付印费，无稿酬。我向他表示，我们不在乎稿费，能出就行！他说，他们包印了北京市中小学课本，能赚钱。这就叫做以经济效益支持社会效益，很有意思。以后，陈社长经常一个人来往于太原与北京之间，细心地倾听我们所的研究计划汇报会，单独拜访经济学界名流，亲自约稿，很受欢迎。谁能拒绝出版社上门约稿出版自己的“著作”呢？那是送上门的名利，每一本文集一般50万字左右，稿费最少也有5000元。
有了陈社长的许诺，我像拿到定单的加工商一样自信了。我约山西社科院副院长陈家骥同志一起来担任“中国农村40年”主编，并请他选派几个能干的青年人参与编写。
陈家骥是人民大学农经系1959级毕业生，算是我的学弟。陈是山东人，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工作。农业学大寨期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质量不错，但没有正式出版。我约他出任主编，而且将他的名字放在我前面，他就分工承担有关这部分内容，顺便他的“昔阳史记”也就能正式出版了。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陈家骥当了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据说，曾身兼70多个职务。他手下有不少能写作的青年高手协助他，现在有了编写提纲和资料，只要照着提纲编写就是了。
有了出版社支持，又有了我的研究室和山西社科院的骨干写作人员承担写作任务，我们的“中国农村40年”编写计划基本可以落实了。但是，为了增加这本书的权威性并保证顺利出版，我最后又约请了农村所陈吉元所长一起担任主编。陈吉元是从社科院经济所里调来农村所的。他原来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农业问题不太熟悉。他担任农村所所长后，因为农业问题是他的弱项感到有压力。我约他一起主编这本书，他很重视。他知道我们这本书是有份量的，而且已有很好的基础，又肯定能出版。我声明：编书的具体工作全由我承担，他可以不用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只要挂名并给大家布置写作任务就行。陈吉元比我年轻，我请他担任首席主编，把他的名字放在三主编的最前面，他也很高兴地同意了。就这样，一言为定。我们三人各得其所，各自优势都能发挥而且互补。我所学到的要素组合理论在此得到了恰当的应用。
从山西回京后，我们的书立即“动工”。不到两个月，初稿就出来了。随后，我们分别在北京、太原两次改稿、统稿、讨论修改补充。最后决定1991年国庆节后由三主编在北京定稿。
为了保证高效率统稿，我们在车公庄市委党校招待所租了四间房子，让负责定稿的几位干将集中住在那里。陈家骥带了他的助手，我也带了所里的几位年轻同志，其中有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半个月后，书稿终于出来了，最后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在市委党校的那半个月，陈院长一直被关在招待所里。我跟他约定，我们可以自由地吃东西，自由地散步，但绝不能会客。开始他不习惯，最后也行了。我答应他，待书稿完成后所里派专车陪他到各处探亲访友。他看在大姐面上，都依了我，硬着头皮干。他当习惯了领导，具体事总有人听他指挥，像这样亲自动手干苦活，也真是不容易了。那半个月，我一直盯在市委党校，披头散发，全力以赴，桌上除了稿纸、资料、剪刀、糨糊，就是各种吃食，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陈吉元所长也常来探望大家，但他忙于所里的工作，只能顺便过来关照。最后，我还是坚持请他终审全书稿，负责把关定稿，首席主编嘛！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必须最后把关，这书是你的。将来图书馆目录卡片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书的作者名字是“陈吉元等”，我们的名字都埋在“等”里了！”
最后，由我起草了一份序言，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编写动因和写作过程如实地加以叙述，各篇章的分工也作了明确的交待。这篇序言，二陈一个字也未改动。全部书稿完成后，由陈吉元所长负责交到所里打印并转交陈宇华社长。历时十年的这本书终于完工了。
1992年，60万字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专著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大家抢着索取这本书。
1996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光明日报》上显赫地公布了它的名字。陈吉元所长高兴地把一张奖状交给我保存。随后吴象、牛若峰等农村问题专家在报刊上写了书评，称赞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们都是农经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不轻易夸奖谁的。
见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书和书评，我感到满足和自豪，历时十年凝结着十几个人心血的这本难产的书，毕竟没有砸在我手上，因此也算是我的一次成功了。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对中国农村几十年的曲折经历总算有了自圆其说地认识和表述，不管别人是否赞同，也算是有了一家之言。李友久的合作化史书最后没有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经费，也不是研究力量不足，以我判断，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他们的观点不彻底，因而不能解释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说服别人。不反映历史真实，讲不出道理，最后也就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使我更加相信在科学领域里，金钱和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惟一重要的是诚实和智慧。真理是检验历史实践的惟一标准，谁掌握真理，坚持真理，谁就能公正地评价历史、解释历史。在真理前面，一切大人物和小人物都是一律平等的。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出版后，参与编写的几位青年研究者刘小京等半真半假地对我提及稿酬问题。这时我才想到真是亏欠他们了，出了这么大的力气，连一分钱稿酬也没有。我只好用计入工作量、算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职称等来安慰他们，并提醒他们，出版社还要出我们别的书，如我们已写成的《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等。聪明的青年们不约而同地笑我傻气，说：“甭提出别的书了，正因为要出别的书，我们的稿费更别指望了。”大家都笑了。因为吃亏在明处，成功和胜利也在明处，大家都明白，这就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的付出总算得到了结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至于在这背后发生的艰难曲折，那只是过程，属于另一个题目，由别人去想去写吧！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艰难困苦中表现了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智慧，在绝望中找到了出路，最终胜利了。我从未指望索取任何具体形式的回报，认为成功就是最大最高的回报。在这前后，我的《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一书也得奖并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选作教材。1989年我的一篇关于土地制度选择的文章还得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出的90年代改革论文奖。我家的老赵讥笑我：“文章不多，还老得奖。”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的书全都是用心血写成的，应当得到奖赏！”
得奖虽然不是我的目的，但那里面的确凝结着我几十年探索的艰辛和苦难。所以，最终得到社会奖赏时，我应当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庆贺。看来，中国人信奉的“善有善报”，还真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
创办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
1990年以后，我着力研究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问题——农村社会整合和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认为中国的制度创新应当从农村基层社区做起，只有基层稳定了，整个国家才能稳定。我的论文题目是：“社区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工程。”
为了开展社会整合、社会基层重建的研究，也为了能继续保持同农村的联系，不断了解基层，了解农民，很需要在北京附近郊县选择几块活动基地。1991年至1995年我在北京郊县先后选了三个乡镇，先是海淀区上庄乡的西郊农场，后来又有昌平小汤山镇和延庆县康庄镇。建这几个点，费力不少，但成效不大。最重要的教训是我明白了想事、议事和实际干事是不同的，我承认自己干不了什么实事。
虽然在实际干事上不成功，但我并不灰心，依然坚信将农村基层建设工作为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有机会还是不能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
1991年秋，《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从全国各地请来十几位县太爷（书记、县长）来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办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我同所领导商量是否利用这些人来京的机会，约请他们谈谈对建立一个全国性民间农民联络组织的意见。所领导张保民同志积极支持这一倡议，并批准动用5000元所内科研经费来开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社科院附近的赵家楼宾馆召开的，共用两天时间，会上气氛十分热烈。大家对建立农民自己的联络机构反映十分强烈。有人说这是“想了我们不敢想的事，说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会后，我答应代所里起草一份座谈会纪要。纪要写成后，大家一致通过并推举我去筹办建立这组织的事，而且说非我莫属。我被推上台了，硬着头皮去试探。
由于受众人委托，虽然不知怎么办，也信心十足。因为建立这个组织的想法早在1987年浙江温州调查时就起意了。推动这一创意的起因是听说龙港——第一座农民城的同志们20世纪80年代初不敢去北京市，有一次，他们到了石家庄，又退回去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敢去？他们说怕没有人接待他们！于是我们产生了在北京为农民建一个联络接待组织的想法。当时想，如果在北京有了农民自己的联络机构，就可以为他们代办各种事务了。由于怀着这种设想，我对座谈会上的议论表现特别热情，于是筹建这农民联络机构的事就扛到自己肩上了。
建立一个全国性民间组织，在中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可不是写文章编书，是很麻烦的，不是光靠个人努力就行，最难的是需要疏通各种环节，要找有关部门。这都是我不熟悉也不愿干的，需要从头来学习、探索。
首先，就是要给这个农民联络组织起一个恰当的名称。这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也不容易。因为名字起的不好，不合时宜，民政部可能不批准。谁都知道，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在中国，农民是不能有自己的组织的。中国有妇联，有工会，有青年团，但不能有农会。因为按正统的说法，农民的代表当然是GCD，所以不需要再有什么农民组织了。自从1953年梁漱冥老先生为农民鸣不平被毛泽东批评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方面试探了。1986年我去波兰访问，听说波兰有个农民党，农产品价格的决定都得有农民党同意才行。在波兰，农民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工人统一党一样参与国家决策。从波兰回来后，我看到一份杜润生访问波兰的报告，专门讲了农民党的问题，但谁也不能把建立农民党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行动。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区，是谁也不能碰的领域。现在，我们要为农民建联络机构，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能让人产生农民党的联想。否则，不但组织建不起来，还可能招惹麻烦和是非。所以，取名字的事，也是不能马虎的，一定得煞费苦心才行。既然用心，就能有主意。考虑到这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上下大讲发展经济，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这样，就避开了农村和农民这类政治是非印象。其实，我们比谁都清楚，根据农村的定义，县以下就叫农村，县镇也就是农村。我们叫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就可以不被理解为农民的政治组织了。
有了会名，还要起草社团章程并提交理事、常务理事等一大串名单，要请名人出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顾问和名誉会长等。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落实。这比较容易，无非是动用十年农村改革中积累的各种社会关系。最后，总算一项项顺利通过了。杜润生老先生同意担任“县镇会”的名誉会长，刘国光先生同意出任会长。我们农村所的几位领导也同意出任副会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和法人代表暂时由我一人兼任。这样，我可以随时转给适当人选，不必惊动别人。万一搞不好，别人也没有责任。
一切材料备齐后，要报民政部社团司审批。有人为我们献策，说批准国家级社团要给民政部社团司送礼才行，说国家计委有个社团为审批送去了两箱烟，还拖了大半年才批下来。对此，我束手无策，只好准备打退堂鼓。我不明白：建立这社团组织的目的并非私人谋利，为何要送礼？心想：不批算了，送什么礼！正在为难时刻，北大经济系丁国香同志自告奋勇来帮忙。他说，他的同乡北大的老同学在民政部社团司工作，还是个副司长，可以通过他帮助联系。于是，我们把材料送到了那位罗副司长指定的办事人员手上。由于社团名字好，参与人员档次高，章程草案也写得好，我们的“县镇会”很快就批下来了。
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的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的发证日期是1992年11月10日。我们领到了正本副本登记证，一匣子的印章，还有专用银行帐号，真是一个正式的全国性民间社团组织。我成了这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展活动！我的原则是：做不成好事也绝不去做坏事！就是这么简单。我也只能这么简单处置。至今，“县镇会”成立十几年了，在各方面支持下，做了几件实事好事，没有做坏事，也算成功了。我和农村所的同志们都认为，保住这块牌子最重要，有一块好牌子，谁想做好事都可以用。我和一起筹办这会的权兆能同志商定的原则是：宁肯不干，也不能砸牌子。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方针，不合潮流，但在当代中国，只能这样。多年的经验告诫人们：中国最需要不计短期功利又勇于创新的人，不缺少为眼前小利投机取巧追赶时髦者。我们不必跟在这种人后面起哄。那些乱起哄的人，到头来总是小批人得意，大批人倒霉。不管做这中间的小批和大批，对一个实在的现代人来说，都是不幸。因此，我无法苟同他们，只能极力保持“自我”安全的保守方针。
“县镇会”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它有资格办很多事情，如开会、培训等，也可以同别的社团或企事业单位合作办一些有经济收益的事情，如组织基层人员出国考察等。由于有独立法人资格，它还可以主办下属法人单位，如学校和企业等。我们用它试办了一个市场经济学院，一个社区发展公司，还给别人办了一个公司。过去就知道共产党的力量在于组织，现在才真正明白组织的意义。一个社会组织就像一条大轮船，它可以带着它的乘客向各种可能的目的地进发，只要有高明的领航人去开动它。可惜，我不是那种能领航的船长，演不了这样实际的角色。我可能只是为别人开路奠基的那种人，因此，永远不要指望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在一项有益于社会的大事业中，能为之做这基础性的服务，不是也很有意义吗？一个人不容易全能，也不要指望全能，在社会生物链上，被有用的物种吞吃也是一种贡献嘛！所以，在为社会服务中不应计较个人的实际效益，只要最终有益于社会，就应当心满意足了。其实，我也相当实际地用了“县镇会”。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县镇会”在北京和外省办了研讨会、培训班，为改革造势。1997年还用它同北京大学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海峡两岸农村发展研讨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北京办的会，是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开的，在山东办的“两岸会”是在泰山脚下的山东农学院开的。1995年在北戴河召开的成立大会和城乡关系研讨会是在中直机关疗养院开的，那个会场就是1958年毛泽东主持通过zhonggong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决议的礼堂。1995年8月1日我们在那里研讨人民公社失败后的农村问题，由杜润生同志作报告，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念方式了。
1994年“县镇会”在海南设了办事处，后来在北京办起了“合作交流”内部刊物，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现在谁想用它为中国农村基层办些实事，作为一个国家级社团组织名义，已经不成问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想用它通过服务基层赚些钱也是可能的。这些也许只能依靠青年人去干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也知道钱有用，也需要花钱，但是说要自己去赚钱就没劲了。也可能这是因为当习惯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想白拿了。对于钱财，个人心理追求只是实际的使用和消费，并不想占有，也不知道这种观念比地主资本家们更落后还是更先进。反正我是没想当有产者，也从不羡慕那些有钱富翁，从来不恭喜别人发财致富。这种无产无业的活法免不了动荡不定，但是，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这样过了大半个世纪的人，可能也很难改变了。以后的人怎样处理民间社团组织干事和赚钱的关系，我就管不着了，他们自有办法。
1998年在泰山脚下召开的海峡两岸研讨会上，我还是鼓吹社区研究、基层重建，在会上印发了我的社会整合与社区建设的论文。尽管这主题并未得到多少人响应，但我还是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基层，前途在社区。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具有宏伟久远意义的努力是不能指望人们立即响应的。因此，我仰慕那些为远大目标不怕旅途坎坷，敢于在苦难中孤独跋涉的人。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终点，更不可能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目标的实现，他们还是在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人类的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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