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遥想“中心”当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其中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从1981年5月成立，到1985年6月与其他两中心合并，在短短4年时间里，以崭新的、年轻的面貌，以自由的、奔放的风格，以四两拨千斤的势能，开辟了决策咨询的新天地。谈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又要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结构调研组”说起。当初成立结构组，是为了研究现代国家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到底该是什么样子。1979年组织起来的结构组，历时十个月完成了大规模的调研。时间到了1980年春天。结构组组长马洪不想让这个队伍散掉，琢磨着以什么形式把队伍保留下来。他想建立一个民间的、非官方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是叫经济技术中心呢？还是技术经济中心？或者索性就技术中心？大家意见不一。朱嘉明记得他主张技术在先。理由大概是说经济发展需要技术推动。加之，此时已经有了薛暮桥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5月，马洪给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打报告，申请建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那是一份手写的申请。按中国人的习惯，手书是最郑重的。很快，申请就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既然批准了，就要刻图章。办公室主任张泽厚问马洪，这章怎么刻？是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说：“我们就是民间的，不搞理论，就搞技术经济。”张泽厚说：“咱们中国的国情是，如果没有官方的牌子，人家不理睬你。前一阵儿，您调各部的计划司司长来汇报工作，是因为国务院结构组的名义和您的威望。如果咱们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人家不会听，召集开会也不会来。前面还是应该有一个帽子，或加中国，或加国务院”。马洪采纳了张泽厚的意见。
马洪提出中心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不用局长、部长等官称。张泽厚说，技术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外出参加一些会议时，对中心不太熟悉的主办单位，往往把他们的座位排在远远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长安排在主要位置。他们的发言也被忽视。后来，中心在定职位时，不得不从俗，加上一个“长”字。
此时，马洪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所以，几位专职研究人员都来自工经所：朱嘉明，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慧炯和李伯溪，是马洪首创向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时考入工经所的。马洪希望技术经济中心以青年为主力。据说他有几个选人条件：一是好学校；二是学理工科；三是最好不是干部子弟。按照这个标准，工经所办公室主任许淑贤和张泽厚去北大、清华、人大物色人才。1981年11-12月，中心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是人大统计系的皮声浩、信息系的许小年、北大数学系的李善同、清华经管系的程秀生。李善同记得清楚，许小年11月14日报到，比自己早两天。当时规定，上半月来的，给1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给半个月工资。李善同“耿耿于怀”这两天之差，相差出了半个月的工资。1982年，丁宁宁、惠小兵、陈越、唐若霓、苗复春、曹思源等进入中心；1983年，中心又从清华招了几位研究生，有经管系的郭励弘、庞旁选，机械系的鲁志强，精密仪器系的周林。张泽厚笑着回忆：“鲁志强老翻旧账。当年他拿着介绍信到中南海来报道，我问他：‘你的组织关系呢？’‘什么组织关系？’‘党组织’，‘我不是党员’。其实我是看过他的档案的，可见当时并没有政治挂帅，居然把他不是党员的事儿给忘了。”
进入1980年代的中国，没有哪一项决策是单纯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或产业政策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能力将这些问题统一起来考虑。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重蹈过去几十年的决策失误，是当时那届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创建新型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是应运而生的。
我的面前摊着一片泛黄的 《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简报》，从1981年第1期到1984年；还有《参阅》、《技术经济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山西煤炭开发问题论证会议资料》、《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简报》、《石油经济专刊》等等，真是看得我目瞪口呆。其研究领域之宽广，研究程度之深入，研究方法之创新，每一桩每一件之兴师动众，上达总理下至基层，令人难以想象。略数一下：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200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坑口发电、海洋石油开发、三峡电站、核电站、核废料处理、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消灭森林赤字、消费品生产、农业发展战略、公路运输发展战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写下去的清单。仅1983年一年，技术经济中心的研究课题就有90项。90项啊！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马洪选了几位了不起的人作为技术经济中心的临时召集人。他们是：孙尚清、林汉雄、林自新、林宗棠。孙尚清是经济学家，和马洪搭档结构组的调研；林汉雄是水电专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浩（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张浩在延安病逝时，毛泽东曾亲自为他抬棺，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抬棺。张浩临死时，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林汉雄学了水电，后来担任过建设部部长；林自新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长；林宗棠是电力、机械专家，后来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多么完美的知识结构！他们不过是50岁左右的年纪。在1981年5月26日的碰头会上，五位设计师讨论中心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提出建立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充分发挥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力量；邀请24家单位作为中心的基本力量，建立一批协作单位，包括各部委规划院、设计院、研究院、科学院各学部、科委各学科组、科协的学会等，外加委托研究。也就是说，依靠、整合中国现有的科研力量，是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功的秘诀所在。这就是马洪说的，“中心不仅靠自身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所谓“组织研究”，就是以小博大，以少控多，体现高效和能量。
技术经济中心还聘请了一批顾问，像机械工业部的沈鸿，清华大学的张维，国家计委的徐礼章、董晨，科学院的邓裕民，水电部的苏哲文等。今天很多两院院士，都参与过当年技术经济中心的课题。在中心内部，则组成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专题组。年轻人有各自联系的部委和研究机构。按照马洪设计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图，一张以技术中心为中心的大网撒开了，继而向纵深编织这个网络。很多省也相应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使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了解和掌握国情的支点。上下左右的联系直接而有效，频繁而亲密。马洪，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超越条条块块，超越学科专业，打破中央地方界限。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同时考虑制度因素，使前者不空洞，后者不孤立。
1981年6月，国务院领导人指示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对开发山西煤炭的问题进行论证。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论证会上，余秋里副总理提出“六五”、“七五”要重点开发山西煤炭。不利因素是，运输紧张，缺水。他希望找出一个或几个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的方案来。他说：“如果你的方案比我的好，我给你磕三个响头，逢年过节去朝拜你。”课题开始时，人们把较多的目光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上，争论不休。马洪听了几次会，就意识到这种争论没有意义。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用再争了，关键是有了煤如何能够运出来。马洪把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规划基础，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能源保证。中心还协助山西省政府编制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1981-2000年），这是我国进行长期区域综合开发规划的首次探索。经过近1400人13个月的工作，于1983年5月取得阶段成果，完成了近700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积累的原始材料及报告数量有1公尺高。但是，在给中央领导写报告时，马洪要求文字不能超过2000字。他说：“搞政策研究的，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
以前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李伯溪说，是马洪提出要把国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形成中国的方法。为此，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建设项目参数的研究。马洪布置起草 《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作为有关部门执行的参考。他总负责，王慧炯、李泊溪分管，具体的起草则落在刚毕业的人大硕士许小年和清华工学学士丁宁宁身上。在这里，每个年轻人都要挑大梁，干中学，学中干。从此，可行性研究进入了中国投资决策体系。马洪的思想非常明确：我们“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
中心还成立了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组，组织和引导数学模型在各种经济分析预测中的应用。1981年9月模型组的工作会议上，推出了3个模型：国家计委综合局的国民收入宏观预测模型；社科院经济所的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与最终使用模型；工经所的投入产出动态活动模型。这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世纪末的2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也就是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为此，1982年10月，中心确定了《2000年的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任务是描绘出比较清晰具体的图像，描绘出200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供选择的途径和相应的决策。此时，世界银行正在进行《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与选择》研究，二者几乎同步进行，两边的研究人员也经常交流。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有科协108个学会和其他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1985年初，马洪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最后，他们上报了25条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其中的数量分析部分主要由周小川承担。这项研究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丁宁宁说，15年后，将当年的研究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比的时候，发现除了通讯、航空等一些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十分接近。李善同说，虽然预测的数字可能低了一些，但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那时都提出来了。负责联系《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的鲁志强曾回忆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十二大决议提出翻两番的同时，还提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即“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而课题组的结论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2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1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12.8亿。他们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鲁志强说：“这个观点遭到不少人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马洪要求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即同意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数是12.6583亿。
1983年11月5日，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有1600多人参加。这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新的概念、理念以隆重的方式大规模地宣传和普及。之后，中心又组织了两次讨论会。马洪、张寿、朱镕基、吴明瑜作为领导小组，十几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参加，从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经委、科委、社会科学院抽集一些人负责组织联络，出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编辑《对策研究》。1984年3月，他们完成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提出如下意见：1、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采取特殊优惠办法。2、试办开发新兴技术产业的特殊区域和经济实体。采取灵活的价格政策；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发行股票、债券等；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开业，允许民办金融机构注册开业，允许国外银行设立分行、代办处。3、采取有限的适当的保护政策。4、健全法制。
不必再列举了，这些已足以领略技术经济中心的风格和成就。鲁志强说：“技术经济中心当年做的项目都是‘原子弹’效果的。”这是说它能量大，是一个既撒得开，又收得拢的工作网络。
中心不断地为财经小组、国务院决策提出有分量的建议，报告研究动向和阶段性成果。那是一个大家最关心决策的时代，也是有可能参与决策的时代，是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时期。人说想领导之所想，马洪则说，“想领导之未想”，后人可能会称之为“御用经济学家”，甚至于包含贬义，批评其缺乏独立精神。他们有所不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马洪这一代老派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的其实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他们的全球眼光、历史感、学识、国学基础、理论素养、人格修养以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把握，团结合作精神，组织运筹能力，远非今天的一些人所能想象和估计。后来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鲁志强说，搞政策咨询的人和学者不同，他们的目标诉求不一样。政策咨询人员要用最合适的方式，争取达到最大效果，将国家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要对国家负责，而不是自己扬名立万。不仅不出名，甚至要埋名。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地点从月坛北小街3号楼2层两间办公室开始，后来搬到中南海工字楼。张泽厚回忆起一桩桩有趣的事儿：“我们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年轻人多，有朝气。隔壁就是经济研究中心，没我们活跃，他们十分羡慕我们”，“每周六下午卖一次鱼，是中南海里打上来的白鲢，2毛5一斤”，“李善同是学数学的，孙尚清让她读经济学的书，她看不进去，躺着看就睡着了。她觉得，洋洋万言，也不知道说什么，而数学推导只用1-2页就全明白了。后来李善同也成专家了，还到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课呢”，“马洪有水平，刻苦。他中午不睡午觉，找人去谈工作。而年轻人中午都想玩儿”。朱嘉明也说：“那时管理宽松，我们可以夏天在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瀛台。”
马洪宽容，年轻人管他叫好老头儿，可也时不时地跟他较劲儿，提意见，吵架。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例会，马洪听青年们的意见。朱嘉明最记得，“争论。没有任何一件事不争论。马洪听大家争论。常务干事会上也是争论”。丁宁宁也提到过，“当时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领导兼任的常务干事，常常把本部门的问题拿到中心来讨论。会议主旨报告后，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讨论是无拘无束的，有时候争论起来也很激烈，甚至忘记了各自的年龄和身份”。程秀生说：“马洪属于老一代中开放开明的人。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我像你们这个年纪时，早从最高位置上摔下来了’。”当时程秀生还不明白“摔下来”是什么意思，问人家：“他怎么摔下来了？”后来才知道，马洪曾被指为高岗的五虎上将，30岁出头即从东北局秘书长的位置下来。鲁志强说：“马老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一切新生事物始终保持着好奇和敏感。他把年轻人看作一群精灵稚气的孩子，以长者的慈祥，智者的包容，对待研究人员的一切。”
我发现，每一位当年技术经济中心的年轻人，对那些岁月都怀着美好的回忆和留恋。李善同说：“当年的中心有号召力，领导潮流。机构不在规模大小，不在办公条件，在于活力。”庞旁选说：“特别喜欢中心，特别舒服。一帮年轻人，有朝气，有见解，没有勾心斗角，那是个开放的气氛。”鲁志强还点出了一个事实：“今天回头看马老招收的这批年轻人，几乎是全部成才。一个机构一批人中总有成才者是常态，但一个机构一批人几乎全部顺利成长就值得思考了。”
如今，技术中心的创始人，马洪、孙尚清去世了，当年的年轻人也差不多是马洪那时候的年纪了。2008年3月9日，最早在中心工作的张泽厚、朱嘉明、皮声浩、许小年、李善同、程秀生聚会。不曾想，一个月后，皮声浩也因病去世了。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怀、遥想。 [size=6]光荣绽放的工经所[/size]
[b]柳红[/b]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四层红色砖楼。其中的二号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经济研究所的所在地。工业经济研究所在三、四层楼上。上世纪80年代早期，工经所是一个既没有学院气息，也没有学部传统，又没有国家机关限制的研究所，是认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先驱。正如王元所说，“那时候的工经所每天都有故事”。
工经所成立于1978年4月，马洪是第一任所长；第二任所长是蒋一苇，任期到1985年。在短短的七年里，工经所建功立业，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77年4月5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请示报告，要求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月后获得批准。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出任副院长。他们打算在原有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衍生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经济等研究所。此时此刻，马洪正率领一个考察组在大庆调研。他接到北京的命令，筹建工业经济研究所。此时，人们还料想不到，工经所的面世，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舞台上掀动起怎样的风云来。
马洪延请了一批人才。他们中有的是老革命，参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人，第一批探索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人，有实际经验、领导才能和学术基础。比如，担任过副所长的，有陆斐文，曾是延安女兵，沈阳第一机床厂总支书记，国家计委机械局副局长，经济研究所领导。因为资格老，有威信，人称“老太太”。她跟78级研究生朱嘉明和黄江南讲过自己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你们不能想象中国的工业基础是什么样的。开国大典时，根本找不着那么大的吊车往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像，那是用滑轮拉上去的”；还有来自国家计委的张宣三，他思想解放，知识丰富，1979年曾和许良英等人编译出版过《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薛宝鼎，是1948年归来的留美学生。156项工程建设时期，在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工作，他辅佐马洪，使工经所的研究成果得到姚依林副总理的重视。因而，姚依林指定工经所研究人员参加国家计委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担任过副所长的还有蒋一苇、周叔莲、吴家骏、裴叔平等，还有曾经是康生秘书的李鑫。
不能不提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了东北工业部。马洪是zhonggong东北局委员和副秘书长，朱镕基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马洪进京，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时，朱镕基也被调入国家计委，在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1978年，马洪将朱镕基从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调入工经所。
马洪设立了三个研究室，国内室、国外室和综合室，调来一批懂英、日、俄语的人才，专门搜集、研究国外管理理论和动向。
经济改革有两大块，一是农村、一是城市。无疑，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旗手。回过头看，马洪和蒋一苇领导的工经所，在推进城市改革，在探索工业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一上任，马洪就直奔主题，在1979年发表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得到企业领导的热烈支持，随后反映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此同时，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虽毁誉参半，也影响巨大。有一段时间，马洪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又是工经所所长，还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样的官学两界集于一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使他得以调动很多资源来完成重大的研究项目。在工经所内，马洪和蒋一苇分别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研究两个方向的带头人，彼此鼎立相助，成就大事。他们都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形成智囊。1979年的经济结构调查，马洪任结构组组长，经济所的孙尚清辅助；1981年作为宝钢论证组负责人，马洪带领部委和研究机构的各方面专家开展论证；之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也都做得有声有色。1984年,马洪委托周叔莲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后来还有吴敬琏等人加入修改。文中建议，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全会决议，最终被十二届三中全会接受。
1982年以后，马洪不再兼任工经所所长。蒋一苇的办所方针是，必须为中国经济实践服务，为企业服务。与马洪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侧重于企业。自1982年起，企管室对首都钢铁公司、成都量具刃具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上海机床厂等企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首钢是北京市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之一，成效显著，到了1982年试点期结束时，蒋一苇和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带着研究队伍，在首钢工作了40天。毕业留所的78级研究生陈佳贵、周绍朋、郑海航等都参加了调研，他们写了一份关于首钢实行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报告，通过马洪送给国务院领导。不久，这个报告被批准。他们在报告中提到的关于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也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于是，蒋一苇又带着这班人马去了重庆。这里经济权限小，条块分割，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必须扩大中心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还是通过马洪递交请示报告，很快，也被批准下来。
1984年，蒋一苇去二汽考察之后，写了《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自愿基础上搞好联合的调查报告》，胡耀邦总书记看到后，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对于促进企业联合、冲破条块分割起了推动作用。78级的王元告诉我，1986年，他和蒋一苇去欧洲访问，在飞机上，蒋一苇告诉他，行前，国务院负责人找到他，让他借这次机会了解关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他们的调研主题，也因此有了改变。回国后，蒋一苇带着邱靖基、刘纪鹏等人去重庆嘉陵机器厂搞股份制和企业集团试验，提出了全面构思和设计。讨论中，蒋一苇提出要成立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经营。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企业联合、股份制，国企改革的这条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研究探索走出来的，两年一个台阶。马洪和蒋一苇都有把调查研究成果变成政策建议的高超本领。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设计进行的。事实上，那时候的经济学也不具备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来自四面八方的合力，其中有官员、有经济学家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政治智慧，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突破。而马洪和蒋一苇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有着老派共产党员的赤诚，极富建设性和创造力，极富感召力和行动力。
在今天，MBA已经时髦过了；在那时，人们还没有听说。追根溯源，中国最早的MBA教育发生在工经所。1979年10-11月，马洪率“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考察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印地安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的管理教育，回国后，编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于1980年出版。书有十章，介绍管理教育体系：学制、课程、学生概况、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科研工作以及美国公司培训管理人员的情况。周叔莲说：这本定价0.73元、230页的小册子，“是中国第一本MBA教材”。他们看到，美国的企管人士都受过高等教育，而同行的鞍钢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处级以上干部中有近60%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蒋一苇做过一个调查，在国营企业担任管理工作的350多万人中，受过管理教育的不到10%，其余都是由工人提拔起来，部队转业过来，行政部门调来，技术干部转来的。而当时有管理专业的院校很少，企管人员又不能脱产学习。为此，蒋一苇提出八路进军：高校、职大、业大、电大、函大、刊大、夜校和培训中心。早在1979年下半年，蒋一苇就倡议并主持了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合办的“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讲座”，据统计，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听讲的超过200万人，发行800多万册教材。1983年，马洪和蒋一苇以工经所的《经济管理》杂志为依托，开办《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在全国设立了60多所分校，共4期，培训了4万人。由此，国家才开始在高校设立工商管理系，增设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点。后来，蒋一苇又创办了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研修中心。工经所除了两本杂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经济管理》和两份报纸《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外，还成立了经济管理出版社。
马洪和蒋一苇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工经所是他们实现鸿鹄之志的起点，也因为他们背负了历史使命而光荣绽放。1985年，周叔莲成为第三任工经所所长。与马洪和蒋一苇的风格不同，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纯粹学者。
如果说1980年代早期工经所的耀眼除了这些精彩的老人之外，还有一批精彩的青年。78级研究生杨沐，1988年3月被任命为工经所副所长，他说：“马洪是共产党内懂经济懂企业的专家，是能出政策的专家，不是学者，这使工经所和其他经济所有很大不同，并使工经所在社科院中处于独特的地位。当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很依赖于马洪提出的建议”。杨沐还说：“在1980年代初，工经所的朱嘉明和黄江南成为著名的‘四君子’中人，1984年，他们筹备召开了莫干山会议，我负责企业组。会后，北京的青年学者形成了几个互相支持的圈子，代表人物是，体改所的陈一谘、王小强；发展所的王岐山、周其仁；中信国际所的李湘鲁、朱嘉明；经济所的华生、何家成；工经所的杨沐”。当年的青年，如今已过中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科研教育、实业金融和中央地方的各个岗位上曾经和正在发挥着骨干作用。 [size=6][color=sienna]承前启后的结构组[/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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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柳红[/b]
改革是过去30年的主旋律。然而在1979年，“调整”被放在改革前面。zhonggong中央决定，在三年内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所谓调整，是调整经济结构。
1979年3月，zhonggong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挂帅，姚依林和张劲夫是专职成员。6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经济管理体制组，由张劲夫负责；经济结构组，由马洪负责；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由汪道涵负责；理论和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6月27日，姚依林在调研组座谈会上提出，要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一是现状，二是历史，三是国外经验。外国的发展道路也是调研的一个方面，“既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
今天看，成立这四个组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选准了四个最基本的问题。
结构组的负责人是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马洪是山西人，1920年生。他这一生，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有意思的交道。第一次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被评为延安模范青年，毛泽东给他颁发奖章；第二次是1939年春，毛泽东去马列学院作报告，马洪请求毛泽东题词。听马洪说爱读报，毛泽东挥毫写“看报有益，毛泽东”；马洪还说喜欢读书，毛泽东又写：“读书是好的，毛泽东”。马洪接着说自己对工作的感想后，毛泽东第三次提笔写“工作着是美好的”。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他写的《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十分精彩，其中第一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毛泽东在1949年3月西柏坡开的zhonggong七届二中全会上采用了五种经济成分的说法。只有“秋林经济”，用的是它的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也被写入政协的《共同纲领》。俗话说：三十而立。30岁的马洪担任东北局副秘书长，主持起草东北局重要的政策文件；1952年，进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两年之后，马洪被认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撤消党内外职务，时年34岁。《毛泽东选集》中，还为此点了他的名。1956年，马洪被重新启用，进入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1961年对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后，马洪参与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条例实施后，收到很好的效果。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泽东直到临终，枕边都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文革”后期，马洪担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兼30万吨乙烯工程副总指挥。
经济所的孙尚清辅助马洪抓结构组的日常调研组织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他们俩人长达十几年的搭档合作。马洪原本姓牛，18岁到延安时名叫牛黄，陈云要他改名马洪。有人十分机巧地开玩笑称，马洪和孙尚清的合作是“牛黄上清（尚清）丸”。
他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抽调了一些人加入结构组。也有的人参加两个组，像吴敬琏既参加结构组，也参加理论方法组。理论方法组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经济研究所。工经所第一届1978级的研究生也被吸收进各个调研组。朱嘉明、陈佳贵、郑海航等参加结构组，丁敬平参加技术引进组。经济所的张泽厚担任办公室负责人。办公地点设在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对面的计委楼上。
事关“结构”问题，此前都是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农、轻、重比例关系来分析阐述。提出经济结构，无疑具有极大的创新性。是谁先提出来的尚无从考证。不过国门既开，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蜂拥而来，可以看到日本和美国都有很多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为了快，来不及出版，有时采用摘译的办法。工经所的钱家骏、朱嘉明、王元等人翻译了一本写于1939-1940年的书 《美国的经济结构》。书有两编，一是《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业部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二是《向充分利用资源前进》，是经济专家关于经济结构的文章。1980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还有一个思想来源是关于三个产业的研究。中国过去只讲农轻重，没有了服务业。
结构组开始全面听取汇报。每周至少听取三位以上各工业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带着处长来做的汇报。一个一个部，完整地听下来，形成一个总体概念。
此时，马洪对于经济结构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1979年7月下旬，在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开的座谈会上，他第一次系统地谈经济结构问题。
首先提出问题：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同世界各国相比，发展速度都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别的国家富裕起来了，中国却很穷？为什么生产增长，生活却困难？他的回答是，国民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举“以钢为纲”的方针为例，马洪追问：这是哪儿来的？是上帝决定的，还是长官想当然、拍脑袋、天才意志决定的？还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钢只有成为最终产品时，才能供人们消费。应该由农业、工业发展的需要决定钢铁生产，而不是由钢来决定其他。1958年大跃进时决定钢产量翻一番，难道对钢的需要量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啦？他语重心长地提请大家：“‘以钢为纲’究竟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在党内是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的。”当时中国的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马洪以美国、苏联、西德、日本钢产量3000万吨时的经济结构与中国比较得出，我国虽然用了很多钢铁，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事情来，是一种以钢为纲的、农轻重的、闭关锁国的不合理经济结构。
此时，结构组的工作目标和内容已十分明确：弄清楚我国经济结构的历史、现状、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更深层的目的是，总结30年的历史经验。同时，研究一些主要国家，探索其经济结构发展的规律性，找到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结构。
酝酿了好多次，结构组决定从10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一，产业结构；二，技术结构；三，经济组织结构，包括专业化组织，联合化组织，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大中小型企业的关系；四，所有制结构，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的相互关系；五，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六，就业结构；七，投资结构；八，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九，价格结构；十，积累和消费的结构。结构组还打算研究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样子。研究三年调整时期和今后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提出逐步向合理的经济结构过渡的办法和步骤，为编制近期和长远的规划提供依据。
400多人的队伍，200多人搞理论，100多人作为综合调研直属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包括广东、海南、江浙、东北等等，进行经济结构调查，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经济调研活动。调研进行了10个月，到1980年春天基本结束。调研成果陆续上报国务院，提出在调整经济中必须着重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讲究质量而不是数量。1979年计划会上讨论“六·五规划”草案时，吸取了一些调研成果。
马洪和孙尚清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专著，在报刊上发文章。他俩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在1980年秋天完成，参加撰写的阵容十分庞大：有周叔莲、张卓元、杨坚白、李学曾、刘中一、戎文左、孙尚清、邱靖基、于祖尧、杨圣明、汪海波、陈吉元、张曙光、吴敬琏等数十人，共二十六章，分部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现状、问题，提出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开篇第一章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周叔莲写；最后一章是吴敬琏所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他指出，结构和体制互为因果。集中计划体制来源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反过来又加强这一路线，造成结构失衡。长期以来，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导致生产和需要脱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发展的决策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个别领导人的目标和意志处于支配地位，加上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决策失误等，使得既没有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也没有生产的高速增长。这本书1981年出版，一上市便脱销。有评论称，它是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它确实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本影响很大的书，有俄文版、英文版。当时的苏联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为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来华访问时，曾专门就经济结构问题拜访马洪，认为当时苏联经济结构问题比中国更严重，而这种情况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必然导致的。
结构组的调研对之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有重要影响。1982年，马洪出版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以研究生身份参加结构组的朱嘉明1980年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学》）和《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然后写《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被纳入上海知识出版社的《现代化知识文库》丛书出版。当时正在考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钱学森还就这本书给朱嘉明写了一封信，讨论产业革命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见那时，经济结构问题不是局限在经济界的问题，它被当作一个新概念、新知识来普及，启发了很多人的思想。一度非常流行的使用投入产出法也与经济结构研究相关。张泽厚留守多年，陆续出版了《经济结构研究丛书》18本。孙尚清则以经济结构研究作为自己带博士生的方向。而相关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研究随后兴起。
从经济结构的视角看，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彻底显现了，这对转向市场经济起了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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