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经济学家赵人伟
“文革”结束后，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以于光远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会议为标志，会议讨论了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它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等。事实上，改革实践也是从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入手的。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人们陷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中，以经典著作为依据循环论战，耗费了很多精力。其间，有一个人，独辟蹊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他所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在中国和英美分别出版中英文版。课题的数据以CHIPS(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s)著称。他就是曾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赵人伟。
76岁的赵人伟回顾说：“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我走了二十多年。而第一步，是在英国走的。”
1982年1月，49岁的赵人伟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学者，缘于两年前孙冶方和布鲁斯的一个口头约定。那次，他陪布鲁斯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孙冶方。孙冶方和布鲁斯在病房中谈起改革的话题，他们发现，彼此的理念相近。兴奋之余，孙冶方指着赵人伟对布鲁斯说：“让他跟你去学吧”，布鲁斯一口答应。恰巧，后来英国学术院和中国社科院有一个交流项目，成全了赵人伟。
到了英国，他们发现，原定1年的访问太短。布鲁斯给社科院写信请求延长1年；院长雷蒙·卡尔帮他筹措到第二年经费，也给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写信请求。然而，有人提出要审查经费来源，大费周折。赵人伟感慨：“一方面改革开放，一方面卡得还很紧。不要说搞研究了，连创造条件都很难。”
上午听课，下午研讨，晚上参加学术派对或自学。布鲁斯给赵人伟开了一个大书单。对于英文尚不过关的赵人伟来说，应付起来实在吃力。赵人伟说：“这把年纪学英语事倍功半。”说起学英语，顾准曾是赵人伟的老师。那是1972-1974年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的逍遥岁月，一同向顾准请教的还有吴敬琏、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顾准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文章，让他们读译。这使赵人伟得以走近顾准，感知一个有伟大思想和情怀的人。有一次，顾准拿了一篇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对赵人伟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赵人伟啃了几个星期也没翻出来。还有一次，赵人伟读英文版的《茵梦湖》，向顾准请救。顾准借过去看，在把书还给赵人伟时说，自己是流着眼泪看完这本书的。“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啊！”直到老年，赵人伟才体谅出顾准当时的心境。1974年批林批孔，军宣队组织经济所一些人审查加尔布雷斯的《中国之行》一书。赵人伟很乐意受邀参加，也是想趁机学点英语。直到出国前，他才正儿八经地在语言学院上了一个一周两次的业余英语培训班。
东西方教育体系之截然不同，给赵人伟印象极深：“我们的大学是记笔记、补笔记、背笔记、丢笔记。牛津是自由的教育，特别提倡思想碰撞，不仅同学科的碰撞，还有不同学科的碰撞。”接触各种思潮、观点，赵人伟的思想眼界大开。他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比较经济学，思考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左中右三派，莫里斯·道布、兰格、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从而有了国际眼光。反观国内正在进行的“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就感觉到还停留在口号经济学的层次。
触发赵人伟感想的新鲜事很多。比如车和人的关系。走在路上，每个汽车都避让他；而在中国，是人让车。当初接待布鲁斯，社科院安排了专车，每天在北京饭店楼下接送。布鲁斯觉得待遇太高了，自己就是一名教授。在英国，连爵士也不配车，只有勋爵才有。牛津大学圣彼特学院院长凯恩克劳斯爵士，曾担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长，是名副其实的“大官”。有一次他代表英国学术院在伦敦请大家吃饭，赵人伟也在座。到了晚上，已年过70的凯恩克劳斯说：“对不起，我8点要走，不然搭不上晚上从伦敦回牛津的公共汽车了。”赵人伟说，在用车方面，更见我们的官僚作风。到学校上班，布鲁斯步行，他的学生林至人开宝马，赵人伟骑自行车。给教授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开车而来。“汽车不是身份的象征。大家分工合作，互相尊重，”赵人伟由此引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进入第二年，赵人伟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自大学毕业的20年里，赵人伟的工资基本未变，直到1977年，才涨了7块钱。1981年，赵人伟跟许涤新、宋则行、刘国光到英国访问，驻英大使柯华介绍情况说，英国的阶级结构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不一样了，是菱型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赵人伟感到很新鲜。到了英国，布鲁斯也对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不过，现在英国的情况已经改变了。今天，英国的工人阶级搞革命失去的不见得是锁链，得到的也不见得是全世界。”赵人伟开始思考，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不是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成果呢？他看到很多留学生住在英国失业工人家里。他们虽然没有工资收入，靠房子出租和失业救济金也能活下去。而据1981年世行第一次考察中国的报告，中国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挣少量工资，有少量存款，得少量利息。赵人伟还考察过苏联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工人磨洋工的情形与国内“大锅饭“十分相似。总之，这一幅幅社会图景在赵人伟的脑海中远远近近地叠映，他渴望获得一个清晰的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国图景。
我问赵人伟，为什么当时选择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诸如国企改革之类的热点问题。他说，“国企改革涉及政企关系，比较难啃”。而这个选择发生在牛津，则是因为他第一次尝试着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人，要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因为人的智慧和特长不知在哪里开花。牛津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晚餐时间，赵人伟经常一边吃饭，一边和各种人交流。一顿晚饭要换几个地方，还要换相邻座位的人。他极欣赏牛津大学30多个学院之间的充分沟通和横向联系。
在研究方法上，此时，最吸引赵人伟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实证分析，他回答“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这对于从来都在接受诸如“共产主义理想应该是什么”这类规范命题的赵人伟来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1984年一回国，赵人伟便着手对工资和价格的双冻结时代、不同代人之间分配不公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他提出两种不公平：一是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造成的城乡差距，还有“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二是城市里的职务分配。论文发表在1985年《经济研究》上，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并被国外杂志转载。赵人伟说，“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点”。
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家批评科尔奈的实证研究是“实证非实证”时，赵人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只能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经验实证才是真正的实证。他决心走经验实证的道路。终于，在1988年，赵人伟领导的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成立起来了。他们雄心勃勃，花了半年时间按照国际标准设计调查问卷，开始中国研究机构最大一次付费入户调查。样本包括28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和10个省市的城镇地区，10000农户，9000城市户，每一户付30-40元。他们还首次发布了1988年的中国基尼系数0.382。然而，数据显示的收入差距远不如赵人伟亲眼所见来得震撼。
这是令赵人伟最痛心的。20多年来，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既有失公平，又没有效率。“原以为渐进改革会降低改革成本，事实证明，它也有使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赵人伟说。他还是“耿耿于怀”于公车的使用，他常常以1998年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没有兑现为例，说明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巨大代价。他们的研究还揭示了由于腐败、权钱交易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从而提出对权力的监督制衡和政治体制改革。
赵人伟清醒自己的历史责任，即转型初期的探索任务，也深知自身的历史局限。他说：“我主持课题有一个理念，既要几代人联合作战，又要几代人连续作战，实行滚动式发展。新的问题，特别是复杂的分析技术，必须依靠年轻人去探索，老一代人只能做新一代人的梯子，而决不能做拦路虎。”人到中年才迎来自己的研究黄金时期，这个错后，使赵人伟付出了加倍的辛劳。他说，“创造性的年龄已经过去了，只是在最后二三十年，补了一点、二点，历史就是这样。不伤心，不后悔”。一句 “我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安慰中奋斗了30年”，令人尊敬，也透着他无可奈何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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