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铁 窗 百 日
高尔泰先生因“八九”入狱。《铁窗百日》是此经历的回忆。一、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亲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九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
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嘎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他们。
二、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毛泽东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了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那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条子，要我签字。我把纸团塞进口袋，掏了一阵，说，我没带笔。他说，这不是笔么。
条子叫“收容审查证”，“理由”栏里，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下面盖着公安局的红章子。我签了字。公安局、党、或者政府、绑架、收审、或者逮捕，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谓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东西，其行为也无须向谁证明。理由证书云云，有没有都一个样、不签何如？
他们拿走条子，顺手也带走了暖瓶碗筷。进来两个武警，把我带向另一辆吉普。
我的家属呢？我问。
上车！一个武警回答。
我的家属呢？我大声问。
他俩把我架起来，塞进后座，坐在我的两边，一言不发。
等了一会儿，那似曾相识的便衣也来了，坐在前座。上车前戴着墨镜。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人在南大校园里见过，不止一次，就戴着这副墨镜。
车子左拐右拐，穿过大街小巷。我咳出一口痰来，掏出碎纸团，吐在其中。一个武警把车窗摇下一些，让我丢了出去。
不久，来到另一个机关大院。空寂无人，四围一式三层的灰色楼房，挡住了视线。他们领我穿过一条有两道由武警开关的铁门的走廊，来到一个门厅。门的一边，有一个曲尺形水泥柜台，柜台里面有一个门，也漆成水泥一样的灰色。此外什么都没，除了墙壁就是地面，除了灰色还是灰色。
这种景观，我还不曾见过。
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俊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括，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烤，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搐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很多的院子，很多的门，但是没有人。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侗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烁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儿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儿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像。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麽名字？一一哪个单位的？——什麽身份？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麽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麽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看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的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的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铮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晦暗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著。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头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
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四、大墙下的第一夜
一个小时以前还在家中：和小雨商量晚饭怎么做。突然这样了，简直没法子相信。不知道瘦弱单纯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小雨，怎能够独自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变故？
毫无疑问，这是监狱。对面水泥墙上，斑斑驳驳的污迹水痕如同虎狼鬼怪和变了形的人类肢体。我听到了咆哮、惨叫和沉重的喘息。好像在我的四周，又好像在我的内心。若远，若近。若有，若无。
坐了不知多久，突然监门开了。有人递进两个桶，旋即门又关上，砰地一声巨响。有人传过来一份饭菜，我胡乱吃了。然后按照同伴们的指令，把十几份碗筷洗净，大铺擦净，大铺下面的水泥地擦净。茅坑冲净，又回到自己的角落坐定。
大家睡下时，我也和衣睡下，不久就睡着了。刚睡着，就被什麽东西突然惊醒。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和衣睡在地板上。有点儿感到奇怪。当头亮着，号子里彻夜不灭的电灯。
外面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铁窗飘雨进来，上边的单衣湿透，很冷。下面的地板磕着骨头，很痛。我想，不知道小雨，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头对墙脚对脚睡成两排的人们，由于房不够宽，交叉的脚互相碰撞，睡熟了就变成横七竖八。从一些张开的嘴里，发出浑浊的呻吟，或者野兽呼噜一般的鼾声。不知谁在磨牙，格格之声，如六角碾子滚过麻石＊＊。那个长脸本来是睡在最外边的，不知怎么的被挤到里边来了。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眉头紧紧皱着，好像在忍受什麽痛楚，以为他没睡着。观察良久，才确信他是在熟睡之中。
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发现，在墙角的缝隙中，有一种很小根小的蚂蚁在活动。洞口是在离地板的七十公分高的墙上，它们在把一些从地板缝中抬来的食物弄进去。队伍拉得很长很长，都隐在地板缝中，从睡看的人身下穿过去，找不到尾。
半粒米饭：就得十来个蚂蚁才抬得动。往垂直的墙上抬，真不容易。有时抬到五六十公分的高度了，突然又落到地板上。我吃一惊，它们倒不在乎。随之掉下的蚂蚁从新把它抬起，没有随之掉下的蚂蚁复又折回地面，再帮着抬。有时如是者数次。由于蚂蚁很小，反复一次要很长的时间。但它们不急不忙，也不惮往返。那么认真，那么从容，那么没有时间观念和前功尽弃的观念，那么视鼾声和风雨的喧嚣於无物。
看着它们，好像自己也成了它们之中的一员，感觉好多了。
五、天宝桥
雨，一连下了几天。这天是星期日，只有两顿饭。下午饭后，雨下得更大了。屋里黑得像夜，蓝幽幽的微光里，十几个光头的人靠墙坐著，影影幢幢。我蜷缩在墙角，窥看着这怪异的景观。
入狱已经几天，仍然感到怪异。焦灼也一如当初，如同新鲜的创伤。
突然，顶棚上的电灯亮了。那暗淡的橙黄色的光线之中，似乎有某种善意的和温情的东西，它稀释和冲淡了恶意的蓝色幽暗，但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慰藉。
突然，天宝桥，那个眉清目秀、臂膀上刺着这三个字的人，弹簧似的跳到潮湿的地板中央，把一迭扑克牌左右一晃，说，你们，不管哪个，随便在这里面抽上一张牌去，我能知道，你手里是一张什麽牌。几个人抽也行，我能知道谁手里是一张什麽牌。
几个人冲上去，争着要抽牌。
别抢，天宝桥说，一个一个来。然后他闭上眼睛。等大家抽过了，他仍闭着眼睛，说，刘飞黑桃三，虾子红方块老开，大宝梅花五，阿焦黑桃、黑桃、黑桃──家公……大家亮出牌，一张都没说错。
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之后，他又掏出一枚一分钱的镍币，给每个人看了，走到墙跟前，说，你们注意看着，我要把这个，按到墙壁里面去。然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镍币，用它的侧面在水泥墙面上按了一下，缩回来，再按一下，又缩回来，如是者数次，终于将镍币插了进去。手里空了，用拇指在插入处揉了几下，墙面复完好如初。
又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大家争著去看那墙面，毫无痕迹。他说，钢蹦儿在墙里头，你们让开，我可以把它再拍出来。然后在墙上拍了几下，镍币就出来了，的嗒一声掉落在铺板上，转了一个小小的半圆。
大家都很兴奋，要求他再做一遍。他又做了一遍，不肯再做了。
我因为坐在墙角，从里朝外看，看见他第三次缩手时，将镍币快速贴在耳后。第四次出手已是空手，按下去的是无物。当人们惊讶时，他已从耳后取下镍币夹在手指缝里，拍打墙壁时就掉下来了。
同时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个笑容。
但扑克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开始琢磨起来。
同时我发现，不知不觉地，自己的思想也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关心起不相干的事情来了。
为了这个，我感谢“天宝桥”，这个胳膊上有刺青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他给大家的快乐，实在是一宗恩惠。
他叫李宝祥，因偷窃房管所长家里的云烟二十八条，判了三年半，已经坐了将近三年。那剃着光头、因多年不见阳光而极其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勃勃生机。眼睛明亮，表情生动，说话时手势快速而优美。
六、消解悖论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子。这个或者那个日子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以前的日子不算日子，只是一个等待。“不算数”是一个悖论。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体断开了，成了生命体的对立面，生命体所承受的一种压力。压力下岁月在流失，精力在耗去：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刻者不知何处去，悖论犹锁壁间尘。不知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我们中没人刻字，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警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口三餐，顿顿米饭。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罗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裸体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
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遗。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看生痛脓疮的，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著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唯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宇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著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份，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著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他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么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盘腿，闭目，舌抵上颚，双手手心朝上拇指相对，放在腿上。但心里很乱，无法从现实中超脱，不能放松入静，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耗损。虚火上炎，积聚起一股子邪气。那天我就这么坐著，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同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见《留级》）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哪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叮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著眼睛，趺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砰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九、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
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凤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门外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不做弄什麽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麽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剌。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北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白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
十、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大家的自己人的身份出来劝阻，左遮右档，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是那个睡相很苦的长脸。他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起什麽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份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口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
十一、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迭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迭到了别处——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後……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麽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第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儿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的好。
十几天以後，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砰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
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肩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麽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麽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属姓名地址，说辞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雁，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像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腊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训呀！”“可得”二宇，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麽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的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
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份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份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得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份，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像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遗.。
进入天井以後，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後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６０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那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
十四、一堂晨课
三个新同伴，都是干部子弟。某公安局长的儿子；某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乐山市某首长的儿子。后者叫刘钧，交通大学汽车机械系学生，自称学运领袖，是假的，他因“迷奸”而来。但他自称有“内线”可用，是真的。他和狱警王超（就是像黄鼠狼的那位），混成了哥们很铁。他们到这里，都有一两年了。同所有的文武公安，老号子、炊事班都混得很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同他们“串通案情”，他们就已经称我高老师了。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这个监狱的情况。四川省看守所，是个老监狱，对外叫文庙西街十六号。当年胡风，还有谁谁谁，都是关在这里的。那道从机关大院到监狱大院的铁门，除了狱方的管教干警，任何人，包括上级派来的办案人员，都不得出入。武警总队派来巡逻的武警，只能在空中走廊巡逻，不允许进入监狱。你如果在下面骂他，他除了向领导报告，没法子拿你怎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游客，没法子拿动物怎样。
各排监房，建筑结构一样，但是待遇不同。最前面那一排，叫小号。每间关十七八个人，开地铺。粮食标准是二、三、二。就是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很挤很饿，互相关系紧张。另一排关的人略少，粮食标准略高，还有再高一点的，总之分几个档次。我们这排，是三、五、四，每周有两次肉菜，有床，允许抽烟。这是劳改队的标准，对于侍审囚犯，如我们、算是优待。还有一排房，是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监房。一般刑期较长的送劳改队，较短的就留在看守所。大院里浇花剪草打扫清洁、伙房里做饭送饭的都是那些人，比我们惬意多了。更惬意的监房，在最后面一排，吃香喝辣，像宾馆一样。还有电视看。那是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这阵子空着。
狱方的管教干警只负看守和监管的责任，不管案情。每人早上来开门，让我们可以到天井里转转，算是放风，晚上锁上。天井通向大院的门，是日夜锁着的。你有什麽申诉的交代的材料，都可以在开关门时递交，由他们转给办案警察。他们虽不办案、但牢里是他们的天下，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坏起来比如调个小号，比打一顿还难受。好起来比如王超就可以带刘钧出去，到机关大院自己的宿舍喝酒，每次都带回来好几本《法制文学》，偷盗抢劫强奸杀人，好看得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他们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调查研究，估计不是编造。这最后一点（警察和犯人是哥们），最使我吃惊。我想，这大概就是物理学上所谓的“熵增”，一种“组织解体”的现象。但是这种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具有相同基因的组织——黑社会的形成，专制政府的“反腐”，其实就是反嫡，具有保命的性质。保不住就过继给黑社会，族谱不会中断。
一天，我半夜里醒来。一个执勤的武装警察，正好从上面走过。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问，几点了？他一言不发，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点了？他点了一下头，又朝下一指。我说三点半？他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黎明时分，他往回走。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说，谢谢。他大声问，什么？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时间。他又大声问，什么？
这时那三个都醒了。一个说，没什么，要烟么？说着在床上站起来，抛上一根烟去，刚好到他的脚下。他两头一望，拾起烟，笑了笑，走了。
原来这是另一个武警，不是三点半时经过的那个。
他一走，三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开导我。他们说，犯人是不允许知道时间的，也是不允许同巡逻的武警说话的。你夜里问时间，人家告诉了你，本来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你刚才那么一下，不光是暴露了白己，也害了那个警察。要是这个警察向上级报告，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你也逃不掉。以后谁还敢同我们说话呢？
我们给了这个警察一支烟，他要了，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个事不能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事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外面不也是这样吗？这是你运气好，碰上个愣头青，要是碰上个精明的、你试试看。
这些武警，大都是农村里新来的，年龄都小，要是在外面遇见我们，大人说叫叔叔，他就会叫一声叔叔。给支烟，关系就搞好了。关系搞好了，什么事都方便。比如我们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这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认真起来，一是一二是二，你吃得消吗？
给烟不给烟，也得看个对像和场合。给错了，人家不接，白你一眼算是好的。问你什麽意思，叫你少来这一套，歪起来说你腐蚀干警，你怎么着？
愈是有关系，愈是要装作没关系，关系才能维持。你这样，等于逼着人家管你。要管你还不容易吗？
我唯唯，谨受教。
高尔泰：铁 窗 百 日
十五、旧时月色监狱的夜，特别漫长。白天本来就阴暗，虽然有个天井，但是墙太高。顶上又盖着钢筋水泥的格子，光线不足，日照率很低，即使正午，也只在南墙上撒下一些细长的光斑，不久就没了。特别是在成都，晴天少阴天多，经常朦朦细雨。格子上长着苔藓，时或落下水滴。墙根下苔藓更厚，联成绿色一片，晴天是苹果绿色，雨天翠绿色，早晨来得特迟、黄昏来得特早，晚饭后天就黑了，灯就亮了。从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锁上了。没有了徘徊的余地，又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在床上躺下。
这时大约七点、一直要躺到明天早上七点。看头上彻夜不灭的电灯，照着光秃秃的四堵高墙，以及墙高头巡逻走廊的铁栏，全都是直线。刚硬、粗糙、阴冷、绝缘。看着看着神经就不知不觉地紧绷，直到也成了直线。直线与直线共振，弓弦一般颤抖。
很难入睡。睡睡醒醒，醒时常会看到，在灯的上方，有巡逻的武警走过，小时候在山村的祠堂里上学，好几次看到头顶的大梁上，有黄鼠狼悄无声息地滑过。那个早已忘却的记忆，忽又浮上心头。意像在迷糊恍惚中重迭，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幸运的是，成都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常要停电，白天停电，我们不知道。如果在夜里，那盏永远不灭的可恶可恨的电灯就灭了，刹那间一片漆黑；冉冉地呈现出一个透明的、温柔的夜。紧张的神经随之松弛，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如同在遥远的童年，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紧接着，岗楼上自动发电的探照灯开始扫描。偶尔有光柬从檐下的铁栏窜进，闪电似地滑过墙壁，留下更深的黑暗，短暂而又惊惶。黑暗中可以听到武警们喀喀喀喀的脚步声，在各处走廊上急促地响。经过我们的监房时，就会有手电筒的光束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掠过，也短暂而又惊惶。但，那是他们的惊惶。
感谢上苍，停电是经常的。这个四十年和平建设的可爱成果，像一条柔软的大毯，时不时会把我们包裹。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梦见被狗群追逐，逃进一栋老屋，耸身一跳抓住大粱吊在了空中。狗群水一般涌进来布满地面，一律抬看头望我，没有声音。突然大梁喀喀喀喀发响，把我吓醒了。正停电。武警的皮鞋踩过空中走廊的木板，正发出同样的声响。我喘著气，心猛跳，喉干舌燥，很久都无法平静。
忽然看到，屋檐下那一角有灯的时候看不到的天空中，一痕微月静悄悄、怯生生地躲在云层和铁格子的后面，好像害怕这建筑物的狰狞似的，偷偷地向我致意。我无论怎么改变角度，都看不到它的全部，它因此显得遥远而又深邃。等到眼睛习惯了黑暗，我发现狭小的斗室里已经充满着它淡淡的清辉。细碎模糊的光斑，洒满了我的床铺，也洒在其他囚犯熟睡的脸上，那麽温柔，那麽安详。
它照过我童年的家园和故乡的湖山。在大西北辽阔的荒原上，抚慰过我创痛酷烈的心灵。它曾经伴随我和小雨，走过遥远而又迷茫的道路。无数次在我们家的床头徘徊，投下图案一般的树影，有时是摇曳不定的树影……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它了。而现在，它仍然那么圆润，那么柔和，那么清新，那么纯粹。好像代表那失去的一切，人间的温暖和梦幻，世界的广阔和美丽，到这孤立绝缘的墓窟，来看望我。
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滑过墙壁。那是探照灯，我失去视力。空中走廊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杂杳而急促。几支手电同时照下来，一阵摇晃。旁边的谁呻吟了一下，翻了个身，咕噜了一句什麽，那是梦呓。
等到我恢复视力，再看月亮的时候，它已经更深地躲到铁格子后面去了，但仍徘徊不去，好像不放心我们似的。
须臾，来电了，刚硬阴冷粗糙绝缘的四壁无情地合围过来，直线的张力结构又把我嵌入其中。
回首那一角天空，唯有昏黄的灯光，在黑色底子上划出一条一条垂直的铁栏。
十六、唱歌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阵子，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好，我很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别的野兽能懂，我的号叫，没人能懂。
文革中我在敦煌，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麽的就唱起来了：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乌一样不回来……也是小时候唱过的歌。
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漫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片地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吗？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受不了啦！
他说的那片地，是考古组的史苇湘在翻，他应声说，别拿走，别拿走，再唱下去，我要用它自杀。
那以后，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狱中没书没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犯人们有时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传的歌，有没听过：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日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文绉绉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合做的，有个电影里用过。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
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是在南京监狱里。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荒唐，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人们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呜。
在南京，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这里的设备，比较现代化，武警在上面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遗。但是他们看见我们，我们也就看见了他们。没有他们的时候，可以唱得比较安心。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份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七步一拐弯，七步一拐弩，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
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
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向毛主席请罪”的仪式上唱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称为歌唱吧），唱起来会轻松许多。
痛苦是一种毒素，唱歌有排毒的作用。
不管多熟的歌，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迭，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大墙，飞越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就像用残损的双手，抚摸着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这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这种认知理解想像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机制出现异常，无异歇斯底里。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渐渐地这种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被巡逻的警察撞见的次数也越多，终于麦克风里发出了警告：高声喧哗是违犯监规。再不停止就要查处了！
不能出声唱，就在心里唱。别人能看见我右下的五个指头，依次在一张一合地摇动，没有声音：
嚼碎仇，嚼碎恨
嚼碎仇恨强咽下
仇恨人心要发芽
这是样板戏，以前从未唱过，不知怎么的也唱起来了。
歌的本性，是要朝外散发的。倒灌进去，反而更加难受，还不如沉默。
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
十七、看神仙
天井通向监狱大院的门上，有一个送饭的小方孔，约莫三十二开书本大小。有一块小木门，门头在外面。大门和小门之间，有缝隙。眼睛贴着缝、可以望见外面，外面是一条狭长的花圃。花圃的那边，将近十公尺外，是另一排监房的后墙。从缝中看不到墙的高处和低处，这头和那头。但可以看到花圃里较高枝头的花。大都是极普通的花，菊花、月季、秋海棠之类。下雨天花枝低垂，看不到多少。晴天花好时，我常脸贴着门缝，看那些开在水泥墙背景上的深秋残花。辛稼轩诗“残花怅惘近人开”，写的是田园景色。这里是监狱，院里常空无一人。虽然隔着木门，花所近者，唯我而已。
从门缝里朝外望、要注意后面的动静。巡逻的武警走过时，有的不管你，有的会在上面喊一声，“喂，干什么？”我说看花，有的就算了，继续走路，有的会说，不许看。也是例行公事。你离开一下，他走了再看，也没什麽。本来么，只有花草，看看何妨。
偶有两三个园丁，来除草松土喷洒农药修剪枝叶。园丁是已判刑的犯人，他们能走出监房，享受阳光和风，与花木为伍、我很羡慕。欧阳修说，“人在舟中便是仙”，我说不，人在外面便是仙。
不知道他们都犯了些什么事，看他们无忧无虑的劲儿，我想起八三年“严打”时被杀的那几十万青年（现在己没人提到他们了），大都在绑赴刑场时满不在乎。枪决前还要玩一场争夺较大坟坑的游戏。那份超脱，庄子难比。我想。如果他们屑於写作，说不定已经有了一个另类的《死屋手记》：没有生命意识，没有宗教情绪，也没有存在主义。
那天，他们打开送饭的小方孔，把一根橡皮管子伸了进来，大声命令我们把它接在天井里的水龙头上。我知道，这是浇冬水。机会难得，接好龙头，我立即跑到门前，脸贴着水管子，从开着的小方孔往外看。
三个神仙坐在地上，吸烟聊天，带着泥士的铁铣，随意地横在脚前。风把他们吐出的烟丝吹乱，飘向四面八方，如同仙气。
他们中的一个，看见了洞口里的我，立即厉声喝道，不许看！
喝罢盯住洞口，见我没走、更厉声地又喝。
接着跑过来，从外面贴看门洞，问我是不是不要命了，怎么敢破坏监规？忘了是社会渣滓了吗？忘了是在什麽地方了吗？……如是训斥约十分钟、直到上面有武警经过，命令他不许高声喧哗，才停止，并走开。
据说在奥斯威辛和特莱勃林卡，也有些人养成了模仿盖世太保的习惯，被称为心理异化。我以前写东西曾经引用。现在看来，这主要不是异化，而是人性。武警不激动，因为他是办事。神仙激动，因为他要做人。就像矮子见了比自己更矮的人，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高大。
尘心一动，神仙就下凡了。
十八、学政治
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论是关在里面的，还是放在外面的，天天都要“政治学习”。后来减少到每周两次、再后来两次也逐渐流于形式。到八十年代末叶，好像已名存实亡。在南京监狱，没遇见“学习”，在这里，四个多月里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学习江**的国庆讲话。监狱大院里和每个监房墙上，都有麦克风。平时哑着，蛛网尘封。偶尔会响动一下，一阵噪音过后，警告个什麽，通知个什麽，国庆节那天，广播讲话毕，狱方通知学习。讨论题是：1、为什么说GCD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２、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３、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4、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但通知后，没有具体安排，此事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两个月后一天晚上，管教来锁二门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材料，和一个记录本，叫学习讨论，讨论题和上次的一样。说每个人必需发言，发言必须记录，记录必须上缴。材料是复印的，从版式看，来自《人民日报》。题目叫《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署名卢之超。翌日早上，典狱长在麦克风里训话，要我们这些社会渣滓人民敌人加强政治学习，说这次要反复学习十天。
学习形式不用教，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讨论。四十年来，里外都是如此。一想到十天动弹不得，我就发愁。但两天后，麦克风又响了，叫打扫卫生，蛛网要清除，地面要冲洗，青苔要剥刮净。打扫后管教们来检查，说牙刷牙膏碗筷面盆都要放整齐。晚上来锁门时，叫我们明天起来，一切要保持原样。次日来开门时，叫把被子折叠整齐，吃过早饭又来看，告知马上有首长来视察，叫我们坐端正，学习，文件要拿在手上，边念边听边看。
我们照办了几遍，还没人来、就坐着等，突然间一个管教从空中走廊匆匆跑来，朝下面急促地说，来了来了，快！于是刘钧拿起学习材料念起来，我们捧起学习材料听起来。几个穿黄呢子警服的老头子，后面跟着一大群，缓缓从上面走过。过完了，放下材料，瘦子两臂高举伸了个懒腰：说：啊啊啊！胖子说，轻声点儿、还没走远哩。
十九、学武术
我们监房里，有一本字典，刘钧的，我没事拿来翻翻，很有益。
平生爱看书。不是求学，只图快乐。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七杂八。日积月累，居然有了一点儿知识，一点儿想法。写下来，也就有了一点儿文章。文章里有些宇，我会用不会念。常借其半边或者三分之一读音，如“愎”念“复”，“矗”念“直”，方便实用。但我只要开口，就难免白宇。生逢祸从口出之秋，平时三缄其口，得以遮丑。后来上了讲台，就只有尽量利用黑板了——到也顶事。
在时间大多的压力下，我把这本字典反复通读了几遍。这件在外面绝对不会做的事情，确实弥补了不少自己的缺陷，多方面的缺陷。
儿时父亲教习书法，识甲骨，辨钟鼎，认狂草，我都怕怕。后来上美术院校，只教西洋画，这条线就断了。这次读字典，把所有文字的偏旁、合计分类归纳，找出其指事、像形、形声、会意等古今通假转变的法则，再联系儿时所摹碑帖，所读书论、知撰者每属通人，体制每兼众有，点划其来有自，豁然贯通。知学书必至此，方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免作寻章摘句老雕虫。故态复萌，又有了写字的兴趣。
请同监帮忙，让送饭的弄来一支旧毛笔。洗净了，蘸些清水，往墙上苔痕不到处，写起吴昌硕半临半创的石鼓文来。任性而为，未终篇变成了狂草，怀素的那种（见《画事琐记》）。狂不几天，毛笔秃光，恨恨而止。但我因此发现，可以用用圆珠笔，在纸上写狂草，以记事。同伴警察都不识，以为我是练书法，我因此得以积累了一点儿《铁窗百日》。
刘钧提出，要向我学习书法，此人与我，平时相处得不坏。但从他的铁哥们王超对我的态度，我知道他恨我。这也难怪，他一直自称学生须袖，我来自学校，了解学运，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他不是了。我没说我知道，但他知道我知道，也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后来才说了真话。尽管无心，总是伤害，他有理由恨我。我劝他别学书法，学了没用。毛笔又不方便。何况文字改革以后，从左到右横排的简体宇、已经不适宜用毛笔书写了。我说的是好话。
他说，你现在用圆珠笔，不是照样写吗？
我一时语塞。
他以为我是不想教。说他从小习武，得峨眉山一个老道的真传，秘不示人，但是可以教我，以换取我教他书法，说着一连做了几个动作，说了每个动作的用处变化和临阵禁忌，好像门精。他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说不定真有点儿什么来头。我想学，就答应教他，让他先临帖。他让王超给弄来毛笔墨汁毛边纸，还有一本《九成宫》，天天临。我呢，教顿挫使转，跟他学武。
但是越学越觉得，尽是花架子，不实用。建议比试比试，把他打倒了。连我都打不过，这种武术，学了还有什么用！！
不，还是有用的——它打发了时间。
二十、第一次审讯
九月份的一个上午，监房的门哗啷啷开了，管教王超阴着脸进来。像往常一样，微驼着背，背着手，在室内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临出门时，转身朝我，把侧过来的头微微向外一摇。这是叫我跟着他出去。他锁门的时候，指了一下地面，这是叫我站在那里等着。锁上门，一摆头，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到要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他一下，他就向该去的方向努一努嘴。
在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里，他把我交给了两个办案警察。然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们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我瞟了一下本子，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年月日,几点几分，经手人等等。审毕交还时，又签了一次字。原来办案的来提审人犯，就像向看守所借东西，借和还都要登记。
预审室同南京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好像只有讲台没有课桌的教室。讲台下犯人的座位旁边，放着几把折叠椅。中间茶几上，有茶水香烟。坐着两个警察，都五、六十岁了。里面有到南京带我的罗兴雁。他微笑着站起来，说，高先生，请坐。我坐下时，想移动一下凳子，但是移不动。低头去看，才发现它是栽在水泥地上的。
罗问抽不抽烟，说不抽就喝点儿茶吧。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
他指着到办公室带我并签字的两个警察中年老的那个，说，他姓马，以后就叫他老马好了。此人花白头发，狭长的脸上皱纹深刻、两只眼睛相距较远，叫“老马”很像。
罗旁边坐著的一个姓李，更年长，可能有六十多了。脸扁，鼻短，花白的头发胡子眉毛都粗硬而浓密。大黑边框的圆眼镜，下缘比鼻子还低。使我想起猫头鹰。此人很少说话，别人说话时，总是忧郁地看看地面。往后的每次审讯，大抵都是如此。
另一个四十多，胖墩墩的，精力充沛，像个小熊。跟老马到办公室里带我的，是他。他面前放着录音机、记事本，和圆珠笔。
罗手心朝上，划了个半圆，说，我们四个人，奉上面的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负责你的问题。
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会弄明白的，你放心了。但是，你得同我们配合才行。
“放心”二字，好生奇怪，“配合”二字，什么意思？
罗又说，我们已经把你的下落，告诉了浦老师。浦老师已经到成都来了。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在艺术系教课。正在争取探监，上面还没批准。
我问“上面”是谁，他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浦老师托我带给你一些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本书，一封信，找已经交给看守所了。还有一个纸折的小鹿，也交给了看守所。
我说，什么小鹿？他说自从我“走了”以后，小雨每天折一只小鹿，折好后挂在天花板下，越来越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真的，放心了。他说他向她要了一个，想带给我看看，这次带来了。
以前来事，都是本单位的人办案、很善于以家人为人质，逼供之凶，只差没有用刑。听够了警察暴行，我意像中警察就是刑具。否则，有了那么多革命知识份子和革命群众，还要警察做什么？这次绑架，更刑具化了警察的脸谱，以致他们越是不像刑具，我越是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些。再小心些。我只怕被打一针丧失智力，小心不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让我放心，内心里有一份感动。但我没因此信任他们。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是他们绑架了我。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野蛮下面，任何小小的文明都显得可疑。
问话很一般，姓名籍贯年龄单位经历之类档案里都有答案的问题之后，是北京认识谁上海认识谁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答完了会提醒我漏掉了谁谁谁，表明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抓我。
完了让我看记录，签字。记录上写着，审讯员李奇明、罗兴雁、马丁寿，记录员沈杰。马、沈二位带我到看守所办公室办理归还手续时，还是王超接收。我向王索要办案警察带进来的东西，王的回应是，盯着我看了一阵。
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收到。稍后我才知道，正如那三个人所说，办案警察和管教干警不是一回事。虽在同一系统，着装时制服相同，但分属于两个单位，谁也管不着谁。按照规定，办案警察无权给被审问者带进来或带出去任何东西。不论带什么进来，只能交给狱方，再由狱方转交给犯人。狱方有权转交，也有权扣留。
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
二十一、错位
后来的几十次审讯，除少数几次例外，基本上是来两个人，纪录员沈杰以外，有时是老马，有时是罗兴雁，有时是李奇明（像猫头鹰的那位），有时是李德明，一个瘦高个儿，很有文化教养。谈话气氛宽松，往往像是闲谈，内容与案子无关。
有一次，来的是马丁寿和沈杰，我谈到在南京监狱里打架的事，他们哈哈大笑，沈说，真想不到你高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生活体验呀，马丁寿说，小头那种人，叫狱霸，各处监狱都有，很普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监狱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和侦查，完全是两码事。侦查工作，也像你们搞学术研究一样，要大量占有资料。然后分类排比，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
我说，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是还我以本来的面貌吗？
他说：你认为你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
五七年右派，六六年黑帮，八六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八九年坐在这里，怎么说呢？
他的同答，使我大吃一惊：五七年，我也是右派。
我的每根神经都警惕起来，心想这是套近乎，得小心些。
沈杰接着说，老马也挨过整，吃的苦可多啦。
我更加警惕了，心想配合得这么好，可见有计划，得再小心些。
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真话。但在当时，我没法相信。
四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制式套话交往。真话几已绝迹，何况是在警察和犯人之间。
我很小心，但又困惑，是引我上钩吗？语言里并无陷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冷光。是历史进步了吗？我在狱中。
冷场片刻，沈说，前天，浦老师到公安局来了，给你送东西，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告诉她你在里面很好，让她放心。东西也都交给典狱长了。
马说，我们说你很好，她还是不放心，最好你你自己给她写个信，让她放心，她一直没有收到你的情，很着急。
我说我写过好几封信了，她怎么会都没收到？我说你们几次说带了她的信和东西给我，除了一套棉衣一双棉鞋，我怎么一样也没收到？
马说：是吗？这有可能。看守所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去问也不好，这样吧，你现在就写，写了交给我。这次我不通过他们，直接交给浦老师。
我说那不是违纪的吗？马说，他们不会知道的。知道了也不怕，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说着他站起身，在预审室里踱起圈子来。沈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支烟。
我又大吃一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他们来是为了聊天，而不是迂回战术。是不是想从我的信上分析出什么？是不是要用我的信取得小雨的信任，以便从她口中得到我的什么？……否则，他怎么敢于说“不怕”？越想越觉得，这信不能写。
踱着方步的马，站下来又说了一句，你要看什么书，也可以写上，我们给你带来。
我把写了个开头的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我今天脑子很乱，写不了信。
冷场片刻，马说，那也行。语音迟缓。听得出来，他有点儿失望和伤心，看得出来，沈杰也有点儿惋惜。
但我不为所动，警告自己，别犯傻，这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
另一次罗兴雁来，给了我一个纸包，说是小雨给的。我裹进棉衣，带回了监房，打开来是一袋荷兰奶粉，封口是拆过了重新封的。开视有异色，嗅之有异味，心里犯疑，倒掉了。但留下一小包，想将来有机会时，化验一下。
出狱后才知道，是小雨把人参磨碎筛成细粉掺和在里面了。办案警察对她说，监狱里严禁带入药品、发现了要没收。小雨说我身体不好，要求他们帮助，他们就避开狱方，直接给了我。我打开留下的小包一尝，没错，人参味儿。可惜已经倒掉。
在狱中，我有时胄痛。有一次审讯时，马丁寿和沈杰带我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看，在汽车上告诉我，他们找的医生、是医大著名的教授，肠胄病权威专家，很少到门诊部看病，他们是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的。
一周后，诊断报告出来，是轻度浅表性胃炎。同以前北京医院的诊断（中度萎缩性胄炎）不同，我怀疑，警方为了不让我保外就医，做了手脚，把病情说得轻些。我想，说不定“医生”是假的，或者是和警方配合的。
出狱后打听，权威医生是真的。后来往美国检查，也证明他诊断无误。
警察纠正了北京医院的诊断。这种事情，谁能想到？
二十二、顺位
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摸着石头过河，错位的时候很多。这样几次以后，有一次，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个个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都来了，一扫诡谲。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终于玩完了，来真格的了。刀俎和鱼肉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
有些问题，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如哈佛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是什么企图？我说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是他们的常例。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我说我被禁止出境，没去。又有人吼道，正面回答。
有些问题，好像与“冬乱”有关：“为什么说要吸取缅甸的教训”？“为什么说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参加就没有希望？”我说那是泼冷水，不是煽风点火。又有人说，正面回答。仇恨的目光，像许多手电筒的光束一般，集中地在我身上徘徊。
更多的问题，是与《新启蒙》有关。从办刊的宗旨，编委名单（问的时候，手里拿着铅印的编委名单），到去上海开会谁给的机票，谁到机场接机，住在哪个饭店、与谁同住一室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显然，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我想我也许因此，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儿底，猜到了一点儿，他们在千百万人请愿声中，找出一个沉默的、远离人群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因主编个人的友谊，才参加了该丛书的编辑（见《王元化先生》〕，官场里没背景，新闻界没关系，孤立无援，关杀没人管，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抓反党集团，从这个点突破最好……。
但是这样的审问，次数不多，两种审问方式，看不出互相配合的迹像。又使我猜想，可能警察们内部有矛盾、他们中凶恶者的凶恶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内部的不凶恶者而来。也不排除中央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甚至党务系统高层的矛盾，表现为黑箱深处对那场风波意见不一的可能……也都只是猜想，全部无法证明。隔绝在大墙探处，没任何信息干扰，反而可任意乱想，不需对谁负责。这是另类“自由”，但我不想拥有。
二十三、家信
这以后，有两次，来的人较多，气氛较肃杀。后来又恢复了只来两个人，气氛较轻松。
那天来的，又是老马和沈杰。老马从公文包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浦老师给你的信。
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收到家信。信上说，以前带给我许多信和东西（附有清单，内有我在南开大学所带的几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纲），怎么都没有回音？说我很好，高林在江苏也很好，可以放心。说探监的事，没批下来。常去公安局，听说你在里面，生活还好是吗？说看了电视连续剧《李大钊》，很感慨，如何如何。《读书》杂志上评论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文章值得一读，如何如何……。
我问老马、这信你看了么？他说看了。我说，她说得太多了吧？他说可能，这要看看守所里怎么看了。他说他经手转交给看守所的那些信和东西，应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扣下他不知道。“那是他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我们去问也不好。但是你一定得给她写个回信。现在就写，写了给我，我直接交给她。”
像上次一样，又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我给小雨写了个回信，告知所有她的信，我一概都没有收到。以后写信，三言两语报个平安就行，别写那么多，免得被扣留。所有带来的东西，除了棉衣棉鞋，我也都没有收到，以后就别送了。我很好，每当从窗格子里看到蔷薇色的天空，就想起狮子山上的黎明和黄昏，祝愿你在那里，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孤寂和宁静。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照顾我。我也是。我很会照顾自己，每天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你放心。
老马看了，也给沈杰看了，装进公文包里。
这是“分别”以来，小雨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
她的信，我带回监房，看了几遍。当天夜皇，王超打开门锁。带刘钧去喝酒。他们走后，我如厕，把信撕碎，冲了。
深夜里刘军醉熏熏归来，后面跟着王超，恶狠狠叫我起床，抖被子，掀草席，摸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说，信呢？
我说什么信？你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信，他没回答，锁上门走了。
二十四、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在狱中，本来可以看报。南京监狱里看到的是《新华日报》，四川省看守所看到的是《四川日报》。永远是十几二十天以前的和残缺不全的。管教干警们看过以后，传给劳改队看了，再从各个监房传过来。我们看过，还要传给别的监房，传递的方式，是由伙房的人在送饭时交接，隔几天一次、天数长短不定。每次好几份，份数多少不定。有时看过以后传出去了的报纸，几天以后又传回来了。
报纸不管多旧，于我都是新的，我以前从不看报，狱中无事，看得就特别的仔细，透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那三个人看得比我还细，我不看的他们也看。比如广告、启事、影视等等。看完了还互相考试。征婚广告第几名何人？电影明星某某最近与谁“拍拖”……不过是消磨时间，论乐趣，还是我的更大。
但是后来，报纸就不传到我们这个监房来了。这件事很奇怪。一天早上，王超来开二门时，我向他提出要求看报。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看不到报？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没有回答，锁上门走了。刘军非常开心，说，没有报看，憋得慌吧？似同情，又似幸灾乐祸，于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他干的。我想，这种形式的狱霸，比小头那种，厉害多了。
我在体育界的朋友郝勤，认识看守所副典狱长陈波（武术家〕的师傅，拜托陈的师傅，嘱咐陈照顾我。因此陈有时开门进来，问一声我怎么样，我胃痛期间，他每天来给我推拿按摩，发气治疗。并教给我一套健胃气功，颇管用。慢慢地胃也就不痛了。但是我向他提出看报的要求时，他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个，你得给王干事说，他分管你们。
办案警察干预，要狱方让我读书和看报。狱方答应了，但没兑现。只转交了一本已经扣留很久的《订正六书通》。我每天写一张“九三四要求看报”的字条，交给来开关二门的管教。从无回应。
几个月后，我出狱时，狱方发还了全部扣留的物品。其中有一大摞书。每本书上，小雨都用报纸包了封皮，大都是用《参考消息》包的，其中有苏联和东欧的消息，她急于让我知道，但我全都没有看到。那本《订正六书通》上，也有报纸包的封皮，他们在转交该书时，把包皮纸取掉了。心思之细密，难以想像。
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二十五、又见腊梅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零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
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
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
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柑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
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四川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王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
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
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日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
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李启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的交给你了啊。”
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
二十六、如是我闻
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教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
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
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
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
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对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
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
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
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
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
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
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像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
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衷在。
怀高尔泰
怀高尔泰2004年8月17日 14:54
翻开林贤治、章德宁主编的《二○○三：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见选了高尔泰散文二篇，读其文如见故人。①作者简介说他在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知道走出那个大学校园，附近沙碛显得旷远而荒凉，天倒会是澄净地蓝着，置身其间，或有瞬间仿佛回归敦煌否？
不久以前，读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就总是想起高尔泰。若不是1958年抽调到兰州布置迎接“十年大庆”的“建设成就”展厅，说不定他也已在那个因死人太多而闻名的劳改农场成为饿殍。尽管是劳役、饥饿和屈辱的日子里，他还以蝇头小字在碎纸片上写了《人论》，藏进鞋底。后来他还曾写过一些关于人的解放和美的追求的文章，却都在“文革”中成为罪证抄走，失落了。
1980年代后期我见到他时，《美是自由的象征》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一字一字重新写出的吧。
1992年夏我去**，归途经成都勾留，探问去他任教的那所大学路怎么走，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不免惘然。
九十年代，友人辗转带来一幅他手绘的《达摩面壁图》，上面题诗一首：
我来欲问小乘禅，惭愧尘埃未了缘。年年碰撞前后壁，西西弗斯上下山。山无愚公终不移，海有精卫填亦难。为问诗人今何如，只将翰墨报平安。
图上钤有“尔泰合什”的印章。我面对此图沉吟良久。我想，这一是对我的呼应，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抄过几首杂诗给他，其中就有“垂垂老矣吴刚斧，西西弗斯上下山”之句；二则我以为这当是他在南加州西来寺作壁画时的轻车熟路。这回细读了他《敦煌四题》中的几句话，我才似乎更懂了他的深意。
在《面壁记》一题中，写到“文革”时分配他“持箕帚”打扫洞子，时时有些感悟，“所以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我在里头，毕竟是劳动改造。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鬼魂，互相咬啮撕扯。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
然而我在《寂寂三清宫》文中，又读到他静极思动心底的波澜：“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他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他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于是他又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写起来，自知像是玩火，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尔泰这里写的是四十年前的心境，这些文字写出至今，大约又有五六年了。不知他此时此刻心情怎样，我只能对他说，我还像当年那样幼稚，那样浅，但对他的怀念是真诚的，深深的。
注：①不久前花城又出版了高尔泰的散文集《寻找家园》，其中写到敦煌，包括上述两篇。
[color=#ff0000] 选稿:[/color]黄丽春 [color=red]来源:[/color]文汇读书周报 [color=red]作者:[/color]邵燕祥
[[i]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7 23:56 编辑 [/i]] 无话可说，真的无话可说……
高尔泰：反击之后的反思（永远的兵子）
在我眼中，高尔泰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好汉。他是学绘画的，但却以一篇《论美》跻身美学界；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有一身好武艺；他因为能画毛泽东的标准像才从鬼门关——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使他笔下的文字变得异常厚重、凝练，令人荡气回肠也让人惊心动魄。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有一番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①
读完高尔泰近作《寻找家园》，最打动我的也最让我叹服的是高尔泰的悲悯情怀、忏悔意识以及他的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可贵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大饥荒到处蔓延时，高尔泰因为受外单位邀请画一些配合形势的宣传画，画面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逐言开。白天迫于压力做假，晚上他则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
一次，高尔泰和几个同事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开荒。为了改善伙食，高尔泰受命和另一个同伴去打猎。当他俩吃尽辛苦追到那只受了伤的羊后，高尔泰的心一下揪紧了：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②
正是这些真诚、无情的自剖，显露出高尔泰高贵的品质。高尔泰因一篇《论美》被打成右派后，饱经磨难和打击，饱受摧残和侮辱，但他没有因此呼天抢地愤世嫉俗；没有因此消沉麻木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染上告密、诬陷、谄媚等时代病。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是非颠倒的年代，高尔泰出于自卫、求生的本能，难免做出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总能对自己不恰当的言行予以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以最快的速度将大脑中的思想毒素排除干净。
即使在那样一个魑魅魍魉猖獗一时的年代，即使在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之后，高尔泰仍难能可贵地对自己的言行予以冷静而充分的反思，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个高贵、大写的人，由此屹立于我们眼前。
一九六二年，26岁的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费尽周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但此地并非世外桃源，不久，高尔泰就卷入研究所的派系斗争中。当时，敦煌研究所有两派，一派以老所长常书鸿夫妇为首；另一派的头领也是一对夫妇，丈夫叫贺世哲，妻子叫施娉婷。
高尔泰能在敦煌研究所立足，应归功于常书鸿所长的热心奔走。出于报恩，高尔泰无法不站在常书鸿夫妇这边。但贺、施夫妇也极力拉拢他，而且，由于一件事，贺、施夫妇和高尔泰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还有一件事，也使高尔泰对贺、施夫妇很有好感。“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动机：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儿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两派头领和高尔泰关系都不错，高尔泰哪个都不想得罪，但问题是，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非是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不久，“文化革命工作组”驻进研究所，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就是高尔泰，批斗完毕，喝令他在家写检查。而高尔泰通过写检查，给了贺世哲重重一击。
“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的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一个月后，全所开大会。工作组要高尔泰在会上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让贺世哲败下阵来。“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疏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反击成功后，高尔泰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呢：“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按理，对贺世哲这样惯于兴风作浪、长于造谣诽谤之徒予以迎头痛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大快人心，而高尔泰为什么感到“深重的悲哀”呢？我想，高尔泰的反击本身无可非议，但他的反击手段似乎不太光彩。把贺世哲夫妇和自己的私下谈话当作重磅炸弹投向对方，虽属迫不得已，但毕竟有违做人的厚道。揭发、告密本是贺世哲之流惯用的伎俩，而现在，高尔泰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一切，且运用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这不仅让高尔泰感到“深重的悲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对这一切，也会感到“深重的悲哀”。
用告密、揭发的方法反击贺世哲，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显露出高尔泰特有的机智和勇敢，但无庸讳言，高尔泰这样做的同时，也无意间把自己的人格水准降低到和对方同样的高度。不过，应该指责的是那个残酷而荒谬的时代，是它让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卫、出于求生，不得不学会一些令自己厌恶的卑鄙伎俩——其令人痛心之处如同一个清白女子因为遭强暴而染上性病一样。不学会咬人，就难以生存，这，正是那个可怕年代的残酷、荒谬之处。好在高尔泰能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及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击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中咀嚼出一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悲哀。这丝悲哀将给予我们这些后来者以足够的警醒和绵长的回味。
徐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中，有一处说法不够准确：“……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高尔泰）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其实，王杰三并不是被高尔泰打服的，王杰三是因为被高尔泰抓住了把柄才不得不服的。
王杰三何许人也？高尔泰在《伴儿》一文中对他有详细的交代：“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腹胸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
让高尔泰恼火的是，这家伙经常在深更半夜踢他家的门：“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对王杰三的蛮横，高尔泰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怨气在心里积久了，总要爆发的。一次，在深山开荒，两人终于交起手来：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高尔泰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帐，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一路上，尽管高尔泰不断求饶，百般讨好，但王杰三不为所动。情急之下，高尔泰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听了这番话，开始，王杰三还很镇定，但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
“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出于自卫，高尔泰无奈之下只得威胁对方要揭对方的老底。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想，高尔泰如愿以偿之后除了松了口气外，绝不会感到高兴。因为靠揭老底、抓小辩的这种近乎无赖的办法制服对方，绝不是高尔泰所想做的。王杰三认输了，但高尔泰并非胜利者，因为他不是靠文明的思想去感化对方，也不是靠正义的力量来制服对方的。他教训对方的办法恰恰是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换句话说，高尔泰为了制服一个小人而不得不做了一次小人。
高尔泰对王杰三的反戈一击，让我想起“钱锺书打人”事件。钱锺书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那个“革命分子”，但打人之后的钱锺书并没有伸张正义的快感，反而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他大发感慨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当然，罪魁祸首仍然是那个荒谬的人妖颠倒的年代，它让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让斯文的人变得野蛮；让淳朴的人变得狡狯。我想，那个冷酷、野蛮年代的最可怕之处，或许在于它让人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电影《凡尔杜先生》的台词）
当然，高尔泰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一个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人，是不会让愤怒之火吞噬自己的良知的，也不会让荒谬的时代扭曲自己的心灵，更不会让污浊的社会腐蚀自己的品德。相反，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他学会了宽恕别人，也学会了拷问自己，正因如此，他高贵而圣洁的人格才在那个黑暗年代奕奕生辉。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某种程度而言，他是高尔泰的恩人，因为，正是在他的热心关照下，高尔泰才得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觅得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文革爆发后，两人的命运就绑在一块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有时也拉我陪斗。”
但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常书鸿夫妇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个叫韩素英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其时住在酒泉的高尔泰闻讯后，便去兰州找这位老领导。“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
可是，对于远道而来的高尔泰父女（因为妻子早逝，高尔泰无论到哪只能将幼女带在身边），常书鸿夫妇却十分冷淡，全然没了过去的那种热情。忍受不了对方的敷衍，高尔泰愤而告辞。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高尔泰去世不久的妻子）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又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高尔泰遇见一个名叫吴坚的人，此人曾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从吴坚口中，高尔泰才得知，常书鸿的处境并不好。
“……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得转吗？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这番话，使高尔泰陷入深深的反省中，他对常书鸿先生的抱怨、恼怒完全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蛮横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混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一个人，只有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会虚怀若谷宽容别人；才会毫不留情苛求自己。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勇于自剖，才会冷静而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丑陋和卑琐，只有这样才会防微杜渐防止人格的蜕化变质。高尔泰正是这种人。
注释：①《读书》2004第8期第36页
②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版第228、229页（为节省篇幅，本文其他引自此书的地方将不一 一注明） 感谢楼上转载了拙文。 楼上兄，原来就是永远的兵子，失敬。
先是在徐晓的《半生为人》中看到写高尔泰的那篇文章，很是喜欢，就开始搜寻更多的有关高先生的文字，看到兄台大作，就贴上来了，不想------，自作多情一把，缘分呐。 谢谢您当搬运工，您是在天涯上转来的吗？ 是的，天涯的闲闲书话。魏老师常在那儿泡吗？
[[i]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8 16:33 编辑 [/i]]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看到这一句时，泪水突然涌出来了。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
——解读高尔泰笔下的几个“犯人”
魏邦良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个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
高尔泰是夹边沟农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寻找家园》中，高尔泰以细腻的笔触，冷峻的语调回忆了几个夹边沟难友，几个难友相同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止；而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品质又让人掩卷沉思。
安兆俊：“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高尔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赶路，步行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庆祝大会一开始是全体人犯合唱《国际歌》，接着是刘场长训话。照例都是套话，听得高尔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1〕
原来，高尔泰一年前进农场时就带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2〕
听了场长的话，高尔泰直感到天旋地转。“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纽扣打瞌睡的人们，也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3〕
当然是一场虚惊。
农场的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记烧了。安兆俊是历史学家，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农场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时，在劳改队和劳教队，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这一点与纳粹集中营的做法很类似），安兆俊便当上了农业大队的大队长。因为是队长，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样，他才有机会看到了高尔泰的那本日记，他知道这日记是祸根，就冒险偷偷藏起来，“趁帮灶时，丢在炉膛里烧了”。
奥地利医生弗兰克曾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关于集中营里的俘虏，他说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话：
“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若晨星，却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4〕而“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5〕
可以肯定地说，安兆俊正是没有被苦难、被严酷的环境剥夺了“人性最后的自由”的人，所以，尽管身陷囹圄，尽管饱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尔泰的日记，很喜欢这个有思想的年轻人，也为他担心，怕他承受不了农场非人的折磨，于是，他冒险找了个机会，对高尔泰说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语重心长的话：
“┅┅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6〕
这番话很诚恳，也很精辟，对身处绝境看不到出路的高尔泰来说，安兆俊这番开导堪称及时雨。高尔泰由此意识到，即使在这样让人绝望、让人窒息的环境下，也能够“活出意义来”。事实上，对于任何年代、任何处境下的人，安兆俊这番话也如暮鼓晨钟一样令人警醒。
安兆俊这番话让我想起弗兰克的名著《活出意义来》。（我疑心安兆俊可能看过这本书，并深受影响，因为身处夹边沟的安兆俊的一言一行酷似集中营里的弗兰克）在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 〔7〕安兆俊就是通过冒死救助他人，冒死开导他人，而使自己被囚禁的生命变得富有意义，可以说，狱中生活为他提供了“提升其人格情操”的机会。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里。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安兆俊在高压下不屈从于强权的淫威，冒死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抵达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夹边沟险恶的环境为他提供了获得精神价值的机会。如果他听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话，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我的言行举止完全配得上我的痛苦。
“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显示出熠熠光辉来。” 〔8〕
我想，把这番话用在安兆俊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不过，夹边沟农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血肉之躯要经得住非人的折磨，光靠意志还不够，还得有恰当的方法。
纳粹集中营里的弗兰克某一天实在厌倦透了，于是，他强迫自己把思潮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间，我看到自己置身于一间明亮、温暖、高雅的讲堂，并且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声的来宾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难，从遥远的科学立场看来全都变得客观起来。我就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我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并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难全都变成我手上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题目了。” 〔9〕
身处困境，只有“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才能“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因为，人必须有一个未来的目标，才能激活内心的力量。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人就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够活下去。”
安兆俊也用了同样的方法，让自己超越了眼前的困境。
高尔泰第一次去安兆俊的号子，里面一叠整整齐齐的《工地快报》，引起了他的注意。“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别人用来卷烟或当手纸的材料，安兆俊为何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许是看出高尔泰眼中的困惑，安兆俊对他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 〔10〕
安兆俊的“着眼于将来”，与弗兰克的“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简直如出一辙。或许是安兆俊受到了弗兰克的影响，或许是两颗高贵而圣洁的心灵在相似的困境中获得相同的体悟，两位不屈之士不谋而合以同样的方法超越了眼前的困境，也以同样无私的行为提升了自己的情操。
令人痛心的是，安兆俊最终没能活着走出夹边沟农场。不过，即便面对死亡，一个人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正如一位伟人所说的那样，死亡，也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分，你可以像英雄那样有尊严去死，也可以像懦夫那样在哀号中死去。
弗兰克虽然很幸运地成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但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且决心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
“在病人营舍的第四天，我才刚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医官就冲进来，请我以自愿方式，前往斑疹伤寒病人区，负责医疗工作。我不顾好友的苦劝，不顾没有一位同业愿效此劳的事实，而决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队里，必然不久于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总得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我想，我与其茫无目的地苟活，或与其在生产不力的劳动中拖延至死，还不如以医生的身份帮助难友而死去。这种死，我觉得有价值多了。” 〔11〕
即便你无缘获得这种“有价值”的死（指因救助他人而死），你也可以让你的死变成一项“成就”——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
一位身患半身不遂的年轻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刚获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便接受手术也是徒劳；他又说，他看过一部影片，里头有个人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当时，他觉得能那样迎接死亡，实在是一大成就。如今——这位年轻人在信中写道——命运也给了他一个类似的机会。
一九六一年夏天，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面临关闭。高尔泰被送到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在那里，高尔泰遇见另一个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刘文汉。从刘的口中，高尔泰得知，安兆俊已死在夹边沟农场。
“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那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12〕
看来，安兆俊就是“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安兆俊之死为自己的短暂而富有意义的一生划下一根醒目而坚硬的惊叹号！
北岛曾云：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我以为，只有安兆俊这样尊贵而有尊严的死，才会振聋发聩，警示后人，才会有“冗长的回声”。
要活，就活出意义来；要死，就死得有价值。安兆俊正是这样的人。
龙庆忠：蓝皮袄是他生命之树上最后一片绿叶
在夹边沟农场，龙庆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夹边沟农场的首批犯人，但身上的那件衣服始终保持着初来时的光鲜。“他爱惜那件衣服远超过爱惜自己，也因此出了名。”他是怎样爱惜身上那件蓝皮袄的？高尔泰对此有详尽的描绘。
“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瘦得像把筋。衣架子一般顶着那件引人注目的藏蓝色的大皮袄，下面空空荡荡直透风。我说只要在腰上捆一道绳子，问题就解决了。他不，他说这是双面咔叽布，磨不得，一磨一道白印，哪经得起绳子捆！说着他一 一指给我看，袖口、肩膀、肘关节处磨过的地方，已经发白。他很伤心，抚摸那些伤痕就像抚摸伤口一样。袖口盖住手背，劳动不便，他不得不卷起一道，露出两圈雪白的羊毛。羊毛落上沙土，拍不掉，越拍打越往里钻。他时不时摘掉眼镜，眼睛贴着羊毛，顽强地寻找那里面的异物。休息时也不躺下，只是坐着打个盹。我躺着看他，那纤细的脖子和深陷的两颊，垂着的下巴和吊开的着的嘴，都无不呈现出深度的衰弱和疲劳。但他顽强地要坐着，劝不睡——衣服要紧。” 〔13〕
龙庆忠如此爱惜身上这件蓝皮袄，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是独子，自幼丧父。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把他带大；供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快三十了还没结婚，一心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但母亲是农村户口，按当时的制度，不能住在城里。龙庆忠对此想不通，就人前人后发了一通牢骚。反右运动中，他们单位“右派”凑不够数，给了他一个名额。来夹边沟之前，他不敢告诉母亲，第一次对母亲说了谎，说是出差下乡，可能时间较长，请她放心别急。临走前收到母亲一个邮包，里面就是那件使他在农场大出其名的蓝皮袄。他自然将这件蓝皮袄看作命根子一样。
在龙庆忠眼中，这件蓝皮袄决非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母爱的象征，甚至就是母亲的化身，所以，他绝不允许蓝皮袄上有一道折痕，沾一丝尘埃。蕴积在蓝皮袄里的深厚母爱，是龙庆忠在夹边沟农场支撑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纳粹集中营里，犹太人弗兰克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一次，在昏暗的晨曦中，弗兰克和难友们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蹒跚而行。看守们不时吆喝着，并以步枪枪托驱赶着他们。一路上，大家沉默无语，情绪低落。这时，弗兰克旁边的一位难友用衣领掩着嘴偷偷对弗兰克说：“我们的太太这时候要是看到我们，不知会怎样？我倒希望她们全都呆在营里，看不到我们这副狼狈相。” 〔14〕
这句话使弗兰克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妻子对自己的爱，心里感到巨大的慰藉。此后，两人虽同样默不作声、相互搀扶着往前走，但两人都知道，两人正在思念着各自的妻子。偶尔，弗兰克仰视天空，他从透出晨光的云层中竟然看到了妻子姣好的容貌，切十分真切地听到妻子的声音。那一瞬间，弗兰克首次领悟出一个真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并由此懂得了一个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
想念妻子使身处集中营里弗兰克感受到巨大的喜悦，他由此认识到：一个孓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维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间。
由此，我们也可得出结论，龙庆忠虽在夹边沟农场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他珍惜的那件蓝皮袄会让他常常沉醉在想念亲人的思维里，他也因此“享受到无上的喜悦”。
在夹边沟农场，体力活的繁重自不待言，精神上的孤独也让人不堪忍受。犯人和看守不可能有正常的交流，犯人之间也因为相互猜疑、防备而十分隔膜。繁重的劳动使人的身体吃不消，而巨大的孤独则会让人的精神受不了。不过，我认为，有蓝皮袄在身上，龙庆忠是不会孤独的。要想理解这一点，还是让我们先听一下弗兰克为我们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得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佛如一首诗。
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沉重的打击。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树的一根枝桠，枝桠上绽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太确定她话中的含义。她神智不清了吗？她偶然会有幻觉吗？我急忙问她那棵树有没有答腔。——“有的。”——答些什么呢？——“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15〕
如同这位女郎把一棵树当作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一样，龙庆忠肯定把那件蓝皮袄当作唯一亲近的人，可以想象，龙庆忠和蓝皮袄之间有过无数次温暖而热烈的倾心长谈，而每次长谈，都给了龙庆忠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在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中，那个患病少女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窗外常春藤树叶上，认为最后一片树叶凋零，自己的生命也会随风而逝，而蓝皮袄，则是龙庆忠生命之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这片树叶鲜嫩碧绿，这棵树就生机勃勃；这片树叶凋谢了，这棵树也就枯死了。龙庆忠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这件蓝皮袄，其原因在此。
郭永怀：“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
在夹边沟农场的看守眼中，郭永怀应该是最好的犯人。此人到过朝鲜，打过仗，负过伤，背上留着疤痕，如同英雄勋章。
“清晨哨子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起身，动作迅速利落。我们穿好衣服去打饭时，他已等在那里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时间一过，他总是刚听到哨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你还没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经拿着杠子，提着绳子，在那里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碱水的时候，他在里面泡得最久，泡得脚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谁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脱掉鞋袜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紧紧跟上。凡此种种，都无不招人厌，招人恨。” 〔16〕
农场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犯人干的都是强体力活，郭永怀如此积极，如此奋不顾身，无异于找死，而他这样不要命地干，也会把其他犯人活活拖死。
为了整治他，晚上开会时，大家众口一词，都说他“假积极”，说他有管教干部在场就出力气管教干部一走就磨洋工。郭永怀静静听着，一言不发。“队长叫他表态时，他就说他不是那样。但既说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证据，只能引来滔滔不绝的反驳和义正词严的新的指控。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下死力干活，不管你怎样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战，一不告饶二不放瘫。……就像你踩一块顽硬的小石头，怎么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 〔17〕
在夹边沟农场，犯人们又饿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郭永怀的这种表现实在不可思议，另外，他的死命干活也不是为了讨好看守，完全自觉自愿，这就更令人费解了。一次，高尔泰和他搭伙抬土，倒了土后，郭永怀拿着杠子飞奔回去，高尔泰则拿着筐子慢慢走。郭永怀不满高尔泰的偷懒，终于找了机会对高尔泰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说：老高，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说，我的身体不能同你比呀。他说，我的身体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谁都不能比，我从小没爹没娘，光着屁股给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长大的，咋能同吃饭长大的比呀！
我回答说，所以你也要保重点儿。他说，现在干就是保重，这也同打仗一样，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过仗，这样的事见了不知道有多少。” 〔18〕
原来，郭永怀如此拼命干活，是出于两个荒唐的念头：“干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郭永怀怕死，无可厚非；但他有这样的念头，则荒唐透顶，愚昧到家。因为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荒诞念头，郭永怀才把外在的强制性的苦役变成了内心的自觉追求。如果所有的犯人都像郭永怀这样想，这样做，最高兴的当然是看守了。
鲁迅曾说，专制的统治者倘想统治他的臣民，最好的办法是“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觉神经“完全的麻痹”，不能思想，但保留运动神经的功能，还能干活，也就是“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 〔19〕
从郭永怀身上，我们可看出，这种“奇妙的药品”，就是一些愚昧的念头如“干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之类；向人们注射这种“奇妙的药品”就是让人们失去思考的能力或者干脆没有思考的习惯。郭永怀是一个典型的愚民，他以自觉自愿的方式为夹边沟农场献出最后一丝力气（因劳累过度，他很快就死了），同时，他也为看守们推广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活标本。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挖空心思推行愚民政策，郭永怀这样失去思考能力的“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恐怕不在少数。统治者这样做，当然有其险恶的用心，如果人人都像郭永怀这样听话，这样把外在残酷的压制变成内心的自觉追求，那么“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20〕
一个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一过的，一个失去了思考能力的人如郭永怀，更是可怜的，当然也有一点可恨——他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但也因为主动臣服专制暴力的淫威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无意的帮凶——在夹边沟农场，他累死了自己，也拖垮了别人。他之所以“招人厌，招人恨”，其道理在此。
因为愚昧，郭永怀把歪理（“干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当作了真理，于是，他越怕死就越拼命干，而越拼命干，当然就死得越快。愚昧让他陷入怪圈难以自拔，愚昧让他无意间成了一个乖顺的奴才。愚昧让他彻底失去反抗心理，如同被阉割的人彻底失去性欲一样。
注释：
〔1〕〔2〕〔6〕〔12〕〔13〕〔16〕〔17〕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19、122、125、136、142、143页、
〔3〕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19页
〔10〕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22页
〔18〕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43页
〔4〕〔5〕〔9〕〔11〕〔14〕〔15〕引自弗兰克著《活出意义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70、77、51、38、72页
〔7〕引自弗兰克著《活出意义来》第70页
〔8〕引自《书屋》2004第六期第77页
〔19〕引自钱理群著《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5页
〔20〕引自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i] 本帖最后由 魏邦良 于 2009-5-18 17:55 编辑 [/i]]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弗兰克）
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文革，了解文革，认识文革。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 （弗兰克）
为此句，当浮一大白。
[[i] 本帖最后由 tian295 于 2009-5-19 08:00 编辑 [/i]] “突然间，我看到自己置身于一间明亮、温暖、高雅的讲堂，并且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声的来宾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难，从遥远的科学立场看来全都变得客观起来。我就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厄的处境。我把所有的痛苦与煎熬当成前尘往事，并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难全都变成我手上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题目了。”
想起了杨绛在《干校六记》中那个著名的元神出窍的情景，二者异曲同工。 [b]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42710&ptid=91347]4#[/url] [i]网事情缘[/i] [/b]
呵呵，回首起来，意味深远哟。 绝佳。发人深思。 呵呵，楼上，我说的“深远”，网事兄看了，会会意的。
高尔泰，我们擦肩而过。。。。。。 这篇还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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